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未完：张爱玲》第15/16页
关永吉（一九一六~二八），原名张守谦，笔名张岛。为华北沦陷区有影响的小说家、乡土文学的提倡者。一九四四年秋，去南京觅职未果，十一月初赴汉口任《大楚报》编辑部长。当时《大楚报》社，是武汉地区沦陷时期文艺书籍的重要出版单位，从一则“大楚报社新书”的预告，我们看到有“新评论丛刊”：《中日问题与日本问题》（胡兰成著）、《文明的传统》（胡兰成著）、《我所见到的中国》（傅天行著）。“快读文库”：《苗是怎样长成的》（关永吉著）、《倾城之恋》（张爱玲著）、《怒吼吧！中国》（王陵改编，俄国同名剧本）、《组织就是力量》（大楚报社论集）、《与武汉市民同在》（大楚报社论集）。“南北丛书”：《思念集》（开元著）、《怀狐集》（吴公汗著）、《镇长及其他》（关永吉著）、《牛》（关永吉著）、《奴隶之爱》（袁犀著）、《某小说家手记》（高深著）等书的预告。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在汉口大楚报社以“大楚报快读文库”之一出版。
张爱玲与路易士
张爱玲与路易士的关系，也是因胡兰成而起的。胡兰成在《路易士》（收入一九四四年一月上海中华日报社初版的《文坛史料》）文中说：“我和路易士相识，已有六年之久。”据王宇平的考证，一九三八年下半年路易士回昆明去接了家眷来，在香港学士台下面的一层桃李台找到了房子，先住十号，后来搬到二号。同年冬天，胡兰成也搬到了学士台，他在上海沦陷后被调到香港的《南华日报》担任主笔，同时在蔚蓝书店兼职。路易士经杜衡介绍结识胡兰成。王宇平《学士台风云——抗战初中期内地作家在香港的聚合与分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二七年第二期。
《小团圆》中提到邵之雍资助一个画家和一位诗人，诗人即路易士。路易士在《纪弦回忆录》中也说过胡兰成对他的帮助：“他知道我很穷，家累又重，离港返沪，已身无分文了，于是使用适当方法，给我以经济上的支援，而且，尽可能地不使我丢面子——例如暗中通知各报刊给我以特高的稿费；逢年过节，和我夫妇的生日，他都会派人送来一份厚礼，除了蛋糕，还有个红包哩。”一九四二年秋天，路易士到南京看望胡兰成，希望能给他解决生活问题，胡兰成便安排他任伪“法制局”秘书一职，但为时不久。路易士曾组织南京、上海、北京等地青年诗人成立“诗领土社”，出版《诗领土》杂志。我们看后来胡兰成办的《苦竹》第一期，除了胡兰成和他用化名写的大量文章外，就只剩下张爱玲的《谈音乐》和炎樱的《死歌》及路易士的“诗四首”——《大世界前》、《不唱的歌》、《真理》、《看云篇》。在《苦竹》这可说是胡兰成个人的杂志中，路易士还是被看重的。
张爱玲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十日发表在《杂志》的《诗与胡说》中说：“我想起路易士。第一次看见他的诗，是在杂志的‘每月文摘’里的《散步的鱼》，那倒不是胡话，不过太做作了一点。小报上逐日笑他的时候，我也跟着笑，笑了许多天，在这些事上，我比小报还要全无心肝……”张爱玲又说后来读到了路易士的好诗，也就容忍了他“一切幼稚恶劣的做作”。她认为“路易士的最好的句子全是一样的洁净，凄清，用色吝惜，有如墨竹。眼界小，然而没有时间性，地方性，所以是世界的，永久的。”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一日，上海《东方日报》有一则小方块，标题是《张爱玲赞美路易士》，云路易士的诗既蒙当红女作家赞美，必定是好的，可惜自己看不懂：“近代新诗的进步，大概就是在令人难懂上面出颜色，张女士能懂得而加以赞美，此所以能成就女作家也夫？”
