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第31/32页



  送葬的队伍从312国道上往伏牛梁来,他们在上一个地塄。地塄上是有一条小路的,抬棺的八抬,小路上只能通过一人,棺木就怎么也抬不上去。上善在喊:“鼓劲!鼓把劲呀!”前边的四个人牵着地塄上人的手,上到一半,后边的四个人就骂前边的:“往前拉呀,熊包啦?!”前边的喊:“后边往前拥!拥!”前边的两个人膝盖软了,跪倒在地上,大叫:“不行啦!不行啦!”上善的脸都变了,喊:“再来人!来人啊!”但已经没有精壮小伙了,上善和丁霸槽也扑过去把前边的木杠往起抬,丁霸槽个子矮,上善弯了身去扛木杠,龇牙咧嘴着。夏雨已趴在地上给抬棺人磕头,说:“求大家了,再努些劲,努些劲!”庆金就喊:“庆满,君亭,瞎瞎,你们快帮忙!”三个孝子忙近去也抬木杠。差不多二十多人挤在一块,一声吼:“一二——上!”棺木抬上了地塄,再一鼓作气到了坟上,停放在了寝口前。人人都汗湿了衣服,脖脸通红,说:“四叔这么沉呀!”上善就给大家散纸烟,拿了烧酒瓶让轮着喝,说:“不是四叔沉,是咱们的劳力都不行啦!”孝子顺孙们白花花地跪在棺前烧纸,上香,奠酒,乐班的锣鼓弦索唢呐再一次奏起来。夏雨和白雪跪在一边,夏雨低声说:“我哥到底没回来。”白雪说:“爹说过他死也不让你哥送葬的,你哥真的就不回来了。”

  棺木入墓室,帮忙的人砌了墓门,铲土壅实。一堆高高大大的坟隆起来了,乐班也驻了乐,但高音喇叭上仍在播放着秦腔曲牌《祭沙》:

  大家都站在那里听秦腔,夏雨说:“磁带这么长的?”白雪说:“怎么又重播了?”夏雨说:“家里没人呀?”还疑惑着,便看见一辆小车停在了312国道上,从车上下来了夏风,哭喊着往坟上奔来。
 


 

 贾平凹作品集
 

 
四十二
 
  清风街的故事该告一个段落了吧。还说什么呢?清风街的事,要说是大事,都是大事,牵涉到生死离别,牵涉到喜怒哀乐。可要说这算什么呀,真的不算什么。太阳有升有落,人有生的当然有死的,剩下来的也就是油盐酱醋茶,吃喝拉撒睡,日子像水一样不紧不慢地流着。夏风是在夏天智过了“头七”,就返回了省城。那个陈星比夏风还早一天也背着他的吉他走了。陈星的走,有些莫名其妙,因为开春后他还请了县农技所的人来修剪了一次果林,而且头一天在戏楼上弹着吉他唱歌,唱了一首又一首,几乎是办了一场他的专唱会,第二天一早他却走了,走了再没有在清风街露面。以后呢,是天渐渐又热了,蝉在成蛹了,猫在怀春了,青蛙在产卵了,夏天义一日复一日地还在七里沟,只是每次从七里沟回来,路过夏天智的坟前,他就唠叨得给坟前竖个石碑的。他责问过夏雨,夏雨说这事他和夏风商量过,夏风让等他回来了好好给爹竖个碑的,他已经请石匠开出了一个面碑石了。夏雨却对夏天义问起一件事来,是不是县上派人来调研重新分地的事了?夏天义睁大了眼睛,说:“你听谁说的?”夏雨说:“上善……你不知道呀?”夏天义说:“狗日的!”夏雨说:“他们不知来调研啥的,是同意重新分地,还是不同意分地?”夏天义说:“一壶酒都冷喝了,才端了火盆呀!”夏雨说:“……”夏天义说:“总算来了,来了就好,我夏天义的信还起作用么!”夏雨说:“二伯你又告了?!”夏天义没言喘,抄着手回家去了,他的头向前倾着,后脖子上的臃臃肉虽然没了,却还泛着一层油。但是,县上的来人却路过了清风街先去了西山湾,而麦子眼看灌浆了,清风街下起了一场大雨。雨先是黑雨,下得大中午像是日头落山,黑蒙蒙的。再是白雨,整整一夜,窗纸都是白的。雨大得人出不了门,拿盆子去接屋檐水做饭,怎么接只能接半盆子。白雪抱着孩子站在台阶上,从院墙头一直能看到南山峁,山峁被黑色的云雾裹着,像是坐着个黑寡妇,她就不看了。门楼的一角塌了,裸露出来的一截木头生了绿毛。院子里的水已经埋没了捶布石,墙根的水眼道被杂物堵了,夏雨在使劲地捅,捅开了,但水仍是流不出去,他出了院门,开始大声叫前院人的名字,大名小名地叫,前院里才有了应声。夏雨说:“耳朵叫驴毛塞了?你家尿窖子溢了,屎尿漂了一巷道!”前院人说:“水往尿窖子里灌哩,我有啥办法,我日天呀?!”夏雨说:“你还躁哩?!你为啥不在尿窖边挡土堰呢?”就取了头去疏通巷道了。四婶在厨房门口生火盆,让白雪把孩子的湿尿布拿来烘一烘,就听到轰地一声。白雪说:“娘,谁家的院墙又塌了!”四婶说:“塌吧,塌吧,再下一天,咱这院墙也得塌了!”白雪没有拿了湿尿布去烘,回坐在门槛上,觉得屋里黑暗,阴气森森的,打了一个冷颤。

