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模式
按照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事物的发展要么是波浪式的，要么是螺旋式，不管那种形式，都不是简单的重复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向前发展或着不断提升的过程。
曾一时许多企业和机构都在搞CI标识，用简单的标识表示不同的内涵，其实准确的标识含着深深的哲理。笔者认为宇宙或着说自然界也有自己的CI，这就是一千多年前五代时期陈抟所发明的《太极先天之图》(最好是鸡蛋投影成的准平面椭圆形！)，我们称之为‘太极 模式’。那里面包含着许许多多的治世哲理。在那张图中的两条阴阳鱼轮廓分明、和谐，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互变，阴阳互补，生生不息，循环不已。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从所有制结构上看，用现在的话讲，公中有私，私里有公，公私结合，公私互补，公私分明，公私的构成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不停的循环变换。
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何在？人们共识：在于改革。国有经济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有一段时间国有经济改革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有进有退”、“法人治理结构”和“员工持股”等若干方面。但有一个倾向是有些思路仍未脱出旧体制的框架。从改革与发展实践看，需要从基础理论和长远的制度性建设等方面对国有经济改革问题提出进一步的思考。
很多人以为，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主要含义是指在有些领域要重点发展国有企业，有些领域不再办国有企业，或者说不再办国有独资企业。这个理解可以说是很浅层次的。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中，“进”和“退”的主体是什么？是国有资本，是产权。“有进有退”是价值形态的退出与集中，在资本形态上，国有资产才能完成自身的不断重组和不断优化配置。搞好整个国有经济，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关键是要把死滞的或要素组合方式不合理的领域中的国有资本从不断折损的状态中解脱出来。
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推进国有资产的合理流动和重组，要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符合实际，但有所为有所不为并不是最高境界。‘天道’无极是最大的道理，无为才是绝对的真理。在中国由于传统文化根深蒂固，国有与私有的思想至今仍在不同程度的禁锢着人们。尽管许多地方的领导中不乏开明之士，他们‘不求所有，只求所在’，但是在推进产权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动与重组仍存在政策、法律的障碍和推进的阻力。
必须加快推进国有产权的改革，两年前，笔者在《什么在左右中国经济》一书中提出‘产权改革是必要的，但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国有企业产权管理和运作的科学化，即资本治理结构的科学化’。著名经济学家董辅Ren先生不赞成这个看法，董老认为：‘在同样的产权制度下，办企业办得怎样与管理的好坏有密切关系。不是说产权改革就是一切，可以代替管理，但产权改革对企业的管理有决定意义。同样一个企业家，在不同的产权制度中的作用是很不一样的’。两年过去了，实践使笔者对董老的话有了更进一步的感受，笔者虽然仍然认为产权制度不是最根本的，但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重要性已经有了更深的感受。改革只能循序渐进，但是改革已经进行了这么多年，已经具备了突破的条件，目前的困境要求改革有所突破，很多人认为要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有所突破，实际上这种突破必须是在经济基础上的突破，所谓量变到质变，中国必须加快国有经济产权制度的改革。马克思曾经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带血的，实际上那是社会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转型时期，国有产权的改革是时代的必然要求，同样私有经济对国有经济的‘侵蚀’也是必然的，正如合作化对私有经济的‘掠夺’一样，那是一次革命性的，同样这也是一次‘革命’性的。我们必须在思想上、理论上和实际推进中加以突破。
经济理论、实践与认识
经济理论、实践与认识新浪读书
1． 消费层级与层级消费中新网北京2002年1月19日消息：最新统计表明，2001年中国汽车销售量突破200万辆，年增幅高达13%，其中个人购买量超过一半，商品房销售量与往年相比，也增加了30%。 80年代初，中国城镇居民就已经告别了“老三件”的百元级消费水平，逐渐进入千元级消费的层面。最近，由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在北京、上海、广州对七百多位常住居民进行的调查表明，百分之四十九的受访者把可允许的家庭轿车价位调高至十万到二十万元人民币以内，百分之十一点四的受访居民可接受二十万元以及二十万元以上价位的轿车。按照国家有关部门的统计，中国2000年底人均住房面积20.4平方米。高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分别为45、30、20、18平方米。中国虽然人均住房面积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标准，但质量还比较差。居民的收入不断提高，汽车、住房的数量、质量在提高，消费者的消费水平正从千元级向万元十万元级迈进。几年前，笔者曾经提出了消费层级的数量概念，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理论的创新，深刻理解这一点对宏观经济实践有重要意义。建国以来，中国的消费数量级经历了从元级十元级、百元级到千元级的变化，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经济没有顺利实现消费层级的升级，所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是一拱形的发展曲线。