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北大人》第10/31页
自从1978年进入北大，二十个寒暑交替。从年方而立到知天命之年，他把人生最浓重的一笔写在了北大。北大，几乎意味着他的一切，这并不夸张。"让我说些什么呢?"他摊开两手，很率真地笑着。他并非故作谦逊避让之语，对于一个半身心『性』命都融入北大的人来说，想置身事外，心静如水地梳理于北大的种种思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二十年中，他划过了青年到中年一段深刻的轨迹。他虽然没有惊天泣鬼神足以彪炳汗青的大功业，可是，在这里，生命的历程，学术的造，信仰的抉择，一天天地走向丰满成熟，对此，他不能不对北大怀着举深深的感激。"北大给予我的很多，我回报北大的太少"，这是他的心里话。温儒敏对于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特有的人生与学术取向有着很清醒很客观的认识。他的童年，经历了崭新的中国的洗礼。中学时代，又怀着近乎朝圣者的忠诚与理想主义，经历着一次次运动，经历着饥饿、狂热、疑『惑』和对知识的渴求。
高中时负笈他乡，在那间用两块半钱租来的『潮』湿发霉的小屋里，他编织着文学之梦，乐此不疲，身心俱醉。"读书使人感到精神上的满足与超越"。那一代人，对于艰难，有一种来自本能的坚强的抗御力与容纳力。当时他并不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悲壮的预想，在这种昂扬的精神里面，是没有任何功利主义的『色』彩的，他们所拥有的，只是一颗向往的心，就是凭着这一腔执著，他们透视过时代的艰辛，走着自己平常而又伟大的路。"现在的年轻朋友往往用更现实而怀疑的眼光去看我们那一代的单纯与理想主义。不管怎样，我确实是在理想的激励之下度过那段艰难的岁月，发奋读书的，好时我很充实。"他执著地坚信，"富足，可能腐蚀人的意志，助长惰『性』"，"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古训在这一代人身上实践着，不仅是身行，而且还有心灵就是凭着这种洗去铅华，浮躁的沉静与安然，他们追逐着自己的理想。但对于那一代的理想主义，却不能置微词，而始终怀着由衷的崇敬。
温儒敏不无调侃地说，大喧时代对于未来生活所有的梦想，不外乎一间书房，几册书，一架收音机而已。由现在看来，这三样东西颇富象征『色』彩：书房，代表着必要的生存空间；书籍，代表着精神的寄托与自由创造；收音机，则昭示着他们对于外部现实世界的强烈关注与参与的心态。这三大件，不客气地说，几乎成为现代所有中国知识分子欢愉与痛苦的根源。他们在痛苦中磨练着自己，锻造着沉静的灵魂这的确是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尴尬处境。但也正是由于生存空间的熏陶，他们对于现实世界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与敏感，即使蜗居书室的冷静的学者也不例外。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在某些现代青年看来近乎虚妄而幼稚，可这种品质在他们身上却根深蒂固，几乎同对于磨难生活的隐忍宽容的态度一起，成为他们的第二种本能。对于强烈的主体意识和社会使命感决定了他们的独特的学术取向--学术与生命，在他们那里合二为一水『乳』交融。中国式的书生，往往自得于他们的"辽阔"，而温儒敏们却完全不同，对他们而言，学术固然要求纯粹，但纯粹并不等于完全超然的技术『操』作。他们在其中贯注了深切的历史责任，他们的理想与人格。也代表了北大人的理想与人格。
温儒敏说他最难忘的是导师王瑶先生，忘不了导师对他的学术生涯一次次的引导与教诲。他尤其感铭于先生在最后的日子里对他的勉励，劝他振作精神，埋头著述，不必东张西望。"在行生弥留之际，他对人生对死亡有过许多形而上的思索，没有感到生命的虚妄，因为他同鲁迅一样，是很入世的，是富于社会责任感的。即使预感到死神的将到，也还是对于事业的发展，青年的进步抱有信心。他同样不愿将恶劣的情绪传染给别人。"
他喜欢一个人漫步，沉浸在一种静美空灵的境界中，与湖光林『色』融为一体，在他的心目中，北大极普通，就如同他自己的一部分；北大又是极其特殊的一个群落，挥之不去的自由的学术空气，精神的富足，雍容廓大的气象，在中国，具有这种气质的学府无疑是可贵的。温儒敏说："北大学风的存在，对于中国是一种幸运，很难得，应该珍惜。"自1996年秋开办以来，来自不同的领域、持不同观点的学人纷纷登坛亮相，在此切磋砥砺，交相辉映，在燕园引起不少的轰动，对于年轻学者的学术创造，他总是坦言："我可能不赞成他们的结论，但我赞成他们的存在。"
