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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菱装篡，日浇，去皮，冬食，曰'酱大菱'。老菱脱蒂沉湖底，明春抽芽，搀起，曰'搀芽大菱'，其壳乌，又名"乌大菱'。肉烂壳浮，曰'氽起乌大菱'，越以讥无用人。搀菱肉黄，剥卖，曰'黄菱肉'。老菱晾干，曰'风大菱'。嫩菱煮坏，曰'烂勃七'。"南北的点心
苦雨
中国地大物博，风俗与土产随地各有不同，因为一直缺少人纪录，有许多值得也是应该知道的事物，我们至今不能知道清楚，特别是关于衣食住的事项。我这里只就点心这个题目，依据浅陋所知，来说几句话，希望抛砖引玉，有旅行既广，游历又多的同志们，从各方面来报道出来，对于爱乡爱国的教育，或者也不无小补吧。
我是浙江东部人，可是在北京住了将近四十年，因此南腔北调，对于南北情形都知道一点，却没有深厚的了解。据我的观察来说，中国南北两路的点心，根本『性』质上有一个很大的区别。简单的下一句断语，北方的点心是常食的『性』质，南方的则是闲食。我们只看北京人家做饺子馄饨面总是十分茁实，馅决不考究；面用芝麻酱拌，最好也只是炸酱；馒头全是实心。本来是代饭用的，只要吃饱就好，所以并不求精。若是回过来走到东安市场，往五芳斋去叫了来吃，尽管是同样名称，做法便大不一样，别说蟹黄包干，鸡肉馄饨，就是一碗三鲜汤面，也是精细鲜美的。可是有一层，这决不可能吃饱当饭，一则因为价钱比较贵，二则昔时无此习惯。抗战以后上海也有阳春面，可以当饭了，但那是新时代的产物，在老辈看来，是不大可以为训的。我母亲如果在世，已有一百岁了，她生前便是绝对不承认点心可以当饭的，有时生点小『毛』病，不喜吃大米饭，随叫家里做点馄饨或面来充饥，即使一天里仍然吃过三回，她却总说今天胃口不开，因为吃不下饭去，因此可以证明那馄饨和面都不能算是饭。这种论断，虽然有点儿近于武断，但也可以说是有客观的佐证，因为南方的点心是闲食，做法也是趋于精细鲜美，不取茁实一路的。上文五芳斋固然是很好的例子，我还可以再举出南方做烙饼的方法来，更为具体，也有意思。我们故乡是在钱塘江的东岸，那里不常吃面食，可是有烙饼这物事。这里要注意的，是烙不读作者字音，乃是"洛"字入声，又名为山东饼，这证明原来是模仿大饼而作的，但是烙法却大不相同了，乡间卖馄饨面和馒头都分别有专门的店铺，惟独这烙饼只有摊，而且也不是每天都有，这要等待哪里有社戏，才有几个摆在戏台附近，供看戏的人买吃，价格是每个制钱三文，计油条价二文，葱酱和饼只要一文罢了。做法是先将原本两折的油条扯开，改作三折，在熬盘上烤焦，同时在预先做好的直径约二寸，厚约一分的圆饼上，满搽红酱和辣酱，撤上葱花，卷在油条外面，再烤一下，就做成了。它的特『色』是油条加葱酱烤过，香辣好吃，那所谓饼只是包裹油条的东西，乃是客而非主，拿来与北方原来的大饼相比，厚大如茶盘，卷上黄酱与大葱，大嚼一张，可供一饱，这里便显出很大的不同来了。
上边所说的点心偏于面食一方面，这在北方本来不算是闲食吧。此外还有一类干点心，北京称为饽饽，这才当作闲食，大概与南方并无什么差别。但是这里也有一点不同，据我的考察，北方的点心历史古，南方的历史新，古者可能还有唐宋遗制，新的只是明朝中叶吧。点心铺招牌上有常用的两句话，我想借来用在这里，似乎也还适当，北方可以称为"官礼茶食"，南方则是"嘉湖细点"。
