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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诗中"龚生"指清代名儒龚自珍。"同开风气人"，当是自言倡导"文学改良"及尝试为白话诗，士钊则是清末鼓吹革命健将，中文摘译日本宫崎寅藏之"三十三年落花梦"为"大革命家孙逸仙"，一纸风行，促成"中国革命同盟会"是一最大动力。胡、章两氏曾互为旧体诗及白话诗唱和，想见民初文人气度。
今年适值笔者自北京大学毕业50周年，缅怀半世纪前后，身受诸师长教诲深恩，惭愧之余，时常以时光不倒流为憾。红 楼 一 角
谢兴尧
前言
近十年来，中仅两经马神庙，俯瞻红楼，仰视河柳(北河沿)，再睹大学夹道之幽邃，四公主府之堂皇，静穆无言，河山依旧，虽不能说即兴荆棘禾黍之悲，而世变屡更，要不无故国沧桑之感。去岁曾撰《沙滩马神庙》一文(《天地》第四期)，谓异日有暇，当另述"老北大"轶闻往事，以见红楼一角，实有关中国之政治与文化。一年以来，因为生活所苦，绕室彷徨--不是巡礼，屡欲为文，而肠胃枯竭，"心弦跳动"，不得已又复搁笔。近忽闻马宅讣闻(四月卅日)，惊闻幼渔(裕藻)先生于卅四年四月廿一日竟归道山，乃又握"春秋之笔"而长叹曰：噫!岁月不居，"人往风微"，及今不书，后世何依?虽然余亦深知"俺乃甚等样人"，竟敢继素王之志，敢秉笔之劳，吾何辞焉。老圣人云：贤者识大，不贤识小，凡所纪述，未能盲从，庄重诙谐，皆属善意，知我罪我，其在斯乎。列位请坐，俺这就要响锣开书了哩。
三马
我最初看见报上刊的马宅讣文，虽然有幼渔二字，想："天下同名共姓之人，也是有之"，还不敢相信。因马先生的体格素健，不显衰老，『性』亦宽厚，应享高年。后见有马珏、马琰之名，始决定无误。马珏女士，为民国十八九年间"北大校花"，在北京地面，着实出过一阵风头，稍为老不点的青年，大约还能记忆；"如花似玉，硕人颀颀"，敢情是："谁人不知，那个不晓"。还是"道情"里的词儿编得好："天也空来地也空，人生渺渺在其中。"我就害怕看"天荒地老图"那路玩意儿。
幼渔先生之在北大，真是当朝一品，位列三台。北大国文系之闻名世界，马氏之功实不可没。民十以后，外人谓北大当政者，有"三沈三马"之称，后又有"朱马"之名，实际说来，确够得上是北大的中心人物。三沈者，本科教授沈尹默，沈兼士，预科教授沈士远，本哥儿三也。尹默教汉魏六朝诗文，并以书法名世，惟外间流传甚少。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及所印各书，大都由(沈)氏书签。［只］东华门大街有一古玩字画铺招牌，为其法书，脱尽帖意，而规矩苍劲之至。友人谌亚达乃其东床，曾许余代求扇面，以病眼久未交卷。近视极深，尝御墨镜。沈氏于十六年后，曾任河北省教育厅长，及国立女子大学院长，与女秘书褚小姐人争传其曾演罗曼史，人又谓褚乃沈之干闺女焉。小姐者，北大教育系学生，身材不高不矮，而风韵绝佳，虽非豆?年华，而曲线美毕『露』，尤其在夏日炎炎似火烧时，常着黑纱旗袍，人遂以"墨牡丹"为其称号，亦女生中之佼佼也。惟弗知沈、褚关系后来如何；只闻事变后沈在上海，眼疾愈甚，不仅近视，与瞎子盖差不许多矣。
三沈