在王瑶的弟子身上，我们不仅仅看到钱理群的激越冲动，将生命体验注入学术；赵园的妙悟，以直观驾双纷纭；再如吴福辉的机智细腻，陈平原的才气横溢，温儒敏的稳健严整，我们更应该看到，他们的身上所体现的现代文学研究第三代学者的活泼多姿的气象。可是他们共同格守着王瑶先生的治学风范，同时又都保存着一腔对学术的执着和热忱，用一颗真诚而宁静的心去面对学术，面对纷繁的社会，坚定地走着前进的路。
时逢百年校庆，温儒敏不能不生出万千感慨。北大赋予他学术灵魂，给了他梦想和幸福，但是北大并非完美无缺，在现实的烧铸之下，他和北大一起，有着并不平坦的过去。他并非没有遗憾，但他一如既往地以一个书生、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去面对生命与学术。他处世和平，而决不苟从，待人老成，却不世故，于圆通之中自有板眼。而今，他已50岁，他达观知命，澹泊名利，自信而且从容。他仿佛进入一个丰硕的收获季节：已发表专著四部，论文百余篇，洋洋百万言，共中《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两书，被学术界誉为新时期以来研究文学思『潮』与批评"坚强而有创见"的专著，被国内外许多大学指定为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必读书，而且都被翻译到海外，在异国引起反响。除了写书教书，他还担任繁重的行政工作，当过中文系主任，近来又任北大出版社总编辑。他说，因为自己太认真，不见得合适"当官"，何况行政事务对于自己做学问有太多耽搁。然而学校指派自己做，没二话说，即使对个人的学问有些损失，也得认真去做。这是一种责任感。他对自己并不满意，"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学术无止境，事业无止境。对于北大，对于自己，他在沉静的审视中寄寓着希冀。
二、不随流俗，明己之志
(北京大学99级历史学系)姚圆圆
钱穆治学不盲从，不随流俗独有一份清新，淡然沉静。保持着真我风采。钱穆的治学态度也是令人感佩的。他治经学，敢向康有为挑战；治先秦诸子，敢于章太炎、梁启超论短长，与胡适争论谁的"老子"更"老"；近300年学术史，根本不同意梁启超的说法，另起炉灶，研究历史，在钱玄同、胡适、顾颉刚等疑西思『潮』盛行之时，他打着信古的旗号，重整了中国历史连绵不断的生命脉络。钱穆对待自己的学术思想是认真而严肃的，从不轻易改变自己的见解。据说《先秦诸子系年》写成时，先送清华大学丛书出版，但清华有人指责其体裁不当，令改撰。钱穆二话不说，转送商务印书馆；后《国史大纲》写完后，国民『政府』出版委员会审查，指令修改书中某些章节，钱穆坚持不从，经过多次争执，终于依原稿出版。这就是北大人，他们的身上，总有着北大的真我『色』彩。
而北大的传统是对于学术问题，自己可以坚持己见，但也要容许别人坚持己见，而且择善而从的事也不少。
不断保持沉默也不成，『逼』得梁漱溟非开口不可。1974年2月，梁漱溟在政协学习会上作了长达两个半天的发言，题目是《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梁漱溟认为"如何评价孔子，就是今天回头看过去，看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是好是坏，是大是小，站在今天的高度来评量，就是一分为二。""我现在认识到文化，孔子是代表了古代文化，又影响着他之后的中国文化的。这种影响，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古人都不能与孔子相比。"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这从字面上我理解，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不过我之批林，有些不同于众人之说。""我认为林彪没路线，谈不上路线，无路线可言。""路线是公开的，可以见人的，不敢见人的，不是路线!从做人的角度说，光明是人，不光明是鬼!林彪就是一个鬼，他够不上做一个人，没有人格，就是我对林彪严厉的批判!"