我们这里且来作一点烦琐的考证，可以多少明白这时代的先后。查清顾张思的《土风录》卷六，"点心"条下云：小食曰点心，见《吴曾漫录》。唐郑?为江淮留后，家人备夫人晨馔，夫人谓其弟曰"治妆未毕，我未及餐，尔且可点心。"俄而女仆请备夫人点心，?诟曰："适已点心，今何得又请！"由此可知点心古时即是晨馔。同书又引周辉《北辕录》云："洗漱冠栉毕，点心已至。"后文说明点心中馒头馄饨包子等，可知说的是水点心，在唐朝已有此名了。茶食一名，据《土风录》云："干点心曰茶食，见宇文懋《昭金志》：'婿先期拜门，以酒撰往，酒三行，进大软脂小软脂，如中国寒具，又进蜜糕，人各一盘，曰茶食。'"《北辕录》云："金国宴南使，未行酒，先设茶筵，进茶一盏，谓之茶食。"茶食是喝茶时所吃的，与小食不同，大软脂，大抵有如蜜麻花，蜜糕则明系蜜饯之类了。从文献上看来，点心与茶食两者原有区别，『性』质也就不同，但是后来早已混同了。本文中也就混用，那招牌上的话也只是利用现代文句，茶食与细点作同意语看，用不着再分析了。
我初到北京来的时候，随便在饽饽铺买点东西吃，觉得不大满意，曾经埋怨过这个古都市，积取了千年以上的文化历史，怎么没有做出些好吃的点心来。老实说，北京的大八件小八件，尽管名称不同，吃起来不免单调，正和五芳斋的前例一样，东安市场内的稻香春所做的南式茶食，并不齐备，但比起来也显得花样要多些了。过去时代，皇帝向在京里，他的享受当然是很豪华的，却也并不曾创造出什么来，北海公园内旧有"仿膳"，是前清御膳房的做法，所做小点心，看来也是平常，只是做得小巧一点而已。南方茶食中有些东西，是小时候熟悉的，在北京都没有，也就感觉不满足，例如糖类的酥糖、麻片糖、寸金糖，片类的云片糕、椒桃片、松仁片，软糕类的松子糕、枣子糕、蜜仁糕、桔红糕等。此外有缠类，如松仁缠、核桃缠，乃是在于果上包糖，算是上品茶食，其实倒并不怎么好吃。南北点心粗细不同，我早已注意到了，但这是怎么一个系统，为什么有这差异？那我也没有法子去查考，因为孤陋寡闻，而且关于点心的文献，实在也不知道有什么书籍。但是事有凑巧，不记得是哪一年，或者什么原因了，总之见到几件北京的旧式点心，平常不大碰见，样式有点别致的，这使我忽然大悟，心想这岂不是在故乡见惯的"官礼茶食"么？故乡旧式结婚后，照例要给亲戚本家分"喜果"，一种是干果，计核桃、枣子、松子、棒子，讲究的加荔枝、桂圆。又一种是干点心，记不清它的名字。查范寅《越谚》饮食门下，记有金枣和珑缠豆两种，此外我还记得有佛手酥、菊花酥和蛋黄酥等三种。这种东西，平时不通销，店铺里也不常备，要结婚人家订购才有，样子虽然不差，但材料不大考究，即使是可以吃得的佛手酥，也总不及红绫饼或梁湖月饼，所以喜果送来，只供小孩们胡『乱』吃一阵，大人是不去染指的。可是这类喜果却大抵与北京的一样，而且结婚时节非得使用不可。云片糕等虽是比较要好，却是决不使用的。这是什么理由？这一类点心是中国旧有的，历代相承，使用于结婚仪式。一方面时势转变，点心上发生了新品种，然而一切仪式都是守旧的，不轻易容许改变，因此即使是送人的喜果，也有一定的规矩，要定做现今市上不通行了的物品来使用。同是一类茶食，在甲地尚在通行，在乙地已出了新的品种，只留着用于"官礼"，这便是南北点心情形不同的缘因了。
上文只说得"官礼茶食"，是旧式的点心，至今流传于北方。至于南方点心的来源，那还得另行说明。"嘉湖细点"这四个字，本是招牌和仿单上的口头禅，现在正好借用过来，说明细点的起源。因为据我的了解，那时期当为前明中叶，而地点则是东吴西浙，嘉兴湖州正是代表地方。我没有文书上的资料，来证明那时吴中饮食丰盛奢华的情形，但以近代苏州饮食风靡南方的事情来作比，这里有点类似。明朝自永乐以来，『政府』虽是设在北京，但文化中心一直还是在江南一带。那里官绅富豪生活奢侈，茶食一类也就发达起来。就是水点心，在北方作为常食的，也改作得特别精美，成为以赏味为目的的闲食了。这南北两样的区别，在点心上存在得很久，这里固然有风俗习惯的关系，一时不易改变；但在"百花齐放"的今日，这至少该得有一种进展了吧。