中国经济正在由千元级向万元级十万元级发展，这是一个具有高速和较长的发展阶段，规律决定了中国将会出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盛世’。人们消费除了开始由‘衣食用’向‘住行’升级，对衣食用的本身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当解决了‘行’的问题后，对住将会有再次需求和更高的要求。汽车工业的发展将会连带100多个行业的发展，将会影响和改变人们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从而产生新的更高的需求。经济结构的调整必须适应消费层级升级的变化规律，从消费层级中找出结构变化调整的规律，经济发展就可避免盲目性。过去政府、企业都很重视产品的开发，这确实很重要，有时候一种产品的开发成功可以创生出一个行业。现在我们提出一个概念叫‘产业设计’，据说这在西方早就有了，产业设计就是把一些零乱的产品通过某种方式组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产品机体，带动或着形成一个产业。特别是对于农业、农副产品加工，这对改革传统农业，提升经济层级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现在既需要技术创新，更需要产业创新，而产业创新需要产业设计。我们一再强调消费层级这一规律，是因为经济健康、持续、快速发展的关键在于认识、掌握、科学利用这一规律。如果我们承认有消费层级规律，就应该培养层级消费，一方面要不断增加收入水平，同时要培养不同的社会阶层。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研究项目“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 通过大量详实的调查数据，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进行了分析，划分出了“十大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和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阶层。社会阶层结构是基本国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部门有针对性地进行经济、社会发展重大决策的依据。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逐步形成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组成的社会结构。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阶层的变化是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最核心内容。这一变化包括：农业劳动者不断向其他社会阶层流动，农业劳动者阶层正在逐步缩小；商业服务业员工的数量有所上升，产业工人随着农村工业化有明显上升；社会中间阶层的扩张迅速，使得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由原先的金字塔型逐渐向橄榄型转变；掌握和运作经济资源的阶层正在兴起和壮大。 总的来看，目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原来的阶层正在发生分化，新的阶层正在形成和壮大，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一个不断扩大的社会中间层和企业家阶层。与发达国家相比，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构成部分在中国已经具备。凡是现代化国家所具备的社会阶层，在中国都已经出现。今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在构成成分上不会有大的变化，可能变化的主要是各个阶层的规模，其中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经理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会大大扩张。 中国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还仅仅是一个雏形，与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理想状态及运行机制相比较还存在很大差距，这主要表现在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形态是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结构，而在目前，中国的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过大，社会中间层规模太小。同时，尽管各阶层的位序关系已经基本形成，但没有得到全社会的充分认可；与经济发展一样，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发育也存在明显的区域不均衡的现象，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社会阶层结构越是简单，这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已经不相适应。当前消费者的消费水平正在从千元级向万元级迈进。在收入政策上要对不同的阶层采取相应的倾斜政策，培养不同的消费阶层。2． 投机和投资转折时期、转型阶段，有很多事情就是超常规的‘常规’，比如在商品生产的不发达阶段或者说是在‘短缺经济’的情况下，只要在产品生产上超一点‘常规’就会造出一个英雄来。在欠发达向发达的市场经济过渡的条件下，许多东西都变成了商品，资本市场的兴起使经济建设如虎添翼，造就着新一代的英雄。然而一些人又开始反起‘投机’来。这倒使我们想起了几十年前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割资本主义尾巴’、反‘投机倒把’。几乎每一种新的经济事物出现，市场都少不了萌动期的热烈，短时期内的大量投资，对于一个新兴市场的形成是功不可没的。然而，过度的“泡沫”也会带来经济混乱。证券市场的投机性曾是中国经济理论界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 对于投机，中外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外国学者认为投机使“期望从价格变化中赚取利润的一种买卖活动”,而中国有些学者则认为投机是一种“牟取暴利的不正当行为”。我们认为投机不等于欺诈、投机是一种攻击性的经济行为。 