兼士则与北大之关系独深，可谓相与终始，虽然兼差，但未则仕，人称之曰：沈三先生。为人宽和开明，无论教职生，对之多表示敬意，尤好扬人之善，奖掖后起，在北大老教授中，可谓最得人心者。仪表大方，衣服修整，有时穿西服，小兜儿之花手绢，常撒"越陈越香"，然并非野心，只不过偷闲学少年，好玩而已。亦戴墨境，惟其深度，不逮乃兄。教文字学，亦究甲骨金石。其论著多发表于《国学季刊》。曾任北大国学门研究所主任，研究所之规制，皆其手创，不仅北大之功臣，亦蔡系之健将，因蔡老先生兼容并包之人材主义，只(沈)氏能实行之。及蒋(梦麟)胡(适之)主校，门户之见渐深，新学少年骤进，(沈)氏乃兼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长，及辅仁大学文学院长，于北大关系遂出主入宾，惭至不闻不问，后来教授亦成名誉，数十年之北大"陈人"，只存这么一点关系矣。后来晤(沈)氏，辄多牢『骚』，亦足见其志不行，中心良苦。所谓三沈三马之时代，乃由蔡至陈(大齐)，以十六年革命作一鸿沟。事变后未见，闻不久即赴内地，余以为三沈中以"三先生"最为出『色』，思想常新，诚老青年。俺之"初出茅庐第一功"，即先生所推荐，今日屡过"九爷府"，犹不胜其感慨也。
沈士远这位先生，我对他的印象很模糊，连他"是个高子，矮子，瘦子，落落落，还是个胖子?"现在都记不大清楚，是不是在预科里，曾听过他的课，亦说不上来，脑筋之坏，实在可以。只记得他叫"沈天下"，啥叫沈天下呢?因为预科里的国文功课，最重要的有两门，一是"国故概要"，一是"文论集要"。这两种都选得很好，都算北大有名的杰作。概要共六册，由周秦诸子讲到汉学考据，又由汉经宋理，直讲到清代朴学，虽然均是些旧文章，而中国思想，学术的源流，完全包括在内。后来有书局把它翻印出来，似乎叫"中国学术史"，又名"国故论衡"。当时不觉得怎样，现在看起来，不免有点高深，不只学员读不了，先生也未见得能够完全明白。既然是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所以一打头便是老庄孟荀的文字，这里面当然是孟子最容易明白，说的都是大白话，老子荀子是有平易有艰深，也可以查查注子，翻翻《辞源》。(那时还没有《辞海》《辞通》，《辞源》还不贵，教老首还买得起。)惟有庄子，他是寓言十九，一会儿讲道，一会儿谈玄，大半可以意会，未便言宣，读起来固然费脑筋，言起来亦多费唇舌。而头一个题目便是《天下篇》，沈先生之享大名，即得力于此。因为他从开学起，直至散馆，由秋徂冬，还没把庄子的天下打下来，今天天下，明天天下，天天天下，弄得大家一听天下还没完没结，便昏昏沉沉，想曲肱坐寐而见周公。因此便有人送他一个大号--"沈天下"。这不是玩笑，而是表示是"天下专家"，天下都是他的，沈先生亦可以自豪矣。他在学术上虽然并不怎么样，始终在预科里打转没有混起来，(当时预科教员比起本科来，在资格学问上总好像差一级似的。所以无论学生和教员，由预科入本科都叫升。)然而在他方面，并不弱于老三等。北伐以后，他便学优而仕，荣转浙江省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后来又似乎作过考试院秘书长，北大天下，遂尔丧失，自此亦不知由何人承乏，坐此宝座矣。(文论集要乃选古今来论文章体裁与作法者，多半都是《文心雕龙》，《文史通义》所讲的那套玩意儿。说书的人，似乎是郑奠。时有人撰人名联，以郑奠对阮元。)
北大的三马，与甘肃的五马，都是社会上赫赫的重要人物，虽然是文武殊途，而权柄在握，又殊途同归。三马者，幼渔，叔平，隅卿也。(应该是马叙伦)前二马之名尤大，亦亲哥儿们，后一马则粹然学者，以究小说杂曲著名于时，收藏亦富。幼渔名裕藻，与弟叔平，及沈兼士均太炎弟子，所谓"吾师太炎"者也。任北大国文系主任最久，称得起北大陈人，教小学音韵，喜弄戴学。故戴东原之在北大显灵，不幸被马胡二位解剖，幼渔尝撰《戴东原之音韵》，适之则谈《戴东原之哲学》，闹腾许久，东原终不如曹雪芹之走红运，可见古人亦有"走字"与"不走字"之分也。