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名将:一个历史学家的排行榜》第2/21页


  一要有辉煌的战功。战功,必须出自历史上的真实记载,因为这是正说三国,不是戏说三国。凭空虚构的过五关斩六将,移花接木的温酒斩华雄,那都不能算。
  二要有精彩的故事。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对这段历史文化有兴趣的读者,普及有趣的历史文化知识,而不是小众性的学术研讨会。故事不精彩,不如去听评书,“话说刘关张三人来在桃园树下,焚香结拜”,对不对?
  三要有隐藏的谜团。不仅要讲名将的军事活动,更要探求事情的真相、隐藏的玄机,尤其是他们微妙的人性。笔者的学生,多年前就奉送本人一个雅号,叫做“三国探客”。今天我这个“三国探客”,就应当要讲出一点新意,讲出一点特色,讲出一点不同的味道来。
  四要有正面的能量。三国,那是一千七八百年前的过往,现今为什么还要讲?那是为了以人为鉴、以史为鉴,使我们大家吸收营养、获得提升。讲三国,诲淫诲盗不行,但是诲奸诲诈、诲邪诲恶,同样也不应该。传送正能量而非负能量,那是必须的。
  以上四条,既是名将精英的选取标准,也是笔者对本书的自定要求。
  三国的名将,大家都知道;三国的故事,以往也有名家讲过,比如易中天先生。既然珠玉在前,笔者为什么还要讲三国、写三国?底气又从哪里来?因为央视的百家讲坛,要搞丰富栏目的新举措:一个三国,不仅要做一盘菜,而且要做两盘甚至三盘各具特色的菜,让大家品尝不同地方的风味,进一步弘扬百家讲坛的百家争鸣风格。因为讲史好比做菜,三国这道食材放在这里,做出什么样的味道可全在厨师。这在笔者的家乡,好吃嘴儿满街都是的成都,叫做一鸡二吃,一鱼三吃,是很受欢迎的,也很考厨师手艺的花样。如果说易中天先生已经贡献出一盘独具湖南湘菜特色的毛氏红烧肉,那么本人今天就必须贡献出一盘具有我们川菜特色的蒜苗回锅肉。因此,笔者这次到北京开讲,大有当年秀才上京赶考的意味。
  不过,本人倒并不怯场怕考,原因是酒壮人胆,先已经有四杯酒垫底:
  一是年已古稀,三十多年来一直在大学里边讲课,可以说每一次讲课都是一次考试,考了这么多年,自然不会再怯场了。
  二是做了三十多年的专业性三国研究,这肚子里边多少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库存和储蓄,不会闹饥荒,更不会临时抱佛脚,去搞学术的转手买卖。
  三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就开始做面向大众的学术普及了,在台北出版了六本三国风云人物的通俗白话传记。正好就在眼下3月间开讲的同时,这六本传记的北京版增订本,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一并推出。因此,对于如何面向普罗大众传播学术成果,既有学术性,更有生动性、趣味性、启发性,笔者自感早有经验,并不生疏。
  四是上述六本传记的主人公,刘备、孙权、曹丕、袁绍、吕布、司马懿,同本书中讲的名将精英,关系十分密切,不是他们的左膀右臂,就是他们的冤家对头,所以早就很熟悉了。
  有了上面这四杯酒垫底,所以我不怕上京赶考;不仅不怕,还想好好做一份正宗的川菜,请大家品尝品尝。有人可能会问了,你大概是个好吃嘴儿吧?动辄就拿吃的来比喻很文化的讲座,是不是有点俗气呢?我的回答既是“是”,也是“不是”。说是,因为我出生在满街都是美食的成都,确实是一个好吃嘴儿,既会吃,又会做。我在外国大学讲学的时候,做的中国菜,比我的讲座还更受欢迎一点。说不是,因为大雅若俗啊,雅和俗本来就没有绝对的界限。你看我们古代的先哲,竟然还把治理国家那样重要得不得了,严肃得不得了的事,比喻为“调和鼎鼐”。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好比厨师调和青铜大鼎锅里面炖肉汤的味道,这不是在用吃来作比喻又是什么呢!
  总之,我的口号是:三国多名将,正说也精彩。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下面就煮上一壶浊酒,与诸君一同笑谈评说金戈铁马的英雄谱吧。
  吴国名将篇
  《三国演义》中的周瑜,心眼儿小、气量小、无良心,但真相究竟怎样呢?其实,周瑜的人品,归纳起来是三个“大”字:大方、大义、大度,可以称为“三大天王”。那么,《三国演义》为何要将他写成那个样子呢?