其实这区别不在于质而只是量的问题，换一句话即是做法的一点不同而已。我们前面说过，家庭的鸡蛋炸酱面与五芳斋的三鲜汤面，固然是一例。此外则有大块粗制的窝窝头，与"仿膳"的一碟十个的小窝窝头，也正是一样的变化。北京市上有一种爱窝窝，以江米煮饭捣烂（即是糍粑）为皮，中裹糖馅，如元宵大小。李光庭在《乡言解颐》中说明它的起源云：相传明世中官有嗜之者，因名御爱窝窝，今但曰爱而已。这里便是一个例证，在明清两朝里，窝窝头一件食品，便发生了两个变化了。本来常食闲食，都有一定习惯，不易轻轻更变，在各处都一样是闲食的干点心则无妨改良一点做法，做得比较精美，在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现在，这也未始不是切合实际的事情吧。国内各地方，都富有不少有特『色』的点心，就只因为地域所限，外边人不能知道，我希望将来不但有人多多报道，而且还同土产果品一样，陆续输到外边来，增加人民的口福。
生活奏鸣曲 第2章 第二辑(1)
红楼内外
我们埋头，从图书馆，实验室中去建立我们国家的新文化；我们苦斗，在学生运动中写上了"一二九"，"一二一六"的史诗。"北 大 老"
朱海涛
"北大老、师大穷，惟有清华可通融!"是北平每一位女学生所熟知的话。我初到北大时自负年轻，对这话颇不服气。
过了些日子有机会出城，走入了清华园，悲哀得很。到这里一比，自己果然老了!他们的学生就是年轻，而且许多许多青年得出奇，像是一群十五六岁的孩子。尽管是蓝布大褂，但干干净净的熨得笔挺，一张张红润的笑脸，在宽广无垠的碧草地上闪着，不容易见到北大常见的那种"老气横秋"或"自思自叹"的面孔。下课的十分钟，从园这头的工业馆，顺着对角线，赶到园那头的化学馆，地质馆去，即使是骑脚踏车也不敢走慢，于是来往如织的行人，很少有北大雍容大雅，满不在乎的"方步"。走进体育馆满屋子光着膀子的人滚做一堆，我明白这是"斗牛"，北大没有人做这种傻事。有时还看到一个光着脊梁，只穿一条短裤的人爬在晶滑的地板上，用鼻子向前拱一只小皮球，我不禁哑然笑了，怪不得，连我这做客的都顷刻感到年轻了十五岁!
老，并不一定在年龄上，空气可以叫你老。走进北大大红楼，一些穿着长衫，无所事事的工友在两旁垂手一站，马上使你想到京师大学堂时："请大人立正"的威风，于是自己不觉将头微微一点，很够谱，可是立刻老了二十岁。有人说北大的工友多到每两位同学可以摊一名，这也许说得过分点，但一与三之比是有的。据说教育部派来视察的督学，曾建议裁工友，但成效似乎不多，我记得我住的乙巳楼楼下，那位老路(倒的的确确是位很好的老人)好像就成天只盘着我们三人的事。当然我们也并不会有多少事的。
初次到注册课，一屋子十多个人都是办注册的，偏偏管我那事的一位不在，于是只好站在柜台外静观办公桌上的职员先生们慢慢喝完了豆浆，吃完了烧饼果子，闲谈。好半天，那位先生来了，我说明是领入学证的，这一下坏了，入学证不知长了腿溜到哪里去休息了，翻箱到卡的再也找不着，没法，只好再预备一个。这是很讲究的红『色』硬卡纸做的，小而俊。于是另外一位书记先生为着他那铁画银钩的书法得到了用武之地，一笔不苟地恭楷重新写起，半晌，写完，晾干，交给那位先生，这时就缺一个教务长的章子了，也是活该有事，咔嚓盖下去，偏偏盖倒了，我因为等得已久，建议"倒着就倒着吧，还不一样用?"那位先生却是守正不阿，坚持非重新再写一个不可。书记当然不会反对(他正闲得嫌没事做)。我的腿肚子虽有点不赞成，但也没法拒绝他的好意。又过了半点钟，写妥。注册先生举起了教务长章子，我有点胆颤。总算还好，这回盖得端端正正。于是我欢天喜地的捧了这第三张入学证出了注册课。真是"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