幼渔为人，宽宏大量，老穿着朴素的长袍和黑皮鞋，虽然显得有点"骆驼"，而学者本『色』，非常调和。北大国学系之负盛名，他实在是手创的开国元勋，公主府(马神庙)银安殿(北大评议会)上那二十四把金交椅，他总算是首坐。然而主任也不是好当的，在以前一到开学，他坐着包车，一面网罗新人材，同时还联络旧朋友，就凭这份虚心，就值得称赞，所以凡是有点能耐的主儿，或不肯下人的气节之士，都可到这儿来『露』一『露』。哪像现在的大主任老爷，往办公桌旁藤椅上一坐，"来呀来呀"的，让教老者"一列励行"的去递手本，挨次传见。单闻这股官气，便把干吗点的人冲到九霄云外；并且还常听见说："国文儿史地先生有的是"。你想这种话就是不怎么样的人，听着也是难受，未免太瞧不起人不是?所以幼渔先生，至少还是老辈典型，还带点尊师重道的意味。后来调和新旧，尤费苦心，新的胡博士那一班子人马，老在旁边挑眼，旧人如晦闻先生(黄节)不言不语，只有公铎(林损)好发高论，到处给主任闯祸，并且因为作讽刺诗得罪校长，(公铎曾以全诗示余，惜未抄录，好像有"莫教文君泣前鱼"句。时蒋氏正取消苍髯，"陶醉"于燕尔新婚也。)幼渔虽尽了最大的调护之力，而结果是公铎留"讨胡函"而去职，老博士亦亲自出马，由本帅兼代前部先行--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幼渔对老朋友这点义气，总算说得出去，这大概足二十年左右的事，所谓三马同槽，已"孤独一枝"矣(叔平)。
朱 马 并 称
中间还有"朱马"并称的故事，这完全与北大的校风有关。因为自从蔡元培校长以来，便实行民主主义，绝对公开。校政方面，有由重要教授组织的"评议会"决定一切。学生方面，则有学生会，可以向学校当局建议。譬如说：有位先生，学校方面不愿意请他，而学生慕其虚名，非请他不可，若两方都坚持，则总有一方让步，校方大半以敷衍拖延为手段。自民十六革军北伐，学界风『潮』尤为澎湃，新留学回来的，谁都懂得政治手腕，于是设法煽动学生中的有力分子，以群众为后盾，向学校说话，名为请求，实即要挟。这中间凡信仰、同乡、亲戚，各种关系都有，只要讣闻上所列的那些谊，都用得上，又以主义与党谊的作用，最为激烈，为什么都讲究抓住大众思想和心理呢?我还记得，似乎有位研究农村经济的新人物，也曾在北大教过书，这时忽又想回北大作教授，学校当局大概是恐怕他戴的红帽子，将来惹起麻烦。没想到这位先生便以学生为斗争工具，来个"霸王硬上弓"，说朱希祖(史学系主任)、马裕藻二人把持校政，不肯聘请新人。中间也曾贴标语，闹风『潮』，末了这位先生还是进来。不过风言风语的总说朱马是思想陈旧，老朽昏庸，这正是当时的新鲜词儿，同时便是载在党章的不赦罪名。后来大胡子(朱)之离开北大，或与此不无关系，一个大时代下，这种现象，本来毫无足异也。
由三马说到"朱马"，这算是评书里的"倒『插』笔"，还是书归正传，接解下回。叔平名衡，乃三马中最有心胸的一个，作事也比较作得人，所以三沈三马，都是梭形，两头细而中间憨，也可说是中发。他住在小哑吧胡同，小个儿留着苍苍的浅平头，说话慢吞吞的，老穿西服，十足的东洋派。配上那张酱油『色』的面孔，上宽下削，你就想和他亲近，也亲近不来，冷若冰霜的神气，与兼士的热情，苦雨的和煦，都大大的相反。有人曾发明，说没有见过胡博士着西装，马先生穿中服，据俺六七年的经验，这条定律，确未打破。但君不见北大的文科，不就住的是又大又破的洋楼，理科反是守旧的王府，自古以来就走的这个风水，后人要想改变，即是逆天行事。数学家冯汉叔的大烟锅，也是北大的特『色』，正是这个道理。不过我看见词家许之衡和尚头穿西服，走路一拐一拐的同"棉花足"一样，倒是有点滑稽，不大顺眼。