  一 人品美玉
  三国多名将,正说也精彩。
  本书讲述三国名将,采用的是新的排列顺序,从孙吴开始讲起。首先登场的这一位,是出身高贵的美男子,又娶了大美女为妻,还打得曹操落荒而逃,开创了三国鼎立的最初局面,堪称孙吴主帅型名将的第一名——他就是著名的周瑜。但是,现今人们对他的了解,多半是从《三国演义》得来。而《三国演义》中的周瑜,人品的缺陷很严重:一是心眼小,容不下比他高明的诸葛亮;二是气量小,一受挫折就生气,最后活活被气死;三是无良心,赤壁之战中孔明多次帮他的大忙,他反而恩将仇报要杀孔明。心眼、气量两个小,再加无良心,这就叫“两小无良”。那么周瑜的人品真是如此恶劣吗?真相究竟怎么样?《三国演义》又为何要将他写成这个样子呢?
  先来说第一个问题,周瑜的人品,是否真的是“两小无良”?既然是罗贯中这样写,那么破解谜团,就从他的《三国演义》入手好了。“演义”这个词,早在三国之前的东汉就已经出现,那时候是指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和发挥。至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最初全名叫《三国志通俗演义》,意思是对陈寿《三国志》的通俗化推广。
  陈寿是西晋的史学家,早年在蜀汉当官。蜀汉灭亡,他下岗在家待业。后来再度上岗,到西晋王朝的京城洛阳,担任撰写史书的史官。西晋统一天下,他开始撰写三国历史,完成《三国志》六十五卷。这本书优点很多,因而流传至今,列入正史“二十四史”,成为研究三国的首选史书。这部书是用文言文写成,不适合广大普通读者阅读。到了千年之后的元代末期,罗贯中使用当时的白话来改写。因为属于通俗化的推广,所以取名《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三国演义》。在韩国和日本,直接就叫《三国志》。
  既然罗贯中的书,号称是在对陈寿《三国志》进行通俗化的推广,那么要破解周瑜的人品究竟如何的谜团,直接去查《三国志》不就行了吗?好,彻查《三国志》,从头查到尾,得到如下两点结果:一、周瑜人品“两小无良”的具体情节,包括心眼小,容不下孔明;气量小,“三气周瑜”,他被活活气死;还有无良心,恩将仇报,孔明帮他草船借箭、七星坛借东风,他却派人杀孔明等等,这些在《三国志》中,全都没有记载。二、周瑜的死因,《周瑜传》中明确记载是在出差途中“病卒”。《鲁肃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中所记周瑜临终前给孙权的报告,也说是“道遇暴疾”,即途中突发急病。所以他的死与诸葛亮没有任何关系。
  再将搜索范围,扩大到与三国历史相关的所有现存其他史书,如范晔的《后汉书》、袁宏的《后汉纪》、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许嵩的《建康实录》等等,依然是同样的结果。
  查证的结果很清楚:《三国演义》中与周瑜人品心眼小、气量小、无良心等相关的情节描写,在传世的正规史书中,全都没有记载,纯属虚构,不可当真。既然纯属虚构,那么周瑜的人品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呢?
