《燕山夜话》第2/56页
“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这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由毛泽东同志所创办和亲自主持的《湘江评论》， 在创刊号上提出的振奋人心的口号。
革命的人民是一切都不怕的，首先是不怕天。只有天都不怕了，才能不怕鬼神，不 怕一切反动势力；才敢于革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走狗帮凶们的命。
最近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了一本《不怕鬼的故事》，好得很，它给了广大的人 民群众以巨大的思想政治教育。这部书里收集的不怕鬼的故事中，其实也包含有不怕天 的故事。
怕天，这是人类的一切神鬼观念的根源。因为对自然现象不了解，原始的人类才以 为在冥冥之中有天神主宰一切。由于怕天，结果对一切神鬼都害怕。因此不怕鬼神的人， 也一定不能怕天，也决不可怕天。
在《不怕鬼的故事》中，不怕天的故事也有十分突出的。比如，有一篇采自唐代裴 ?《传奇》的，题目是《陈鸾凤》。它描写大旱的时候，老百姓到雷公庙去祈雨，毫无 灵验，陈鸾凤大怒，一把火烧了雷公庙，并且把当地风俗禁忌的黄鱼和猪肉合在一起吃， 以激怒雷公，接着舞刀与雷公搏斗，打败了雷公，赢得了一场大雨。后来二十多年，每 遇天旱，他就坚持这样的斗争，都得到了胜利。
这是直接与天作战的古代传奇。象陈鸾凤这样的古代传奇人物，不但可以算做勇敢 的无神论者，而且应该算是反天命主义的猛士了。
古代反天命主义的思想很值得注意，最好有人也把它们收集起来，编成一本书，来 教育人民群众。《逸周书》上说：“兵强胜人，人强胜天。”这大概是最早肯定人能胜 天的言化。荀子在《天论篇》中也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 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是我国古代的一个唯物论者，他提出这种“制天”的主张， 应该承认在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中是一种杰出的思想。在他以后，历代还有不少思 想家表示了同样的见解。如林和靖在《省心录》中说：“人以巧胜天。”这在某种意义 上似乎是以肯定人能胜天为前提，而进一步比较具体地注意到要以巧取胜了。总之，天 不可怕、人能胜天的思想是我国人民传统思想中很有价值的一部分，我们应该继承与发 展它。
但是，要能够在实践中充分地表现出不怕天的精神，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今天， 只有我们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毛泽东思想做指导，彻底解放思想，这才能够真正 不怕天。
燕山夜话（一集） 欢迎“杂家”
无论做什么样的领导工作或科学研究工作，既要有专门的学问，又要有广博的知识。 前者应以后者为基础。这个道理十分浅显。
专门的学问虽然不容易掌握，但是只要有相当的条件，在较短时间内，如果努力学 习，深入钻研，就可能有些成就。而广博的知识，包括各种实际经验，则不是短时间所 能得到，必须经过长年累月的努力，不断积累才能打下相当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要 研究一些专门问题也就比较容易了。马克思在许多专门学问上的伟大成就，正是以他的 广博知识为基础的。这不是非常明显的例证吗？
但是，有的人根本抹杀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孤立地片面地强调专门学问的重要性， 而忽视了广博知识的更重要意义。他们根据自己的错误看法，还往往以“广博”为“杂 乱”，不知加以区别。因而，他们见到知识比较广博的人，就鄙视之为“杂家”。
殊不知，真正具有广博知识的“杂家”，却是难能可贵的。如果这就叫做“杂家”， 那末，我们倒应该对这样的“杂家”
表示热烈的欢迎。
古人对于所谓“杂家”的划分本来是不合理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把春 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很勉强地分为“九流”，即所谓儒家流、道家流、阴阳家流、法家 流、名家流、墨家流、纵横家流、农家流和杂家流。他所说的杂家是“合儒墨，兼名法”， 如《淮南子》、《吕氏春秋》等等。后人沿用这个名称，而含义却更加复杂。其实，就 以《淮南子》等著作来说，也很难证明它比其他各家的著作有什么特别“杂”的地方。 以儒家正统的孔子和孟子的传世之作为例，其内容难道不也是杂七杂八地包罗万象的吗？ 为什么班固不把孔孟之书列入杂家呢？
现在我们对于知识的分类，以及对于各种思想和学术流派的划分，比古人高明得多， 科学化得多了。我们本不应该再沿用班固的分类法；如果要继续用它，就应该赋予它以 新的观念，就应该欢迎具有广博知识的杂家在我们的思想界大放异彩。
旧时代知名的学者，程度不等地都可以说是杂家。他们的文集中什么都有。同样的 一部书，对于研究社会科学的人有用，对于研究自然科学的人也有用。随便举一个例子 吧。清代学者洪亮吉，他的文集和历来其他学者的文集一样，几乎无所不包，其中就包 含有他的人口论著作，比达尔文还早半个世纪。我国古代学者的文集，几乎都可以算是 百科论文集，都是值得珍视的文化遗产。
现在我们如果不承认所谓“杂家”的广博知识对于各种领导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 重要意义，那将是我们的很大损失。
燕山夜话（一集） 变三不知为三知
我们有时候谈起调查研究工作，就不免觉得惭愧，深深地感到自己对实际情况了解 太少，遇到别人问起许多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常常一问三不知。这种现象很不好。但是， 似乎一下子又不能完全克服。因此，心里总觉得纳闷。究竟怎样才能克服三不知的毛病， 而做到三知呢？这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