站在那里等的时候，不知怎样想起一幅春联："天增岁月人增寿"。老了。
我更想起另一所学校里一位工友管着上上下下两座楼房，七八十学生的杂务。也想起另一处注册课，一个人将北大这一屋子的活全做了，而且做得没漏洞。
如果北大"老"，仅只老在这种地方，则可以休矣!幸得还并不如此。
当你下课回宿舍，迎面走来那头发花白的老门房，一言不发的从一堆信里检出一封来给你，没错，准是你的。也许你诧异你搬进来才不几天，这几百人中他怎会认识你?不相干，岂在乎你这一个!他脑中一本四十年雪亮的帐，当初谭平山住的是哪间房，顾颉刚和『毛』子水是同屋，……他可以如数家珍的告诉你。
摩娑着刻了"译学馆"三个大字的石碑，我们缅怀当年住在这里面的人，每月领四两学银的日子。在三院大礼堂前散步，我们追念着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时，多少青年人被拘禁在这里面。徘徊于三一八殉难同学纪念碑前，我们想起这国家的大难就有待于青年的献身。这一串古老的历史的累积，处处给后来者以无形的陶冶。我们埋头，从图书馆，实验室中去建立我们国家的新文化；我们苦斗，在学生运动中写上了"一二九"，"一二一六"的史诗。北大的历史愈古老，北大的精神更发扬!文化教育都不是一朝一夕能有成就的，北大地质馆里几十年收集编制的标本图表，物理化学实验室里精美的仪器，图书馆中一年比一年多的图书，没有一处不使我们感到"北大老"的可贵!
现在这一切好的坏的老北大全给敌人破坏了，我们要打回去，用年轻的勇气，重建起年轻的"老北大"来，去掉那一切腐旧衙门气，那么北大之"老"才是百分之百的值得骄傲了!三 沈 二 马
周作人
三沈
平常讲起北大的人物，总说有三沈二马，这是与事实有点不很符合的。事实上北大里后来是有三个姓沈的和两个姓马的人，但在我们所说的"五四"前后却不能那么说，因为那时只有一位姓沈的即是沈尹默，一位姓马的即是马幼渔，别的几位都还没有进北大哩。还有些人硬去拉哲学系的马夷初来充数，殊不知这位"马先生"，--这是因为他发明一种"马先生汤"，所以在北京饭馆里一时颇有名，--乃是杭县人，不能拉他和鄞县的人做是一家，这尤其是可笑了。沈尹默与马幼渔很早就进了北大，还在蔡孑民长北大之前，所以资格较老，势力也比较的大。实际上两个人有些不同，马君年纪要大几岁，人却很是老实，容易发脾气，沈君则更沉着，有思虑，因此虽凡事退后，实在却很起带头作用。朋友们送他一个徽号叫"鬼谷子"，他也便欣然承受。钱玄同尝在背地批评，说这混名起得不妙，鬼谷子是阴谋大家，现在这样的说，这岂不是自己去找骂么?但就是不这样说，人家也总是觉得北大的中国文学系里是浙江人专权；因为沈是吴兴人，马是宁波人，所以有"某籍某系"的谣言，虽是"查无实据"，却也是"事出有因"；但是这经过闲话大家陈源的运用，移转过来说绍兴人，可以说是不虞之誉了。我们绍兴人在"正人君子"看来，虽然都是把绍兴师爷一流人，『性』好舞文弄墨，但是在国文系里，我们是实在毫不足轻重的。他们这样的说，未必是不知道事实，但是为的"挑剔风『潮』"，别有作用，却也可以说弄巧成拙，留下了这一个大话柄了吧。
