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康文集》第2/202页


  有了一辆自行车,就能带着家人出去玩,我和我妹妹就坐过我爸的新车,一前一后,从城市的马路上,一直骑到郊区的土路上,我估计我妈也趁我们兄妹两人不备,单独坐过我爸骑的新车出去浪漫过,他们俩人直到现在感情还很好。
  一九七六年的北京是个单调的北京,人们的服装颜色一般只有深蓝、黑色、绿色与白色,面料也就那么几种,连小孩子都能说出来,式样就更别提了。若是有外国人来,他一定会奇怪,以为全国为每个公民订做了一身制服,且无论春夏秋冬都穿着,如果那个外国人得出结论说,这是一个统一着装的国家,我一点也不会感到惊奇。
  汽车的种类也很少,总之,无论什么东西,都只有有限的那么几种式样,所以,对于每一种式样,大家都惊人地熟悉。就拿自行车来说吧,我从八岁就会修理了,无论是补轮胎还是给轴承上油,或是调整辐条,样样都会。修车工具简单得离谱儿,一把扳手,一把改锥,一切就全搞定,若是有什么地方需要特别的工具,人们也发明出一个个巧妙的办法应付过去。比如:需要内六角时,人们便用一块破布垫着,用改锥顶着,再用一块砖头或是锤子慢慢砸,这样,内六角也会随之慢慢转动,松开或是拧紧。
  记得当时人们相互发泄不满的主要方式,就是拔别人家自行车的气门芯儿,相当于把汽车轮胎的气儿给放了,但一辆自行车只需几秒钟便可把气儿放光,这一点,比放汽车的优越。轮胎没了气,这自行车就没法骑了,得推着,当时街边到处是打气的,打一次两分钱,你要是得罪人,就得成天去打气,有时,家长间相互交恶,就派小孩子去放别人家自行车的气。
  因为全国人民都骑自行车,所以骑得相当好,街上双手离着把飞车的帅哥多得是,每天都能遇到。但说到骑着自行车上楼梯什么的,就没有人那么干了,因为毁车,当时的人们珍惜自行车的程度,比现在爱护汽车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每到周日,院子里成排的男人带着小孩,在保养他们又实用又心爱的私人财产--自行车。
  所谓中心,就是人们围绕其生活的那个地点。
  在生活中,人们很容易强调其某些部分的重要性而忽略其余,而且,这种强调,往往随着年龄及人生经验的改变而改变。娇美的花朵必将枯萎,漂亮而合体的衣服总会过时,新鲜而深刻的爱情也会因缺乏持续的刺激而变得平平淡淡。通过努力及运气,人们战胜了贫穷,然而那匮乏的生活方式,有时竟也能成为人们愉快而温馨的回忆,曾经认为永恒而顽强的信
念,也会被一点点的怀疑而在一刹间倾颓。
  我相信,有多少个北京人,北京便有多少个中心。
  以我为例。
  少年时期,北京看起来还像个古代市镇,十分落后,很多条马路竟还是土路,那时候的活动范围不超过一平方公里,中心在家里。每天,从家里取得食物与父母的叮嘱,从这里出发,去学校上学,或去同学家玩,我们家住在右安门附近,那是北京的西南角,在我眼里,世界就是那么一丁点儿大。出了家门,向北走上三百米,便能看到绿色的护城河水,上面漂浮着油污,我记得竟有人从这水里钓鱼,我妈直接告诉我:"不卫生,吃了会死。"而向南走,则是一望无际的农田。
  青年时期,我的活动范围慢慢地扩大了,方式是逛商场、郊游以及一些看电影之类的娱乐活动。记得到了快二十岁,才对北京的方位大概有了个轮廓,知道了二环路以内是市区,而市区里二十层的高楼少得可怜,盖起一个饭店就是一件大事。老师曾带我们参观北京的所谓建国十大建筑,大会堂之类,记得有一个同学的父亲是建筑师,他看过些外国的建筑书,眼界比我们开阔,他边走边悄悄地评头品足,告诉我:"这些东西土得掉渣儿,其实没什么意思。"