张爱玲与唐大郎、胡梯维、桑弧
小报界的“江南第一枝笔”唐大郎与实业家文化名人胡梯维及电影导演桑弧三人亲密无间，人称“三剑客”。唐大郎是唐云旌（一九八~一九八）的笔名，他还用过高唐、刘郎等笔名。唐大郎原在中国银行工作，一九三二年因雅爱写作，遂脱离银行，任小型报《东方日报》编辑，也因此认识了也在该报编电影版的龚之方。后来他俩一直合作，形影不离，成为老搭档了。一九四五年四月龚之方和唐大郎创办《光化日报》，虽沿袭小报的一向传统，偏重趣味和娱乐，但品格、情调不失正派，故在污浊的沦陷上海报坛，不失为一枝玉立青莲。前不久发现的张爱玲佚文《天地人》，便是发表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五日的《光化日报》第二号上，全文由六则互不相干的杂感组成，共六百余字。学者陈子善认为此文的亮相，只是张爱玲与龚、唐两人八年愉快合作的序幕。后来张爱玲在《大家》发表《多少恨》和《华丽缘》，在《亦报》发表《十八春》和《小艾》等，也都是龚、唐两人慧眼识宝，一手促成的。陈子善《张爱玲与小报——从〈天地人〉“出土”说起》，《书城》第十六期，二七年九月号。在张爱玲的文学生涯中，龚、唐两人所扮演的角色实在是太重要了。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张爱玲的《传奇》出了增订本，是由龚之方与唐大郎虚设的山河图书公司出版的，据龚之方说，当时出书必须有堂堂正正的刊行者和总经销，山河图书公司实际上是一块空招牌而已，所刊出的地址、电话是他和唐大郎写稿的地方。据沈鹏年《行云流水记往》书中说，唐大郎不但请上海著名的书法家邓散木为此书题写封面；还怂恿张爱玲写了《有几句话同读者说》刊于卷首，公开辟谣。唐大郎在一九四六、四七年间，曾为上海小报《铁报》写专栏《高唐散记》，在《序与跋》文中：“去年，《传奇》增订本出版，张爱玲送我一本，新近我翻出来又看了一遍，作者在封面的背页，给我写上了下面这几行字……我忽然想着，张小姐这几句话可以用作《唐诗三百首》（案：唐诗，唐大郎之诗）的短跋，同时请桑弧写一篇序文。他们在电影上，一个是编剧，一个是导演，在这本诗册上，再让他们做一次搭档。”张爱玲给唐大郎的题字是——“读到的唐先生的诗文，如同元宵节，将花灯影里一瞥即逝的许多乱世人评头论足。于世故中能够有那样的天真；过眼繁华，却有那样深厚的意境……我虽然懂得很少，看见了也知道尊敬与珍贵。您自己也许倒不呢！——有些稿子没留下真可惜，因为在我看来已经是传统的一部分。”这段文字倒是张爱玲的佚文。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日唐大郎以“唐人”笔名在《文汇报》发表《浮世新咏·读张爱玲著〈传奇增订本〉后》云：“传奇本是重增订，金凤君当着意描。”注曰：“张有《描金凤》小说，至今尚未杀青。”其实早在一九四五年七月《杂志》的“文化报导”，就说：“张爱玲近顷甚少文章发表，现正埋头写作一中型长篇或长型中篇，约十万字之小说：《描金凤》。将收在其将于不日出版之小说集中。”但据方型周刊《海风》说：“据与她相熟的人说起，这部书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杀青，奇怪的是她在全部脱稿以后，忽然嫌她起头的一部分，并不满意，所以截下来焚毁了，而现在只剩了下半部。”