  我们依然还是从《三国志》来考察。陈寿《三国志》笔下的周瑜的人品,归纳起来是三个“大”:大方、大义、大度,可以称为“三大天王”。
  先看第一个大,大方。周瑜字公瑾,庐江郡舒县人氏,当时的舒县,在今安徽省庐江县西南。关于周瑜的籍贯,还有一种说法,说是在舒城县,这是有问题的。因为正史明确记载,东汉的庐江郡之下,只有舒县,而没有舒城县;舒城县最早出现,是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即公元735年,已经是周瑜去世五百多年之后才发生的事了。
  《周瑜传》中记载,他出身高官名门,家中极为富有,年轻时又“长壮有姿貌”,即身高体壮,外貌英俊。总之,他是典型的“高高富帅”一个,比现今大家说的“高富帅”,还多了一个高,高官名门的高。
  但是,当时这位高高富帅,在平时干些什么事儿呢?他并没有胡作非为到处干荒唐事,而是认认真真在干正经事。东汉献帝初平元年(190),虚岁才十六的周瑜,前往北面不远的寿县(今安徽省寿县),去拜访一位叫孙策的非凡人物。不料这一去,就与孙氏家族结下了不解之缘。
  孙策,字伯符,吴郡富春县(今浙江省富阳市)人氏,是孙权的大哥。当时他父亲孙坚,因为在中原讨伐董卓,就将家眷带到接近前方的寿县。周瑜与孙策一见面,彼此就觉得十分投缘。一是志趣相投,都有远大抱负;二是话语相投,双方都十六岁,孙策只大一个月,于是二人结为生死之交。在这里插一句,当时人们计算年龄,都是按照虚岁,而不是实岁来算,史书里面都是这样。
  五年之后的东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孙策二十一岁,父亲已经去世,他决心从江北打回老家江东,自创一番事业。他所经过的历阳县乌江渡,是长江的重要渡口,据说当初楚霸王项羽就在此处自刎。现今孙策要从这儿打过江东去创业,他能成功吗?
  老实说,事情很悬。因为江东地域广大,而他力量很小。江东,也就是当时扬州的江南部分,有丹阳、吴郡、会稽、豫章四郡,共计六十四县,大体相当于现今江苏和安徽两省的江南部分,再加上浙江、福建、江西三省的全部,在册人口多达三百四十多万。而他才有一千多步兵,几十名骑兵,要吞下这么大一块地盘,你说悬不悬?
  但是,他从乌江渡口上船时,队伍却陡然变成五六千人马,什么原因呢?原来,早已得到孙策通报的周瑜,千方百计筹措巨资,在此招募军队打造船只,预先做好准备,单等孙大哥的到来。《孙策传》说孙策最初“兵才千余,骑数十匹。比至历阳,众五六千”。从一千多猛增到五六千,这多出来的四五千,正是周瑜无偿奉献给孙策的超级大礼包。孙策也正是凭借这支兵马横扫江东,打下了孙吴的基业。你说周瑜大方不大方?
  后世有人认为,周瑜的伯父周尚,在丹阳郡当太守,当时周瑜曾到丹阳郡探亲,所以这批军队,不是他自己招募来的,而是从周尚的郡政府带过来的,完全是借花献佛。这一说法,是因为不熟悉当时丹阳郡的地理和政局而产生的误解。周尚当过丹阳郡太守,的确是事实。但是,扬州的丹阳郡,位于长江南岸,正是孙策打过江东时,最先要登陆的地方。更为关键的是,孙策渡江之时,丹阳郡的沿江一线,早就已经被东汉朝廷委任的扬州刺史刘繇占据,并且严密封锁了南岸的沿江渡口,目的是要阻止袁术的势力打过江南。而当时还属于袁术部下的孙策,正是刘繇防备的主要对象;孙策渡江之后,首先攻击的敌对目标也正是刘繇。所以刘繇预先就把手下的两个得力下属——吴景、孙贲强行驱逐出境,因为吴景是孙策的舅舅,孙贲是孙策的堂兄。在这种情况下,刘繇会允许周瑜从自己手中的丹阳郡,随便带走一大批军队,而且顺利通过自己的封锁线,前往北岸去资助自己的死对头孙策吗?只要去看一下《三国志》中《吴书》的相关传记,再翻查谭其骧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就会明白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再说第二个大,大义。大义是伦理道德上的重要道理和基本原则。当时儒家思想盛行,最看重的是君臣大义。那么周瑜深明君臣大义吗?