  那时候对北京开始有了所谓中心的概念,至于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还真说不清楚。总之,我只记得一有什么事儿,爱凑热闹的北京人就纷纷涌向天安门广场,真是闻风而动,乘坐各种最简陋的交通工具,其中最流行的是自行车,多半为黑色,牌子还没有现在的汽车牌子多,且把这种交通工具利用得十分充分。我记得父亲就曾图侥幸,以一辆自行车带上我和妹妹,兴致勃勃地边骑边警惕地留心不要让警察抓到,就这样慢慢地来到天安广场。那时还有一些所谓的社会运动,这种运动的外在反映便是人们从各个角落向天安门广场奔去,直至天安门广场成为人的海洋。我至今仍感到奇怪,当时天安门广场是如何接待那么多人的,因为周围公厕稀少,更缺少小食亭,而人们的热情大概是去看看别人吧。作为一个北京人,我对人山人海这个词感到特别亲切,我想就是在天安门广场获得的体验。那时候的北京人除了盲目的热情以外,似乎就很难谈到别的。天安门广场让人们的好奇心获得一种满足,在那里,人们可凭直觉获得一种叫集体无意识的从众心理,并从其中获得兴奋以及力量,借以忘却生活中的沉闷压抑及精神物质方面的可怜与匮乏。事实上,现在看来,我认为用狂欢来比喻当时的北京人去天安门广场十分贴切,尽管并不是真的狂欢。但北京当代历史上所有重要的时刻,天安门广场毫无例外地都要聚起一批人来,他们在那里不停地走动,说话,四下看来看去,有时也高呼口号,既像乌合之众,又像是身怀某种痛苦却又有所期盼的见证人。
  接着,我进入中年,知道了北京城也不过是地球上一个极不重要的小角落,而地球在茫茫的宇宙中也极不起眼,很可能是完全地微不足道,对于北京这个城市也不像以前那样看重了。我只知我是个北京人,我熟悉这一城市,尽管这个城市十几年间大兴土木,形式上花样翻新。从外表上看,比以前更加干净更加热闹了,各式各样的生活用品被运进来,或就地制造。汽车渐渐地有代替自行车的趋势,外地人和外国人越来越多,富人占据好地方,获得很好的照顾,穷人被成批地迁出城外,生活也得到改善。文化在表面上进入多元。我认为,这个城市无论从地理上与心理上,都渐渐地没有中心这一概念了,一个个价格不等的住宅小区,把相近的人群封闭在一起,购物商场按照购买力把人们也分了档次,恒温写字楼里白领成堆,队伍空前地壮大,成为北京主要的生产和消费的力量。北京与中国别的城市差别仍会主要体现在娱乐业上,北京提供更丰富的娱乐层次,据说是什么都有,我认为这种有也仅是停留在表面的意思上,并无什么真正的实际内容。人们来到北京,居住在北京,怀着各种梦想,愿意把力气花在北京,愿意为未来而奋斗。有试图立业发迹的富人梦,也有出名成家的荣誉梦,更多的是希望得到慰藉的感情梦。人们在无形之中积极进取,努力从各个方面建立更坚强更美好的自我,努力使我相信,自我中心便是北京未来的主旋律,无论人们在哪里聚集,无论他们喜欢谁以及什么地方,但终究他们会从各个方面回归自我。虽然很难说清这一中心的具体内容,我猜是个矛盾丛生的混沌之地,理智与情感,高兴与难过,迟钝与敏感,生与死,但人们只能奔向这个中心,我想情况就是如此。
我自己
  我认为,所谓"真实生活"这四个字,它的所指是不明确的,事实上,每一时刻,在一个人身上有那么多事发生,而且每一件都是真实的。比如:一个人走在街上,他的腿感到有点酸,心里却想着昨天晚上吃的饭,眼睛里看到商店橱窗里的商品,你说,这几件事哪一件更真实呢?
