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未完：张爱玲》第10/16页
除此而外，张爱玲还用了许多篇幅，非常细腻地描写世钧和曼桢的恋爱心理，如沈世钧心生情愫，在昏黄的夜里，冒着雨去郊外，拿着手电筒去寻找捡回尚未深交的曼桢的红手套；如他们俩给人祝寿出来，世钧要送曼桢回去，曼桢也不推辞，又有一种默契，不进家里。张爱玲写着：“既然不打算进去，其实送这么一趟是毫无意味的，要坐电车公共汽车，路上还可以谈谈，现在他们一人坐了一辆黄包车，根本连话都不能说。然而还是非送不可，仿佛内中也有一种乐趣似的。”
学者万燕就指出：“这种情痴的场面就像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所写的，张爱玲孜孜地只管看着胡兰成，‘不胜之喜’的钟情，可见张爱玲无论怎样痛楚失意，对这一段爱情都是非常珍惜的，因为唤起了她心中久已失落的许多美好的情感。”一九六七年张爱玲的第二任丈夫赖雅去世了，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六八年，张爱玲改写《十八春》为《半生缘》发表，距第一次的版本其间又是十八春。十八年后的此时，对张爱玲而言，无疑是她在人生的旅程中，又一次的孤身飘零，她借着这次的改写，对往事做最后的回眸。她再次把书中的男女主人公一一召唤出来，她深情地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她要借着这《惘然记》来诉说她的《半生缘》。因此原本《十八春》中略带点闹剧的结局，被大幅度地修改了，相恋的男女低旋回荡在无可奈何的人生悲歌中，我们看到张爱玲这样写着：曼桢半晌方道：“世钧，我们回不去了。”他知道这是真话，听见了也还是一样震动。她的头已经在他肩膀上。他抱着她。
她一直知道的。是她说的，他们回不去了。他现在才明白为什么今天老是那么迷惘，他是跟时间在挣扎。从前最后一次见面，至少是突如其来的，没有诀别。今天从这里走出去，却是永别了，清清楚楚，就跟死了一样。这修改后新的结局，对书中的人、书外的人都是一个宽慰，但人生的宽慰意在于此也仅止于此，这又是何等深沉的悲哀与无边的苍凉！
论者指出《十八春》或《半生缘》，都是张爱玲与胡兰成恋情投影的寄存处。张爱玲似乎是把自己的灵魂借着《半生缘》中假想的会面和回忆，做最后一次的道别，从此永不再回头了。
她仿佛还记得多少年前的那个夜晚，胡兰成最后一次吻她，而她面对着无法挽回的事实，惟有泪流满面，哽咽中却叫得一声“兰成”！不是缠绵悱恻，而是清坚决绝。在那残冬寒夜，她与他黯然相别。此情此景对张爱玲是终生难忘的，于是在《半生缘》中张爱玲特别加上这一段：两人就这么站着，对看着。也许她也要他吻她。但是吻了又怎么样？所谓“铁打的事实”，就像“铁案如山”。他眼睛里一阵刺痛，是眼泪，喉咙也堵住了。他不由自主地盯着她看。她的嘴唇在颤抖。曼桢道：“世钧。”她的声音也在颤抖。世钧没作声，等着她说下去，自己根本哽住了没法开口。曼桢半晌方道：“世钧，我们回不去了。”……他抱着她。此时无论是胡兰成或是赖雅，与张爱玲的相恋相依都已成往事，一切都回不去了，这是“铁打的事实”。但它却成为张爱玲内心生活的一部分，就如她说的“也许爱情不是热情，也不是怀念，不过是岁月，年深月久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其间无论经过多少扭曲变形，其原汁原味总在其中。
