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名家谈文学》》第32/32页
我们再回来讲《作女》，后来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听到一些读者的意见，你说这个《作女》还真是那么回事，我都认识谁谁谁，这个人就挺能“作”的。那个人说我们单位有个人就是这样的，就像我们要开始装修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以前从来没看到街上有什么建筑材料商店。然后等到你要装修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这儿有一个建材店那儿有一个建材店。原来觉得它跟你没关系，你就不注意它，然后这个《作女》小说出来以后，突然很多人都发现，原来我们的生活中真是“作女”比比皆是。所以说我觉得一部小说，它如果能够广泛地引起读者的注意的话，它确实要在作品当中体现出那些能够表现出具有广泛性的东西。它的广泛性，对每一个人来讲，他能够在这本书里边找到一些共鸣点。还有呢，就是它的一定的超前性。所以我说市场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不能去迎合市场。你说今天市场上流行什么，你赶紧去写。这个当然我相信严肃的作家，或者说比较好的作家，对自己有要求的作家都不会这样做的。你去迎合市场迎合读者的话，读者永远不会接受你的。所以我自己的一个原则就是我自己希望能够去引导读者和引导市场。因为我们今天的文学作品在每天出版物这么堆积如山的情况下，你吸引眼球已经是一种非常过眼烟云或者说急功近利的这样的一种做法。你如果不触动人的神经的话，你触动眼球有什么意义呢？他给你看了你一眼，看了你一眼，他马上就把眼光移开了。因为吸引我们视线的东西太多了，好的文学作品你至少能触动人的神经吧，你能让人家去想一想吧。所以对我来说，生活实际上一直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当下的生活，还有一部分是过去的生活。当下和历史构成了我自己在感受生活当中的两个主要的来源。
这两个当下与历史，它实际上是双轨并行。因为我们是建国以后出生的，像我是建国以后出生的，我们这代老三届作家，他跟共和国同龄。所以应该说经历了建国以后大部分的重大事件，所以历史一直在我们的心灵当中，它一直是很难消失的，或者说是挥之不去的，有很多影响。所以这样呢，我觉得对于当下的关注这是不可避免的。而对于历史的关注，确实是为了更好往前走，所以这样呢，比如说像我的今年刚刚出版的这本小说，今年出版的这个中短篇小说集叫《请带我走》。《请带我走》这个小说它就是融合了这两部分的内容，它既有描写当下的生活，里面还有一大部分是描写文革和知青的小说。这个其实也是代表了我的写作，长时期以来都是跨在两个之间的。《请带我走》里面的那个中篇小说，有一个中篇小说叫《芝麻》。刚才我已经讲到了，就是我们怎么把芝麻磨成香油，因为大家知道有一个笑话，很穷酸的秀才，连一颗芝麻都不放过。然后芝麻掉到缝缝里头了，怎么想办法把它拍出来。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的，芝麻这个东西形容人的吝啬或者说是寒酸。秀才嘛，寒酸，连一颗芝麻都不能放过，说明这个芝麻是非常非常微小的东西，不值得一提的，抓了芝麻丢了西瓜，这个芝麻是非常不值一提的，或者说是非常微不足道的。但是呢，就是这样的一些芝麻它是在我们的生活的缝隙里面，就是掉在缝隙里面让我们看不见，因为它太小了。所以我要写的这个芝麻这个人，就是这个从农村出来打工的，到城里打工的一个中年妇女，她就像掉在城市街道缝隙里面的一颗芝麻一样，你不拍它，它出不来，你看不见它。在这种皱褶里面，你有时候会到大街小巷里去走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城市有很多的皱褶，这个皱褶，这个缝隙里面藏了很多东西。但我们不可能一一把它找出来，尽我能感觉到的东西，能看到的东西。
所以《芝麻》里边用的一些素材，或者说这个小说它基本上属于我对当代生活的一种即兴反映，它是现在时的，它触动了我。经过一段时间积累以后，我觉得是很快的可以把新鲜的芝麻马上就可以磨成香油。这个是因为我长期也是有机会接触到，比如说各种各样来打工的农村妇女。她们有时候对语言是非常生动的，她说我第一次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村子里就一个电话，或者说好几家人，拉的电话线共用一个电话的。所以她往家打电话的时候，这个电话有五六家人都可以听，所以说有一次她说村里有一个比较年轻的夫妇分开了，打回家电话以后说了一句。你好吧。我好。我想你了。我也想你了。好了，全村第二天全部都传遍了，我想你。所以她说打电话的时候千万不能说我想你。你好吧。我好。你好吧。我好。好了就讲完了。她女儿说，第一次接电话女儿非常惊讶，那个小孩可能七八岁、八九岁。妈，你在哪儿呢？你在哪儿猫着呢？她对这个电话觉得很神奇，不明白她妈妈在外边，怎么会突然出现她妈妈的声音了？这样的生活细节生活故事，就在我们生活当中，如果我们是一个有悲悯之心，有同情之心，对生活有这样一种热情，或者说有一种好奇之心的人，他都会尽可能地关心你能碰到的那些事情，然后你再会去想这些事情。