胡梯维原名治藩（一九二~一九六六），是中国第一家民营银行浙江实业银行的掌权者，业余却办《司的克报》小报，以“梯公”、“鹈鹕”、“不饮冰生”、“拂云生”之名在《金钢钻报》、《社会日报》等小报上写短文，混迹于中下市民的文化圈子，是剧评家、京剧名票。抗战胜利后，胡梯维以浙江实业家身分接手并执掌了由大光明、国泰、美琪等影戏院组成的上海国光影院公司。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在胡梯维任大光明电影院总经理期间，做过胡的机要秘书达十年之久。据张茂渊的同事朱曼华说：“张爱玲有时随她姑姑一道看试片，和在座的人见面，也只微笑点头而已。”朱曼华《张爱玲和她的姑姑》，载《张爱玲研究资料》，于青编，一九九四年十二月，海峡文艺出版。胡梯维的夫人金素雯是“江南四大坤旦”之一，长期与周信芳（麒麟童）同台搭档，也能演话剧。一九四年在卡尔登演出《雷雨》，周信芳饰周朴园，金素雯饰繁漪，胡梯维饰周萍。后来和桑弧一道，干脆成立了业余话剧团“孤鹰”，该剧团排演过洪深的《寄生草》等。
桑弧原名李培林（一九一六~二四），一九三三年肄业于沪江大学新闻系，曾任中国实业银行职员。后来因得识著名导演朱石麟，在朱的鼓励下从事剧本写作。他起初写的三个剧本《灵与肉》、《洞房花烛夜》、《人约黄昏后》，均由朱石麟先后搬上银幕。一九四四年夏到一九四五年初，在朱石麟及陆洁的支持下，桑弧自编自导了《教师万岁》与《人海双姝》。文华影片公司成立后，桑弧成为该公司第一位基本导演。桑弧是经柯灵介绍认识张爱玲的。《不了情》、《太太万岁》，四十年代两人合作的影片曾在上海滩名噪一时。一编一导珠联璧合的搭配，轰动一时。桑弧与张爱玲之间的情事，一度充斥上海各大小报。绯闻并非空穴来风，《小团圆》最后一个出场的重要人物叫燕山，明眼人一看即知，此人乃桑弧无疑。《小团圆》细写两人的情事，更坐实了传说。曾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离休老干部的沈鹏年也说“龚之方曾主动想使桑弧与张爱玲缔结秦晋之好。解放后，前辈夏衍同志是上海市的文化主管，把桑弧吸收入上海电影制片厂任导演；把张爱玲吸收入剧本创作所任编剧，我亲眼看到‘桑弧与张爱玲合影’的彩色照片——这在当时，市场上没有彩色照片，只有电影厂有此条件。”一九九五年一月我们在拍张爱玲的纪录片时曾访问过桑弧，他看着我们递给他的张爱玲的照片时，他说“因为几十年没通音信了，我很难发表意见，我不准备谈”，几句话轻轻带过，个中消息，令人难以索解。
一九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十八春》在《亦报》连载的前一天，桑弧就以“叔红”的笔名发表《推荐梁京的小说》，他倾情礼赞：“我读梁京新近所写的《十八春》，仿佛觉得他是在变了。我觉得他的文章比从前来得疏朗，也来得醇厚，但在基本上仍保持原有的明艳的色调。同时，在思想感情上，他也显出比从前沉着而安稳，这是他的可喜的进步。”十天之后，有笔名“传奇”的发表《梁京何人？》。此人故做神秘地猜测“梁京”是何人，要引起读者的好奇，是深知宣传的高手，从文中提到他夫人亦是艺文圈内人，娘家在杭州来判断这对夫妻就是胡梯维、金素雯夫妇了。据魏绍昌文章说：“一九四六年七月，桑弧约我去石门一路旭东里他的家里宴会，同座的有柯灵、张爱玲、炎樱、胡梯维、金素雯、管敏莉、唐大郎、龚之方等。”可见他们彼此早就熟识了。《十八春》在连载期间，曾有“闹了归齐”一句，编者不懂去问唐大郎，唐大郎平常自诩多能听得懂北方土话，却也弄不清楚“归齐”两个字，只得把小样送去给张爱玲，问她看有没有错，张爱玲在小样上批道：“归齐”是北方话，没有错。（案：是“终了”的意思）为此学者陈子善说：“殊不知张爱玲虽然生在上海，长在香港，其祖籍乃河北丰润，祖父张佩纶是满清大臣，祖母是李鸿章之女，因此她对北方话也很熟悉，写作时能够信手拈来，恰到好处，难怪自诩懂得北方土语的唐大郎先生要自愧弗如。”《十八春》连载完后的第二天，唐大郎就去看张爱玲，之后马上登出《访梁京》一文，告知读者俟《十八春》修订好后，《亦报》马上出单行本，而梁京也将再有新作刊登《亦报》。这“三剑客”一路护驾着“祖师奶奶”，可谓“有情有义”了。