而相对于世钧和曼桢的叔惠和翠芝，张爱玲在改写后，已不像原有的那样实在，他们的相聚是在一种虚幻飘渺的氛围中，留下扑朔迷离的空白，张爱玲似乎有意拿他们和世钧、曼桢做一个参照。张爱玲这样写着：这时候灯下相对，晚风吹着米黄色厚呢窗帘，像个女人的裙子在风中鼓荡着，亭亭地，姗姗地，像要进来又没进来。窗外的夜色漆黑。那幅长裙老在半空中徘徊着，仿佛随时就要走了，而过门不入，两人看着都若有所失，有此生虚度之感。张爱玲此时的心情，恐怕正如她在《不幸的她》刊于一九三二年上海圣玛丽亚女校年刊《凤藻》总第十二期，当时张爱玲是初中一年级，新文学史料家陈子善先生发掘此文，并认为是张爱玲的处女作。一文中所说的：“别了！人生聚散，本是常事，无论怎样，我们总有藏着泪珠撒手的一日。”虽是明知“当爱已成往事”，但张爱玲还是那样缠绵而百感交集！她写着：“他在绝望中搂得她更紧，她也更百般依恋，一只手不住地摸着他的脸。”是世钧，还是兰成？我们何曾看过张爱玲笔下有这样动人而凄美的描写，也惟有这一次了。
其实胡、张之恋的某些情节，早已在张爱玲的电影剧本《不了情》及据之而改写的小说《多少恨》套用过。由电影片名和小说篇名，就已点出是因为有“不了情”，才产生“多少恨”，“爱”与“恨”原是一体的两面。司马新在《张爱玲与赖雅》一书中，更指出：“……可是令人吃惊的倒是故事与张爱玲的真实生活十分相似。女主人翁二十五岁，与张当时的年龄相仿，也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女人（四十年代上海的年轻女子能自立的并不多，当然张是远更成功）。张在老家原来的名字既不是爱玲，也不是英文Eileen，这些都是学名，她的原名是??，家中老亲都是这样叫她的。（在她给姑姑的信上，她都签名为??。）读着与茵相近，而以上海方言发音则相同。于是，??就变成家庭中的茵或家茵电影和小说女主角的名字。
“……然而小说中的夏先生可丝毫没有反派角色的劣迹，他为人正直、和蔼、关心人，对家茵的爱忠贞不渝。男主角之姓自胡（异族）转到夏（中华），可能也不是偶然。小说中的反派角色已转换成由夏太太和主人翁的父亲来担任。因此《多少恨》与张的真实生活既相似又相异。真实生活中，她的婚姻了断了，她的爱也了断了，因为胡兰成已不值得她的爱；《多少恨》中，恋爱是结束了，但是相互的爱却仍完好无损。真实生活中，胡是破坏婚姻的反派角色；《多少恨》中，两个局外人引起了姻缘的破坏。真实生活中，张是因胡两次背叛她，而不得不与他分手；《多少恨》中，是家茵主动与夏分手并出走到厦门。……胡多次背叛她的事实是难以使她无动于衷的，于是通过一种变形过程，只把胡兰成身上有吸引力的部分，投影到了小说中的主角夏先生身上，使夏先生变成值得女主人翁为他奉献爱心的人。因此，恋爱虽然结束了，爱心却没有结束，电影片名‘不了情’，明白地暗示这层意思。”
总之，我们从张爱玲的不断改写中，追索她如何在“虚构”的小说中，渗入她自身的“真实”故事，但亦不能“刻舟求剑”、穿凿附会地分不清创作和真实究竟是两码子事。但无可讳言的，胡、张之恋，确实在她的旧作新魂中，留下了陈迹残影。
第十五章 游走文字与光影间
她游走于文字与光影之间，撷取了两者之长，以宛如摄影机之笔，剥尽世间男女的华丽外衣，得窥世俗的雾散苍凉。一九四二年春张爱玲从香港返回上海，不久插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四年级就读，但不久后便因经济窘困等缘故而辍学，并开始卖文为生。据张子静在《我的姐姐张爱玲》一书中说：原来她回上海不久，就开始给英文《泰晤士报》写了一些剧评和影评，我因父亲家中没订这份报，不知道这件事。她说写剧评影评也花费不少心力，往往一写就全身投入，到学校上课就觉得很累，更不想去上学了。