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三知？什么是三不知？人们往往嘴里会说：“某某干部简直 不了解情况，一问三不知真糟糕。”如果你要他解释怎样叫做三不知，管保他同样也是 一问三不知，根本答不上来。
三不知这个成语已经流传很久了，历来却很少有人注意去查究这个成语的来源。到 了明代，有一位不太知名的学者，江宁人姚福，在他所著的《青溪暇笔》这部书里，才 做了一番考证。他写道：“俗谓忙遽曰三不知，即始中终三者，皆不能知也。其言盖本 《左传》。”他不但把三不知的含义做了明确的解释，而且指明了这个成语的出处。
那末，我们无妨翻阅一下《左传》吧。在鲁哀公二十七年的记载中，的确可以找到 三不知这个成语的来源。事情是由晋荀瑶帅师伐郑引起的。当时荀文子认为对敌情不了 解，不可轻进。他说道：“君子之谋也，始中终皆举之，而后入焉。今我三不知而人之， 不亦难乎！？”由此可见，所谓三不知原来是说对一件事情的开始、经过、结局都不了 解，而所谓三知就是“始中终皆举之”的意思。
这个道理很重要，它给我们指出了对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的一个良好的方法，就 是要对客观的事物，由它的始、中、终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上进行调查研究。
什么是“始”呢？这就是事物的起源、开端或创始的阶段，它包括了事物发生的历 史背景和萌芽状态的种种情况在内。什么是“中”呢？这就是事物在发展中间的全部经 过情形，它包括了事物在不断上升或逐步下降的期间各种复杂变化的过程在内。什么又 是“终”呢？这就是事物发展变化的结果，是一个过程的终了；当然它同时也可以说是 另一个新的过程的开始。
把这三个阶段的情况总合起来，我们如果用新的术语加以阐明，那末，所谓三知的 正确含义，应该说就是对于客观事物进行历史的现实的全面的调查研究。否则，对客观 的事物就是三不知了。事物发生和发展的始、中、终三个阶段，是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 事物的原始阶段和中间阶段更显然是属于历史的范畴。至于事物的终结阶段往往就是当 前的现实。而对于这些又都必须进行全面的考察，把这些考察的结果综合起来，就得到 全面的认识。
我们决不要以为，调查研究只知道一个结果就够了。事实证明，这是绝对不够的。 有许多同志常常只晓得某一件事情的现状或工作的最后总结数字，而不晓得这些东西是 从何而来的。因此，他们有时候根据一些表面的现象所做出的判断，就不免与实际情况 不符。也有的同志只注意收集和调查许许多多零碎的现象，而缺乏系统的研究，以致他 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只能形成若干分散的概念，根本不能做出完整的科学的结论。这样的 人即便知道了很多的一个一个分散的互不连贯的现象，实际上还必然是一问三不知；或 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或者知其二而不知其一。
当然，过于性急地要想一下子把一切事情的来龙去脉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也是不切 实际的想法。我们应该对客观的实际情况，分别轻重缓急，先后有步骤地进行系统的调 查研究，才能逐渐改变一问三不知的状况，真正做到三知。
燕山夜话（一集） 北京劳动群众最早的游行
我们大家生活在我国的首都北京，对于北京的今天，人人都很关心，人人都很熟悉， 这是很自然的，也是完全应该的；而对于北京的昨天，知道的人就比较少，甚至有的人 简直对过去的事情很不了解，这是一个缺点。其实，对过去的历史了解得多一些，能够 体会我们的先人在历代封建压迫下怎样过那痛苦的生活，就一定会更加热爱我们今天的 社会主义制度，更加热爱我国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正在领导我们进行 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因为今天的中国和今天的北京，乃是历史的中国和历史的北京的 一个巨大发展啊！
今天的北京已经可以算得是一个现代的工业城市了；然而，历史上的北京却根本没 有什么工业，因而，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似乎北京在历史上也决不会出现劳动群众的队 伍。殊不知，事实并不是如此。远在三百五十八年前，公元一六○三年，当明神宗朱翊 钧统治中国的时候，在北京街头上，就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劳动群众游行的队伍。
原来早在一五九六年，即明代万历二十四年，北京西山门头沟一带的煤矿已经被开 采了。从那以后，北京西山的煤窑不但有官办的，而且有私人经营的，明朝政府派了税 官，专收矿税。到了万历二十六年，有一个太监名叫王朝，充当“西山煤监”，大肆敲 诈勒索。他一连搞了五个年头，简直把西山闹翻了。许多民窑的业主和煤窑和劳动者们 忍无可忍，不得不联合起来，于一六○三年的春天，采取行动，反抗明朝政府的封建压 迫。
据有关的史籍记载，当时的煤监王朝是神宗皇帝宠信的太监。他在西山一带催索矿 税，超过了民窑的负担能力，于是，民窑业主们推举了一个代表，名叫王大京，出面交 涉，要求减免税额。王朝一面选派了京营的军队，以武装催索税款；一面假借皇帝的 “圣旨”，把王大京等逮捕起来，事情闹大了，煤窑生产受了很大影响，许多窑主停止 了生产，挖煤的窑工和运煤的脚夫以及烧煤的人家都受到了威胁，他们终于联合了起来， 形成了巨大的群众队伍，到北京城里游行，呼冤请愿，使明朝封建统治阶级大为震惊。
明朝《神宗实录》中叙述当时的情况十分严重：“黧面短衣之人，填街塞路，持揭 呼冤。”“萧墙之祸四起，有产煤之地，有做煤之人，有运煤之夫，有烧煤之家，关系 性命，倾动畿甸。”明朝的封建统治阶级很害怕这些劳动群众“一旦揭竿而起，辇毂之 下，皆成胡越，岂不可念？”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之下，神宗皇帝不得不下旨撤回王朝， 另派陈永寿为煤监。虽然这不过是“以暴易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情况，但是这毕竟 是明朝封建政府对民窑群众让步的一个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