正因为保持真我本『色』，梁漱溟发言后，受到批判，被指责为"孔孟之道的卫道士"，"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是对抗"批林批孔"运动。有人问梁漱溟对大家批判的感情时，梁漱溟答应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在被勒令作出解释时，梁漱溟说："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持他自己的'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在那样的历史环境下，梁漱溟以铮铮之言抵制了批孔，反映了他不畏权势、不畏时流，坚持真理的可贵品质，他为了自己心中之"志"不畏强暴，体现了北大人的一种做人的风格。
对于文化大革命，梁漱溟有自己的看法："'文化大革命'是突如其来的，很突然，思想上没有准备。物质上受了点损失，也不是一家一户，全中国的千家万户，都受到了『骚』扰。我的女人吃了苦头，我还好，活了下来，历劫嘛!所有的字画、简版、图书都烧毁了，这些都是身外之物，没有什么。不过，思想是销毁不了的!……"凭着这种信念，梁漱溟在没有参考书的情况下，在文革的喧闹声中，写作《儒佛异同论》、《东方学术概观》为了追求自己的目标和理想，也就是凭着对人生的平常而执着之心，梁漱溟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壮美的人生图画。
"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第三本书要写作，我及可以互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令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这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正是这样的一种品质，感召着北大无数颗赤诚的心灵。梁漱溟的为人之道，不但执着而坚定，同时又赤诚而正直。也正是这样的精神人格使历史为之动容，使生命为之倾倒。这样的做人方式，不仅影响了北大的代代学人，同时也感召着一代代华人，使之是为学习的楷模。
在北大，论做人，不无这种精神品质，这是应该在我们手中代代相传下去的一种无上的财富。
三、真风流出真内涵
(北京大学99级中文系)戴乐
真正的才华不是装出来的，真正的品质是从内心之中，自然流『露』出来的丰富的阅历，博大的知识积累，这一切，才会使你周身焕发着一种特别的韵。正如苏东坡所说：腹有诗书气自华。真正有内涵的人，他决不会矫『揉』造作地表现什么，反而会自有一番气度，反之，一个只心追求外在的东西的人，他所表达的，也许只是简单的肢体语言。北大，正是以博大的胸怀培育了无数的有博大胸怀的真正名士，在他们身上，流『露』出的，是一种自然的气势。
在现在这个崇尚个『性』的社会里为了引人注目，不惜进行十分拙劣表演的学生也不乏其人。在一所师范学校里看到过的一个小伙子，他穿着一件非常破旧的绒裤，绒裤显然已经有很多年头了，像是旧社会的产物，恐怕很快就可以成为古董进博物馆了，可以清晰地看到绒裤上打了很多补丁，但仍有几个醒目的窟窿在捕捉着过往的行人，当然，最为引人注目的还是左右腿上的四个大字：左边是"穷人"，右边的是"没钱"。他的这一装束招来了不少人的观望，但他丝毫没有什么不好意思，而似乎更加神气得意，仿佛"穷"是一种可以炫耀的资本。后来据说系领导认为该生的行为影响了校容和校风，决定找他谈话，劝其收敛一下，但该生坚持认为他就是穷人，就是没钱，装不出很文明很有钱的样子，有什么办法呢?领导说系里可以考虑给予困难补贴，或者动员学校力量为其募捐，却遭到了该生的婉拒。实际上，他的家境并不困难，他之所以那样，只是想表现一下自己的个『性』，做出一副与众不同的样子，这其实只是一种幼稚的行为，以为表面的东西是一种不随流俗的自我表现。恰恰相反，这正是这种人的可笑可弃之处。
而真正的风流是源于内涵之中的，所谓的"能人"、"名人"绝不是装出来的或刻意"做"出来的，而应该是一种真实自我的自然表『露』，是才华的自我表达。
有个胡适的故事：
胡适以我行我素而闻名于世，珍珠港事变前，我国北平图书馆有数百部书托美国车会图书馆代为保存。
书籍运到华盛顿后，美国方面认为这是件文化大事，所以当该批书籍在国会图书馆开箱时，美国国务院和该馆馆长努索・埃文斯特请胡适前往察看并派大员陪同。岂料胡大使这种"书『迷』"，他一进书库，便如入宝山，情不自禁地席地而会，旁若无人地看起书来，一看便是一个多小时，那些陪他前来的大员和图书馆馆长被冷落在黝黑的书库走廊，大踱其方步。最后，当胡适从书堆里提着上衣笑嘻嘻地走出来后，又开始和这批与"善本"无缘的要员们大谈其"善本"经纬。
这些事，在外交圈子里自然有失身份，但胡适我行我素于不自觉之中，是真名士自风流，因而别人也认为了是位"学者大使"，由此他的怪行反而被传为佳话。这正是因为他表『露』的是一种纯正自然的学问，而非故意装出来的"自我"。
1927年胡适到纽约时携去100本1922年在上海印刷的博士论文，由杜威成，经过补交手续，始由校方正式颁予"哲学博士"学位。而胡知一生中接受34个名誉博士学位这不是能"装"出来的，也不是能用衣服"穿"出来的，而是凭着真才实学"换"来的。
在学者中，保持自我"真『性』情"人比比皆是他们的身上，有着大家风范，有着真正的名士风流。陈平原这样评价自己的老师王瑶：
五六年来追随左右，令人感叹不已的，主要还不是先生的博学深思，而是先生的"真『性』情"。有学问者可敬，有"真『性』情"者可爱，有学问而又有真『性』格者可敬又可爱。此等人物，于魏晋尚不可多得，何况今日乎?