姐姐从小就对电影有兴趣，也有自我见解，写影评倒是很合适的。上海成为“孤岛”后，外国影片来源较少，国产片也因胶片进口问题，出品不多。而人们心情苦闷，话剧的发展变得十分蓬勃。姐姐回到上海后，常去看话剧，从中认识一些现实的情况和人民的声音。我记得她对中旅剧团唐槐秋、唐若菁演的《雷雨》、《日出》，以及后来苦干剧团黄佐临导演，石挥、丹尼、张伐等人主演的《大马戏团》、《秋海棠》，乔奇等人主演的《浮生六记》，都很欣赏，常向我介绍他们各自的优点。京剧、越剧，她偶尔也去看，但不如看电影、话剧那么频繁。说到电影，张爱玲很小就独自一个人去电影院看电影，虽然来回都需家里佣人接送，有时遇到佣人迎接不及时，她还得在电影院门口等上好一会儿，但她却乐此不疲。有次她和弟弟张子静从上海去杭州亲戚家玩，刚到的第二天，看到报纸广告谈瑛主演的电影《风》，正在上海某家电影院上映，立刻就说要赶回上海去看。一干亲戚朋友怎样拦也拦不住，张子静只好陪她坐火车回上海，直奔那家电影院，连看两场。看完电影，张子静头痛得要命，而她却说：“幸亏今天赶回来看了，要不然我心里不知道多么难过呢！”
张子静又回忆到，张爱玲学生时代“订阅的一些杂志，也以电影杂志居多”。“在她的床头，与小说并列的就是美国的电影杂志，如《Movie Star》、《Screen Play》等等。”“三四年代美国著名演员主演的片子，她都爱看。如葛丽泰嘉宝、蓓蒂戴维斯、琼克劳馥、加利古柏、克拉克盖博、秀兰邓波儿、费雯丽等明星的片子，几乎每部必看。”
而张爱玲在《谈跳舞》、《谈看书》等文章中，也提到过一些她年轻时期看过的外国影片，如日本电影《狸宫歌声》和《舞城秘史》、法国电影《冬之狮》、美国电影《叛舰喋血记》和迪士尼动画片《白雪公主》、《木偶奇遇记》等等。其中《叛舰喋血记》两次不同版本的影片，她都看过。
除此之外，她更喜欢看国产影片。特别是三四十年代在中国影史崭露头角的阮玲玉、谈瑛、陈燕燕、顾兰君、上官云珠、蒋天流、石挥、蓝马、赵丹等人主演的影片。
一九三四年六月，蔡楚生编导的《渔光曲》联华出品，王人美、罗朋主演。在上海连映八十四天，盛况空前。万千观众之中自然少不了张爱玲，她甚至连片中的主题曲《渔光曲》都极为喜爱。
张子静就说，她不仅在练习钢琴时自弹自唱这首歌曲，还兴致勃勃地要教家里一个叫小胖的小佣人学唱。尽管不识字的小胖对开头的两句“云儿飘在天空，鱼儿藏在水中”，学了差不多一个上午，还是不太会唱，但张爱玲仍然其乐融融地教了一遍又一遍。可见她对这部影片喜爱之深。张爱玲曾自称“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她的内心世界是比较封闭的，因此难以合群，交友也很少。不过与她有深交的好友，大多也是电影的发烧友。例如她的终生至交炎樱，原是她就读于香港大学时的同学，也是当时常在一起看电影的同好。张爱玲曾在《烬余录》中热情夸赞她，原因之一就是一九四一年底日军攻打香港时，“同学里只有炎樱胆大，冒死上城去看电影――看的是五彩卡通。”
四十年代上海沦陷时期，另一个出名的女作家苏青，是张爱玲当时可以与之互换衣服穿的密友，她除了是一位对电影兴趣盎然的同道外，早在一九四二年底就曾入“中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日本人的逼迫下，上海“新华”、“艺华”、“国华”等十二家电影公司于一九四二年四月合并，成立了“中华联合制片有限公司”，简称“中联”。担任编剧。苏青曾说，她自己平时孝敬侍奉母亲的“常规”之一，就是陪母亲去看中国电影。