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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国家的科学  伊斯兰世界的科学也有复兴的迹象。在头六个世纪中,伊斯兰教是传播和发展希腊科学的主要媒介。当它还具有极大的发展可能性时,它的文化进步由于蒙古人和突厥人的入侵而停顿了。和中国的情况一样,在西方科学的冲击下,立即产生的反应是变得更加保守了。这种保守主义仍然在大多数独立和半独立的穆斯林国家中继续存在。不过近来在埃及、叙利亚、土耳其和在苏维埃政权统治下的中央亚细亚,有了明显的变化迹象。在土耳其,人们就象推行其他更为惊人的加齐改革那样地以无情的革新精神推广科学。旧的土耳其大学的水平提高了;新的大学成立了。仅次于英国和美国,土耳其成为德籍犹太学者的主要避难所,可是这些人中间的大多数人在最近的民族主义浪潮中又被驱赶出去了。要谈论这个政策效果如何,为时尚嫌过早,不过假如它取得成功的话,就一定会在整个穆斯林世界产生极大的反响。一旦人们可以证明这个政策是符合于或者进而有助于民族解放事业,宗教的保守力量就无法再阻挡这个政策前进了。

科学和法西斯主义

把迄今已经提到过的国家的科学状况回顾一下,就可以看出,这些国家的科学在组织形式上的共同性远远超过差异性。富国的科学很发达,穷国则很落后。但是科学本身却成为一种共同的文明形式,标志着大家普遍接受了现在变成了世界文明的西方文明,我们看到了科学在各处随着工业的发展而发展着,而且愈来愈同垄断资本主义和民族经济制度密切结合起来。不过,到现在为止,在这个过程中,科学的内部发展还没有遭到严重的干扰,科学的自由探讨和自由发表的基本原则还没有遭到进攻,但是这种情况已经不再是普遍存在的了。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这些原则已经受到了直接进攻,而且要是允许这种进攻发展下去的话,就会危及科学的进步,甚至危及科学本身的存在。

法西斯主义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企图通过同时使用暴力和?E惑人心的神秘宣传,去维持一个不稳定的和威信扫地的私营或垄断生产制度。这两个方面都要影响到科学。法西斯主义的理想是国家,或者不如说是种族和帝国。这是把还没有被征服的地区的居民囊括进去的一个方便办法。民族经济和民族精神特别需要培植。当科学可以起这种作用的时候,它是受重视的。当科学看起来会削弱民族经济和民族精神的时候,它就遭到歪曲或破坏。在这方面,法西斯主义就是要把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已经可以看到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民族主义倾向从逻辑上贯彻到底。科学家的责任首先不再是发现真理或者为人类谋福利,而是在平时和战时为自己的国家服务。而和平时期则越来越干脆地变成备战阶段。

法西斯国家意大利的科学  法西斯主义首先发生于意大利,不过它不象后来在德国那么彻底。在意大利,科学受到利用而不是被改造。为了国家的利益,意大利的科学家受到了宽容,甚至还得到了帮助。由于设立了一些主要是为了国民经济的目的而筹办的技术研究所,科学还有了某些物质上的进步。这些研究所的十分明确的目的在于使国家在战时不必依靠国外物资供应。至少在人文科学范围以外,科学思想受到的干涉是比较少的。历史当然遭到了歪曲,强调人道主义方面而不是强调军事方面的倾向被颠倒过来了。社会学和经济学中存在的唯一倾向是保守主义。为了教会和国家的利益,一切进步思想都遭到镇压,不过并没有象在德国那样地用十分可笑的内容取而代之。科学家受到的主要影响就是他们同世界科学隔绝开来。除了一些经过十分周密的组织、想要使外界觉得墨索里尼十分关心科学进步的国际大会以外,意大利科学家基本上和国外科学家隔离开了。这部分地是由于他们在政治上不可靠、部分地由于缺乏旅费。另一个困难是语言障碍。为了维持民族威望,意大利科学著作必须用意大利文发表;然而意大利文已经不再是大家都熟悉的语言了,所以这一条就有力地阻止了人们去充分利用剩下的唯一交流渠道。结果就使意大利科学停留在本世纪初叶的比较低的水平上,毫无恢复过去的光荣传统的趋势。法西斯主义在镇压自由主义的同时,也成功地摧残了在意大利一直同自由主义有密切关系的科学精神。