  东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四月初,孙策被仇家刺杀,年仅二十六岁。他十九岁的二弟孙权匆忙接了班。突发巨变,使得江东的政局顿时严峻起来。
  在外部趁火打劫的,有西面上游的军事小强人黄祖。黄祖与孙家是世仇,孙坚九年前就死在他部下之手。黄祖一听孙策丢了命,马上顺流而下,进攻对方的边境重镇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西)。
  在内部动手作对的,还有山越。当时丹阳、会稽、豫章三郡的交界,也就是现今浙江、安徽、江西三省交界的山区,有大量被称为“山越”的山民。孙策曾严厉镇压山越,他一死,山越马上加强了武装反抗,成为孙氏政权的心腹之患。
  内外形势严峻,仓促上台的接班人又太年轻,孙吴的政局就开始波动。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中就说:“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这一段话,以往多次有人提及,但是多半都没有解释到位。此处的“天下英豪”“宾旅寄寓之士”,都不是泛指,而是各自有特定的含义。孙吴的统治基础,主要由三大力量组成,即孙氏宗族、从江北前来投奔的士大夫以及江东的土著大家族。此处的天下英豪,是指江东本地土著家族的英雄豪杰,他们分布在扬州江南各郡;而宾旅寄寓之士,则是指此前从江北投奔过来的人。这两大类人物,都在观望政局的安危,以便决定去留,动摇不定,没有同孙权形成稳固的君臣关系。这“未有君臣之固”一句,可谓完全点中了当时政局的要害。
  危急时刻,幸好有人站出来,起了关键性的维稳作用,他就是周瑜。
  孙策突然死亡时,周瑜还远在庐陵郡的巴丘县(今江西省峡江县),镇守西部边境。当他点起精兵,风尘仆仆赶回政治中心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的时候,正是政局动荡的紧急关头。周瑜一到,立即采取了行动。什么行动呢?《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记载:“是时权位为将军,诸将宾客,为礼尚简;而瑜独先尽敬,便执臣节。”说是孙权刚刚继承权位,身份上只是将军称号,所以手下的将领和宾客,对他的礼节还很简略随便;唯独周瑜带头向孙权尽心尊敬,履行臣僚的谦卑礼节,比如见面要行跪拜大礼,孙权在座时要肃立两旁,等等。
  周瑜此举,实在是当时维护稳定的有力措施。你想,为何人心会浮动?因为孙权这根主心骨没有立起来。怎样立起来?先就要树立他的君主权威。怎样树立权威?关键是要使臣僚充分尊敬他。怎样尊敬他?必须在朝堂之上建立起严格的君臣尊卑礼仪秩序,不能自由散漫,目无君主。那么由谁来带头最好?自然非周瑜莫属:功劳最大,当初孙策创业,主要兵力就是由他提供;威信最高,是首席将领,战功卓著;实力最强,此番随身就带回一支精锐兵马,作为稳定政权局势的坚强后盾;身份关系最特殊,十年前就与孙策亲如兄弟,孙权的母亲将他当作亲生儿子,小他七岁的孙权也将他视为兄长。
  周瑜这样毕恭毕敬一带头,孙吴朝堂之上,那种君不君臣不臣、无组织无纪律的状态,很快消失干净。孙权高坐在上,威严庄重,发号施令,像模像样地当起君主来。抵抗黄祖,解决山越,一切有序进行。主心骨立起来了,人心安定了,危机也就自然消除了。这算不算周瑜深明大义的证据?当然算。
  最后说第三个大,大度。周瑜的性格度量,《周瑜传》也有记载:“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唯与程普不睦。”性格度量恢宏开朗,大体上说很得人心,只是与程普关系不和睦。《三国演义》把周瑜描绘成心眼很小,难以与人相处,就是从他与程普关系不好这一句生发出来的。那么他与程普关系不好,又是为何呢?
  孙吴的将领群体,按年资分为三期:孙坚时加入的,可以称为黄埔一期,孙策时加入的是二期,孙权时加入的是三期。周瑜是二期的佼佼者,而程普则是一期的老资格。关于两人的矛盾,《孙皎传》中也有档案:“昔周瑜、程普,为左、右部督,共攻江陵;虽事决于瑜,普自恃久将,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几败国事。”赤壁大战,孙权出兵三万,分为左、右部分,任命周瑜、程普分别担任主将;虽然全军的指挥权属于周瑜,但是程普认为自己资格比周瑜老,职务又是平级,就与周瑜闹矛盾,闹意气,差点坏了国家抗御强敌的大事,造成严重后果。
  周瑜又是如何对待程普的呢?《周瑜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记载说:“普颇以年长,数凌侮瑜;瑜折节容下,终不与校。普后自敬服而亲重之,乃告人曰:‘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程普仗恃年纪大,多次欺辱周瑜;周瑜总是放下身段容忍对方,始终不与之计较。程普后来认识到自己不对,对周瑜敬重佩服之至,告诉别人说:“我与周公瑾交往呀,就好像饮用醇厚的醪糟酒,不知不觉自己就被他感化醉倒了!”那时候,还没有经过蒸馏的高度数白酒,人们饮用的是米酒。米酒连带米糟,叫做“醪”,又称“浊酒”,酒味更醇厚。去除了米糟,则称清酒。
  将上面的档案对照起来看,就真相大白了。原来周瑜和程普不和睦,只是出现在赤壁大战的短时间内,后来就完全化解了。而且起因在程普,与周瑜无关。周瑜气量大,始终不计较,结果不仅使程普惭愧佩服,更重要的是顾全了赤壁之战的大局。
  史书中周瑜真实的人品,是大方、大义和大度。陈寿笔下的“陈三点”,与罗贯中“两小无良”的“罗三点”,显然有天渊之别。问题就来了,罗贯中为何要把周瑜的人品,写成与真实情况绝然不同的模样呢?
