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名人丛书：西蒙娜 德 波伏瓦》第6/6页
1958年5月，阿尔及利亚再次发生『骚』『乱』。法国当局成立了救国委员会。6月1日，国民议会授权戴高乐组阁，法国第五共和国诞生了。戴高乐是主张武力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强硬派。为此，波伏瓦和萨特对戴高乐的重新上台持否定态度。他们和左翼知识分子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反『政府』示威游行。波伏瓦这时开始在法国最著名的报纸之一《快报》上发表了数篇呼吁『政府』立即制止对阿尔及利亚采取敌对行动的文章。1959年同她共处7年的同伴克洛德·朗兹曼向她提出了分手，这提醒了波伏瓦她已进入了老年。这一年她已步入了第51个春秋。在此前她尚没有意识到，暮年这么快就来临了。她颇为伤感，陷入了孤独境地。1960年1月4日，她又闻知加缪在一次车祸中丧生，极度悲哀的同时，死亡的阴影又再次笼罩着她。这是波伏瓦一生中最伤感和孤独的两年。她在这一时期撰写了回忆录《年富力强》，回忆她从1929年到1944年这段期间的生活。1960年1月，古巴的《革命报》主编弗朗基邀请她和萨特去哈瓦那访问。
1960年2月22日至3月20日，波伏瓦和萨特对古巴进行了访问。这次古巴之行又重新唤起了她投身未来的渴望。在此行中，她了解了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她认为古巴是一个真正的、自由的、尽责的社会。波伏瓦、萨特与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建立了私人友谊。古巴之行使波伏瓦欣喜地感到，她已置身于世界的名人之列，有许多人都把她视为盟友。自此，她又重新燃起了对生活在渴望。从古巴返回巴黎的寓所时，波伏瓦惊喜地发现纳尔逊·阿格林已在寓所里等她。原来他是在波伏瓦和萨特出访古巴期间来巴黎探望她的。波伏瓦的朋友博斯特夫『妇』接待了他，并给了他波伏瓦寓所的钥匙，将他安顿下来。阿格林与前妻复婚不久即再度离婚，后一直独居，过着怪癖的生活。这是事隔10年之后的重逢，阿格林在6个月的相聚中，一直希望能重温他与波伏瓦的爱情，但最终却不得不与波伏瓦分手。因为此时波伏瓦的心思已经放在比阿格林更重要的事务上，她不满足于自己已经取得的成就和荣誉。她深知阿格林会怨恨她，但她心意已决。她在心里默念道：“让巴黎的所有时钟，都来敲打我的心吧。”
阿格林走后不久，波伏瓦又和萨特等左翼知识分子投身到了阿尔及利亚的事件中。他们仍抗议『政府』在青年中征兵。当时法国一些知识分子发表了一份宣言书，支持青年拒绝应征入伍，支持士兵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拒绝服从命令的行动。波伏瓦、萨特和其他一百人在宣言上签了名，这篇《一百二十一人宣言》就发表在1960年8月出版的《现代》杂志上。波伏瓦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一直立场坚定。
1960年9月，波伏瓦和萨特应巴西作家乔治·亚马多邀请，去巴西宣讲古巴革命。在巴西之行中，波伏瓦应邀在里约热内卢大学做了一次关于『妇』女状况的报告。萨特也应邀作了关于阿尔及利亚和古巴的报告。波伏瓦在巴西圣保罗访问期间还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采访中她就有关《第二『性』》的问题，谈了自己对于当代『妇』女问题的看法。而萨特则谈了有关殖民主义制度、阿尔及利亚独立、古巴革命、巴西的现状等问题。在他们的巴西之访期间，法国国内的右翼分子为维护其殖民利益，扬言要枪毙萨特。11月，波伏瓦和萨特从巴西回国时，原以为『政府』要为《一百二十一人宣言》而指控他们，结果并未遭到控告。年底波伏瓦的回忆录《年富力强》出版并获成功。波伏瓦因她的政治立场和在国内外的声誉，成为了法国文化界引人瞩目的名人。1962年1月7日，波伏瓦因同萨特一起反对1961年组建的秘密军队组织和阿尔及利亚战争，她的寓所被秘密军队组织炸毁。但波伏瓦仍不畏惧，1962年2月8日，她和《现代》杂志成员参加左派组织的一次反对秘密军队组织的示威游行，因而再次受到威胁。