纳粹科学  意大利的科学状况仅仅是今天可以在德国看到的大规模破坏过程的第一步。对德国科学的破坏,要是再继续多年,就可能成为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大悲剧之一,因为德国科学同意大利科学不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并不是说德国科学家处于发明创造的前列,而是因为德国已经担负起把全部科学加以系统化和法典化的任务,所以人类知识进展的记录大多掌握在德国人手中。已经取得的成就是湮没不了的,但是要在别的国家仓促整理出一整套科学发展的详尽彻底的记录却不是容易的事。比这更严重的也许是,这破坏了德国的科学精神、破坏了人们对耐心而精确地探索世界结构的爱好、破坏了对纯科学真理的内在价值的信仰。

德国不象意大利,它是一个工业大国。从质量上说,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业国。它的居民有一个研究学问的传统,热爱自由然而却不大有机会行使自由,所以,促成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也就相应地比在意大利更为深刻。在那里产生的那种类型的法西斯主义也必然具有更为激烈和反动的性质。德国法西斯主义的首领是不满足于单单控制物质因素的;为了取得和保持权力,他们还必须对思想加以控制和改造。他们不仅要征服德国人的国家,而且还要征服德国人的灵魂。纳粹夺取权力所凭借的整个理由是如此明显地不合理性、经不起科学分析,以致要维护这些理由,就只能使非理性凌驾于理性之上,并使科学批判无能为力。但是单单这一消极方面还是不够的;仅仅把显而易见的真理否定掉就会在心理上留下空白;因而就有必要去宣扬,空前猛烈地宣扬明显的谬论。不幸,特别是在德国,的确可以找到可以用来代替理性和科学的一整套信仰。在德国的思想界,过去一直有一股神秘的非理性的暗流。事实上,理性主义本身的确是从法国输入的自由主义的舶来品,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还是由纳粹的鼻祖弗雷德里克大帝输入的。从德国的神秘主义者直到十八和十九世纪的哲学家们,一直存在着把暧昧和深奥混淆起来的倾向,不过促成这种倾向的一般都是一种慈爱和驯良兼而有之的心理,特别是在国家问题上。纳粹就抓住这种思想方式、或者不如说是不肯思想的方式,利用它来推崇种族和战争这两个孪生的观念。德国人受到自己的垄断资本家的悲惨奴役,为此要给他们以补偿。办法就是使本国垄断资本家在其他国家的对手屈从本国垄断资本家,并向德国人灌输一种思想,使他们觉得,德国人是天生优越的,只要他们愿意在这一期间服从必要的纪律、经受备战和斗争的考验,他们就注定要统治全世界。

实际上他们的所做所为就是把资本主义的物质的和经济的形式保留下来,事实上还加以强化,因为他们摧毁了工会、使雇主成为自己工厂的太上皇,同时又轻蔑地抛弃了过去用来为资本主义的存在辩护的理想。为了支撑资本主义,他们不得不抛弃过去用来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自由主义理论。他们不得不走得更远一些,公开抛弃了自从人们鉴于几个大帝国的出现第一次提出以来就一直存在在世界上的两个理想:博爱和个人尊严。