证券市场从诞生之日起,其交易机制就决定了市场的本质是投资的、也是投机的。投资是证券市场赖以生存的基础,投机则是证券市场发展的润滑剂和“保险阀”。 投机对证券市场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投机对证券市场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过度投机会使股市造成大起大落、剧裂震荡。 例如,1987年10月“黑色星期一”,美国道?琼斯指数一天内下跌23%,一周内累计跌幅达31%,市值损失10000亿美元,不少公司遭受严重损失。1994年底,墨西哥发生了震动全球的金融危机,一月之内,股市狂跌,比索贬值1/3以上。不仅导致墨西哥经济濒于瘫痪,而且影响整个美洲金融市场。国际金融领域爆发的金融风潮,引起了西方经济大国的金融危机,究其根源在于,在不切实际的高盈利预期和投资狂热的驱动下,股票、证券等虚拟资本过度膨胀,并成为人们投机的主要对象时,使现行价格与实际价值产生严重的背离,金融资产与物质财富生产完全脱节,从而表现出一种自我繁殖的虚假繁荣现象,或虚拟经济超常发展状态,如股价的急剧上升不能以企业效益的提高和基础环境的改善来解释等。这种虚假的繁荣是不能长期持续下去的,它总有一天要破灭。当股价涨或跌至一定程度、风险积聚到一定高度时,必将产生反方向的大幅度变动,使资产价格迅速回落,有时资产价值甚至低于实际价值。泡沫破灭对经济的破坏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没有泡沫的啤酒不是啤酒一样，我们认为没有泡沫的经济也不是健康的经济。但过多的泡沫往往使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恢复。而在泡沫产生、发展的过程中,过度投机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发展市场经济，留有适当投机空间本身没有错，错的是使投机空间可能无限制扩大的监管机制。对金融体制实施严格的监管措施是必须的，过分的投机活动必须得到抑制；如果你没有猎枪，篱笆又扎得不牢，狼就想法撕开你的篱笆，混入你的羊群。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一管就死，一放就活，市场经济的投机空间是不可避免的，给予足够的市场投机空间，经济建设就活棋一盘。注意：关键在于投机要适度。3． 流失与增殖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下国营企业“转化”而来，这一“转化”最本质的特征是企业经营者自主权不断“扩大”，以致最终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脱离了产权主体监控。在20世纪80～90年，人们在讨论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时候，对于企业应否有处置所谓“闲置资产”的权利是有较大争议。问题的难点在于企业要进入市场竞争，没有资产的运作权是不能想像的，保证国有产权的利益不监控也是不行的。如果不给予企业这种权利，就等于不让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如果给予企业这种权利，实际上近似于放弃对企业的产权监督。从产权监控的技术层面来考察，市场的瞬息万变与国有产权监控所需要的信息严重不对称，特别是在国有企业覆盖面极为广泛的情况下，国有产权通过行政主管部门的外部监控是不可能有效的。问题的本质在于国有产权是一种公权，这种公权的有效监控只有在公开化、透明化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这就表明要对国有产权实行有效监控，国有产权就应退出市场竞争，因为在对公开透明的要求与竞争的商业性要求之间没有第三种选择。从企业的实际运行来考察，缺少监控会使产权主体利益受损，它不仅仅表现在资产处置过程，而日常经营带来的损失更是难以估量。20多年来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案例不多，虽然影响成功的因素较多，但重要的是以公权性质的国有企业来模仿或模拟非公权企业的运行机制。国有企业的冗员问题不仅仅是裁员能够解决的，因为其运行机制既不能保证不再产生新的冗员，也不能通过自身的发展消化冗员。债务问题也是如此，通过资本市场筹资、债转股等方式可以解决企业某一时点的债务问题，但却不能保证避免新的债务危机。至于政企不分，除非国有产权退出或处于非控股地位，否则也解决不了。目前政府比较重视企业改制时可能造成的资产流失，有人认为在企业改制时，把国有资产无偿或变相无偿量化给个人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实际上许多企业的资产流失早在此前就不断在发生，这也是企业改制时政府与市场对企业资产的估价相距甚远的根本原因。现实越来越告诉我们，国有产权的退出是必然的，并且必须尽快进行，否则，国有资产闲置、贬值才是国有资产的最大流失流失，是社会财富的最大浪费。解决国有资产的流失，最好的办法是国有资本的进退，而解决退出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方面要解决认识问题，另一方面需要改进现行财务制度和退出的政策障碍。现行财务会计通常遵循的计量基础是历史成本原则，即以交易时支付的成本作为资产计价的依据，且一般不予以变动。历史成本法可以正确反映企业固定资产形成过程中企业的实际投入，以便合理确定成本摊销方式，因而得到了广泛的使用。按照会计准则，使用历史原则必须以会计主体的“持续经营”假设为前提的，一旦企业濒临破产，允许不采用持续经营假设，而改用“停业清算”基础。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亏损严重的中小国企，在“鼓励兼并，规范破产”原则的管制下，不能顺利退出。随之而来的企业进入介于“持续经营”和“停业清算”之间的非正常状态：在技术上已经破产，在业务上仍在经营。该会计主体无法确认自身前途，完全取决于对政策的等待和依赖。追究这一问题，需要全面考察“资产”的经济意义。会计上对资产的界定是它的实际投入资金，而在经济学看来，资产应当是物的有用性，是包含在实物形态中能够起到增值作用的那一部分，表现为经过市场评价后的真实价值量。两者的区别来自于不同的目的，分别是站在社会的角度和企业的角度，强调的分别是历史成本和净现值或市场价值。经济学上的资产有用性分通用与专用两种：资产专用性是指某些生产能力一经形成便只具有专门用途，除非遭受重大损失，其用途不能够改变。例如：企业的厂房、汽车、电力设备可以用作生产、生活等广泛用途，而生产线、专用设备只能为特定产品服务，在企业中一般是专用资产占主体。一旦该产品停止生产，企业无法用公开拍卖以外的其它手段收回对该资产的投资。历史上国有资产形成有着特殊的背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出现的经济过热，国企急于扩大生产规模，在政府支持下，凭借低成本调拨生产要素而形成过剩生产能力。