话说得远了，还是谈马四罢。他教的是金石学，会刻印章，并擅书法，现在"景山门"三个大字，及北平图书馆的立匾，相传都是他写的。他的『性』情，是谨严精刻的一路，所以在北大，无论新旧，差不多没人敢惹他，他也不爱管闲事，一举一动，都在筋节上，干看他没奈何。鲁迅翁曾称自己是"两三点钟的小讲师。"意思是两三点钟的讲师，没有发言权，然而叔平便是两三点钟赫赫然的大教授，可见事在人为，并不一定。再说以前北大两点钟的教授有的是，也不算希奇。本来在外国，教授的钟点越少，越显得是专门，而不懂眼的人看来，总觉太寒尘〈碜〉不万能，有点不够资格。听说后来凡是教授，都规定八小时，简直不是卖知识，而是卖力气了。他也曾兼过史学系主任，图书馆馆长，是不是受了两三点钟的影响，我不知道。后来率『性』由里面兼到外头，做了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长，与沈三先生都是一字并肩王。等易培基盗宝案发生，一溜烟颠儿了，他便坐升故宫院长，遂一跃而为北京文化界三巨头(北大校长，北平图书馆长，故宫博物院长)之一。好，这一下子飞黄腾达，坐着流线型汽车满街跑不算，并坐飞机在南北天空足幌悠，俨然名角要人矣。人只要一走子午，真是同作梦一样，你坐在坑上不用动，自然就有许多事来找你，而且"非你不可"。你瞧，不早不晚，好好的大英老皇也凑份子在这时梗儿屁了，新王登基，教主加冕，天下万国，都到伦敦开赛宝大会。中国是古老大国，要别的没有，宝贝有的是，而故宫又是历代帝王聚集下来的，可说是天下之宝皆归焉。单是那座十三层的黄金宝塔，每层的坠子，不是夜明珠，便是避火球，还有钻石，都是鸡蛋大的，你就说有多少喀拉?不用说番邦洋鬼子没开过眼，就是玉皇大帝宝座上，也没有这些东西。所以这一次中国的脸漏〈『露』〉足了，同时故宫和马院长的风头也出够了，就是押宝去赛会的人，也满脸威风。后来他们还把赛会时印的照片与说明书送俺一份，(现在古玩铺还有卖的)据说一张门票，便得卖几个金蹦子儿，鬼子还直嚷便宜。为什么都知道洋鬼子识宝呢，那时故宫门票才售五『毛』钱，老太太们还嫌太贵，现在，你花多少钱也看不着，不是悔之晚矣。又有古物南迁，因当时(二十二年)北京日在风雨飘摇之中，人民还有两条腿可跑，宝贝不能不翼而飞，没有脚不会走，马先生便是押运古物的大员，虽然辛苦一点，而因此颇得『政府』信任。听说现在还在贵阳，享与(古)物同庥之福。
马 后 有 马
至于其他一马，则颇有疑问，有人说是马廉字隅卿者，这大概是与上二马有难兄难弟关系，以便比之于《水浒传》的阮氏三雄。不过他与北大的关系极浅，与孔德的关系倒深。依我看既称三马当政，则"此马来头必大"，非寻常可比，似应属之马叙伦，叙伦字夷初，北大教授，讲诸子哲学，又长于诗文之国学家也。中等身材，留着两撇牛角胡子，貌似老儒，而思想激烈，每逢会议，必慷慨激昂，每请愿游行，必手执号筒，前队冲锋。与李石曾，顾孟余等，均能抓住群众，且具极浓厚之民党『色』采者。与太炎为友，又与吴稚晖、李石曾为同道，盖学生运动中之老英雄。北伐后任教次甚久，遂未北来，虽学而未阀，要系学者中之政客，故在北大前期，极有势力。与上二人相联，可称文科之"拐子马"。若舍夷初而取隅卿，殊不伦不类，未免有续貂之讥焉。
又有马寅初，虽名教授而在经济系，后任立法委员，似不在三马之列。将来谈法科时，再来说他。
哲 学 对 台
老北大(民十至十五)之文学院，国文学系之驰名世界无论矣。即哲学方面之名教授，亦很有几位，当时如胡适博士之"中国哲学史"，梁漱溟教授之"印度哲学"，马叙伦次长之"老庄哲学"，蜀人张颐之研究黑狗儿，陈大齐先生之讲"伦理学"等。这几位都称得起是有两把家伙的主儿，并且都出有《大学丛书》，世称杰著。其他讲授哲学的哲人还很多，因为他的著作不很出名，也就只好委曲点打入二三流，不在话下，咱的眼光虽然似乎势利一些，然而为叙述方便起见，也就无可如何。