而她自己去电影院看电影时，宁可冷淡遇见的女友，不与她们应酬交谈，也要“全神贯注到银幕上的动作和表情”。这种情况相较于张爱玲，可能是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另外写过《夜店》、《海誓》等十几个电影剧本的名作家柯灵，从张爱玲试笔文坛不久就给予了大力扶助，在他主编的著名杂志《万象》上，连续刊登了张爱玲的《心经》、《琉璃瓦》和《连环套》等小说，虽然后来因为张爱玲与《万象》老板平襟亚发生了一场稿费纠纷，闹到双方在报上打起笔墨官司，张爱玲索性自行腰斩《连环套》。但这事并没有影响到她与柯灵的交情，因此才有一九四四年《倾城之恋》搬上舞台的合作。
为了这事柯灵居间奔走，着实花了不少精力。首先是剧本的编写，张爱玲编好后请柯灵提意见，柯灵很尽心地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张爱玲也很认真地一遍又一遍地修改。除此而外，在柯灵的努力下，《倾城之恋》可以说是获得了当时最佳的演出阵容：剧团是曾为明星影片公司三大巨头之一的周剑云所创办的大中剧团，导演是列名当时上海话剧界四大导演之一的朱端钧，饰演白流苏的罗兰和饰演范柳原的舒适也是最走红的影剧明星。因此这档四幕八场的大型话剧。
上海兰心戏院。一九四四年话剧《倾城之恋》排练地。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七日《申报》上刊登的话剧《倾城之恋》广告。
在十二月十六日的上海新光大戏院位于宁波路广西路口，戏院比照西班牙及意大利中世纪建筑，一九三三年秋季起专映明星公司出品的影片。隆重首演，立即引起轰动，在此后的三个月中连演了八十场，几乎场场爆满。张爱玲从一位名小说家一下子又成为公众注目的“新闻人物”，这时应当是她最光彩夺目、辉煌耀眼的一刻。
三十多年后柯灵在《遥寄张爱玲》文中说：“事后我因此得到张爱玲馈赠的礼物――一段宝蓝色的绸袍料。我拿来做了皮袍面子，穿在身上很显眼。桑弧见了，用上海话说：‘赤刮剌新的末。’桑弧是影片《不了情》的导演，张爱玲的熟朋友。――但这是后话。”而后来有一次柯灵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张爱玲闻讯后还和胡兰成到他家看望，并要胡兰成对日本宪兵说情，设法营救柯灵。张爱玲不仅喜欢看电影、谈电影，她也喜欢评电影。早在一九三七年她当时还是上海圣玛丽亚女校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就在年刊《凤藻》上发表《论卡通画之前途》，对当时动画影片创作倾向和发展趋势，做出了精辟的评析。而在为《泰晤士报》写影评和剧评后，她在一九四三年为英文《二十世纪》月刊一连写了九篇文章，这其中有六篇也是影评，因此可说张爱玲的职业作家生涯，其实是从写影评开始的。
这六篇影评分别是：第四卷第五期（五月号）的Wife，Vamp，Child评的是《梅娘曲》和《桃李争春》；第四卷第六期（六月号）的The Opium War评的是《万世流芳》；第五卷第一期（七月号）的影评没有标题，评的是《秋之歌》和《浮云掩月》；第五卷第二、三期合刊（九月号）的Mothers and Daughters in law评的是《自由魂》、《两代女性》和《母亲》三部电影；第五卷第四期的影评也没有标题，评的是《万紫千红》和《回春曲》；第五卷第五期的China Educating the Family评的是《新生》、《渔家女》两部影片。
