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冰船》第2/65页



昨日清晨,三架轻型飞机以低飞方式躲开了雷达探测,关闭了引擎,滑翔到了利比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首都的黎波里郊外防卫森严的军事贸易谈判团大院上空。

国家社会党行动军战斗部队的一支小分队乘坐降落伞,未被觉察地降落在大院内。

当天晚些时间,这支小分队对一大批人执行了死刑。这些人正在进一步邪恶地传播一直威胁着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我们自豪地悼念在执行这件崇高使命时英勇牺牲的这支小分队。它隶属于我们精锐的第一师。

共产主义国家与非共产主义国家或个人间,不论进行何种友好贸易活动,均将立即受到惩罚。我们将割断共产主义集团与自由世界其余国家的联系。

以上是国家社会党行动军最高指挥部的第一号公报。

国家社会党行动军(简称“纳萨”)的小分队使用的武器,全部是俄国制造的,有六支卡拉什尼科夫PRK 型轻机枪,四支PRK 型的小弟弟――轻便而十分有效的AKM 型突击步枪。当时,没有人看出这件事的险恶含意。的确,当今的世界已经习惯了恐怖主义,这次袭击只不过是新闻界许多头条新闻里的一条,而新闻界认为,“纳萨”只不过是一小撮法西斯主义的狂热分子而已。

被人们称之为“的黎波里事件”发生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英国共产党的五名成员举行了一次晚宴,款待三名负有友好使命访问伦敦的俄国共产党成员。

晚宴安排在离特拉法尔广场不远的一幢房子里举行。俄国客人带来了大量伏特加酒,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开怀畅饮了一通。正要喝咖啡的时候,大门口响起了门铃声,唤走了餐桌上的主人。

大门外站着四个人,身穿和的黎波里事件里的那些人相似的准军用制服。

那位主人――英国共产党里的一个善于大声疾呼的重要人物――当即被枪杀在自己的家门口。其余的四个英国人和三个俄国人在几秒钟之内也都被干掉了。

凶手失踪了,以后他们也没有被抓获到。

在对这八个被害者进行尸检时发现,他们全都是被俄国制造的武器杀害的,很可能是马卡诺夫自动手枪或是斯坦金自动手枪,而子弹经检查也都是在苏联制造的。

“纳萨”最高指挥部的第二号公报,是第二天格林威治时间九点钟发布的。这一次,参加行动的战斗部队小分队,据称是隶属于“阿道夫・希特勒指挥部”之一的。

在接下来的十二个月里,由“纳萨”最高指挥部实施的三十件多重谋杀的“事件”,一再成为报纸上的头条新闻。

在西柏林、波恩、巴黎、华盛顿、罗马、纽约、伦敦(有两次)、马德里、米兰,以及好几个中东城市,都有著名的重要共产党人遭到杀害,还有一些正在和他们进行官方来往或者仅仅是友好接触的人,也同时被杀害。在这些死者当中,有三个是坦率直言的英美工会会员。

有的暗杀小分队成员也因之丧命,但是,还没有生擒到这个组织的任何成员。有四次,“纳萨”分子用自杀逃脱了被俘的命运。

每一次暗杀,都经过周密的计划,以高度的军事准确性加以实施,完成得轻捷快速。在每一次事件之后,照例是那份最高指挥部公报,采用的是所有各种意识形态共同使用的矫揉造作的语言。每次公报都介绍了参加战斗的那支小分队的情况。

它们使用的陈旧的名字,勾起了人们对声名狼藉的第三帝国的丑恶回忆――海因里希・希姆莱党卫军师;海德里希营;赫曼・戈林突击中队;第一艾希曼指挥部。对于世界各国的警方及安全部门来说,这是唯一的不变因素:

唯一的线索。从死去的男性或女性“纳萨”分子身上,找不到任何线索。他们仿佛一出现就已经长大成人,生下来就是“纳萨”分子。没有一具尸体被查出身份来。法医专家苦苦研究着细微的线索;保安厅调查他们发现的情况;失踪者调查局沿着踪迹进行调查,他们追来追去,最后却像是遇到了一堵砖墙似的,被挡住了去路。

有家报纸发了一篇戏剧性的社论,采用40 年代电影海报的夸张手法写道:

他们来自无人知晓的地方,杀人,或是死去,或是消失――返回到他们的巢穴里去。这些黑暗纳粹时代的追随者们是否从他们的坟墓中回到了人世,来向他们昔日的征服者报仇雪恨来了呢?迄今为止,城市恐怖活动绝大部分是受极左理想所驱动的。自成一体而身手不凡的“纳萨”,把这类活动带进了令人高度不安的新领域。

然而,在情报和安全机构的隐蔽秘密世界的阴影里,人们已经在不安地翻着身,好像刚做了一些恶梦,醒来后却发现这些恶梦都是真实的。他们开始交换观点,然后谨慎地交换情报。最后,他们在黑暗中摸索着结成了一个奇怪而没有先例的同盟。

2对金发女郎的偏爱

早在他参加情报局以前很久,詹姆斯・邦德就开始采用一种特殊的记忆体系,把电话号码存储在脑子里。现在,在他头脑的“记忆计算机”里,已经分门别类地存进了上千个人的电话号码,一有需要便可立刻查出。

大部分电话号码,是归在工作这一项下面的,所以无论如何,反正不能把它们记在纸上。保拉・韦克不属于工作。保拉纯粹是娱乐,是享受。

洲际饭店座落在赫尔辛基北端宽敞的曼纳海明蒂大道旁。在这家饭店的客房里,邦德拨了一个电话号码。铃声响了两下,一位女郎用芬兰语接了电话。

邦德用彬彬有礼的英语说道,“请接保拉・韦克。”

芬兰接线员轻松地改用邦德的本国语言问道,“请问您是谁?”

“我的名字是邦德。詹姆斯・邦德。”

“请稍候,邦德先生。我看看韦克小姐在不在。”

沉默。然后丁零一声,传来了他熟悉的声音。“詹姆斯?詹姆斯,你在哪里?”这个声音只稍稍带上了一点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里十分普遍的平板单调的声调。

邦德说,他在洲际饭店。

“在这里?在赫尔辛基吗?”她丝毫不想掩饰自己的愉快心情。

“是的,”邦德肯定道,“在赫尔辛基这里,除非芬兰航空把我拉错了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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