张爱玲与李君维
李君维（笔名东方蝃），上世纪四十年代就有“男张爱玲”的称号，一直被认为是张派传人，其实他只比张爱玲小两岁。李君维和炎樱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同学，李君维说：“一时心血来潮，就请炎樱作介前往访张。某日我与现在的翻译家董乐山一起如约登上这座公寓六楼，在她家的小客厅作客。这也是一间雅致脱俗的小客厅。张爱玲设茶招待，亏得炎樱出口风趣，冲淡了初次见面的陌生、窘迫感。张爱玲那天穿一件民初时行的大圆角缎袄，就像《秋海棠》剧中罗湘绮所穿的，就是下面没有系百褶裙。”尽管后来李君维想办一刊物，拟请张爱玲写稿，张爱玲当时正忙于写《多少恨》，是否应允写稿，未置可否。数日后，张爱玲请炎樱转交给他一便条，婉言相拒了。但他对张爱玲还是倾佩的，在同年十二月电影《太太万岁》上演特刊上，李君维写了《张爱玲的风气》说：“她的风气是一股潜流，在你生活里澌澌地流着，流着，流过了手掌心成了一酌温暖的泉水，而你手掌里一直感到它的暖湿。”
结语
张爱玲的“上海十年”的写作生涯，前两年可说是全盛时期，她一出手就风华绝代，才情喷涌。同时在多份杂志上发表作品，甚至在作品还没登完，就急着要出小说集了，这正应证了她的话——“出名要早”。因此她会要求周瘦鹃一期把长文刊完，会找平襟亚急于出单行本，她急于求成的心态可见一斑。当然这最后也导致了双方不再合作的主因。而《杂志》除了答应张爱玲的出书条件外，还举办新书集评会、座谈会等等，全力打造明星作家。张爱玲一时红遍上海滩跟《杂志》及《新中国报》的大力宣传有关，使原来“文坛美丽的收获”，更是锦上添花。但由于张爱玲较为孤僻的个性，使她与这些编辑作家的交往，并不如想像中那么密切。正如她在《我看苏青》一文的描述：“苏青与我，不是像一般人所想的那样密切的朋友，我们其实很少见面。……至于私交，如果说她同我不过是业务上的关系，她敷衍我，为了拉稿子，我敷衍她，为了要稿费，那也许是较近事实的，可是我总觉得，也不能说一点感情也没有。”
抗战胜利到一九四七年四月，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张爱玲遭受舆论与感情的双重打击，她放下手中的笔完全没有一篇作品发表。而在一九四六年七月，桑弧委托柯灵请张爱玲编剧，并策划了一次文艺性的聚会。张爱玲和炎樱一同参加聚会，大家劝她从事剧本的创作，张爱玲最终同意了。在当时舆论“严相逼”的情况下，无疑地是桑弧等人给她机会，对此张爱玲始终怀着感激之情。在《小团圆》中她说：“燕山的事她从来没懊悔过，因为那时幸亏有他。”确实是桑弧开启了张爱玲的编剧之路，使得从小喜欢看电影，继而写影评的张爱玲，更接近电影一步了——创作起电影来了。由于桑弧也是编剧出身，进而为导演，因此他对于张爱玲的剧本极为尊重，我们虽然看不到《不了情》的剧本，但由其改写的小说《多少恨》与电影相较，其实差异不大。
桑弧甚至唐大郎、龚之方等人，带给张爱玲的无疑的是温暖的。尤其唐、龚二人，可说是头号的“张迷”，张爱玲《传奇增订本》的出版，在《大家》杂志、《光化日报》、《亦报》的发表作品，都要归功于他们两人。一九五二年七月，张爱玲离开她心系的上海、她的朋友、她的小报，她预感到将“时移世变”，果真不久连小报也没有了。张爱玲的“上海十年”就此画下句点。