除此而外，张爱玲发表于一九四三年《古今》半月刊第四十三期的《洋人看京戏及其他》文中亦有评论《侬本痴情》这部电影。而发表于次年八、九、十月的《天地》月刊第十一、十二、十三期的《中国人的宗教》，也曾提及《人海慈航》这部影片。而根据《上海电影志》一书查得一九四三年整年度上海公映的国产影片共有五十五部，张爱玲评论过的影片竟高达十四部之多，她对电影狂热之程度可见一斑。而就在此时张爱玲的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倾城之恋》、《金锁记》再再为她赢得盛名，她稿约纷至，已无暇再撰写影评了。
然而好景不长，两年后抗战胜利，张爱玲却被视为“文化汉奸”而遭大加挞伐，所谓“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再加上胡兰成对她的负情，她销声匿迹，闭门自我沉潜，过着沉寂苦涩的岁月。就在此时，上海成立了一家新的电影公司，是由一位有数十年电影事业经历的老电影家吴性裁所创办的文华影片公司。公司由吴邦藩任经理，陆洁任厂长，黄佐临、桑弧负责艺术创作。
桑弧原名李培林，浙江宁波人，生于上海。一九三三年肄业于沪江大学新闻系，曾任中国实业银行职员。后来因得识著名导演朱石麟，在朱的鼓励下从事剧本写作。他起初写的三个剧本《灵与肉》、《洞房花烛夜》、《人约黄昏后》，均由朱石麟先后搬上银幕。一九四四年夏到一九四五年初，在朱石麟及陆洁的支持下，桑弧自编自导了《教师万岁》与《人海双珠》。文华成立后，桑弧成为该公司第一位基本导演。
编剧出身的他，特别重视剧本，于是他想到邀请张爱玲来为该公司编写第一部影片。据当时也加入文华负责宣传的龚之方的回忆说：“是我和桑弧取得了柯灵的介绍信，到派克公寓去看望张爱玲，请她尝试写电影剧本。当然，对张来说，写电影剧本感到很陌生，起初有些犹豫，后来她挺身站起来说：‘我写。’据说，张爱玲参看了发表在杂志上的好几个中外电影剧本后才动笔写的，很快地她完成了一个剧本交到文华公司。这个剧本就是成为文华公司的处女作的《不了情》。”
桑弧拿到这个剧本后，十分欣喜又极为重视，他选用了当时最红的男演员刘琼和退隐多年的女演员陈燕燕担纲演出。陈燕燕曾是张爱玲最喜欢的女明星之一，演过三十多部影片，被誉为“最有前途的悲旦”。虽然在抗战胜利前后曾一度息影，但此次参与演出，“面貌依旧美丽年轻，加上她特有的一种甜味。”还是很受观众的欢迎。此外在影片中扮演廖父和夏家女佣姚妈等重要角色的演员也很称职。因此《不了情》在一九四七年四月十日沪光、卡尔登戏院上映后，一炮打响，卖座极佳，造成相当大的轰动效应。张爱玲也趁势把剧本改写为中篇小说《多少恨》，于同年五、六月刊登于由唐大郎和龚之方主办的刊物《大家》月刊第二、三期上。
由于《不了情》的成功，桑弧又敦请张爱玲继续合作，据龚之方回忆说：“桑弧肚里藏了个腹稿，是个喜剧，他把剧本的框架告诉张爱玲参考，张因《不了情》的一举成功，心里有点甜头，对桑弧请她写第二个电影剧本慨然应允。她又较快地交出了剧本，在写作过程中没有和桑弧商量过什么，她一气呵成地把它写完。这个剧本后来就是文华公司的第二部作品――《太太万岁》，桑弧导演。剧本写得流畅风趣，笑料丰富。主演是蒋天流，蒋是话剧演员，又不失为银幕佳才，该片放映时，观众的笑声没有断过。可以这样说，张爱玲的第二个剧本，也是成功的。”影片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推出，尽管当时上海遇上了大雪的天气，但皇后、金城、金都、国际四大影院仍场场爆满。上海各大报称影片为“巨片降临”、“万众瞩目”、“精彩绝伦，回味无穷”、“本年度影坛压卷之作”等等，可见盛况之空前。