在经济发生软着陆后，国企面临的是三重尴尬：一是资产专用性使这些经济闲置资源无法直接转向其它生产；其次，国企全行业生产能力过剩，使这些闲置资源无法在国有部门内部调剂；第三，国企受到 “退出障碍”管制，不能够广泛使用包括拍卖在内的各种手段向非国有部门转卖闲置资源。所以，面临亏损和前途不确定的条件下，为了追求“稳定”的政策目标，国企迫切需要短期资金解决燃眉之急，便会考虑改造专用设备用于其他目的生产。例如：企业要求下属各车间、各工段承包经营，相应的、原有的整条生产线拆分并改装成独立工作的机床，用于不同产品的生产。这些产品可以给承包者带来短期收入，给企业带来“管理费”收入及减轻工资负担，但同时意味着原有专用资产价值 “遭受重大损失”。 因为新形成的生产力大都用于技术含量较低的“短平快”产品，一般小于原有生产力的损失额，从宏观的角度上来说，是社会资源净损失。这相当于经济学成本中包含的机会成本部分：企业为了较小的现实收益，接受了较大的机会成本损失，即：收益小于机会成本。这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正常情况下不可能作出的选择。国企改革的状态不是一种稳定的经济状态，理论和原则的东西应当以多变的现实为转移，若僵化保守，则会成为实践的人为障碍。若“持续经营”和“理性人”假定不能成立时，一味强调历史成本原则，其后果将不利于改革的深化：1）相对于冒着“违法”的风险廉价出卖国有资产而言，这种操作虽然在会计角度上固定资产因讲计入“大修理费用”而获得增值，但实际上国有资产的真实价值已经合法的损失掉了。 2）为国有资产的合理流动埋下了隐患。国企的非理性状态不可能长期维持，最终结果将是清算、破产、并购等，因在国家缺少一个统一的转让市场可作为价格参考，依照企业会计信息单方面高估国有资产价值，超过同类生产资料真实价值的部分对方很难接受。另一方面，国家将依据这样的会计信息进行审计，将使得政策出现偏差。如企业“折价”出让资产招致“有意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政策风险，使得盘活国有资产存量的工作难以开展，这正是现在一些地方改革受挫的症结所在。从理论上讲，经济资源的价值取决于其收益率，但现实生活应用这样的准则牵涉到会计法、税法、国有资产管理等，由人为因素造成的资产使用价值变化不同于折旧，不是自然原因造成的资产帐面价值与价值背离，而是制度原因造成。按照自然法则，能量既不会凭空消失，也不会凭空产生，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化成另一种形式。现实中产权的所有制的形式可以不断转换，只要能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中国已经加入WTO，我们已无后路可走，必须以前所未有的勇气，改革国有产权，实现产权的私有化、股份化、多元化。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不同的所有形式，而在于资产能否为社会增加财富，能否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价值。4． 规模经济与经济规模规模经济不等于经济规模。曾一时，不少人将经济规模简单地等同于规模经济，在实践中热衷于组建甚至拼凑一些大企业集团，以为这样就能使中国企业傲然屹立于世界经济之林。这种认识和做法非常幼稚。不顾客观条件盲目求大，这样只会浪费我们有限的经济资源，给经济建设带来危害。当然，追求适度经济规模始终是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特别是生产社会化程度比较高的一些行业，客观上存在着最小经济规模的要求。事实上，无论是何种发展方式，最终都要形成“经济规模”，分歧只是通过什么方式、什么途径去实现“规模经济”。见仁见智，实际确实存在着两种不同模式。一是逐步投入，滚动发展；另一种是一次性投入的“规模经济”建设方式。“经济规模”确实具有成本优势，但是它却要受到一系列条件的制约，首当其冲的就是市场规模。如果市场规模达不到，就是说一次性投入所形成的规模生产能力，得不到充分发挥，那么投入的资金就会沉淀下来，变成了“沉没资本”。这时候，一次性投入不仅不能降低成本，反而会增大成本。盛2升水的杯子所花的材料不会是盛1升水杯子的2倍，杯子容积越大，单位盛水所花的材料成本肯定越小，但是用盛2升水的杯子去盛1升水，必然大大提高成本，也是一种浪费。如同“规模经济”有缺陷、受制约一样，滚动发展也有它的先天不足，一旦经济规模形成，逐次投入的利弊就会相对于一次性投入显现出来。因此，只能从中国的资金、市场的实际出发，“两害相权取其轻”。请记住：并不是所有的幼苗都需要和都能长成参天大树，我们需要需要巨轮，但是更需要海轮和帆板。我们要有企业‘航空母舰’和舰队，但需要更多的是中小企业。5． 多元化经营与经营多元化大企业要实现可持续成长就必然走向多元化经营，这一观点在欧美日等国企业已经得到基本证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多元化经营不仅是企业共同的成长战略，而且多元化经营的方向、途径以及多元化战略与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也呈现相同的特征。因此，国际上有关这一课题领域的研究，已经超越了要不要多元化的层次，而是到了如何多元化，怎样的多元化才最有效的阶段。多元化的一个弊端就是使企业博而不专，很难集中精力创造出过硬的产品。企业开展多元化经营，其成功最为关键的是以核心能力为基础强化主业或核心产业。实践证明，一个企业无论是搞专业化也好，多元化也好，这都涉及企业发展战略问题，而本质的内涵，则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问题。今日，核心竞争力之所以受到企业重视，是因为核心竞争力已经成为企业竞争的基本战略。核心竞争力是企业的重要资源，是企业的心脏。从国外的一些企业发展趋势看，一般核心产品要保持在全国销售收入的60%以上。多元化经营正反两方面的实例都充分说明：要想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中站稳脚跟，不能不处理好主业与多元化经营之间的关系。所以，企业开展多元化经营，首先必须尽可能地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在主业方面寻求最大发展，不断提高产品市场份额，获取最大利益，力争扩大规模，并进行深度开发，以求长期稳定的发展。其次，在搞好主业或核心产业的基础上，有余力可以开拓新的经营领域，开展多元化经营。多元化的最佳时机应是企业主业做大并形成超群的核心能力之后。企业实施多元化经营有一个方式和时机把握的问题，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有切身的感受。企业必须根据外部市场的发展机会和内部条件的成熟度选择最佳的进入时机，时机不当或方式不当会导致多元化经营的惨败。追踪一个个陨落的明星企业，很多人都认为是盲目扩张、多元化的结果，实际上不如说是管理上的失误。