为了保障少数人贪得无餍的利润和追求权力的欲望,他们不得不把不仅显然构成自由社会的基础而且显然也构成基督教社会的基础的价值标准倒置过来。代之而起的血统和国土的理想根本毫无科学根据,所以他们就有必要对科学进行歪曲,以便找到根据。我们应该承认:人们在过去和今天公认为科学真理的东西大多是科学家们自己从他们的文化环境中得来的不合理性的偏见。不过科学的整个进步就在于觉察和驳斥这些偏见。地球转动现象和物种起源的发现就是理性和实践战胜感觉的重要事例。想要颠倒这个过程,而且以国家的名义要求恢复旧的偏见以取代新的发现,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任何一批科学家接受这个指令就等于签署自己的处决令。然而这正是纳粹强品德国科学家做的事。残留下来的正直看法一定是秘密的而且是反纳粹性质的,它经常有被秘密警察的活动扑灭的危险。纳粹要赢得科学家的忠诚或者至少赢得其服从显然不是很困难的――事实上要比取得教会的拥护容易得多。这主要应归咎于科学家的性格及其所受的训练;他们过分专心工作、过分从属于国家和工业机器、带有过多的很容易灌输的爱国思想。而且,由于纳粹把犹太人和社会主义者挑选出来作为攻击目标,他们就被人巧妙地分化了。对犹太人的迫害  自然,即使用了纳粹的快速和残暴的方法,也不可能一下子摧毁德国科学精神。还必须以多种形式对德国科学的精神进行进攻。第一个而且也是最耸人听闻的办法就是把犹太人赶出科学界。犹太民族所特有的悲剧是:每当他们长期受到宽容以致可以把自己的才能用在有益于社会的工作时,他们迟早总是要成为他们所在国家的一切不幸事情的替罪羊。由于犹太人历来都不得不进行激烈的斗争,而且机会又很有限,再加上他们有尊重学问的传统,因此,他们在谋求脑力工作职位时具有某些优越条件。结果,在脑力工作中,犹太人对非犹太人的比例实际上大于犹太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即使在德国,这种比例也并不意味着犹太人在任何这类职业中都处于支配地位,不过他们是很引人注目的,而且受到比较愚蠢和不得意的同行的嫉妒。在德国,象在英国之类国家那样,由于常识的缘故,由于各行业内外大多数人都持宽容态度的缘故,这些偏见本来一直是受到约束的。可是现在,在德国,这些偏见却变成了官方的信条了,后面还有整个法律的力量和受过彻底反犹反共宣传教育的黑衫队员的暴力做后盾。

犹太人在科学界尤其取得了受人尊敬的重要地位。把他们驱逐出去是对德国科学的直接而且沉重的打击,虽然这最终是会有利于其他国家的科学事业的。对犹太人的迫害愈来愈变本加厉。不但要迫害他们这些人而且要迫害他们的思想。

纳粹当局发现犹太人的思想几乎包括了一切形式的清晰思想。如果犹太人在逻辑学、数学和物理学中所做的一切都肯定是错误的话,那末整个科学大厦就得拆除,并且要以其乏的、不调和的材料来重建。这正是纳粹哲学家们要担负起来的工作。在外界看来,他们目前所取得的成绩显得可笑而且令人作呕。

目前最受尊敬的德国科学界的代表、反犹老手施塔克在《自然》杂志中这样写道:  “当我在下文谈到物理学中两种主要心理类型的时候,我的意见是以经验为根据的。我研究过过去的大物理学家所以能有所发现的心理特点。我在自己四十年的科学生涯中,为了查明一些科学家的工作成果的主要源泉,对无数多少获得成功的当代物理学家和理论创造者及著作家进行了观察。在这个广泛的经验的基础上,我终于认识到,物理学领域的科学工作者有两种主要类型的心理状态。

实用主义精神不论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成功的发明的创造源泉。而实用主义精神是把目光投向现实的,它的目的是判明主宰着已知现象的规律并且发现还没有发现的新现象和物体。……教条主义学派的物理学家在物理领域中反其道而行之。他们的出发点是一些主要从自己头脑中产生出来的观念或者是他们对符号之间的关系所下的专断定义,他们可以赋予这些符号以概括的和物理学上的意义。他们通过逻辑推理和数学运算把它们结合起来,由此得出用数学公式表示的结果。……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以时空座标或其微分的专断定义为根据的。它也是教条主义精神产物的同等明显例子。