《不了情》故事描写一位中年企业家夏宗豫（刘琼饰），请来一位家庭女教师虞家茵（陈燕燕饰），为他的女儿补习功课。不久，夏宗豫和虞家茵产生了感情。夏宗豫长住乡下的太太赶到上海来兴师问罪，宗豫向家茵诉说自己的苦闷，他决定要和太太离婚，并向家茵吐露求婚之意。家茵“经过理智与情感的挣扎”，她不忍从夏太太手中夺走她的丈夫，于是她决定离开上海到厦门去教书，她偷偷地上了船，等到宗豫赶去看她时，已经是人去楼空了，两人空留一段“不了情”。
半个世纪后，因原影片及剧本早已散失，我们只能从《多少恨》这篇小说回溯到银幕上的声光幻影。张爱玲在《多少恨》的开头就说：我对于通俗小说一直有一种难言的爱好；那些不用多加解释的人物，他们的悲欢离合。如果说是太浅薄，不够深入，那么，浮雕也一样是艺术呀。但我觉得实在很难写，这一篇恐怕是我能力所及的最接近通俗小说的了，因此我是这样的恋恋于这故事。一个少女、一个太太；一段不起眼的感情、一些家庭琐事……张爱玲写的正是一个通俗的爱情故事，但由于看来有几分“对景”的片名（不了情）和小说名（多少恨）；而男主人公又恰好是个中年男子，加上此时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感情又正在“将了”而“不了”之时，她又恋恋于这故事，将它写了一遍又一遍，不免让人联想到，她是否别有寄托。尤其是故事尾声时，张爱玲这样写着：家茵只顾低着理东西，宗豫又道：“家茵！难道我们的事这么容易就――全都不算了么？”他看看那灯光下的房间，难道他们的事情，就只能永远在这房间里转来转去，像在一个昏黄的梦里。梦里的时间总觉得长的，其实不过一刹那，却以为天长地久，彼此已经认识了多少年了。原来都不算数的。他冷冷地道：“你自己的心大概只有你自己明了。”家茵想道：“嗳，我自己的心只有我自己明了。”
第二天宗豫还是来了，想送她上船，她已经走了。……宗豫掏出手绢子来擦眼睛，忽然闻到手帕上的香气，于是他又看见窗台上倚着的一只破香水瓶，瓶中插着一枝枯萎了的花。他走去把花拔出来，推开窗子掷出去。窗外有许多房屋与屋脊。隔着那灰灰的，嗡嗡的，蠢动着的人海，仿佛有一只船在天涯叫着，凄清的一两声。在画面逐渐淡出时，是不了情也好，是多少恨也好，它们原只是一些色彩斑斓、婆娑耀眼的光与影罢了，曲终人散时，一切归于苍凉。因此学者丁亚平认为《不了情》“影片全神贯注于表述作者对人生与情感世界的细致感受，倒别有一番自况其身的寓言怀抱，有着与费穆《小城之春》相近似的丰富意蕴。”《太太万岁》是一出关于上海中产阶级家庭的轻喜剧。故事女主人公陈思珍，张爱玲认为“她的气息是我们最熟悉的，如同楼下人家炊烟的气味，淡淡的、午梦一般的，微微有一点窒息”；“她的事迹平淡得像木头的心里的涟漪的花纹”；她煞费苦心地“在一个半大不小的家庭里周旋着，处处委屈自己，顾全大局”。相较于《不了情》，《太太万岁》中有更多的巧合、噱头、误会，及更多编造的痕迹。
按照张爱玲的初衷，《太太万岁》似乎应该是《留情》，以至后来的《相见欢》，那样的近乎无事的“静的戏剧”，然而因为是电影，她不得不应付中国观众“太习惯于传奇”的胃口。但它的题材又不具备《不了情》那样的传奇性，于是张爱玲借鉴了好莱坞三四十年代的“疯颠喜剧”或“爱情喜剧”的特点，因此不断冒出的偶然性与情节的巧合、花样翻新的笑料与噱头、个性鲜明的角色塑造、人物间诙谐机智的对话、演员略带夸张的表演，使得影片显得有世俗气息的热闹，但张爱玲认为它总比观众酷嗜的白日梦式的传奇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