  雨又下了一天,夏家老宅院的院墙没有塌,只掉脱了席大一面墙皮,但东街塌倒了十二道院墙,武林家的厦房倒了,农贸市场的地基下陷,三踅的砖瓦场窝了一孔窑,而中街西街也是塌了十三间房三十道院墙,压死了一头母猪,五只鸡。街道上的水像河一样,泡倒了戏楼台阶,土地神庙一根柱子倾斜,溜了十行瓦,土地公和土地婆全立在泥水里。整个街上的水流进了东街外的小河,小河水满,冲走了庆金刨修的地,也冲垮了两岸的石堤,一棵柳树斜斜地趴在那里。州河有石鳖子堆,总算没决溃,但也水离堤只差了一尺,男女老幼几百人在护卫,君亭几天几夜都没有回家,锣敲得咣咣响,要严防死守。而伏牛梁更糟,有泥石流往下涌,涌没了那一片幼树林子,退耕还林示范点像是癞疮头,全是红的黄的疤和脓,没了几根毛发。清风街人都愁着,见了面就骂天:一旱旱了五年,一下却把五年的雨都下来了,这是天要灭绝咱呀!

  说实情话,一下起雨,我是高兴的。平平淡淡的日子我烦,别人家生活得好我烦,别人家生活得不好我也烦,这场雨让清风街乱了套,看着人人鼻脸上皱个疙瘩,我嘴上不说,心里倒有了一点快意。这或许是我道德品质坏了,但我就是觉得快活么!我光着脚,也不戴草帽,在雨地跑来跑去,到东街报告着西街的谁谁家屋漏了,到西街报告着东街的谁谁家后檐垮了。我去看夏天义,我说:“二叔,果园那边塌方啦,新生家毁了三十棵苹果树,陈亮搭的棚子倒了,你说这雨厉害不厉害,那么结实的园子地,说塌呼噜塌了一百米!”夏天义从炕上坐起身,说:“你过来,你过来。”我伸过头去,夏天义啪地在我脸上扇了一下,说:“看把你高兴的?!”这一扇,不疼,却把我扇蔫了,乖乖地坐着。二婶说:“你打引生干啥哩?”夏天义说:“不打他就疯圆了!”伸手在炕头上抠土,抠下一小块干土塞在嘴里嚼。