另一个这类的例子是薛定谔的波动-机械说。他通过物理-数学奇技的惊人表演,首先得出一个微分方程式,作为最后结果。接着他就问:他的方程式中出现的函数可能具有何种物理学上的意义?为此,他提出了一种意见,专断地认为,在原子周围的广大空间地带充满了电子,可是其他教条主义的物理学家们(玻恩、约尔丹、海森堡、索末菲)却违反基本的经验法则,以特有的方式为薛定谔的函数提供了另一个教条主义的意义。他们硬说,电子以不规则的方式在原子周围跳动,而且在外部活动,仿佛它是带着一个电荷同时存在于原子周围的所有各点上似的,这个电荷相当于电子在每一点上的统计学上的逗留时间。……由于我有可能多次观察到德国教条主义精神对于我国物理学研究的发展所起的极大破坏作用,所以我对它开了战。在这场斗争中,我也对犹太人对德国科学的有害影响进行了斗争,因为我把他们看作是教条主义精神的主要鼓吹者和宣传者。

说到这里,我想起从事研究的科学家的精神面貌的民族性方面。可以从科学史举例证明:物理研究的奠基人,以及从伽利略和牛顿算起直到我们当代的物理学先驱们为止的伟大科学发现者,几乎都是雅利安人,其中以日耳曼人为主。我们可以由此得出结论说:实用主义的思想倾向最常见于日耳曼人。如果查一查现代教条主义学说的创始者、代表人物和宣传家,我们就可以发现其中绝大多数是犹太人后裔。如果我们再回想到犹太人在建立神学教条主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教条的创始人和宣传家大多是犹太人的话,我们就必须确立和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出身于犹太种族的人特别经常地显出天生的教条主义思想倾向。”――《自然》杂志,第141卷,第770―TXT小说:-3UWW―2页。

他在黑衫队机关报《黑衫队》中发表的原文就更为露骨了:“尤其是在一个领域中,我们可以遇到表露得最为强烈的“白种犹太人”精神,而且可以直接证实“白种犹太人”观点和犹太学术与传统之间存在着共同点,这个领域便是科学界。把犹太人精神从科学界中肃清是我543第八章 国际科学概况们最紧急的任务。因为科学处于关键地位,学术上的犹太主义总是可以从这里重新夺得影响国家生活的一切领域的重大力量。例如,很可以说明问题的是,在德国医学面临新的任务的时期,在人们等待着遗传学、种族卫生学和公共卫生学取得决定性成就的时期,我国的医学杂志竟在六个月之内,在总数2138篇文章中发表了1085篇外国人写的文章,其中包括苏联的俄国人写的116篇文章。这些外国人写的文章几乎毫不涉及看来急待我们解决的问题。在“交流经验”的幌子下,隐藏着所谓的科学的国际性原则,这个原则是犹太精神一直在宣扬的,因为它为无限制的自我推崇提供了根据。”(1937年7月15日)对犹太人的迫害在国外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但是,学术界的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平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命运就更悲惨得多了。对他们说来,不仅是失去工作,而且在不少情况下,还要被残暴地投入集中营。

对科学的镇压  这些措施本身本来已足以使德国科学一蹶不振,但是其实际影响范围还要大得多。凡是有一个科研人员和教师实际受到迫害,就必然有许多其他的人不敢维护纳粹国家所痛恨的客观标准以免暴露自己。大学和技术研究所的标准化工作也往往是这样。不仅校长以下的一切经选举产生的人员统统被纳粹党所任命的人员取代,而且在管理机构中还委任了一个地位很高的纯粹的纳粹官员。这样的人很少懂得科学,而且通常还从小就受到藐视智力活动的教育。