1962年，波伏瓦和萨特应邀去苏联出席作协会议。1963年，她又和萨特前往莫斯科筹建国际作家联盟。这次会议后，他们受到了赫鲁晓夫的接见。赫鲁晓夫在接见他们时颂扬了社会主义并为苏联进兵布达佩斯作辩解。波伏瓦对赫鲁晓夫的辩解深表失望，返回巴黎后，她的第三部回忆录《事物的力量》又出版了。《事物的力量》主要描写波伏瓦从1944年到1962年这段期间的生活，在书中她讲叙了她为什么牺牲与纳尔逊·阿格林爱情的原因。波伏瓦认为这是出于她神圣的使命，即她与萨特共同的事业。
1963年11月和1964年5月，波伏瓦和萨特又应邀分别去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和苏联参加文化交流活动。她在这两次出访中，着重要探讨东西方文化的共处问题，这在当时是涉及到意识形态方面的较敏感的问题。在苏联，就这一方面的问题，她同与会的苏联作家们进行了探讨。在场的苏联作家们则同她的观点形成共识，认为应该为实现这种共处而努力。从苏联返回后，波伏瓦开始埋头撰写一部关于老年问题的小说。1964年，萨特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波伏瓦和萨特都一致认为应不接受此大奖，以保持思想的独立『性』。对萨特的这种做法，当时法国报界的许多人都归罪于波伏瓦。
1965年7月，波伏瓦和萨特又来到苏联。这是他们在赫鲁晓夫下台后对苏联的再一次出访。访问间他们看到了苏联文坛上出现的一些转机，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等人的作品已经重新出版。然而就在他们出访后的第二年，这种转机又旋即消失。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两位作家被放逐到西伯利亚，1967年苏联坦克再次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波伏瓦对苏联的肃反运动扩大化和政治上的强权统治深表不满。她决定永远不去莫斯科了，要同苏联彻底决裂。
1966年，波伏瓦和萨特应日本出版商渡边先生和京都大学的邀请，到日本旅行讲学。在日本访问期间，波伏瓦对日本文学和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渡边先生特地邀请她和萨特观看了日本传统歌剧“能剧”。访问期间他们还游览了东京、京都和广岛，参观了寺庙、矿山和码头。此行中波伏瓦还特别留意到日本『妇』女的生存状况和社会处境。早在此次日本之行前，波伏瓦就闻知日本是个男权观念根深蒂固的国度。在这个国家里，『妇』女的社会地位非常低，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家庭里，『妇』女受轻视的现象严重。她在码头，看到一个船舱里，一些『妇』女冒着呛人的尘埃，在一铲一铲地往货舱里装化肥。经与导游交谈得知，这些『妇』女每天工作八小时，每星期工作七天，不仅挣钱比男人少，而且还要料理各自的家务。她毫不掩饰地对导游感慨道，尽管她倡导『妇』女走向社会，争取自由独立，但眼前这一切，绝不是她所希望为『妇』女争取到的东西。在广岛，她和萨特与那些死里逃生的幸存者进行了交谈。从中她了解到，这些幸存者都像掩饰缺点一样掩饰自己的残疾，为了不愿成为丧失工作能力的废人。她对他们的战后处境深表同情。当时在日本，反美情绪也很强烈，反美示威游行经常发生。10月16日，波伏瓦和萨特从日本返回巴黎。回到巴黎不久，她的最后一部中篇小说《美丽的幻象》出版了。这部书被列为当年的畅销书。波伏瓦在这本书中揭示了人们所面对的现实世界其实是一个用现代文明包装、掩饰的谎言世界、虚幻世界。这个世界给人们提供了逃避当前问题的理由。她在小说中谴责了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给人类造成的精神奴役。但后来波伏瓦又谈到，她并没有全盘否定技术进步，只是否定那些利用技术进步谋取私利的卑鄙行为。