  夏天义在一开始下雨浑身的关节就疼得不能下炕,昏昏沉沉在睡,总觉得天裂了大缝要塌下来,后来睁开眼,又看见睡屋的墙裂了一条直直的缝子,趴起来再看时,是电灯开关绳子,头就枕着那块白石枕头继续睡。睡得头疼,坐起来肚子饥,抠炕头墙上的干土疙瘩吃。蚯蚓是吃土的,夏天义也吃起土了?夏天义在吃了一疙瘩干土后竟然觉得干土疙瘩吃起来是那样香,像炒的黄豆,他就从那时喜欢起吃土了。先是夜里二婶听见他咔咔地咬咂声,还以为他睡梦里磨牙,拿脚蹬了蹬,夏天义哼了一声,二婶说:“你醒着?吃啥的?!”夏天义说:“好东西。”二婶说:“啥好东西不给我吃?”从炕那头爬过来夺过一点塞在自己嘴里,才知道是土,就忙在夏天义的口里抠。夏天义却说他觉得吃着香,还是吃,几天就把炕头墙抠得像狼扒过一样。那些天吃饭是轮到了庆堂家,庆堂和竹青打了伞过来背他们,夏天义坐在庆堂家的门槛上,又是手自觉不自觉地在门框边墙上抠。竹青就去把赵宏声叫来,赵宏声也觉得奇怪,说吃干土是小孩家肚里有蛔虫了才喜欢吃的,还未见过大人吃土。就对夏天义说:“天义叔,你咋吃土呢?”夏天义说:“我也不知道,只觉得好吃。”赵宏声说:“吃了土有没有不舒服的?”夏天义说:“没。”赵宏声就对竹青说:“没事,鸡还吃石子哩,他要吃就让他吃吧。”

  到了这天晌午,雨总算停了,哑巴从河堤上回来,腿上流着血,他是在堤上打木桩,铁锤打偏了撞破了腿,一回来就死猪一样倒在炕上呼呼地睡。夏天义却要把他喊醒,怎么喊都喊不醒。二婶埋怨娃乏了你叫他干啥呀,夏天义说天放晴了,得去七里沟看看。二婶说:“啥时候了你还操心七里沟?”夏天义说:“啥时候?!”还是把哑巴摇醒。夏天义却在箱子里寻他的新衣服,嚷嚷他的那件竹青给新缝的蓝夹袄呢,腰带呢?二婶说:“去七里沟呀还是吃宴席呀?!”夏天义说:“有新夹袄为啥不穿,再不穿没日子啦!”二婶说:“你是死呀?!”说过了觉得不吉利,呸呸呸地吐唾沫。夏天义穿了新夹袄,又系上腰带,拿锨就往出走,哑巴要背他,他不让,两人刚走到夏雨家院门外,白雪在院门口往脚上套草鞋,而夏雨两脚黄泥,拿着一把锨。夏天义说:“夏雨你是从堤上回来的,水退了吗?”夏雨说:“退了。我刚才去我爹的坟上看了看。”夏天义说:“水没冲坟吧?”夏雨说:“只把栽的几棵柏树冲了。”夏天义说:“白雪你也去了?”白雪说:“我没去,茶坊那边捎了口信,说房塌把人压死了,让去的。”夏天义说:“人咋这么脆的!那咱一块走,我到七里沟看看去。”白雪说:“去七里沟呀?等天晴定了,地干了再去么。”夏天义说:“地不干,你不是也出门呀?”白雪说了一句“二伯这夹袄合身”,跟着夏天义一块出了巷子。

  巷外的街道上停着手扶拖拉机,拖拉机上我坐着哩。我不嫌凉,光着膀子唱秦腔:“把你的贞节名注在匾上,晓与了后世人四海宣扬。”夏天义就说:“引生,你咋知道我要去七里沟呀?”我说:“我还知道白雪也出去呀!”我让他们都坐到拖拉机上,白雪不坐。夏天义说:“坐,你看引生像个疯子吗?”白雪就坐上来,坐在了车厢后沿。

  有白雪在拖拉机上,我开得很慢。大雨把沿路冲得坑坑洼洼,却使路两边的草很绿,所有的花都开了。今天花见了我特别欣喜,蜂也来追逐我。一只蜂落在我耳朵上,嗡嗡地唱,哑巴看见了就来赶蜂,但那蜂不等他的手拍过来却掉下去死了。我说:“天义叔,这蜂乐死了!”夏天义说:“鬼话,蜂咋乐死的?”我说:“蜂一看见我光着膀子,心想这下可以叮了,一乐就乐死了!”夏天义和哑巴都笑,白雪也笑了,白雪笑是拖拉机一颠蹦出一个笑的,笑得像爆包谷颗,一个一个都是花。