国内外跨行业经营取得成功的案例有的是，他们为何能取得成功，除了企业资源剩余之外，管理的有效性应是最为关键的。6． 竞争与垄断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小农经济、私有制并没有使中国发展。一种体制、一种文化，一旦形成固定的模式，就有了自身的运行方式，有它稳定的一面，也有它消极的一面，消极的一面就是它将失去活力。共产党赢得天下，公有制、计划经济几十年中国经济曾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固化了的模式缺乏竞争机制，又使人们感到必须改变它。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再从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到市场经济，人们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认识，人们终于认识到竞争才能使经济、才能使这个世界充满活力。然而，当人们感受竞争的时候，又感到了竞争的残酷，所以有些人又开始留恋稳定、自由自在、无忧无虑。那么，我们究竟如何看待竞争、垄断呢？市场没有竞争，企业就无活力，行业就没有效率。激烈的市场竞争会毁掉一些竞争者，也给一些人带来灾难。在价格战中，由于竞争企业间不断杀下对方的价格，使价格水平急剧下降，使消费者短期内得到一些好处，但给企业经营上带来困难。经济理论中有一种属于基本概念的定价方法叫边际分析。其原理很简单：为获得最大利润，应按照边际成本等于或略低于边际收入的产品数量进行生产，并以这个公式计算出价格进行销售。道理很明显，如果边际收入（增加一个单位产品销售所增加的收入）大于生产这一单位产品所增加的边际成本，则有利润，企业应该生产这一单位产品；当增加一单位产品所带来的边际收入小于生产这一单位产品的边际成本时，企业在这一单位产品上要蒙受损失，所以不应该生产这一单位产品。企业还可以把竞争者的价格当作自己定价的根据。在存在许多经营类似产品的情况下，各个销售者必须使用同样的价格。如果价格比其他人高，就会在竞争中遭受损失；反之，如果价格低于其他人，则必须增加销售量从而补偿较低的利润率。倘若降低价格，竞争对手则不得不随之也降低自己的价格，这样就失去了降价以后的价格优势，因此，只有同时具备成本优势，企业才能希望使竞争者的价格不会降至与自己的同样水平！在与竞争产品有差异的情况下，他的价格可高于或低于现行水准或竞争价格的平均数，究竟选择哪种策略，要看销售者的定价目标。高于竞争水平的价格可能会增加产品的价值形象；低于竞争水平的价格可以突出产品的廉价形象。市场是如何走向繁荣，又如何走向衰败，影响繁荣与衰败的因素很多，但“势力与力量的比例”却永远是其中决定性的因素。什么是势力？什么是力量？这是两个泾渭分明而又很模糊的概念，也许势力在没有做大之前曾经是一种力量，也许力量在做大之后就变成了一种势力，所谓‘势入破竹’。从而大到一个市场，小到一个企业要想持续经营，永葆活力，就要求在它的内部必须有一种机制，限制势力的形成，鼓励力量的滋生，也就是说一个繁荣的市场必然是开放的，必然总有空间留给新的力量去成长。这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太难。因为势力一旦形成它就会本能地扼杀力量，通过各种手段去垄断利益，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所有增长的可能性也被扼杀，最终让整个系统在不知不觉中失去生命力。……从经济学上说，垄断是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泛称。它包括独家垄断、寡头垄断和垄断竞争。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独家垄断发生的概率极低，寡头垄断和垄断竞争一般是企业通过专利权或长期竞争自然形成的一种市场力量。通过正当竞争实现的市场瓜分，在某种程度上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积极作用，反而可能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就像在目前市场上少数著名品牌有市场集中的倾向，消费者似乎对此乐于接受。中国过去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企业不存在竞争。基础设施领域及大众服务产业在国家的大力扶持和巨额投入的滋养下得到迅速成长，并且主要是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投资的企业、机构垄断经营着。铁路运输、通信、电力、煤气、自来水等产业原来都是由政府某个部门“统管”着。在这些产业里，政府既是管制政策的制定者和监督者，又是具体业务的实际经营者，这就决定了这种垄断的性质是一种典型的行政性垄断。私人经济垄断会获得超额利润，而行政垄断往往会导致企业组织管理的低效率和资源运用的低效率。因此，行政垄断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制约是不言而喻的。由于中国垄断性行业大部分是由财政拨款的公用行业转化而来，虽然实行的是公司化运作，但是其资产是无偿取得的国有资产。实践证明，要促进基础领域的产业重组，必须与企业的产权重组结合起来，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从根本上改变企业单一国有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的状况。而其他资本进入这样的行业不仅要付出更高的财务成本，因为他们除了少量的资本金之外，大部分来自银行贷款，还本付息压力大，还要面对更多的市场不公平法则。所以，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并非易事。不少人认为，反垄断的关键是政企分开，政府部门完全只当裁判员，一切由市场力量左右。还有专家认为，垄断可能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彻底打破垄断，废除不必要的行政审批，中国的GDP在未来几年将大幅增长。这无疑是正确的，政企分开确实已成为当前反垄断的关键。不过，打破行政性垄断，不仅涉及到行业管理体制的变更，更直接涉及行业既得利益的调整，让政府自己来打破垄断如同“壮士”自断其“腕”。假使如此，如果走到另一个极端，认为市场永远是正确的，这种“市场万能论”的结果未必符合大多数人的愿望。前不久，美国加州大停电事故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加州电力改革，曾被许多人看作是打破电力垄断、完全放开电力市场的最成功之举。当初的设想是完全市场化一定会引来许多竞争者参与，增加电力供应并降低电价。然而，实际结果却是加州近年内没有开工建设一座大型发电厂，电力供应日趋紧张。原因很简单，电力投资回收期太长，又缺乏政府支持，对投资者没有多大吸引力。