1967年，埃及的《金字塔报》主编海卡尔邀请波伏瓦和萨特访问埃及。这颇像一次官员出访，因为埃及『政府』在波伏瓦和萨特抵达开罗后，为他们配备了一架小型专机供他们使用。在访埃期间，他们一起参观游览了埃及的名胜古迹。但波伏瓦则尤其关注埃及『妇』女的社会境况问题。她与埃及的女记者、女律师、女医生一一取得了联系，请她们向她介绍一些有关『妇』女方面的问题。同时，波伏瓦还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无论在『露』天咖啡座，还在在正规的饭店餐馆里，人们从来见不到『妇』女的身影。波伏瓦对此表示了她的看法。在同新闻记者的谈话中，她谴责埃及人对待『妇』女的态度就像是封建主、殖民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在亚历山大大学作报告时，她大声呼吁男女平等，主张『妇』女要参予社会。她在《金字塔报》上还重申了自己关于『妇』女解放的观点。她重申工作是『妇』女解放的唯一手段。她也抨击了埃及人对『妇』女的歧视。在埃及这个穆斯林国家，波伏瓦的报告和讲话只受到了『妇』女们的欢迎，而男人们却对此仍表示有不同看法。他们引用《古兰经》对波伏瓦说，男女不平等早已写在《古兰经》上，所以男女不平等在埃及是宗教范围内的许可。波伏瓦谴责了这种宗教已经决定了『妇』女命运的古老观念。她告诉人们：“如果『妇』女不具备和男人一样的平等身分，那么任何社会主义都不可能存在。”这次访问中，埃及总统纳赛尔不仅为波伏瓦他们提供了各种方便，而且还在他们的旅程行将结束前在自己的赫利奥波利官邸接见了他们。萨特在与总统交谈时，请求他能释放因重建『共产』党而被关押的18位埃及青年。纳赛尔答应了他的请求，释放了这些政治犯。波伏瓦和萨特在在离开埃及前，还出席了纳赛尔为他们举行的隆重的告别宴会。埃及之行，他们已介入了具体的国际事务。
离开埃及后，波伏瓦和萨特又访问了以『色』列。一个以『色』列作家代表团接待了他们。以『色』列左翼政党的成员森哈·法拉邦给他们作了向导。波伏瓦和萨特特地去观看了以『色』列领土上的阿拉伯人居住区。他们尤其关注阿拉伯问题。在上述地区，波伏瓦发现以『色』列仍在对其领土上的阿拉伯人居住区和以『色』列犹太人居住区实行隔离，而且还发现这些地区的阿拉伯人的生活并未得到改善。此外，波伏瓦还尤其关注以『色』列『妇』女问题。她发现以『色』列『妇』女在建国后大都纷纷回归家庭，对此她深有感触。她认为以『色』列『妇』女在创建自己的国家时，曾拿起过铁锹甚至冲锋枪，甚至牺牲过生命，而如今却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去完成『妇』女的传统家务劳动，这实在不可思议。她由此感叹到，在以『色』列『妇』女已失去了和男人一样平等的地位。然而，以『色』列的『妇』女们却不这样认为，她们告诉波伏瓦：她们在社会中已经有了足够重要的地位，女权主义问题在以『色』列已经不存在了。波伏瓦对自己与以『色』列『妇』女之间，在有关『妇』女解放问题上存在着如此的差距而深感惊讶。在访问以『色』列期间，波伏瓦和萨特还受到了以『色』列总理勒维·艾希克尔的接见。波伏瓦在此中东之行结束后，即写了三篇文章，这便是她后来发表的《疲惫的女人》。中东之行后不久，埃及战争爆发。当时在法国国内，人们分成了几派。戴高乐的支持者反对以『色』列。法国『共产』党也站在为埃及人提供武器的苏联人一边。托洛茨基派、马克思主义者及绝大部分的左派都支持埃及人民的反以斗争。而波伏瓦则出于对以『色』列的同情而为以『色』列人说话。她认为埃及有几千年的历史，因此它有相当大的生命力，即使战争失败，也会重新复活，而以『色』列则不同，如果战败了，则作为一个国家就不复存在了。她深为以『色』列担忧。