《大学丛书》里最有名而销数最大的，当然得数胡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梁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两本书究竟销了多少，若确实统计起来，恐怕也是一个很有趣味的事情。而其原因，又有"打哲学对台"的传说。可惜我只听见老同学们说得津津有味，没有亲眼得见。本来以留学美国的洋博士而教中国哲学史，以布鞋布袜实行墨家精神的士学者，而高谈东西文化，西洋文明，根本就有点滑稽。不过两位都够得上是思想家，真能"溟究胡讨"一气。不只说得天花『乱』坠，头头是道，也真讲得出个所以然，所以两位先生都能叫座。据说在同时同地的楼上楼下，胡梁二位便打起哲学对台，胡博士讥梁先生说他连电影院都没进去过，怎么可以讲东西文化，印度哲学?岂不同"持管""扪烛"的笑话故事一样。梁先生则说明博士根本不懂啥叫哲学，正犯着老圣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毛』病。惟大家都佩服他们学问精湛，各有专长，这可以说是北大的极盛时代。
梁先生是广西桂林人，原名焕鼎，号漱溟，后以字行，其父名济字巨川，为清室遗臣，殁谥贞端，刊有《梁先生遗书六种》行世。漱溟深目平顶，朴质无文，讲演时则滔滔不绝。尝闻其居西山时，日食粗粝，人多异之，实一思想家而兼笃行者。民十五后，即往山东邹平，作模范农村之实验，并附设学院，与晏阳初等之在河北定县建新村者相似，似又由文化思想理论上之探讨，转入社会经济之实行，自此以后，即脱离北大，著述不多见矣。先生盖欲以一身而兼墨子许行(农家)之行事，可谓卓越人矣。红 楼 内 外
周作人
读了荛公的《红楼一角》，觉得很有兴趣，因为所记的事有些也是我所亲自见闻的。我于民六到了北大，那正是文学革命与新文化运动的前夜，我出了课堂，却又进了办公室，当一名小小的职员，与学生教员一直保持着接触，所以这以后的许多事情，如五四、六三事件，八校教员索薪，以至三一八事件，我都在旁看着听着，如今事隔二十多年，虽然大半有点忘记了，但约略记得的也还不少。这回因了《红楼一角》的文章，引起了我的记忆，另〈零〉碎的记了下来，聊以当豆棚瓜架下的消暑资料吧。
从卯字号说起
这里话得从卯字号说起，或者更在以前一点也说不定。民七以前，北大红楼正在建筑中，文理科都在马神庙的四公主府，而且那个迤东的大红门也还没有，只从后来所谓西斋的门出入。进门以后，往东一带若干间的平房，不知什么缘故普通叫做卯字号，民六时作为文科教员的预备室，一个人一间，许多名人每日都在这里聚集，如胡适博士，刘半农，钱玄同，朱希祖以及《红楼一角》中所说沈马诸公，--但其时实在还只有尹默与马裕藻而已，沈兼士在香山养病，马衡大概在上海，未曾进北大哩。卯字号的最有名的逸事便是这里有过两个老兔子和三个小兔子。这件事说明了极是简单，因为文科有陈独秀与朱希祖是己卯年生的，又有三人则是辛卯年生，即是胡适之、刘半农、刘文典，在民六才只二十七岁，过了三十多年之后再提起来，陈朱刘(半农)已早归了道山，就是当时翩翩年少的胡君也已成了五十八岁的老博士了。