  到了七里沟外,白雪下了拖拉机要走了,她要走过那个沟岔地,再往东拐一个弯,再走二里地就到茶坊村的。我立即也跳下拖拉机,说:“你几时回来呀?”白雪说:“天不黑就回来吧。”我说:“那我们等着你!”一眼一眼看着她走过了那段沟岔地。哑巴催我开拖拉机,地敲车厢,夏天义一直没说话,吃他的黑卷烟。

  七里沟里,果然水将那道石堰冲垮了,而且还有一股水从沟里往下流,夏天义就让我和哑巴在沟上边筑了一道土堰,把水改到了崖根。我和哑巴干活,夏天义坐在草棚门口,草棚没有倒塌,他坐了一会儿,手便又在棚门口抠地上的干土,丢进嘴里嚼起来,然后直直地盯着不远处自己的那座空坟。那棵木棍栽活了的树上,鸟巢还在,再大的雨鸟巢里不盛水,鸟夫妻却总不安分,叽叽喳喳地叫。我说:“叫啥哩,叫啥哩?几天没见,想我们啦?!”鸟夫妻还是叫,在空中飞,但不离开我们,而且落下三片羽毛。我不理了鸟夫妻,我说:“哑巴,你爷看他的坟哩!”哑巴没吭声。我说:“哑巴,你爷在想啥哩?”哑巴还是没吭声。哑巴是说不了话的,我就不和他说了,但我在那一刻里却听见夏天义在说话,他的话没有声,是在心里说的。他说的是:我不久就要住到这里了吗?我要死了,清风街会有谁能抬棺呢?这场雨使今年又少了收成,更多的劳力还要出外吗?清风街人越来越少了,草就更多了吧,树就更多了吧,要有狼了吗,有狐子了吗?我埋在了这坟里,坟上会长出些什么东西呀,是一棵树还是一丛荆棘,能不能也长一片麦子,麦穗就像那一穗麦王?人死了变成树或者荆棘或者麦子,何年何月能重到七里沟淤地呀?人活一世太短了,干不了几件事,我连一条七里沟也没治住!清风街人都往外走,不至于就走完吧,如果有一日还有人来淤七里沟,淤成了,他们坐在我的坟头上又该怎么说呢?说:以前有个夏天义,他做人是失败了,这七里沟是他的耻辱。唉,或许这坟不几年就平坦了,或许淤地这坟就彻底埋在土层下边了,以后的儿儿孙孙谁还会知道夏天义呀?!现在的孩子你问他:你爷叫啥?十个有九个都不知道的。我夏天义又不是毛主席,谁知道?鬼知道!夏天义就是这么在心里说的,说到这儿了,他站了起来,叫喊道:“引生,引生!”我说:“啥事?”夏天义说:“我要叫他们知道我的!”我说:“他们是谁?”他却不言语了,木木地向被冲垮的石堰走去,地上一踩成泥,泥粘在鞋上夏天义带不动,一提脚,鞋陷在泥里拔不出来了。

