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男人和女人》第25/76页
事实上，在任何自然形成的群体中，雄性的嫉妒都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恩格斯说过，埃斯潘纳斯的《论动物的社会》一书“非常清楚地说明了，雄性在交尾期内的嫉妒是怎样削弱或者瓦解任何共同生活的群。”但是，动物的事情要相对好办一些。因为动物的性关系要受季节的限制。除长臂猿外，大多数动物都只有在雌性发情时才交配，因此它们雄性之间虽然也会嫉妒，但交尾期一过，又会握手言欢，和好如初，以待来年。再说，雄性动物在争夺异性时，虽然也免不了大打出手，但也相当“绅士风度”。只要把对方打败赶走，也就不再追究。所以，对于动物的群体来说，雄性的嫉妒虽然也会产生破坏力，但力量也有限。
人类的情况就不同了。
首先，人类的性生活不受季节的限制。一年四季，日日月月，男性都有性的要求，女性也随时都能接受性。如果不合理解决每个男性的性欲问题，任其争夺异性，则无异于将整个群体每天都置于内部瓦解的危险之中。
其次，人类的占有欲特别强。有些动物，比方说长臂猿，并没有那么“好色”。只要有一位“太太”，便已使它心满意足了。有些动物，虽然“妻妾成群”，但它们的王位，却必须轮流坐庄。一旦下台，也只好自认倒霉。人却不一样。一方面，男人总是希望占有的女人越多越好；另方面，又希望一旦占有，就占住不放。中国古代的那些帝王们，便是典型。
再者，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比动物同类之间的争夺严重得多。人斗人，往往不止于赶走对方，而是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往小里说，男人们可能会因争夺异性而导致谋杀（奸夫谋杀亲夫之事层出不穷）；往大里说，弄不好就会爆发战争（如争夺海伦之特洛伊战争）。一旦如此，则后果堪虞。
因此，对异性的争夺，是一个健全社会必须合理解决的问题。更何况，男人们要争夺的，远远不止于女性，还有食物、财富、荣誉和权力。
应该承认，争夺是男人的天性，而且未必就是坏事，比方说，球场上的争夺就很好。只不过，我们一般不把它叫“争夺”，而叫“竞争”罢了。甚至战争，也不能简单地说就是坏事，如果没有过去的战争、人类历史的发展也许就会缓慢得多。至少我们可以肯定，如果所有的男人都不去争，不去夺，都不争强好胜、雄心勃勃，而是疲疲沓沓、懒懒散散，那又成何体统？
然而，人类的群体又经不起折腾。
人类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具有群体性的动物。一方面，人的自然能力比较许多动物为弱。他力大不如牛，速快不如马，望远不如鹰，潜深不如鱼。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不要说在进攻方面远不是大型猫科动物的对手，甚至在防御方面也未必比某些食草动物灵光。另方面，人类要实现的，又是“自然界中最伟大的进步”。这就正如恩格斯所说，必须“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己能力的不足”。因此，群体绝不能瓦解，而一切瓦解群体的力量也都必须予以消除。
对于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办法解决。
一种办法是“堵”，即干脆禁止性生活，把男人和女人隔离开来，一视同仁地禁绝性关系。这在某些特殊时期（如战争时期）或某些特殊群体中是行得通的。比如，不少古代部落在作战前都禁止性行为，斯巴达城邦和太平天国也实行过男女分隔制。但这种办法，行得了一时，行不了永久。因为如果男女永远隔离，则孩子也无由出生，岂不要灭种亡国？
另一种办法是“疏”，即像大禹治水一样，进行疏导。既让所有的水都有地方流，又不让它们乱流，或挤在一起，变成洪水。最好是让所有的人都各有所得，各有所归，按照不同的层次，得到不同的满足，就像今天按照职位的高低领取工资津贴一样。
中国古代社会采取的是后一种办法。在女人成了男人的附庸和占有对象后，中国古代社会决定把她们也像食品、财富和权力一样，进行有计划地分配。分配的依据就是“名”，分配的规则就是“礼”。礼和名是一致的，所以“礼教”又名“名教”。
那么，什么是“名”呢？名就是“名份”。说得简单通俗一点，也就是地位。地位高的人多得，地位低的人少得甚至不得，这就是“礼”。无论分配食品、财富、权力还是女人，都如此。
决定一个人地位高低的起先是“宗法”。
前已说过，宗法是一种中国特色的私有制，而这种私有制又与两性关系有关。它的核心，是由两性关系形成的血统，而且是父系的血统。这一血统就像是一根接力棒，必须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但是，正宗的接棒人，又只能是一个。因为如果接棒人很多，大家一拥而上，不但会造成内乱，而且没准“棒”也毁了。所以，非事先法定一个“正宗”接棒人不可。这个法，就是宗法。
宗法要解决的，就是血统的正宗继承亦即“正统”的问题。正统只能独一无二，其余都是旁门、别支、分流。那么，正宗接棒人从哪里产生呢？当然是从交棒人的儿子当中产生。交棒人如果只有一个儿子，则问题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但这种情况并不普遍，大家也不希望“一脉单传”（风险太大）。因此，在交棒人的儿子很多的情况下，就只能由其中地位最高的一个去接棒。这些候选人既然都是交棒人的儿子，则他们的地位当然也就不能由父亲的地位来定，而只能由他们母亲的地位来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