  对于这个题目,我一时半会儿还真不知该说些什么,事实上,对于我,那些生活中重要
的事情,都写在小说里了,还剩下什么呢?我每天几点起床,吃的什么,平时去哪里购物,买了哪些书,听了哪些唱片,看了哪些电影,我喜欢穿什么式样的衣服,理什么样的发式,睡觉时采用什么姿势,遇到不高兴的事情如何对付,见到朋友时说些什么,看不惯什么人,这些重要吗?或是说,对于我,它有价值吗?我认为没有。
  无论如何,我觉得谈论自认为没有价值的事情是令人泄气的,那是一些无聊话语,适合在朋友聚在一起时没话找话时说,因为这些事情是如此地司空见惯,谈话者之间很容易从中找到共同点,用以加深谈话时的认同气氛,众所周知,与人相聚可不是为的吵架,而是为休息及娱乐,但是,在这里,我不得不指出,那种谈话是空洞的,其中丝毫没有任何智力因素。大家在一起,神形涣散,说着或听着一些不假思索、张嘴就来的废话,以此混过时间,我认为,那不是在谈话,而是一种不需付出任何劳动的愚蠢休闲。在这种休闲活动中,作为一个人最独特的东西--思想,毫无用武之地,仅靠人类说话的本能便能完成。
  我喜欢另一种谈话,比如说,几个朋友分别看了几本有价值的书,大家聚在一起,谈一谈那些书。这样至少可以插上那些有头脑的人的翅膀飞一飞,让个人思想有个活动的余地,借着那些有价值的话题,人们可以展开自己的观点与理解,最笨的人也能谈谈自己的感想,那些感想保不齐有一天就会成为他生活中的某种准则。不过,若是还没被送进精神病院,那么,对更多的人来说,上述谈话简直就是一种学术活动,老实的懒汉会认为可望而不可及,坏蛋会心怀妒恨,说出些什么"就你会装高雅"那一类令我讨厌的农民观点。
  因此,在这里,我只能说些令我讨厌的话,因为这是报纸嘛。人们翻动一版报纸,从里面找些可读的东西,若是从中读到"你就是一个笨蛋,你的生活毫无意义,你还活个什么劲呀?死了算了"这一类意思,那可没个不生气的。我可不想叫别人生气,不管是生那些文字的气,还是生自己的气,总之,我觉得我应写些叫他们高兴的事儿。
  那么,什么才能叫他们高兴呢?无非是那种话"哎,读者,你活得不错,至少比我强,我不如你,这里有种商品,适合你精明的趣味,你买一买吧,这里是我的一件倒霉事,你看,你没遇到吧?瞧,我身体垮了,我的一个女朋友把我甩了,你却不用为这些事担心,因为你好好的,你状态不错"。
  这一类话,我说起来可真不费力气,可也真觉得没劲,为什么呢?因为它完全是一种废话。可是,按照群众逻辑,废话总有废话的道理,要不怎么那么多人愿意听呢?按照这种逻辑,我不得不说,我的真实生活过得挺惨的,每天一起床就看书写书,拿着一个十块钱的计算器细数我的收入与支出,此刻,心中还会升起一种悲愤之情,挣钱真是太难太难了!要么就是逛商场,自我安慰说,先把这种贵商品寄存在这里,等有朝一日我有了钱--要是我的朋友们无聊,就聚在一起吃吃饭,说说无聊话,顺便抒发一通感慨,朋友真是不能少啊!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吃饱了以后找个看着顺眼的妇女通通奸,然后相互看着,得意地一笑,一起感受生活的美好与舒适,更好的还能展望一下将来,想想下一次!不过,我不得不抱怨几句,这样的事情真是太少太少啦!要是每天都这样该多么好啊!
  除了这些,我的真实生活还剩下什么呢?我想不出来了,若是非要硬讲,再讲下去也可以,那就是对于人生的愤怒与无奈,这是一种持续的状态,它的内容是:若像某些人所说,人生是有价值的,是令人鼓舞的,总之,是美好的,那么人们为什么要死去呢?若是相反,说人生是令人痛恨的、可怕的、痛苦的,那么为什么大家都奋力地活着呢?若是人生既不美好,又不丑恶,而是通过一些没完没了的细节编织而成,那么这细节的意义从何谈起呢?