  远在茶坊村的那户人家丧事办得极其简单,因为到处都是泥泞,什么也不方便,乐班只吹唱了三个回合,亡人就下葬了。乐人并没有吃饭,拿了报酬后,主家又给了各人一瓶酒,白雪就提了酒急急往回赶。她走到了七里沟口,七里沟出了太阳。久雨过后的太阳从云层裂开的一条大缝里,一束一束射下来,像血水往下泼。那时候我听见了一种很奇怪的声音,我说:“天义叔,啥在响?”夏天义说:“啥在响?”鸟夫妻在他头上飞,像飞机一样向他头上俯冲,他站在那里,说:“啥在响?”骂起了鸟夫妻。而我一抬头看见了七里沟口的白雪,阳光是从她背面照过来的,白雪就如同墙上画着的菩萨一样,一圈一圈的光晕在闪。这是我头一回看到白雪的身上有佛光,我丢下锨就向白雪跑去。哑巴在愤怒地吼,我不理他,我去菩萨那儿还不行吗?我向白雪跑去,脚上的泥片在身下飞溅,我想白雪一定看见我像从水面上向她去的,或者是带着火星子向她去的。白雪也真是菩萨一样的女人了,她没有动,微笑地看着我。但是,突然间,轰隆隆的一个巨响,脚下的地就桥板一样晃,还未搞清是什么回事,我就扑倒在地,扑倒在地身子还往前冲,冲出了三丈远。是什么在推我?我看见白雪也同时跌倒了。她身边并没有人,谁推倒了她?是空气。空气在平日看不见,抓不着的,现在却像是一个木橛,猛地将我从身后砸了一下,我几乎是一疙瘩泥,被用力地摔沓在地上,我喊了一声:“白雪,咋啦?”我想我没胳膊没腿了,没鼻子没眼了,是一张泥片粘在了地上,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这就是三月廿四日的灾难。三月廿四日这个数字我永远记着,清风街也永远记着。这一天,七里沟的东崖大面积地滑坡了,它事先没有一点迹象,或许在那场大暴雨中山体已经裂开,但我们全然不知道,它突然地一瞬间滑脱了,天摇地动地下来,把草棚埋没了,把夏天智的坟埋没了,把正骂着鸟夫妻的夏天义埋没了。土石堆了半个沟。清风街来了人,但仍然是没有了主要劳力,都是些老人小孩和妇女,我们刨土石一直刨了一夜,但那仅仅只刨了滑脱下来的土石的二十分之一还不到。上善和君亭就把夏家的人都叫到了一块,商量的结果是,人肯定是死了,要刨还得刨两三天才能刨出来,就是刨出来,若再要刨出坟墓,又要三四天,不如不刨了,权当是夏天义得到了厚葬。夏家人都哭得汪洋一般,也只好这么办。但夏天义被埋在了土石堆里,土石堆将可能就在这里形成永久的崖坡,夏天义便没个具体的坟墓,那就得必须在这里竖一块碑子。决定竖碑子,夏天义的五个儿子和媳妇就吵闹开了,依上善出的主意,碑子钱和竖碑子的费用各家分摊,而庆玉庆满和瞎瞎坚决反对,理由是原先分摊的是庆金负责安葬夏天义的,现在老人遇到了这事,省了多少花销,这碑子钱和竖碑子的费用还能再分摊吗?淑贞说,是省了些程序并不省花销呀,灵堂要设的吧,来吊孝的人要招待吧,如果不分摊,这碑子就不竖了!商议不到一块儿,上善气得就不管了,是夏雨主动提出来,把他给他爹准备的那块石碑先让给他二伯。石碑从西山湾石匠那儿拉了回来,也正好是县上调研的人进了清风街,他们第一个要找的就是夏天义,当知道夏天义已经死了,就说:“他怎么在这个时候死了?!”这话很快传开来,清风街的人就不知道了调查人到底来调查什么,不敢多言语。庆金去请赵宏声给石碑上题辞,赵宏声便推托了,说:“写上‘夏天义之墓’?那太简单了。夏风临走的时候说了,他要给他爹墓前竖一个碑子的,概括一句话刻上去的。二叔英武了一辈子,他又是这么个死法,才应该给他的碑子上刻一段话的,可这话我概括不了,咱就先竖个白碑子,等着夏风回来了咱再刻字吧。”赵宏声的话也在理,那滑脱下来的土石崖前就竖起了一面白碑子。