德国科学家所享有的一个优越条件之一――他感到自己是社会中重要而且受尊敬的成员――如今已不复存在了。科学工作主要是靠它本身的惰性进行下去;科学家继续工作着,直到人家找到了反对他或者反对他的工作的某些借口为止。有些借口是基于种族上的理由,有些借口是基于政治上的理由。

这种情况的第一个影响便是破坏了科学工作的自发性;独创性变得很危险了。

不过,只有等到新的一代科学家出现时,这个制度的全部影响才能显示出来,因为纳粹国家干涉得最具体的便是科学教育。第一,除开不准犹太学生进入大学之外,学生人数也锐减了。还强调学生必须基本上出身于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工人或农民出身的大学生人数目前已寥寥无几了。而且纳粹对大学实行改造的结果,学校越来越无法对许可入学的学生进行有效的教学。劳役和兵役耗费了多年的潜在学习时间,而且在学习中目前是把全部重点放在体育和德育上面,而不是放在智育上面。

“国家必须把它的教育机器的全部力量用来培育绝对健康的身体,而不是让它的儿童充满知识。发展心理能力仅是次要的。我们首要目的必须是发展性格、特别是发展意志力以及勇于负责任的精神;科学训练要远远地放在后面。”――希特勒,《我的奋斗》,第542页。

一个好党员“一听到人提到元首的名字,眼睛就会发亮”;会进行军事操练,而且会为了自己的荣誉,以公认的传统普鲁士方式进行决斗。这样的人变成了理想的好学生。求知的倾向、特别是任何客观批判态度都肯定是个人往上爬的绊脚石。要是这种制度能经历一代时间,那就一定会把伟大的德国科学传统摧残一空。

一切科学都为备战服务  本来连一点伪科学的遮羞布也不要,可能要更干脆一点。显然,从血统和国土哲学的观点看来,科学是根本用不着的,然而有意识地在文化上实行野蛮主义、把欧洲文化传统作为非日耳曼的传统而有意加以摈斥,仅不过是纳粹运动的一个方面而已。另一个日益重要的方面是发展德国在世界上的势力。这两方面的矛盾在科学领域中显得最为突出。如果德国青年能够单凭赤裸裸的力量睥睨全世界和确立他们的优势,那就太好了。不幸现代战争却需要机器和有力的经济后盾,因而需要科学。所以纳粹不得不自相矛盾地使用自己鄙视的方法来维持自己的力量。德国科学的存在也全靠这个军事和经济大国对科学工作成果的需要。但是在这里却存在一个最大的难题:为此目的究竟需要多少科学以及需要那一种科学?多年来,德国技术一直位居世界前列;它是以科学为基础的,不过要是仅仅维持原状,就不需要把科学进一步加以应用。在另一方面,如果要在军事上取得成功,要使国家能完全不依赖国外物资供应,就不仅要维持现状,而且还要创造和改进新的技术手段,这样便少不了科学。不过可以严格地规定科学的发展以达到这个目的为限。因而就有意识地制订了一个把科学事业变成国防部门的政策,即鼓励有助于直接间接的军事目的的各类科研,而且只鼓励这几类科研。从《我的备斗》中摘录的一段话说明,这始终是希特勒所力求达到的目标:“种族国家也应该把科学看做是培养民族光荣感的手段。不但应从这个观点来教授世界史,而且还应该从这个观点讲授整个文化史。一个发明家不仅要作为发明家而显得伟大,而且要作为民族的一员而显得更为伟大。