其实，"怪"也好，"真"也好，最重要的是追求自己为人的独特品味，不去强求自己模仿别人的生活，而是应该走自己的生活道路，有自己的个『性』特征和生活哲学，用知识添加自己的人生砝码，让自己的生命"重"起来。
北大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却不肯用电脑。别人保证五分钟教会他，他说："包我一分钟会，我也不学。"他解释说，自己几十年养成的习惯，只要面对稿纸，才能进入写作佳境。现在电脑是这样的流行和普及，早就是作家以"网虫"自居，想玩电脑，季老当然具备各种条件。他也不是"保守派"，跟不上时代，只是他不愿随波逐流、喜欢按自己的方式生活而已。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做人，这也正是名家的特点。自古以来的没有哪个真正有名士风度的人是随波逐流放弃自己"志"的人的。古人如此，北大人更如此。
有这样一篇文章，这样写道：燕南园是我最钟爱的所在，草木松柏交映，浸润着一种幽深雅致的韵味，偶乐踟蹰其间，颇有出世之慨。在园子的最南端，常看到一位老者在静静地莳弄他的凌『乱』然而却生机蓬勃的小花园，意态悠然，神情清朗，令人神往。我本来并不知道这就是四十年代就已声名大噪的著名诗人屈原的著作，被他飘逸浪漫的文笔深深感染过。我也曾拜读过先生别具一格的新格律诗歌，觉得颇不同凡响。更读过先生笔力雄健的皇皇巨著《中国文学史》。所以对他并不感觉陌生，可谓神交已久。那次我与先生的偶遇，真像神明的安排。
我们的第一次谈话是在他的院子里。我竟然准确地认出这位正在收拾他的草木的老人。我似乎在一本书上见过他清癯超然的样子。对于我这个莽撞而陌生的"稚子后生"，先生似乎并不以我的冒昧为忤，两个人就这样立着，乘兴而聊，海阔天空，不着边际。先生谈锋甚健，兴致所至，手在挥舞，眼睛放光，脸上的肌肉也在颤动。这位三十年代便活跃于诗坛的健将，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变故沧桑，诗情似乎并未随之销蚀，年近九旬，他的清峻、洒脱、率真的气质仍旧保存得这样完好，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对生于魏晋文学亦有精深的探讨，认为那是一个礼教崩坏、思想解放的时代，对中国的民族精神有着深远的影响。先生涵泳于唐诗之中，沾染了唐人激越青春的朝气，而浸『淫』于六朝文章，则又熏陶出一种魏晋人的风度，《世说新语》中载王羲之赞叹林公(支遁，字道林)"器朗神俊"，先生之谓也。
林庚先生对中国的诗歌，对魏晋文化有着相当的研究，在他的眼里，"盛唐气象，少年精神"是唐诗的风采神韵，而魏晋文学，则是一个礼教崩坏，思想解放的时代的产物，这对中国的民族精神影响深远。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唐朝人青春激越的蓬勃朝气，同时又透出一种气朗神俊的魏晋风度。这是由内而外的一种气势，一种名士的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