  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盼着夏风回来。

  2003年4月30日晚草稿完毕  

  2004年1月12日凌晨2点二稿完毕  

  2004年8月31日晚三稿完毕  

  2004年9月23日再改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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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陕西东南,沿着丹江往下走,到了丹凤县和商县(现在商洛专区改制为商洛市,商县为商州区)交界的地方有个叫棣花街的村镇,那就是我的故乡。我出生在那里,并一直长到了十九岁。丹江从秦岭发源,在高山峻岭中突围去的汉江,沿途冲积形成了六七个盆地,棣花街属于较小的盆地,却最完备盆地的特点:四山环抱,水田纵横,产五谷杂粮,生长芦苇和莲藕。村镇前是笔架山,村镇中有木板门面老街,高高的台阶,大的场子,分布着塔,寺院,钟楼,魁星阁和戏楼。村镇人一直把街道叫官路,官路曾经是古长安通往东南的惟一要道,走过了多少商贾、军队和文人骚客,现还保留着骡马帮会会馆的遗址,流传着秦王鼓乐和李自成的闯王拳法。如果往江南岸的峭崖上看,能看到当年兵荒匪乱的石窟,据说如今石窟里还有干尸,一近傍晚,成群的蝙蝠飞出来,棣花街就麻碴碴地黑了。让村镇人夸夸其谈的是祖宗们接待过李白、杜甫、王维、韩愈一些人物,他们在街上住宿过,写过许多诗词。我十九岁以前,没有走出过棣花街方圆三十里,穿草鞋,留着个盖盖头,除了上学,时常背了碾成的米去南北二山去多换人家的包谷和土豆,他们问:“哪里的?”我说:“棣花街的!”他们就不敢在秤上捣鬼。那时候这里的自然风景和人文景观依然在商洛专区著名,常有穿了皮鞋的城里人从312国道上下来,在老街上参观和照相。但老虎不吃人,声名在外,棣花街人多地少,日子是极度的贫困。那个春上,河堤上的柳树和槐树刚一生芽,就全被捋光了,泉池里石头压着的是一筐一筐煮过的树叶,在水里泡着拔涩。我和弟弟帮母亲把炒过的干苕蔓在碾子上砸,罗出面儿了便迫不及待地往口里塞,晚上稀粪就顺了裤腿流。我家隔壁的厦子屋里,住着一个李姓的老头,他一辈子编草鞋,一双草鞋三分钱,临死最大的愿望是能吃上一碗包谷糁糊汤,就是没吃上,队长为他盖棺,说:“别变成饿死鬼。”塞在他怀里的仍是一颗熟红苕。全村镇没有一个胖子,人人脖子细长,一开会,大场子上黑乎乎一片,都是清一色的土皂衣裤。就在这一群人里谁能想到有那么多的能人呢:宽仁善制木。本旺能泥塑。东街李家兄弟精通胡琴,夜夜在门前的榆树下拉奏。中街的冬生爱唱秦腔,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老婆都跟人去讨饭了,他仍在屋里唱,唱着旦角。五林叔一下雨就让我们一伙孩子给他剥玉米棒子或推石磨,然后他盘腿搭手坐在那里说《封神演义》,有人对照了书本,竟和书本上一字不差。生平在偷偷地读《易经》,他最后成了阴阳先生。百庆学绘画,拿锅黑当墨,在墙上可以画出二十四孝图。刘新春整理鼓谱。刘高富有土木设计上的本事,率领八个弟子修建了几乎全县所有的重要建筑。西街的韩姓和东街的贾姓是棣花街上的大族,韩述绩和贾毛顺的文墨最深,毛笔字写得宽博温润,包揽了全村镇门楼上的题匾。每年从腊月三十到正月十五,棣花街都是唱大戏和闹社火,演员的补贴是每人每次三斤热红苕,戏和社火去县上会演,总能拿了头名奖牌。以至于外地来镇上工作的干部,来时必有人叮咛:到棣花街了千万不敢随便说文写字。再是我离开了故乡生活在了西安,以写作出了名,故乡人并不以为然,甚至有人在棣花街上说起了我,回应的是:像他那样的,这里能拉一车!

  就在这样的故乡,我生活了十九年。我在祠堂改做的教室里认得了字。我一直是病包儿,却从来没进过医院,不是喝姜汤捂汗,就是拔火罐或用磁片割破眉心放血,久久不能治愈的病那都是“撞了鬼”,就请神作法。我学会了各种农活,学会了秦腔和写对联、铭锦。我是个农民,善良本分,又自私好强,能出大力,有了苦不对人说。我感激着故乡的水土,它使我如芦苇丛里的萤火虫,夜里自带了一盏小灯,如满山遍野的棠棣花,鲜艳的颜色是自染的。但是,我又恨故乡,故乡的贫困使我的身体始终没有长开,红苕吃坏了我的胃。我终于在偶尔的机遇中离开了故乡,那曾经在棣花街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记得我背着被褥坐在去省城的汽车上,经过秦岭时停车小便,我说:“我把农民皮剥了!”可后来,做起城里人了,我才发现,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里的。