  在生活中,个人通常总是处于情感之中的,人们被自己的情感所控制,而情感似乎是不请自来的怪客,它随时随地对人生中遇到的一切事情加以评判,从而使人感到难受或舒适,人们为了自己的情感而奔波,如同树叶向阳光展开,如同猛兽扑向猎物。在我眼里,情感的真实抵得上一切外物的真实,你可以不相信自己的伴侣或朋友,但你无法不相信自己的情感,情感始终对着自我说着真话,并设法使自我言听计从,令人为着更好的状态而努力。人们为迟迟不到的期望中的欣喜而忧愁,为降临的成功而干劲倍增,人的情感始终明白一件事,那就是无论如何,人们必须使自己对自己感到满意,除此以外,别的都不算什么。在我眼里,似乎真实的生活背后有一种冥冥的力量安排着一切,使个人为着某个既不明又不清的目标而迈进。这种情况的讨厌之处,在于你无法知道自己正在干着什么,在哪里,意义如何,在我的生活中,我被这种情况困扰多时。读写之余,仍不能消除我的不安与疑惑。我知道,我今天吃饭,明天会再吃。我还知道,我睡下,然后会醒来,只是为了捱到不再醒来的那一天。一切都是那样的重复而繁琐,我为某件具体的事务而欣喜,之后,再以同样的热情为另一件具体的事务而烦恼,然而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可以说,我的生活被这种猜疑败坏了,但是,连类似这种问题都得不到解答,我想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甘心的。
  我在二○○二年连着混了三个女友,都失败了,连急带气,还得了抑郁症,心情坏到了极点。睡眠八小时,竟能分成四段儿,中间都是浑身大汗地从恶梦中醒来,那恶梦恶得简直不堪回首。当然,醒来后情况更坏,心头犹如压了一块巨石,情绪无常,自卑得无以复加,头脑中永远转动着与这三个女友的事儿。忽而难受忽而愤怒,无法控制,那是一种自动转动,完全不停止。运动、会朋友、去欢场上散心,用什么法子也没有用。我就这么过了两个月,还吃了诸如百忧解之类的不管事儿的药,就这样折腾了一气,我也无法回到正常状态,我
终于颓了,就这样吧。
  因为脑子里就这么三个姑娘轮流转,所以我也踏实,总结一下吧,全是自我否定。自我否定令我感到痛苦,叫我看到自己是多么自私偏狭,不过,也可看出,与姑娘们很好地相处是多么不容易。与第一个女友相处不好的主要原因是,我有一个黑暗的下层阶级情感,那就是认为所有的人都应该去工作,而那个姑娘家境不错,对工作严重缺乏兴趣。她混在家里就吃家里,混在我这里就吃我这里,而她更愿意与我在一起,于是叫我有一种不停地在消耗的感觉。为摆脱她,我找了第二个女友。第二个女友认识我不久,便买了一处房子。事实上,她有点力所不能及,眼看着身为男友,我必须为此尽力,于是半路出逃,找到第三个女友。第三个呢,大学刚毕业,正忙着找钱出国,对我倒是不错,就是总爱独自跑出去与有钱人来往。眼看着她一会儿找到房租,一会儿做了个近视眼手术,一会儿又弄来台笔记本电脑,叫我感到又嫉妒又压抑,于是缘尽人散。三个姑娘的共同特点,就是小有姿色,我与她们相处失败的原因,我想是我无力或不愿意满足她们的所有欲望,这也是我感到痛苦的原因。
  我不能说我不需要她们,我想我是无法应付她们,在我与这三个姑娘之间,除了情以外,出现了一个令我说出来有点脸红的东西,那就是钱。我不得不说,在情与钱之间,很明显是钱占了上风,这是我在今年的发现,以至于我差点儿形成一个偏见,那就是把姑娘的姿色与钱挂上了钩儿。这个钩儿挂得我特不适应,但却是一种我遇到的事实。这种事实,改变了我与姑娘们的关系,令我们双方都感到难堪与不幸,叫我不得不这么想,若是我的钱不够多,那么我便只能拥有一姿色平平的女友。如果我的钱够多,且愿意花在女友身上,那么我便能拥有一个好看的女友。根据我的经验,结论是,我想拥有一个什么样的女友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我想或者我能拥有多少钱。
  叫我讨厌的是我自己不争气,偏以相貌取人,而遭致对方以钱取人的反击。我只好说,在我们这个时代,金钱与美女之间在文化上建立的联系是牢固的,远非个人力量所能拆除,还能怎么样呢?似乎去相貌平平的姑娘那里寻找真情更合理些,也许我会试一试,看看自己能否与这样的姑娘相处得更好一些。