这五位卯年生的名人之中，在北大资格最老的要算朱希祖，他还是民初(是民国二年吧)进校的，别人都在蔡孑民先生长校之后，陈独秀大概还在民五冬天，其他则在民六了。朱先生是章太炎先生的弟子，在北大主讲中国文学史，但是他的海盐话很不好懂，在江浙学生还不妨事，有些北方人听到毕业也还是不明白。有一个同学说，他听讲文学史到了周朝，教师反复的说孔子是厌世思想的，心理很是奇怪，又看黑板上所写引用孔子的话，都是积极的，一点看不出厌世的痕迹，尤其觉得纳闷。如是过了好久，不知因了什么机会，忽然省悟所谓厌世思想，实在乃是说的现世思想，因为朱先生读"现"字不照国语发音如献，仍用方音读作艳，与厌字音很相近似了。但是北方学生很是老实，虽然听不懂他的说话，却很安分，不曾表示反对，那些出来和他为难的反而是南方尤其是浙江的学生，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在同班中有一位姓敷的，--这自然不是真姓，我们姑且以中国旧字母代之，他捣『乱』得顶利害，可是外面一点都看不出，大家还觉得他是用功安分的好学生。在他毕业了几年之后，才自己告诉我说，遇见讲义上有什么漏洞可指的时候，他并不开口，只写一小纸条搓团，丢给别的学生，让他起来说话，于是每星期几乎总有人对先生质问指摘。这已经闹得教员很窘了，末了不知怎么又有什么匿名信出现，作很恶毒的人身攻击，也不清楚这是什么人的主动。学校方面终于弄得不能不问，把一位向来出头反对的姓心的学生，在将要毕业的前几时除了名，而姓敷的仁兄安然毕业，成了文学士。这姓敷的是区区的同乡，而姓心的则是朱老夫子自己的同乡，都是浙江人，可以说是颇有意思的一段因缘。
林琴南的"蠡叟丛谈"
后来还有一回类似的事，在五四之前，大约是民七吧，文学革命运动渐渐的起劲，校内外都发生了相当的反应，校外的反对派代表是林琴南，他在《新申报》《公言报》上时常发表文章，肆行攻击，顶有名的是《新申报》上的"蠡叟丛谈"，本是假《聊斋》之流，没有什么价值，其中有一篇名叫"荆生"的寓言，是专门攻击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的，三人均有化名，钱玄同的金心异曾见于鲁迅的书札中，胡博士的狄莫--盖用《论语》无适也无莫也的典故，便不见有人提起，陈独秀则似名田恒，想起来也有点不大确实了。法科学生张?子喜欢谈京戏，常在《公言报》的报屁股上写些戏评杂文，有一时还曾经同《新青年》的同人讨论过旧戏，虽然双方意见极端相反，却也还没有发生什么冲突。后来林琴南的攻势愈加来得猛烈了，大有凭藉了段祺瑞一派的势力来干涉北大的形势，(那篇《荆生》里便很有明显的表示，这时候虽未动手，但在五四以后，陈独秀终于被迫辞了文科学长而去了。)张?子也有在内策应之嫌疑，于是学校方面下了断然的处置，将他除名，也在毕业之前，与心君后先晖〈辉〉映，更没有第三人可与媲美，因为在蔡校长治下的北大是向来不大开除学生的。现在想起来，这两件似乎都是疑狱，那匿名文件是否心君所为恐怕并无充分证据，张君的内应也不见得真是那么严重，大概透『露』校内消息，给林琴南做点情报，也许有的，或者不值得那么看重，但是那时北大受着旧势力的袭击，在风雨飘摇之中，急谋自卫，不得不取这种处分，也是不足怪的事吧。
生活奏鸣曲 第3章 第二辑(2)
古今中外蔡校长瓜皮小帽辜鸿铭