  我必须逢年过节就回故乡,去参加老亲世故的寿辰、婚嫁、丧葬,行门户,吃宴席,我一进村镇的街道,村镇人并不看重我是个作家,只是说:贾家老四的儿子回来了!我得赶紧上前递纸烟。我城里小屋在相当长的年月里都是故乡在省城的办事处,我备了一大摞粗瓷海碗,几副钢丝床,小屋里一来人肯定要吃捞面,腥油拌的辣子,大疙瘩蒜,喝酒就划拳,惹得同楼道的人家怒目而视。所以,棣花街上发生了任何事,比如谁得了孙子,是顺生还是横生,谁又死了,埋完人后的饭是上了一道肉还是两道肉,谁家的媳妇不会过日子,谁家兄弟分家为一个笸篮致成了仇人,我全知道。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九年的十年里,故乡的消息总是让我振奋,土地承包了,风调雨顺了,粮食够吃了,来人总是给我带新碾出的米,各种煮锅的豆子,甚至是半扇子猪肉,他们要评价公园里的花木比他们院子里的花木好看,要进戏园子,要我给他们写中堂对联,我还笑着说:棣花街人到底还高贵!那些年是乡亲们最快活的岁月,他们在重新分来的土地上精心务弄,冬天的月夜下,常常还有人在地里忙活,田堰上放着旱烟匣子和收音机,收音机里声嘶力竭地吼秦腔。我一回去,不是这一家开始盖新房,就是另一家为儿子结婚做家具,或者老年人又在晒他们做好的那些将来要穿的寿衣寿鞋了。农民一生三大事就是给孩子结婚,为老人送终,再造一座房子,这些他们都体体面面地进行着,他们很舒心,都把邓小平的像贴在墙上,给他上香和磕头。我的那些昔日一块套过牛,砍过柴,偷过红苕蔓子和豌豆的伙伴会坐满我家旧院子,我们吃纸烟,喝烧酒,唱秦腔,全晕了头,相互称“哥哥”,棣花街人把“哥哥(ɡ ē)” 发音为 “哥哥(ɡ uǒ)”,热闹得像一窝鸟叫。