  在日常生活中,怦然心动的时刻是如此之少,以至于我倾向于认为,生活在总体上风平浪静,一成不变,枯燥乏味,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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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例外总是有的。
  九月底我去交养路费,因为是最后一天,大厅里挤满了人,人们排成两大队,向前缓缓
地移动,我排了二十分钟,两支队伍都不动了,前面窗口因为什么事吵成一片,后面的人纷纷伸着脖子向前张望。我因为还有别的事,所以不停地看表,感到很着急,本想先走,以后再来,但想到若是晚交了,就得接受罚款,还得跑到银行去交,交完了罚款,还是得回到这里来,再次交养路费,这件事儿我以前经历过,那个麻烦劲儿,就别提了,于是心里更加焦虑。
  前面的吵架声越来越大,队伍仍旧是一动不动,站在我前面的是一位戴眼镜的小青年,他对我说到前面去看看,回来后仍站在我前面,我点点头,他走了。也许凑近点看人打架会让时间过得快点吧。我又等了一会儿,有点按捺不住,前面的骂人话传到我耳朵里,花哨而富于变化。而且其中有一个尖细的女声,叫人闻了其声,恨不得看看这个人长什么样,跟谁学的骂人?为什么骂得那么难听而丰富多彩?最前面的队伍早就没了,围成一个结结实实的小圈儿圈儿,像个死疙瘩,两支队伍倒像是从一个脑袋后面拉出的两条小辫子,很可笑。
  我下定决心,到前面看看去。
  于是我回头,想跟后面的人打一声招呼。我回过头,正看到一个小姑娘,个子很矮,穿着一身夏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一丝不乱,手里捧着一本书在读。不是一本杂志,不是报纸,也不是一本什么实用指南,更不是一本教人挣钱的读物,而是一本厚厚的小说。我扫了一眼,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海边的卡夫卡》,她读得十分专心,神态安详,对于外界发生的事情不闻不问,如同与她毫无关系,我怀疑她甚至不知道前面已经乱成一团了。
  看到这一幕,我怦然心动。
  我欲言又止,终于转回身来,怕打扰了她的阅读。放眼前后,我发现,在大厅里排队的人多达上百,除了身后这位姑娘以外,没有一个人手里有一本读物,甚至连报纸也没有。大家都站在那里,手里空空的,估计脑子里也一样地空洞,有的人发着愣,有的人背着或抱着包,有的人与其他人交谈、议论着什么。大家的神情都无奈而麻木。他们真是了不起,既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又对于这个世界熟视无睹,他们像是在忍受着什么似的站立着、等待着,令人同情,却又叫人感到无话可说。
  这是一段无聊而烦躁的时间,受到环境感染,人的心情会变得很坏。这个时刻人人必须经历,因为它把所有人裹挟其中,除了她,我身后的这一位姑娘。她是幸存者,她活在想像的世界里,在生命中不可重复的这一段时间内,她活在村上春树的小说中,被书中的故事与人物深深地吸引。这是一位了不起的读者,她与作者配合默契,共同在精神上抵御这个世界的种种不如意,创造着一种与普通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感到欣慰。
  前面的争吵声停了,队伍又在向前缓慢移动了,我前面那个小青年也回来归队,脸上带着一种心满意足的神色,就像是告诉别人,"这场架我看过了,现场版!"我没再回头,一直排到在窗口交完费,转身离去,离去时又看了姑娘一眼,只见她一手捧着书,一手在包里翻找着行驶本和钱包。
  回到家里,我泡了杯茶,从散乱的书堆中找出那本《海边的卡夫卡》,这本书我买了几个月了,却没有翻开过一页。
  人人喜欢遇到从头至尾浪漫的事,虽然人人无法遇到这种事,事情一般分为开头、中间与结尾。对于浪漫来讲,中间与结尾很难,但开头有时并没有想像中那么难。
  我仍能记得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夜晚,一头短发的巧克力是如何坐到我身边的。当时是在舞曲震耳、光线黑暗的新88号的舞池边。我坐在沙发里,她穿着短裙,留着短发,立志要在新年夜之前收一个帅哥回去庆祝新年,用以忘记她的泰国情人走后留给她的不高兴
。据她事后讲,不幸的是,由于喝多了,错过了时机,等她头脑昏沉地从沙发上醒过来时,舞厅里已没有帅哥了。于是,她便把目光落在我脸上,决定破罐破摔:收不着帅的,难道还收不着不帅的吗?