  谜团也要从陈寿《三国志》开始破解。这部书为纪传体正史,是以皇帝的本纪,即正统皇朝的编年大事为经线,人物的列传为纬线,编织起历史的全貌。但是三国分立,大家都称皇帝,选取哪家做本纪,也就是作为正统呢?两个原因使陈寿必须选曹魏。一是事理。曹魏最先称帝,而且皇冠直接从东汉献帝手中得来,用古玩收藏家的话来说,属于传承有自。二是处境。陈寿的书写于西晋,而西晋的皇冠又从曹魏得来;不以曹魏为正统,就是不以西晋为正统。果真如此,陈寿不仅书写不成,小命都可能不保。于是,本纪就放在记载曹魏历史的《魏书》中,比如《武帝纪》《文帝纪》等;而记载其他两国历史的《蜀书》和《吴书》中,其君主则被当作割据的诸侯来对待,君主编年大事被称为传,如《先主传》《吴主传》等。
  陈寿此举,后来引起“尊刘抑曹”人士的抵制。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南宋朱熹《通鉴纲目》,就都改以蜀汉为正统来写三国历史。东晋和南宋,都是中原汉族王朝灭亡之后,偏安江南的小王朝,处境与蜀汉类似,所以会有如此反应。习凿齿的影响小,儒学泰斗朱熹的影响却很大。《三国演义》恰好产生于朱熹之后不久的元末明初,所以有浓厚的“尊刘抑曹”倾向,也就很容易理解了。而清代初年,毛宗岗全面整理《三国演义》,又在朱熹《通鉴纲目》的影响之下,再度加重了这方面的倾向。比如开篇第一回,就是美化蜀汉君臣的“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斩黄巾英雄首立功”;全书的正面形象中,君主群体的第一主角是刘备,文臣群体的第一主角是诸葛亮,武将群体的第一主角是关羽;另外,蜀汉的人物,在全书中占据的文字分量也很大。
  要“尊刘”,就必须大力增添蜀汉人物的光辉,特别是孔明的光辉。孔明出山第二年,就碰上赤壁大战,这正是增添他光辉的大好机会。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陪衬法,挑选著名的精英来陪衬。陪衬者的人品和人才,处处都比他差一大截,处处都不是他的对手,孔明不就大放光芒了吗?不幸被选中的著名精英,第一位就是周瑜,另外还有鲁肃。于是,“陈三点”就变成了“罗三点”。
  周瑜和鲁肃,两人还各有分工。在人品方面做陪衬的活儿,主要安排周瑜去干,心眼小,气量小,再加无良心,不是两小无猜,而是成了“两小无良”。在人才方面做陪衬的任务,则主要安排鲁肃去干。历史上真正的鲁肃,其实是一位志向远大、善于策划的大能人。孙吴的发展规划,或者说孙吴版的“隆中对”,就出自他之手,这在《三国志》卷五十四《鲁肃传》当中,有详细的记载。但是在《三国演义》中,他却是一个迂腐得有点呆傻的人,就像一个没有智商的玩具木偶,被孔明支配得团团转,叫他干什么就干什么。除了陪衬法之外,还有另外的手段来为孔明增添光辉,比如无中生有法、移花接木法,等等。
  你会问,这样一来,周瑜的人品就严重失真了,罗贯中能这样做吗?回答是:能。因为在《三国演义》问世之前,民间文艺作品已经在这样做了。比如元代《三国志平话》就说,赤壁之战时,孙权任命周瑜去抗击曹操,周瑜舍不得自己的娇妻小乔,不想上任去为国家效力,亏得诸葛亮来劝他,给他做思想工作,说要是不去,曹操打过江东,定会把你的宝贝娇妻抢了去,周瑜这才赶紧上了前线。又如元代杂剧中,就有《七星坛诸葛祭风》《诸葛亮赤壁鏖兵》《诸葛亮火烧战船》的剧目。只要吸收类似的民间素材,再经过自己的深加工,“两小无良”的“罗三点”就可以新鲜出炉了。