如今闲话休题，且说那另外的两位沈君，一个是沈兼士，沈尹默的老弟，他的确是已经在北大里了，因为民六那一年，我接受北大国史编纂处的聘书为纂译员，共有两个人，一个便是沈兼士，不过他那时候不在城里，是在香山养病。他生的是肺病，可不是肺结核，乃是由于一种名叫二口虫的微生物，在吃什么生菜的时候进到肚里，侵犯肺脏，发生吐血；这是他在东京留学时所得的病，那时还没有痊愈。他也曾从章太炎问学，他的专门是科学一面，在"物理学校"上课，但是兴味却是国学的"小学"一方面；以后他专搞文字学的形声，特别是"右文问题"，便是凡从某声的文字也含有这声字的意义。他在西山养病时，又和基督教的辅仁学社的陈援庵相识， 陈研究元史，当时著《一赐乐业考》《也里可温考》等，很有些新气象；逐渐二人互相提携，成为国学研究的名流。沈兼士任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陈援庵则由导师，转升燕京大学的研究所主任，再进而为辅仁大学校长，更转而为师范大学校长，至于今日。沈兼士随后亦脱离北大，跟陈校长任辅仁大学的文学院长，终于因同乡朱家骅的关系，给国民党做教育的特务工作，胜利以后匆遽死去。陈援庵同胡适之也是好朋友，但胡适之在解放的前夕乘飞机仓皇逃到上海，陈援庵却在北京安坐不动；当时王古鲁在上海，特地去访胡博士，劝他回北京至少也不要离开上海，可是胡适之却不能接受这个好意的劝告。由此看来，沈兼士和胡适之都不能及陈援庵的眼光远大，他的享有高龄与荣誉，可见不是偶然的事了。
另外一个是沈大先生沈士远，他的名气都没有两个兄弟的大，人却顶是直爽，有北方人的气慨；他们虽然本籍吴兴，可是都是在陕西长大的。钱玄同常形容他说，譬如有几个朋友聚在一起谈天，渐渐的由正经事谈到不很雅驯的事，这是凡在聚谈的时候常有的现象，他却在这时特别表示一种紧张的神『色』，仿佛在声明道，现在我们要开始说笑话了!这似乎形容的很是得神。他最初在北大预科教国文，讲解的十分仔细，讲义中有一篇《庄子》的《天下篇》，据说这篇文章一直要讲上一学期，这才完了，因此学生们送他一个别号便是"沈天下"。随后转任为北大的庶务主任，到后来便往燕京大学去当国文教授，时间大约在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吧，因为第二年的四月，李守常被捕的那天，大家都到他海甸家里去玩；守常的大儿子也同了同学们去，那天就住在他家里；及至次晨这才知道昨日发生的事情，便由尹默打电话告知他的老兄，叫暂留守常的儿子住在城外。因此可以知道他转往燕大的时期，这以后他就脱离了北大，解放后他来北京在故宫博物院任职，但是不久就故去了。至今三位沈君之中，只有尹默还是健在；但他也已早就离开北大，在民国十八年北伐成功之后，他陆续担任河北省教育厅长、北平大学校长、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后到上海任中法教育职务，他擅长书法，是旧日朋友中很难得的一位艺术家。
二马
现在要来写马家列传了。在北大的虽然只有两位马先生，但是他家兄弟一共有九个，不过后来留存的只是五人，我都见到过，而且也都相当的熟识。马大先生不在了，但留下一个儿子，时常在九先生那里见着。二先生即是北大的马幼渔，名裕藻，本来他们各有一套标准的名号，很是整齐，大约还是他们老太爷给定下来的，即四先生名衡，字叔平，五先生名鉴，字季明，七先生名准，本字绳甫，后来曾一度出家，因改号太玄，九先生名廉，字隅卿，照例二先生也应该是个单名，字为仲什么；但是他都改换掉了，大约也在考取"百名师范"，往日本留学去的时候吧。不晓得他的师范是哪一门，但他在北大所教的乃是章太炎先生所传授的文字学的音韵部分，和钱玄同的情形正是一样。他进北大很早，大概在蔡孑民长校之前，以后便一直在里边，与北大共始终。民国廿六年(一九三七)，学校迁往长沙，随后又至昆明，他没有跟了去，学校方面承认几个教员有困难的不能离开北京，名为北大留校教授，凡有四人，即马幼渔、孟心史、冯汉叔和我，由学校每月给予留京津贴五十元，但在解放以前他与冯孟两位却已去世了。