由此不难看出，反垄断不能把市场机制与政府管制割裂开来，在公用事业等一些特殊行业，政府的作用将是不可替代的。从国际市场看，近10年以来的兼并潮一浪高过一浪，兼并数额动辄达数百亿美元甚至上千亿美元。同时，在竞争激烈的IT产业，人们也正在目睹垄断的到来。所以，反垄断应遵循一条根本原则，即禁止滥用垄断行为，而不禁止垄断状态本身。其实，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反垄断一般只反价格联盟，而对一体化的垄断公司相对宽松得多。这是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某些行业的垄断正在成为一种客观存在。事实上，早在19世纪60年代，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逐渐发展到了顶点并随后逐步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经历这一转变过程的经济学家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探讨规模经济发生的原因时，提出了著名的“马歇尔冲突”。从此，围绕垄断与竞争、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之间的矛盾在理论与实践中从未停止过。“马歇尔冲突”是垄断与竞争之间矛盾在现实生活中的反映。现实中，产业组织理论围绕竞争与垄断的问题也一直争论着，实践中表现为针对不同的企业或行业如何在反垄断与过度竞争之间选择一个平衡点的问题。八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企业合并的管制严格，大型兼并案都是不允许的。在此以前美国甚至禁止企业之间联合开发技术和合作研制新产品，因为它认为企业之间的联合开发会损害竞争和创新，很有可能导致企业之间的合谋。但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修正了有关做法，在企业兼并、企业合作方面采取了积极鼓励的态度。上述许多重大兼并活动的成功，没有当局支持是不可能顺利实现的。众多事实表明，美国在反对垄断、维护竞争方面，有时严厉，有时宽松，但总是根据市场上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即在政府介入市场问题上，总是在竞争与垄断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在国际经济竞争日益全球化的时候，即使以前被认为是垄断的企业，如要放到国际市场中去竞争，国家这时是默认垄断的。这在近来许多重大合并案中得到证明。从微软案例、AT＆T拆分案例以及第五次兼并浪潮的比较给了人们不少启示，也给中国垄断行业以及过度分散和过度竞争的行业提供了不少的借鉴。中国绝大部分企业的规模比较小，市场集中度低，许多行业都存在过度竞争。加入WTO，我们应该以更快的步伐改变企业过度竞争的现状，提高其集中度以加强其国际竞争力。譬如中国汽车产业则处于集中度低的分散状态。因此一方面在逐步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的同时，另一方面还得进一步规范分散零乱的汽车业。中国加入WTO，现有关税壁垒将逐步消除，国内汽车工业将面临十分不利的局面。中国有一百多家整车厂，但产量超过10万辆的只有一汽、二汽和上海大众公司，超过1万辆的有14家，其余都只有几千辆甚至几百辆产出水平，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率和市场竞争无序。因此需要提高其集中度，增强竞争力以迎接加入WTO的挑战。世界上的事情总是在不断变化着的，当我们要搞市场经济的时候，西方却感到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太弱；当我们期待着竞争到来的时候，西方的垄断却成为一种客观存在。这道使我们再次想起了‘太极模式’。有无相生、长短相形、前后相随，计划经济我们搞了几十年，但是市场经济才刚刚开始，有人说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笔者曾经提出过，竞争和垄断才是市场经济‘灵’与‘魂’的结合。我们必须清楚，只有竞争才会充满活力，但是竞争不是万能的，它需要垄断的配合。西方的市场经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竞争在其过程中形成了规范的规则。西方没有行政垄断，却有技术垄断，知识产权的保护，也是一种垄断。我们认为市场经济的精髓不是‘竞争’而是垄断！关键是如何实施垄断保护。在中国行政垄断的弱化、技术保护的完善以及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形成和完善是一个过程，需要时间。在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只有永远保持创新的冲动才能生生不息。那么又怎样才能永远保持创新的冲动？大自然的‘森林法则’早就有了答案。在茂密的森林中，没有一棵树是弯曲的，不论大小粗细，所有的树都挺拔笔直。这是因为，在茂密的森林中，每棵树的前后左右都是树，谁想枝杈横生，谁就休想得到阳光雨露，唯一的出路就是拼命向上长。正是竞争这种外部的机制在森林中造就了‘栋梁之材’。要永远保持创新的冲动，就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外部竞争机制，美国能在第三次技术革命中保持长胜的原因，就是美国有这么一套完善的‘保护’竞争的机制，或着说是‘垄断’机制，这才是问题的真实内涵！
凤凰涅磐―中国经济在调整中腾飞 在日常的经济生活中，有许许多多让人心惊、心烦、心动的事，如果你真的想去把它说清、并想要把它解决，这是有为之心。那么究竟如何来看待社会经济中不断解决又不断生出来的问题。
1.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将居世界之首