  由此可见,罗贯中对陈寿的《三国志》,并非完全如他原来书名所标示的那样,是对于原著的通俗性推广,而是有重大的改写。一是主题倾向,从“尊曹”变成“尊刘”;二是内容成分,加入了大量的虚构和移植。作为文学范畴内的小说,书中这种做法完全没有问题。我们把它作为艺术作品来尽情欣赏,也完全没有问题。不过,正是因为里面有大量的无中生有和移花接木,所以它已经不再是正规的史书了,也就不能当作完全真实可信的历史来加以引用、阐述和借鉴。换句话说,罗贯中打一开始,就压根儿没把这本书作为史书来写,而后世的我们,要是把它当作史书来看,不是一个大误区吗?打个比方来说,这有点像是艺术品收藏中,后代高级仿品与当时文物真品的区别。青花瓷的后代高级仿品,古雅漂亮,赏心悦目,放在家中作为艺术品欣赏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哪天认了真,拿去找专家鉴宝,硬要说它是当年的官窑真品,就不合适了。
  周瑜,字公瑾,瑜和瑾都是美玉,屈原的《怀沙》中有“怀瑾握瑜”的诗句。古人以美玉比喻美好的品德,孔子就说:“君子比德于玉。”周郎完美的品德,正如他的名字,闪耀着美玉一般亮丽的光辉,完全可以给他一个最佳品德的金奖。
  三国是典型的竞争时代。当时究竟靠什么竞争?答案是靠才能,也要靠品德。人品高下在竞争中的重要性,从周瑜深明君臣大义,从而稳定孙吴政局,大度对待程普,从而取得赤壁的完胜中,就可以得到充分证明。但是,才能容易外露,品德却比较隐蔽,如果不留心观察,往往会将三国说成是一个完全依仗才干,尔虞我诈,欺弱凌小,毫无正能量可取的阴暗时代。今天开宗明义讲周瑜的人品,就是想强调:品德也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他的例证,对于现今正在各种场合参与竞争的人来说,是非常值得深思的。这正是:
  竞争不仅凭才干,美玉周郎有丽光。
  要想知道周瑜在孙吴建国大业中,发挥了怎样的脊梁作用,请看下节。
  二 国家脊梁
  今天继续讲周瑜。东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四月,十九岁的孙权继承大哥孙策君位,成为江东的新领袖。而孙吴也从临时性的军事作战机构,开始向正规性的国家政权过渡。一个国家的建立和崛起,总是会经受种种巨大压力和严峻考验,所以必须要有坚定强壮的脊梁作整体的支撑。脊梁的数量越多,国家才能更加稳定兴旺。在孙吴面临的压力和考验当中,要数来自北方曹操的最为严峻。而在臣僚当中最为坚定强壮的第一脊梁,则非周瑜莫属。那么孙吴经受了曹操什么样的压力和考验?周瑜又是怎样发挥他国家脊梁的作用的呢?
  周瑜首次发挥国家脊梁的作用,起因是一桩人质事件引起的风波。人质事件,不是现今才有,在中国那是由来已久。东汉时期,人质劫持的风气就很盛,笔者曾经就此写过文章介绍。古代劫持人质,勒索的标的,一种是财物,另一种则是忠诚。今天我们说的,就是后者。
  东汉建安七年(202),在官渡之战中被曹操打得大伤元气的袁绍,气得呕血而亡。曹操开始称雄北方,腰杆一硬,便以东汉朝廷名义下达文书,要求孙权老老实实交送一个人质,作为效忠朝廷的保证。曹操为何会如此理直气壮呢?