蔡校长办学是主张兼容并包的，所以当时有些人给他一个四字的批语，叫作古今中外。这四个字虽然似乎散漫，但很足以表示他独有的自由思想的精神，在他以外没有人赶得上，就是现今美国叔叔十分恭维的胡校长，也恐怕还要差一个点儿吧。他所请的各教授中，第一个有特『色』的，大概中外一致的要推辜鸿铭了，他是福建的闽南人，他的母亲本是西洋人吧，所以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作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的吧。尤其妙的是他那包车的车夫，不知是从哪里乡下去找了来的，也是一个背拖大辫的汉子，正同课堂上的主人一样，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为车夫队中一个特出的人物。辜鸿铭早年留学苏格兰，归国后有一时也是西装革覆，显出是高等华人，可是后来却变成那一副怪相，嘴里也满口春秋大义，成了十足的保皇党了。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可是他总随时随地想要找机会发泄。例如有一次北大开文科教授会，讨论功课，各人纷纷发言，蔡校长也站起来想要说话，辜鸿铭一眼看见首先大声说道，现在请大家听校长的吩咐!这是他原来的语气，他的精神也就充分表现在里边了。
关于端先生
又有一次是五四运动时，六三以后，大概是民八的六月五日左右吧。北大教授在红楼第二层临街的一间教室里开临时会议，除应付事件外有一件是挽留蔡校长。各人照例说了好些话，反正对于挽留是没有异议的，问题只怎么办，打电报呢，还是派代表南下。辜鸿铭也走上讲台，赞成挽留校长，却有他自己的特别理由。他说道，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新青年》的反帝反封建的朋友们有好些都在座，但是因为他是赞成挽留蔡校长的，所以也没有人再来和他抬杠。可是后面的一个人出来说话，却无意中闹了一个大『乱』子，也是一件很好笑的事。这位理科教授姓端，是江苏人，本来能讲普通话，可是他一上讲台去，说了一大串叫人听了难懂，而且又非常难过的话。那时天气本是炎热，时在下午，又在高楼上一间房里，聚集了许多人，大家已经很是烦躁的了，这端先生的话虽是个个字可以听得清，可是几乎没有两个字以上连得起来的，只听他单调地断续地说道，我们、今天、今天、我们、北大、今天、北大、我们，如是者略约有两三分钟，不，或者简直只有半分钟也说不定，但是人们仿佛觉得已是很长久，在闷热的空气中，听了这单调的断续的单语，有如在头顶上滴着屋漏水，实在令人不容易忍受。大家正在焦躁，不知怎么办才好的时候，忽然教室的门开了一点，有人把刘半农叫了出去。不久就听得刘君在门外顿足大声骂道，"混账"!里边的人都愕然出惊，端先生以为是在骂他，也便匆匆地下了讲台，退回原位去了。这样地会议就中途停顿，等到刘半农回来报告，才知道是怎么的一回事，这所骂的当然并不是端先生，却是法科学长王某，他的名字忘记了，仿佛其中有一个祖字。六三那一天，北京的中小学生都列队出来讲演，援助五四被捕的学生，北京『政府』便派军警把这些中小学生一队队的捉了来，都监禁在北大法科校舍内。各方面纷纷援助，赠送食物，北大方面略尽地主之谊，预备茶水食料之类，也就法科支用了若干款项。这数目记不清了，大约也不大会多，或者是一二百元吧，北大教授会决定请学校核消此款，归入正式开支之内。可是法科学长不允许，于是事务员跑来找刘半农，因为他是教授会的干事负责人，刘君听了不禁发起火来，破口大喝一声，后来大概法科方面也得了着落，而在当时解决了端先生的纠纷，其功劳实在也是很大的。因为假如没有他这一来，会场里会得要发生很严重的结果。看那时情形，端先生暂时并无自动停止的意思，而这样的讲下去，听的人又忍受不了，立刻就得会有挺〈铤〉而走险的可能。刘文典也在场，据他日后对人说，其时倘若没有刘半农的那一喝，他就在奔上讲台去，先打一个耳光，随后再叩头谢罪，因为他再也忍受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