  对于农村、农民和土地,我们从小接爱教育,也从生存体验中,形成了固有的概念,即我们是农业国家,土地供养了我们一切,农民善良和勤劳。但是,长期以来,农村却是最落后的地方,农民是最贫困的人群。当国家实行起改革,社会发生转型,首先从农村开始,它的伟大功绩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虽然我们都知道像中国这样的变化没有前史可鉴,一切都充满了生气,一切又都混乱着,人搅着事,事搅着人,只能扑扑腾腾往前拥着走,可农村在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后,国家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城市,农村又怎么办呢?农民不仅仅只是吃饱肚子,水里的葫芦压下去了一次就会永远沉在水底吗?就在要进入新的世纪的那一年,我的父亲去世了。父亲的去世使贾氏家族在棣花街的显赫威势开始衰败,而棣花街似乎也度过了它暂短的欣欣向荣岁月。这里没有矿藏,没有工业,有限的土地在极度地发挥了它的潜力后,粮食产量不再提高,而化肥、农药、种子以及各种各样的税费迅速上涨,农村又成了一切社会压力的泄洪池。体制对治理发生了松弛,旧的东西稀里哗啦地没了,像泼去的水,新的东西迟迟没再来,来了也抓不住,四面八方的风方向不定地吹,农民是一群鸡,羽毛翻皱,脚步趔趄,无所适从,他们无法再守住土地,他们一步一步从土地上出走,虽然他们是土命,把树和草拔起来又抖净了根须上的土栽在哪儿都是难活。我仍然是不断地回到我的故乡,但那条国道已经改造了,以更宽的路面横穿了村镇后的塬地,铁路也将修有梯田的牛头岭劈开,听说又开始在河堤内的水田里修高速公路了,盆地就那么小,交通的发达使耕地日益锐减。而老街人家在这些年里十有八九迁居到国道边,他们当然没再盖那种一明两暗的硬梁房,全是水泥预制板搭就的二层楼,冬冷夏热,水泥地面上满是黄泥片,厅间蛮大,摆设的仍是那一个木板柜和三四只土瓮。巷口的一堆妇女抱着孩子,我都不认识,只能以其相貌推测着叫起我还熟悉的他们父亲的名字,果然全部准确,而他们知道了我是谁时,一哇声地叫我“八爷!”(我在我那一辈里排行老八。)我站在老街上,老街几乎要废弃了,门面板有的还在,有的全然腐烂,从塌了一角的檐头到门框脑上亮亮的挂了蛛网,蜘蛛是长腿花纹的大蜘蛛,形象丑陋,使你立即想到那是魔鬼的变种。街面上生满了草,没有老鼠,黑蚊子一抬脚就轰轰响,那间曾经是商店的门面屋前,石砌的台阶上有蛇蜕一半在石缝里一半吊着。张家的老五,当年的劳模,常年披着褂子当村干部的,现在脑中风了,流着哈喇子走过来,他喜欢地望着我笑,给我说话,但我听不清他说些什么。堂兄在告诉我,许民娃的娘糊涂了,在炕上拉屎又把屎抹在墙上。关印还是贪吃,当了支书的他的侄儿家被人在饭里投了毒,他去吃了三大碗,当时就倒在地上死了。后沟里有人吵架,一个说:你张狂啥呀,你把老子×咬了?!那一个把帽子一卸,竟然扑上去就咬×,把×咬下来了。村镇出外打工的几十人,男的一半在铜川下煤窑,在潼关背金矿,一半在省城里拉煤、捡破烂,女的谁知道在外边干什么,她们从来不说,回来都花枝招展。但打工伤亡的不下十个,都是在白木棺材上缚一只白公鸡送了回来,多的赔偿一万元,少的不过两千,又全是为了这些赔偿,婆媳打闹,纠纷不绝。因抢劫坐牢的三个,因赌博被拘留过十八人,选村干部宗族械斗过一次。抗税惹事公安局来了一车人。村镇里没有了精壮劳力,原本地不够种,地又荒了许多,死了人都熬煎抬不到坟里去。我站在街巷的石磙子碾盘前,想,难道棣花街上我的亲人、熟人就这么很快地要消失吗?这条老街很快就要消失吗?土地也从此要消失吗?真的是在城市化,而农村能真正地消失吗?如果消失不了,那又该怎么办呢?

  父亲去世之后,我的长辈们接二连三地都去世,和我同辈的人也都老了,日子艰辛使他们的容貌看上去比我能大十岁,也开始在死去。我把母亲接到了城里跟我过活,棣花街这几年我回去次数减少了。故乡是以父母的存在而存在的,现在的故乡对于我越来越成为一种概念。每当我路过城街的劳务市场,站满了那些粗手粗脚衣衫破烂的年轻农民,总觉得其中许多人面熟,就猜测他们是我故乡死去的父老的托生。我甚至有过这样的念头:如果将来母亲也过世了,我还回故乡吗?或许不再回去,或许回去得更勤吧。故乡呀,我感激着故乡给了我生命,把我送到了城里,每一做想故乡那腐败的老街,那老婆婆在院子里用湿草燃起熏蚊子的火,火不起焰,只冒着酸酸的呛呛的黑烟,我就强烈地冲动着要为故乡写些什么。我以前写过,那都是写整个商州,真正为棣花街写的太零碎太少。我清楚,故乡将出现另一种形状,我将越来越陌生,它以后或许像有了疤的苹果,苹果腐烂,如一泡脓水,或许它会淤地里生出了荷花,愈开愈艳,但那都再不属于我,而目前的态势与我相宜,我有责任和感情写下它。法门寺的塔在倒塌了一半的时候,我用散文记载过一半塔的模样,那是至今世上惟一写一半塔的文字,现在我为故乡写这本书,却是为了忘却的回忆。

  我决心以这本书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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