对于每一项伟大成就的钦佩情绪必须变成因为这个幸运的成功者属于本民族而深感自豪的情操。

学校课程必须有系统地依照这一方针来设置,而且在进行教育工作时,要使青年离开学校时,不是成为一个半和平主义者、一个民主派或者诸如此类的人,而是成为一个全心全意的德国人。”(第473页)“让我们从小就教育德国人民只承认自己国家的权利,而且那怕是在保全个人品格的问题上,也不要让孩子的心灵沾染上‘客观性’的祸害。”(第124页)“种族国家必须把毕业青年的思想训练和体育训练当作自己的任务,并且通过国家机构来贯彻这个任务。就其主要内容而言,这种训练已经可以算是以后的兵役的准备阶段。……要把军队看作是国民教育的最后和最高级的学校……他必须在这里学习怎样保持缄默……而且还要学习在必要时如何沉默地忍受冤屈。”(第458[TXT小说:3UWW]9页)法兰克福大学校长厄恩斯特・克里克博士更露骨地说:“大学教育目的何在?我们的大学训练的目的并不是客观的科学,而是军人的英雄科学、是富于战斗性和斗争性的科学。”――《论希特勒式学校与外国学校》,1937年。

所以在大学的物理课中,最受重视的不是关于宇宙或原子结构的基本理论,而是弹道力学。关于宇宙和原子结构的基本理论都是犹太人创造的,因而要受到遣责。化学课自然而然地要适应生产炸药、毒气和代用原料的任务,发展德国自产的食物则变成了生物学的最重要的具体目标。

在军事科研的掩护下,人们的确也设法暗中进行了不少真正的科学研究工作。剩下来的寥寥几个优秀科学家的确由于他们的同事受到镇压而得到了很大好处。不过后继无人,并且存在日益焦灼的气氛。

科学被歪曲得面目全非  这种把科学加以歪曲来为备战服务的行径,主要影响到比较精确的科学门类。在其他领域里,他们进行了性质上不同但破坏性更大的歪曲。人们必须为纳粹的种族优越的巨大神话和进行军事斗争的必要性提供科学根据。为此就有必要把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科学整个地加以歪曲。在后几门学科中,他们对公认的事实大肆加以曲解,以至使这几门科学完全不复存在,然而却也竟然能找到一些显然乐意鼓吹这些理论的体面的德国科学家。的确这些理论都是其他国家的更为反动的科学家提出来的。事实上,纳粹观念的绝大部分都是舶来品。他们的最基本观念――他们的种族高人一等、是上帝指定的――完全是源出于犹太人。在德国,过去五十年中在人类学和社会学中取得的进展大多被消灭干净了。为了替德国重新采用野蛮刑法和恢复惩罚性刑罚作辩护,需要更为粗暴的解释。新的种族科学就出色地满足了这种需要,下面所引的几段话便是关于这种科学的权威性论述:“不过,作为生命的基本力量的血统和国土都是国家-政治观点和英雄式生活方式的象征。它们为一种新型教育打下基础。……对我们说来,血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不能满足于物理学、化学和医学的学说。从种族一开始出现,这血统、这股生命的暗流,就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而且把我们指引到形而上学的领域中去。血统是躯体的构造者,也是种族精神的源泉。我们祖上的遗产隐藏于血统之中,种族体现于血统之中,人的性格和命运产生于血统;对人类说来,血统是隐蔽的暗流,它象征生命之流。人类可以从这里站起来,并登上光明的、精神勃勃的和明智的境界。”――K.克里克,《国家政治教育》,来比锡,1933年版。

“国家社会主义的特征在于:它对一切关于存在的问题采取了英雄的姿态。这个英雄的姿态渊源于唯一的和决定一切的信仰的表露,即血统和性格。种族和灵魂只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不同名称而已。可以与之相适应的是一门新科学的兴起,我们可以把这种新的科学发现叫做种族科学。从足够高的高度可以看出,这门新科学只不过是一种达到日耳曼人的自我意识的影响深远的尝试而已。”――A.罗森堡。

罗伯特・A.布雷迪在《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精神和结构》一书中所引的一段话,第60页。