人们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有不同的看法，乐观！悲观！或喜忧参半！但我们始终属于乐观一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研究认为，未来20年经济增长仍主要依赖于资本的积累 和生产率的提高。在2000-2010年间，资本存量的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这一时期所保持的较高的国内储蓄水平和高投资率。中国居民的相对高的储蓄倾向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改变，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确立也要求居民储蓄的增加，而本世纪初劳动人口的较快增长和抚养率的降低则有利于国民储蓄率的进一步提高。同时，政府可能坚持的相对审慎的财政政策也会使财政赤字保持在很低或者为零的水平上。在基准情景中，以上因素使得2000-2010年间总投资率将维持在40%左右。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在未来20年中，中国经济在前10年和后10年将呈现一些不同的特征。由于劳动力在2010年之后停止增长，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减少到0。在本世纪前10年资本可望以较快速度增长，它和生产率的提高共同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基准情景假设下，中国经济在2000-2020年的20年中，年均增长率将达到7.3%，按不变价计算2020年GDP将比2000年翻两番多。到那时，按汇率计算中国人均GDP将超过5000美元，即相当于1997年世界人均GDP的平均水平，而GDP总量则可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和欧共体居世界第三。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GDP总量可能接近当时美国的水平。在2000-2010年间，GDP增长相对较快，年均增长7.9%，而在2010年之后，资本增长趋于缓慢和劳动力逐步停止增长，这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比2000-2010年平均下降1.3-1.4个百分点，年均增长6.6%。
中新社东京日本经济新闻》公布的问卷调查显示，五成以上的商务人员认为，在未来二十五年中，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是中国。当今美国独霸世界的国际政治构造将发展为“美国、欧洲、中国三极构造”的高居首位，占百分之四十九点二。关于世界经济发展的预测，下一代的领导产业，百分之七十八选择了信息通讯(IT)产业，第二位是医药和生物工程。关于世界货币体制，认为以美元和欧元两大货币为基轴的超过三成，占首位，认为将形成美元、欧元、日元三极体制的居第二位。但在亚洲圈内，认为美元、欧元、人民币三极体制的占百分之二十五，美、欧、日元三极的看法只占百分之十七。…
2.成功之道在于能量守一
我们曾多次言明：中华民族复兴之日即将到来，我们即将迎来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新的盛世。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新的盛世不是感情的产物，而是经济规律的客观必然。经济的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巨大的机遇，中国存在巨大的市场空间和市场潜力，这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比拟的。中国正在实现消费层级的升级，从千元级向万元级十万元级升级，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正在向新的层级攀登。我们曾经指出，中国经济不同于美国经济，也不同于日本经济，美国、日本经济正在追求技术上的创新，依靠技术突破带来经济上的突破，而中国经济还处在较低的层级，一方面需要追踪国际上的技术创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利用技术创新，实现基础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升级。2000年中国汽车的销量100多万辆，2001年达到200万辆，进入2002年许多地方的小汽车销售火爆甚至脱销，中国经济消费正在向‘住行’升级，我们可以设想以下，即使每年小汽车的销量达到1000万辆，也要30-40年中国的家庭才能达到每户一辆，未来几十年，中国业界的领袖人物当属汽车行业的掌门人。小汽车进入家庭，已经不是要不要和可能不可能的事，而是一种必然。小汽车进入家庭，必将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将使人们对‘住’的要求重新考虑，连带出新的‘衣食用’的更多更高的需求，中国政府一定要高度重视由此而引起的各种变化，城市问题、居住问题、生活方式等等。汽车工业的发展将同时带动起电力、钢铁等等100多个行业。中国经济最少存在30年的高速增长期。这才是一个超常规的发展时期，人们应该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诚然，目前中国经济中还存在许多问题，甚至存在‘危机’。中国的这些问题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化解这些问题，中国就成功的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增长的过程。首先是面对3.5万亿的不良银行贷款和1.6万亿的财政隐性债务。这一方面要靠经济增长来弥补，但是有限的，因为它现在还制约着增长；另一方面是要增大货币供应量，这需要有一个度；三是借助国际化的力量。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利用外资近4000亿美金，而2001年使用外商直接投资468亿美元，增长14.9%，中国已经加入WTO，要充分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进一步解放思想。中国人遍布世界各地，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但是世界还无法融入到中国，我们能不能在中部或者某个地方搞一个内陆开放的特区吸引它们。…
《什么在左右中国经济》一书出版后，不少人都共同有这样一个问题，什么在左右中国经济？笔者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几十年，经济体制问题已经有所突破，结构问题又成为主要矛盾，产业结构、需求结构、投资结构、区域结构…、最根本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改变城乡经济结构就要加快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加快小城镇建设，依据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将使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大力发展汽车工业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才是最快捷最有效的途径。
区域差距问题是和结构问题紧密相连的问题，西部开发曾经一时轰轰烈烈，但开发西部是一个跨世纪的战略问题，要按照经济规律，梯级发展、逐梯登级，或着点轴发展。