马幼渔『性』甚和易，对人很是谦恭，虽是熟识朋友，也总是称某某先生，这似乎是马氏弟兄的一种风气，因为他们都是如此的。与旧友谈天颇喜诙谐，唯自己不善剧谈，只是傍听微笑而已。但有时迹近戏弄的也不赞成。有一次刘半农才到北京不久，也同老朋友一样和他开玩笑，在写信给他的时候，信面上写作"鄞县马厩"，主人见了怫然不悦，这其实要怪刘博士的过于轻率的。他又容易激怒，在评议会的会场上遇见不合理的议论，特别是后来"正人君子"的一派，他便要大声叱咤，一点不留面子，与平常的态度截然不同。但是他碰见了女学生，那就要大倒其楣，他平时的那种客气和不客气的态度都没有用处。现在来讲这种轶事，似乎对于故人有点不敬的意思。本来在知识阶级中间这是很寻常的事，居家相敬如宾，出外说到太太时，总是说自己不如，或是学问好，或是治家有方；有些人听了也不大以为然，但那毕竟与季常之惧稍有不同，所以并无什么可笑之处，至多是有点幽默味罢了。他有一个时候曾在女师大或者还是女高师兼课，上课的时候不知怎的说及那个问题，关于"内人"讲了些话，到了下星期的上课时间，有两个女学生提出请求道：
"这一班还请老师给我们讲讲内人的事吧。"这很使得他有点为难，大概只是嗨嗨一笑，翻开讲义夹本，模糊过去了吧。这班学生里很出些人物，即如那捣『乱』的学生就是那有名的黄瑞筠，当时在场的她的同学后来出嫁之后讲给她的"先生"听，所以虽然是间接得来，但是这故事的真实『性』是十分可靠的--。说到这里，联想所及不禁笔又要岔了开去，来记刘半农的一件轶事了。这些如教古旧的道学家看来，就是"谈人闺阃"，是很缺德的事，其实讲这故事其目的乃是来表彰他，所以乃是当作一件盛德事来讲的。当初刘半农从上海来北京，虽然有志革新，但有些古代传来的"才子佳人"的思想还是存在，时常在谈话中间要透『露』出来，仿佛有羡慕"《TXT下载吧》"的口气，我便同了玄同加以讽刺，将他的号改为龚孝拱的"半伦"，因为龚孝拱不承认五伦，只余下一妾，所以自认只有半个"伦"了。半农禁不起朋友们的攻击，逐渐放弃了这种旧感情和思想，后来出洋留学，受了西欧尊重女『性』的教训，更是显著的有了转变了。归国后参加《语丝》的工作，及张作霖入关，《语丝》被禁，我们两人暂避在一个日本武人的家里，半农有《记砚兄之称》一小文，记其事云：
"余与知堂老人每以砚兄相称，不知者或以为儿时同窗友也。其实余二人相识，余已二十七，岂明已三十三。时余穿鱼皮鞋，犹存上海少年滑头气，岂明则蓄浓髯，戴大绒帽，披马夫式大衣，俨然一俄国英雄也。越十年，红胡入关主政，北新封，《语丝》停，李丹忱捕，余与岂明同避菜厂胡同一友人家。小厢三楹，中为膳食所，左为寝室，席地而卧，右为书室，室仅一桌，桌仅一砚。寝、食相对枯坐而外，低头共砚写文而已。居停主人不许多友来视，能来者余妻岂明妻而外，仅有徐耀辰兄传递外间消息，日或三四至也。时为民国十六年，以十月二十四日去，越一星期归，今日思之，亦如梦中矣。"我所说的便是躲在菜厂胡同的事，有一天半农夫人来访，其时适值余妻亦在，因避居右室，及临去乃见其潜至门后，亲吻而别，此盖是在法国学得的礼节，维持至今者也。此事适为余妻窥见，相与叹息刘博士之盛德，不敢笑也。刘胡二博士虽是品质不一样，但是在不忘故剑这一点上，却是足以令人钦佩的，胡适之尚健在，若是刘半农则已盖棺论定的了。
二马 之 余
上边讲马幼渔的事，不觉过于冗长，所以其他的马先生只能写在另外的一章了。马四先生名叫马衡，他大约是民国八九年才进北大的吧，教的是金石学一门，始终是个讲师，于校务不发生什么关系；说的人也只是品凑"二马"的人数，拉来充数的罢了。他的夫人乃是宁波巨商叶澄衷堂家里的小姐，却十分看不起大学教授的地位，曾对别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