这12年的世界漫游是波伏瓦人生历程中的重要部分，因而必然给她以重大的影响。一方面，广泛的国际交往扩大了波伏瓦和萨特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而更重要的是它使波伏瓦开始用一种世界的眼光去看待问题，使她在观察不同国度、不同政体、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性』别……各种不同问题时，都有了一种新的视角。正如她于1967年，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希伯莱大学所作的讲演中所说：“只有放眼世界，以世界为本，人们才能从根本上宽容别人，并推翻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主义以及各种各样的狂热主义。”
世界历史名人丛书：西蒙娜 德 波伏瓦 第十一章最后岁月
1968年，新年伊始，波伏瓦的小说集《疲惫的女人》豪华版问世。这一年她正好60华诞。已是画家的妹妹海莱娜专为此书设计了别具特『色』的版画。新书的出版同样引起了轰动，短短八天内，数万册图书被抢购一空。然而对这一时期的波伏瓦来说，新作所引起的轰动效应已不再是什么奇闻了。
人们对波伏瓦的热情缘于她的声誉，更源于她的思想。此书一问世就再掀风波，而风波中之最有趣的是那些来自于四面八方的对她的声讨。其中有人高喊波伏瓦又向婚姻开刀了!波伏瓦本人在《疲惫的女人》一书出版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则谈到，此书的意义就在于向妻子挑战。因为妻子在家中是完全奉献于丈夫和孩子的，妻子最后注定要失败，最终会被抛弃。在即将结束采访时，她再一次强调其『妇』女必须工作的观点，她说：“我希望『妇』女像大家一样成为一个人类的存在……『妇』女只有通过工作、通过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才能真正显示出她们与社会、与他人的关系中的威力。”的确，在这本书中，人们确实感受到了波伏瓦身为女『性』，而对女『性』自身利益问题的关心，体验到年暮的波伏瓦再一次苦口婆心地开启女『性』心智和情感，也体会到临高的波伏瓦对身后那些仍不觉悟、不肯尝试、继续步陈规的女『性』的忧虑和无奈。在此她只有发出振聋发聩的恫吓，以尽其心。然而一生的经历使她知道，此书的出版尽管能赢来喝彩，但只会落得呼而不应。因为传统观念、社会习俗已浸透人们的肌髓，摒弃它们绝非易事。然而波伏瓦的个『性』中却只能找到“向前”二字。
1968年，已发表了《疲惫的女人》一书的波伏瓦并未感到自己已是疲惫的女人，她仍不改其介入社会的志向。该年3月23日，巴黎知识分子举行了“声援越南日”活动，波伏瓦在凡尔赛宫前参加了这一活动。此后不久，因四名反对越战的中学生遭『政府』的逮捕，巴黎爆发了“五月学生运动”，即“五月风暴”。波伏瓦为了支持学生的行动，主动介入学生运动。5月8日、9日，波伏瓦、萨特和巴黎其他一些知识分子先后发表声明和宣言，在声明、宣言中表明了他们要支持学生运动的态度。在学生运动爆发期间，波伏瓦奔走出入于大学校园，关注事态的变化，声援学生的行动。她甚至希望学生运动能转变为革命或起义，从而推翻现存体制。5月底学生运动遭军警弹压。她和萨特等知识分子愤怒谴责『政府』的做法。学生运动结束后，波伏瓦在《现代》杂志上开辟了一个专栏，专门探讨巴黎“五月风暴”失败的原因。在对阿尔及利亚独立和美国出兵越南两个问题上，波伏瓦立场始终是坚定的。
1969年4月，法国举行总统大选。戴高乐将军和弗朗索瓦·密特朗参加竞选。波伏瓦对这次大选不感兴趣，因为『政府』的种种举措已使她失去对其的信任。她弃权投票。但此后她又在萨特、科莱特、玛格丽特·杜拉斯、米歇尔·雷利斯等人发起的支持法国托洛茨基派运动领导人阿兰·克利维竞选总统的声明上签了名。
1969年夏，波伏瓦到诺安特凭吊了乔治·桑的故居。这貌似偶然的举动却是这位年逾六旬的老人对精神家园的探寻，是她多年来的一桩心愿。一百多年前，乔治·桑以其非凡的魄力和勇气摒弃了她的阶级和道德，只身带着两个孩子闯『荡』巴黎，走上了对抗世俗偏见、追求人格独立和个『性』自由的道路。她带来了骇世惊俗的精神和观念，带去了无限的自豪和遗憾，留下了无数的感慨和赞叹。在此凭吊涌起了波伏瓦怀旧恋故之情，也唤起了她对乔治·桑的深深怀念。相似的经历和追求在历史和现实的交叉点上撞击、共鸣。在忆古抚今中她感叹世事的变迁和流逝的岁月。
回到巴黎后，波伏瓦一直沉浸在这种对乔治·桑的缅怀中，直到年底与萨特在罗马会合时，她才从这种感伤的情怀中解脱出来。