  讲三国,有两个常见的误区:一是真假不分,把虚构的小说当成真实的历史;二是背景不明,只是说常见的表象,参不透深藏的玄机。所以我讲三国,一贯力求以专业的手法,努力找出真相和玄机,学生们送我一个雅号,叫做“三国探客”,现今我依然坚持这一风格。曹操理直气壮的原因在哪里?在“三国探客”看来,说破了也简单,是他对老孙家有恩惠,而且还不止一次。
  第一次恩惠,发生在四年前的建安三年(198)。这一年,在江东的孙策,向控制东汉朝廷的曹操,隆重地表示效忠。孙策为何会有此举动呢?答案是为了洗刷自己一家身上的政治污点。孙策的老爸孙坚,当初因为屡建战功,所以被东汉朝廷提拔为长沙郡太守,封乌程县侯。后来在讨伐董卓的诸侯联军中,他作战最英勇,率先攻入洛阳,修复被董卓挖掘的皇帝陵墓,对东汉朝廷贡献很大。可惜他后半生是袁术的部下,而袁术很快变为自称皇帝的篡逆之徒,于是孙坚的身上就沾上了政治污点。孙策打回江东创业之前,也在袁术的卵翼之下,身上同样有政治污点。所以孙策在江东一站住脚跟,就跟袁术一刀两断,改而向曹操控制的东汉朝廷效忠。这时的曹操,正面临北方强敌袁绍的威胁,孙策来效忠当然是好事,便给孙策派发了一个超级红包。这个红包,《三国志》卷四十六《孙策传》中有记载:“曹公表策为讨逆将军,封为吴侯。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为子彰取贲女,又命扬州刺史严象举权茂才。”这个大红包,里面有四份儿小红包,内容如下:
  给孙策本人的,是讨逆将军的官职,再加吴县侯的封爵;
  给孙策最小的四弟孙匡一个媳妇儿,媳妇儿是曹操的侄女,他老弟的女儿;
  给孙策堂兄孙贲的女儿一个夫君,夫君是曹操的儿子曹彰;
  此处要插一句,上面两桩婚事的辈分有点乱:孙策弟弟孙匡,娶了曹操的侄女,曹操不就高了孙策一辈吗?曹操的儿子曹彰,又娶了孙策堂兄的女儿,曹操与孙策又变成同辈了。为什么辈分有点乱?玄机在于,这是两桩政治婚姻,曹操把自己的侄女,一个大活人嫁到江东,你江东不也得送一个大闺女来,做我的儿媳妇吗?这其实是相互把对方的闺女作为人质,从而达到对等。既要对等,又要是年龄适合婚嫁的姑娘,再要做到辈分相当,那就太困难,只好不考虑那么多了。
  最后的小红包,给孙策二弟孙权一个荣誉称号,即扬州刺史举荐的茂才。茂才是东汉人才举荐两种主要科目中的一种,原名秀才,为避光武帝刘秀的名讳而改的称呼。由每州的长官刺史,每年举荐一人,号称以才能优秀为标准。东汉全国十三州,每年的茂才,只有寥寥十三名,名额少,很难得,所以茂才名号被视为难得的殊荣。比如后来的陆逊,已经担任镇西将军的高级军职,孙权为了优待他,仍然下指示,要陆逊家乡所在的扬州,举荐他为茂才。
  对孙策而言,红包的真正价值还不在赏赐上,而在以下两点:首先在个人名誉上,朝廷为自己,也为死去的老爸孙坚,洗刷了过去在逆贼袁术手下效力的历史污点。其次在实际利益上,朝廷对自己割据江东,做出了正式承认。但是,事情总有两面性。曹操让你修成正果,成为朝廷命官,你就要听从他指挥,如果不听,就是违抗朝廷,就有堂堂正正的理由收拾你。因此,奉送红包,就为日后收拾你埋下了伏笔,曹操的红包不是那么好拿的。
  第二次恩惠,是在两年前的建安五年(200)四月,孙策死的时候。那时的曹操,曾经起过趁机突袭江东的念头。《三国志》卷五十三《张纮传》记载,当时担任侍御史的张纮劝告曹操说:“乘人之丧,既非古义;若其不克,成仇弃好,不如因而厚之。曹公从其言,即表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张纮认为趁别人办丧事发动偷袭,不合古人的道义,万一不成功,反而变成仇敌,还不如借此机会给以厚待;于是曹操任命孙权为讨虏将军,兼任江东的会稽郡太守。其实,真正使曹操打消念头的,还是眼前强大的袁绍敌对势力还没有彻底清除,难以分身。而且他让孙权兼任的,也只是江东几个郡当中的一个会稽郡,暗示孙权对其他郡的占领,他还没有给予正式的承认和批准。但是无论如何,老孙家又一次得到了曹操的恩惠,倒是实实在在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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