“阿道夫・希特勒的理想包含了一切可能的科学知识的绝对真理。……国家社会主义为人们在德国科学地进行工作提供了硕果仅存的可能性。……我们认为德国法律史家象一切科学家一样,只可能有一个出发点:即应该把德国历史仅仅看作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史前史。……我们认为:一切科学工作(它的目的毕竟还是为探索真理而服务)的研究成果都必须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出发点相吻合。因此,国家社会党的纲领就变成了一切科学研究的唯一基础。……真正的阵线精神比科学讨论更为重要。……”――德国法学家领袖法兰克部长于1936年10月在蒂宾根所作的报告。

在所有这些领域中却产生了一个新困难。在国内镇压和歪曲科学是比较容易的,可是还有需要维持和扩大德国在国外的威望。如果歪曲科学的过程发展到顶点,德国科学家和国外科学家就没有共同语言了,纳粹以其特有的干脆而粗暴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不以在自己国内歪曲科学为满足,还要在国外歪曲它。例如在最近的刑法学会议上,他们把德国代表塞满会议,设法在会上通过一项赞成德国刑法理论的决议。他们打定主意,凡有可能就要利用在德国或国外举行的一切国际会议来歌颂纳粹国家。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他们怎样甚至在国外也做到这一点。他们干脆以撤出整个德国代表团为要挟,来阻止最著名的一位生物化学家宗德克教授参加阿姆斯特丹的一次大会。在这里,纳粹的政策是在科学的最关键问题上对科学发动进攻。不过迄今由于国际科学家间的礼貌传统的缘故,人们还没有在世界科学客观传统问题上展开对之有力的驳斥和辩护。

科学处于危机之中  法西斯主义的存在对科学是一种双重危险。凡是它的势力抬头的地方,科学就遭到毁灭。奥地利的悲剧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除此之外,它的思想影响还蔓延到其他国家。这些思想到处加强了蒙昧主义势力,并损害了科学精神。在欧洲的每一国家,甚至在美国,反犹主义正在发展,随着发展的是科学上的民族主义。法西斯国家的科学发展清楚说明,不论是科学的理论或者应用都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发展趋势根本不能相容。处于晚期的资本主义是经不起客观检查的;科学家必然变成批判家,而批判则是不能容许的。所以科学家不是闭口就得失业。如果他照第一种办法做,他实际上已不再是科学家了,而且无法把科学传统继续传下去;如果他不这样做,科学就会同样必然地而且更迅速地告终。在至今仍然实行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里,科学家很容易用极其惊恐的态度看待法西斯统治下的科学事业的遭遇。不过他本国的科学的命运还是个未知数。它取决于和科学本身毫不相干的因素。除非科学家了解这些因素,而且知道怎样利用自己的力量来影响这些因素,他的处境就仅仅类乎坐以待毙的绵羊。幸而对这种情况有所警觉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考察其结果。

科学与社会主义

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有赖于社会本身的组织原则。直到现在,在讨论所有国家的科学事业时,我们一直基本上假定它们都是处于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之下的。除开以维持经济制度为其基本职能的多多少少起限制作用的国家机器之外,人的生活和人与人的关系都受到下述两个因素之一的支配:依靠劳动而生活的必要性和雇用工人获取利润过活的可能性。宗教、文学和科学的独立传统都是在这个体制的范围内发展起来的,不过它们最终取决于自己对总的体制的适应性。它们为了前进都必须付出实际的代价,我们已经考察过科学和这个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而且也说明了它的主要发展方向不是取决于大多数人民的需要,而是取决于那些为利润进行生产的人们的需要。必须认识到,这个动机比先前的任何社会形态所产生的动机都更多更快地增进了我们对于宇宙的认识,不过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科学技术的发展本身既为我们揭开了改善人类生活的前景,也为我们开辟了毁灭人类的可能性。现存的制度对前者是完全无法加以利用的,但对后者却是利用得过于得心应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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