1970年，波伏瓦的论著《老年》由伽里玛出版社出版。在这部论著中，她以自身的经历和她所采访收集的社会收容所、退休养老院及其他老人的生活材料为依据，探讨了现代社会中老年人的社会处境问题。她认为衰老是一种身心现象和自然规律，所有人都要步入老年。然而现在的专家治国的社会却排斥老人，过早地剥夺其参加社会活动的机会，而促使其衰老，摧毁他们身心。她以老年人的名义向社会呼吁，停止牺牲老人利益，帮助他们回归社会生活，在城市中给老人以受尊重的地位。《老年》一书的出版，再次引起社会反响，尤其在美国引起强烈的反响和轰动。为此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还特约采访了波伏瓦。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责了社会是造成老年人不公平的境遇的主要责任者。在回答法国《新观察家》杂志的记者采访时，波伏瓦又提出了其解决老年人问题的设想：要使老人融于城市生活。在关于老人境况的问题上，波伏瓦表现了她在『妇』女问题上同样的态度，她在为所有人的权益而奋斗。波伏瓦对老年人问题的关注，得到了许多国家里老年人的理解和响应。在美国，老年人努力将波伏瓦的设想付诸于实践。他们组建老人协会“灰『色』美洲豹”，该组织的宗旨就是使老年人融入都市生活。此外，为改善退休老人们的待遇，协会还创办了一些企业。
1970年4月，巴黎左派报纸《人民事业报》负责人勒·当戴克和勒·布里斯相继被捕。报纸也因被控宣传革命暴力思想而遭查封。报社主编向萨特求援，萨特出于同情他们的主张而同意自第20期起接任社长。萨特和波伏瓦还为勒·当戴克和勒·布里斯出庭作证，从而使《人民事业报》继续办了下去。然而6月20日警察逮捕了出售《人民事业报》的报商，此举激怒了萨特。于是萨特于6月20日至26日亲自上街叫卖报纸，受警方拘禁质询，但随即释放。波伏瓦在此事件中。一直支持萨特这一为捍卫新闻自由的正义行动。她亦为此而奔走呼喊，亦同萨特上街卖报。而她本身也为争取新闻自由而独立作战。她临危接任另一份受到威胁的左翼报纸《国际傻人》报的主编职务，以挽救该报。10月19日，《国际傻人》原主编让－埃登·哈利耶被捕。波伏瓦即在《世界报》上发表声明：“我们切不能上当受骗：政权只宽容那些对它有利的新闻，它拒绝把播散新闻的权力给那些揭示大众苦难和反抗的报纸。不管政权如何施威，追捕，我还要和我们《国际傻人》的同仁团结战斗，争取新闻自由，继续为自由而战。”1971年1月26日，她和莱利—道主持群众集会，宣传新闻自由的主张。
1972年，波伏瓦的回忆录第四卷《了结一切》出版。该回忆录主要记述了她自1962年至1972年这段期间的生活。在书中，波伏瓦暗含打算弃笔、退隐之意。她在该书后记中提道：“在我的读者中，我结交了大量的朋友，我不会再有其他奢望。”然而波伏瓦自其出版《第二『性』》起，就已将她个人的事业融入了整个『妇』女解放事业中，融入公众的社会生活中。『妇』女社会需要她，整个社会生活需要她。这种事业上的水『乳』交融，已使她欲罢不能。
1972年，法国巴黎的两位女权主义运动领导人阿娜·塞林斯基和克丽丝蒂娜·戴尔菲在全国发起了『妇』女解放运动。她们十分渴望波伏瓦能参加她们的运动并给予她们支持。由于她本人一贯主张介入社会，反对社会对『妇』女的『性』别歧视，因此波伏瓦应她们的请求痛快地在她们的《女权运动宣言书》上签了字。波伏瓦还积极地参加她们组织的『妇』女解放运动示威游行。1972年6月，她还和女权主义运动的这两位领导人及法兰西学士院的让·罗斯丹一道共同创建了选择协会，波伏瓦任协会『主席』。该协会的宗旨是：1使避孕自由化、完全化和免费化。2争取消除所有与流产堕胎有关的压抑『性』文章。3免费保护并帮助所有被控堕胎或与之有牵连的人。6月15日，选择协会还向国民议会提出了一个自由堕胎法草案，并且还提出要求承担所有堕胎案的审理。在同年11月的鲍比尼案中，波伏瓦为这个少女因堕胎而被指控一案作辩护。她谴责法律的不公正，强调『政府』设置『性』教育专业的必要『性』。波伏瓦在1972年已逐渐认识到，要真正实现『妇』女平等不能仅靠舆论宣传，而必须通过实际的斗争。她认为『妇』女的解放必须伴随一次深刻的革命。