  她像具小僵尸那样直挺挺地走过来,又直挺挺地坐在我的身边,片刻,张了几下嘴,由于没话可说,又闭上了。终于,她伸过头,干巴巴地对我发出邀请:"咱们一起抽烟吧。"
  我递给她一支烟,我们一起努力睁开眼睛,望着舞池里扭动的人们,然后我点燃自己手中的香烟,又点燃她的。她把脸凑过来,在打火机的微光中,我看到她的脸,很好看。过了几天,我有机会多次看她,发现那天我看她的角度真是选得巧,我是说,她只在那个角度是很好看的。
  "你长得像块巧克力。"我说。
  "你像块砖头。"她对我说。
  我们就这么认识了,相互留了手机号,当然,我们不仅认识了,还一起抽了好几支烟呢。
  第二天夜里,我在愚公移山台球厅又碰到她,当时我和一个朋友正走到台球案子边想打台球,只见她从不远处的一个沙发里站起身,向我这一边看。于是冲她招招手,然后对她发出邀请:"新年夜跟我一起过吧?"
  "行。"话音未落,她的一个女伴便叫她,于是她转身离去。
  三十一日晚上,我与朋友们在一起吃晚饭。在饭桌上,大家试图搓合一对大龄男女。可气的是,说了半天才知道,这两人儿以前好过!现在俩人依然都是单身,心目中各有一个理想的男人与女人。当然他们一直在现实中没有遇到,于是我懂得了,旷男和怨女经常是捏不到一块儿去的。
  快到夜里十二点的时候,我们一行人准备扑到钱柜去玩。据朋友的可靠消息,他所在的包房里有一帮美女,正在寂寞地唱着卡拉OK。电话里,我问他:"这帮姑娘的情况你摸清了吗?"
  朋友自豪地回答说:"有主儿的我都知道。"
  "没主儿的呢?"
  "没主儿的长得都不怎么样。"
  听他这么一说,我一下子死心了。
  但因为无处可去,我们还是奔到钱柜朋友的包房。两伙无聊的人合到一处,可惜得到的仍是无聊。大家轮流上场唱情歌,一个比一个唱得好,可惜也只是唱唱而已。实际行动中,我看倒是一个比一个更无情。我听卡拉OK一小时,直觉得比听说瞎话还没劲,于是来到自助餐厅吃东西,意外地再次碰到巧克力。巧克力笑眯眯的,手里端着一杯饮料,我对她说新年好,她也对我说新年好,我说:"没想到新年真的碰上了。我们一起怎么过?"
  "我们一起抽支烟吧。"她仍对我这么说。
  于是,我们就在走廊里抽了一支烟,看着过年的人在眼前走来走去,烟抽完,我们告别离去。
  回头想一想,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我觉得这件事跟浪漫有关系。
  记忆里,第一次产生完美的感受是在一九八六年的夏季。那时候,我是个时髦青年,或者说,是个虚荣愚蠢的中学生。当时的所谓时尚叫做反叛,而反叛的内容,便是与家长、老师、报纸、电视上所说的一切对着干。那种对着干是十分盲目的,但十分适合青春期。我认为在青春期,人们产生一种奇怪的要求,那就是建立自我,使自我独立于整个世界。
  想要建立自我的第一件事,便是挣脱束缚,追求自由。与那个年龄联系起来,这第一件
事便是去做一些似乎对自己有利,但以前却从未做过的事。好在那时候,从未做过的事是如此之多,因此,反叛起来倒是挺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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