‘守一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核心，也是人生入世处事的关键。据说它只‘口传’，按照守一法则，成功之道就要先能量守一，集中优势，实现突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其意深刻！据说有人曾经询问里根总统成功的秘诀，他说：我只懂想一件事，然后做好一件事，结果我成功了。当我失败时，回头一看，原来我在想和做多件事！依据消费层级演变的规律，中国经济正在向住行升级，‘行’将改变一切、领导一切，‘行’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仔细想一想，中国经济的‘纲目’不是很清楚了吗！
一台大戏，如果主旋律有了，主角清楚了，主焦点便显而易见。其它的都是要配合的问题，这并不是说其它的不重要，而是主次很清楚。犹如象棋比赛将君，一个棋子将君无法取胜，必须有其它棋子的配合。经济发展也一样，不同的时期，重点也不一样。按照经济发展消费层级的要求，汽车工业将是未来时期中国经济的纲。按照梯级发展理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应该在中部，启动点在中部，承东启西。发展汽车工业，需要发展道路、小城镇建设，进而连带其它。
3.资本市场是中国经济主要的推进器
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要素都成为商品，在各种要素中，资本市场尤为重要，资本市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主要的推进器，中国资本市场才刚刚十年，十几年走过了美国资本市场一百多年的路程，能没有问题吗？我们关注到中国政府近来对资本市场开始由整治变为规范，这很好。通过对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考察，上市公司暴露出的普遍问题是重融资、轻转制。筹资一直是企业和各级政府的主要动力和兴奋点，公司改制往往被忽略。国有企业在面向资本市场融资的同时，并没有建立适应市场运作机制要求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国证券市场股份制改制的功能已经出现严重缺陷，上市公司筹资功能强化，而转制功能无法凸现。
中国经济中的许多问题都可以从“预算软约束”找到解释。上市公司虽经改制成为公众公司，但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现象却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国有企业在改制上市，行政机构作为国有产权的代理而承担“隐性担保人”角色，因而一旦上市公司出现问题，面临ST、PT甚至摘牌时，行政机构就不得不出面组织“资产重组”，于是出现“报表重组”、“题材重组”等现象，证券市场优化社会资源的功能根本无从体现。国有企业内在体制性缺陷转移给上市公司。证券市场无法对绩差公司行使“退出”的惩罚权利，高额的社会资本并没有高额的资本形成，而是成为对体制性补贴的积累。
在行政管制性市场中，政府监管部门与市场参与主体处于一种信息的非对称状态，行政管制并不能按照市场内在规律进行规制市场，必然造成上市公司追求自身相关利益最大化为其行为最佳理性选择。在监督政策缺乏效率，监督力度不够的情况下，市场参与主体利用信息的非对称性，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上市公司具有强烈的动机利用现有的信息不对称和契约的不完备性对利润进行操纵，从而达到再融资资格。这种引起证券市场失效的信息不规范，一方面是上市公司内在缺陷；另一方面，是政府监管部门的不完备契约的制度缺陷，非市场化监管刚性制约的负面效应，使证券市场的内在传导机制扭曲化结果。
市场经济的精髓是依靠市场的供求关系及其内在运行规律，而不是以行政命令来达到市场均衡。针对中国证券市场不断显现的各种内在矛盾与制度缺陷，在推动新兴证券市场深化发展的制度安排上，必须解除政府“隐性担保契约”，按照市场性、效率性和竞争性原则，推动证券市场制度创新。
4.形成市场经济运行的社会构架
龙，蛇身、马头、鹿角、鱼鳞、鸡爪…，是一个组装品。市场经济要按照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理论、体制、机制、规则…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不能四不象，不能是组装品或仿制品。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为社会提供产品、劳务，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金融是特殊的商品，由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构成的金融市场是市场经济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是社会的管理者、裁判员，不是服务者，这是笔者的见解。正如足球比赛，主体是双方的队员，除了观众，还有裁判员，另外还有服务人员。政府一定要明确自己的位置、职责，严格履行自己的责任，无论是对任何主体，政府都要按规则行事。现在企业办社会的状况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这还不够，企业把社会职能的部分剥离出去，政府也要把管理之外的服务职能分离开来。笔者曾经把这一部分称之为‘第三域上的社会’。这一部分如：中介机构、各种协会、社团组织、司法体系等，总之既不属于企业，又不行使政府管理职能。政府和‘第三域上的社会’、企业、金融这‘四位一体’构成社会运做的科学构架。最近我们关注到政府已经改进了国有资产的评估，把具体的操作改由中介进行，既有利于公正进行，又便于监督。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和公正的前提是社会多元主体均衡发育，各司其职，相辅相成。
狗狗书籍网 http://www..gouyg.com - TXT电子书免费分享平台
Web2.0小说网站，和好友一起上传、下载、分享TXT全本小说。
所有小说仅供试阅，请于下载后24小时内删除，阅读全本请购买实体书。
--------------------------------------------------------------
-->
---------------------------用户上传之内容结束--------------------------------
声明：本书为狗狗书籍网(gouyg.com)的用户上传至其在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上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