这种革命就是向男『性』统治的社会进行真正的硬碰硬的斗争，包括运用暴力的手段。因为男人总是尽其所能地利用父系社会给他们带来的优势，并努力使之持续下去。男人可以攻击女人，凌辱她们，殴伤她们，甚至还受法律庇护。『妇』女不通过暴力手段则难以实现解放。波伏瓦曾明确地表示她赞成创办各种柔道、武术班来培训『妇』女。因此以暴力回敬暴力的主张是波伏瓦的女权主义激进思想的主要表现。要斗争只有靠『妇』女自身，只有自觉的斗争才能改变社会。二十多年前她曾在《第二『性』》中提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变成的。”而现在她强调，应该在这句话后再加一句：“男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既然男女『性』别差别都是社会造成的，这已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文化事实，那么重新去改变这种状况，也是有可能的。
1974年是《第二『性』》发表25周年，法国为此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世界许多国家也纷纷以不同形式予以响应。在法国，许多报刊均刊登出纪念文章，有关的讨论会也纷纷举行。波伏瓦高兴地接受了电视台的邀请，第一次在电视上与她的读者、观众和支持者见面。经过一生的艰辛努力和不懈奋斗，波伏瓦以及她为之终生奋斗的『妇』女解放事业终于得到了全国公众的普遍拥护，终于得到了世界范围的承认和支持。
1975年，萨特已行动不便、视力衰竭。这位70高龄的伟人已步入自己最后的时光。波伏瓦这时几乎终日陪伴于他身边，照顾他的日常生活。萨特这位一生不习惯于依赖别人的强者，此时流『露』出对波伏瓦这位共度一生的伴侣的依恋。由于萨特视力衰退，无法写作，波伏瓦便根据他的口述记述他想说的话和与别人的谈话。从1975年至1980年，波伏瓦自己几乎停笔了，她把主要时间和精力用在帮助萨特笔录他的口述文章。此外，她还忙于《现代》杂志的编辑工作。1980年4月15日，萨特因肺气肿死于勃鲁塞医院。萨特之死给波伏瓦带来了无限的痛苦，注视着这位与她相伴半个世纪的终生伴侣，她感到整个世界包括她自己都被他带走了。波伏瓦回忆当时萨特逝世时的情景时说：“……我想钻进被单躺在他身旁。”但不久，她摆脱了萨特之死带给她的痛苦。她说：“永远不要指望别人，要靠自己。如果我无所事事，什么也不干，我自己就一文不值了。”
萨特去世后，波伏瓦又完成了两本书，短篇小说集《何时超凡》和论著《告别的仪式》。《告别的仪式》主要反映了萨特晚期的生活情况。作品真实、细致地记述了萨特在这一时期的思想、情感及风烛残年中的日常生活。该书出版后，波伏瓦再次受到了强烈的攻击。一些读者指责她不该表现萨特的风烛残年，谴责她亵渎了一个伟人神圣的形象。而波伏瓦已不再理会舆论的是与非，她在自己一生的最后岁月中埋头整理让－保尔·萨特的遗著。她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我想这是一个有关艺术作品的特殊观念的问题，应该把萨特的艺术作品看作是一个完整的小花园，它是理解其他东西的中介。我们应当问一下为什么在这儿而不是在那儿种这些花。”在自己的最后岁月，波伏瓦觉得她有责任给公众一个萨特的真实形象。这是她对萨特，对读者，以及对她自己的最后责任。
1986年4月14日，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杰出的女权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瓦辞别了人世，终年78岁。法国『政府』为波伏瓦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密特朗『政府』派了四位要员出席了葬礼。人们把波伏瓦葬于蒙巴那斯公墓，紧挨着让-保尔萨特的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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