提问：我是一个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学生，我想提问的问题是在当代什么现代派，什么新写实主义，还有一些现代性文学、女性文学是先后登场。那么文学的形式表现得多种多样，但是在文学总体精神价值呈现出了一种下滑的趋势。那么请问您是否认为存在着这一趋势，如果存在，你认为当下作家和一些文学爱好者，应当怎么去做？谢谢您。
张抗抗：首先我要肯定的是一个社会的那种文化的多元状态，这个也是我自己期待和欢迎的。因为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社会结构，它应该允许各种各样东西的存在。不是一个单一的一种文化样式，所以我们今天的文学我觉得能够有各种各样的流派也好，各种形式也好，实际上是一个值得庆幸的时期。这样我们的读者也会有很大的选择空间和选择余地，可以选择自己所喜欢的。所以现在谁都能找到自己愿意看的东西，我觉得是这样的。但是你说这种精神下滑，因为我觉得你说可能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也不能以此来指责我们其他的文学同行吧。因为文化和文学它一定是当代人的一种精神间接或者直接的反映，所以当我们在批评我们文学作品有下滑趋势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到我们社会的人，本身的精神是不是也会有一种委靡或者更物质化的表现呢。但是作家当然他的任务不一样，他应该承载着一定的道义。我当然希望不是这样的，因为前段时间我在浙江作家节的时候，在杭州作家节有一个叫做西湖论剑。八个作家的一个跟读者见面的活动。那么它的主要的论题是“中国文学的缺失”，就讲中国文学缺什么，那么八位作家都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有人说是缺思想的力量，有人说是缺少一种耐心和虚心，还有人说是缺少好的批评，还有人说是缺少中国文学最缺的是想象力，还有说中国文学缺的是市场的意识。那么当时我的发言是这样的，我简单说如果对我个人来说，我可能最缺的是一种丰富的学养。因为我总觉得我的知识和阅读一直没有能够很有系统地学习，我还是缺少丰富的学养。但是对于整个文学来说，我认为我们今天的文学是比较缺钙。所以这个说法可能回答你刚才的问题。
提问：我从小抱着您的书看，您的名字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我问过很多人，但从小就是这个疑问，您的名字为什么叫抗抗？谢谢。
张抗抗：这个绝对不是我的笔名，也不是我文化大革命改的名字，这就是我的本名。我是1950年生的，正好是抗美援朝的时候。当时我们中国人起名字，尤其是建国以后那么高涨的革命热情之下，一直持续到文革的时候。红卫，现在你看带红字的女孩都是文革生的。所以政治意识灌输到中国的百姓当中去了，这个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当时呢，我的父母当然也都是属于进步知识分子，我就被起名为抗美，就像很多男孩子当时都叫援朝一样。我在一岁之前我是叫抗美，但是我母亲很快就发现了有很多抗美，她很快发现了有遍地的抗美，所以她就觉得这个重名不太好。我们到现在才发现有重名的问题，一查好几百个，所以这个名字的重复确实有很大。我妈妈还是比较有先见之明，一看这么多叫抗美，不行，跟人重复了不好。但是我觉得她也属于比较懒惰，不想重新起一个名字，她把抗字换了一下，把那个美字去掉了，顺着排下去叫抗抗。所以特别简单，其实也是带有时代的烙印。但是，我觉得还留了一些我母亲的个性的选择。所以这个名字呢，他们觉得还是很好的，因为带有一种坚强或者说一种反抗吧。弄得我一辈子也挺不得安宁的，老有一种抵抗意识。所以呢，这个名字的最后留下来的意义对我个人是有意义的，我们还是有一种这样一种抗争精神吧。这个对我永远是有意义的，我希望对大家也有意义。
主持人：其实并非每一个作家，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可以说是独特的。听了张抗抗老师的讲解之后呢，我们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从创作角度上来说，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怎么样把每个人的生活中的这些独特的经历提炼为艺术？我们生活中是不缺少美的，就是缺少发现，关键是你怎么样用艺术家的修养感觉去体悟生活中这种素材。就像抗抗老师在给我们讲到很多生活的细节之后，她把它提炼出来，把芝麻磨成了香油。好，最后感谢抗抗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演讲，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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