一篇散佚半世纪的《郁金香》再度飘香
二五年，学者李楠在研究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上海小报时，无意间发现上海《小日报》于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连载了署名张爱玲的小说《郁金香》，由于当年的上海小报，有许多冒名的作品，因此经研究“海派文学”的学者吴福辉及“张学”专家陈子善等之考证，一致认为确是张爱玲的作品无误。李楠在文中指出：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小日报》上同时出现包天笑、刘云若、还珠楼主、姚苏凤、张爱玲、苏青的名字，品位不低；而《郁金香》与包天笑的小说《劫后》同时连载于《小日报》的第二版，也属正常。李楠《发现与发现的背后》，《上海文学》，二五年十期。陈子善在文中则解释了为什么以前没有人知道《郁金香》是张爱玲的小说。他认为主要是《小日报》发行量不大，存在时间也不长。张爱玲为什么愿意把《郁金香》交给这样一份并不起眼的《小日报》发表？“这还是个谜。但有一个大背景无论如何不可忽视，那就是当时除了《大家》，没有别的刊物愿意刊登她的作品，而《大家》又将停刊，选择《小日报》极有可能是不得已之举。”陈子善《〈郁金香〉发表始末初探》，《上海文学》，二五年十期。陈子善还说，《小日报》连载《郁金香》一年半之后，上海《海光》文艺周刊复刊第一期又重新发表《郁金香》，但仅两期就寿终正寝了，《郁金香》也只连载了一半而已。《海光》的“社长兼编辑”不是别人，正是已经停刊的《小日报》编者之一的黄转陶，黄转陶应该很清楚《小日报》销路不佳，影响甚微，而复刊后的《海光》又需要名家大作为之增色，所以重刊《郁金香》以广流传。这也可作为《郁金香》确是张爱玲作品的旁证。
而吴福辉更从文本结构上做判断，他说：“我们看《郁金香》里的人物，女仆、少爷、太太，新旧混杂的富裕家庭，庶出、过继的明争暗斗，是张爱玲惯写的。结构也是张爱玲的，起初远远兜过来，细节饱满，琐碎地叙写二少爷宝余挑逗、调戏金香诸事，其实只是铺垫。半部小说过去了，‘金香钉被’一场可称天上人间，方露出大少爷与金香真实相爱的情景。这两人，宝初是庶出，又与如今经济上依靠的姐姐并非一母所生，在这家‘是个静悄悄的人’；金香是这家前房太太的丫头，自从主人娶了填房，遂‘成为阮公馆里的遗少了’。这是没有希望的爱，两人心里透底明白。于是，悲剧的气息开始上升。抒情的场面出现了，电影节奏般一明一暗的场面出现了，悲味一阵阵袭来。‘这世界上的事原来都是这样不分是非黑白的吗’，一语提升了整个故事，人事的苍凉感将张爱玲式的感悟发挥到了极致。结尾处，‘街上过路的一个盲人的磬声，一声一声’似与《倾城之恋》咿咿哑哑的胡琴声混成一片；‘一枝花的黑影斜贯一轮明月’仿佛与《金锁记》那铜钱大的红黄湿晕的月色一泻如水地交织着。这纯是张爱玲的。至于文学语言的张爱玲化，简直俯拾即是。写金香容颜‘前浏海与浓睫毛有侵入眼睛的趋势’，写衣饰‘淡蓝布上乱堆着绿心的小白素馨花’，写她的声音‘澄沙’般带磁性，写金香钉的被面‘在灯光下闪出两朵极大的荷花，像个五尺见方的红艳的池塘，微微有些红浪’，都是又像纯文学又像鸳蝴的笔法。此篇不仅处处是张爱玲已成的笔意韵味，且有独特创造，如与各色古典小说《王熙凤大闹宁国府》（《红楼梦》）、《聊斋》、《儿女英雄传》，什么武侠飞檐走壁建立‘互文’关系。最意料不到的是拉来《雷雨》写阮太太，‘面色苍白，长长的脸，上面剖开两只炯炯的大眼睛。她是一个无戏可演的繁漪，仿佛《雷雨》里的雨始终没有下来’。借用新文学的曹禺这样将人物写得透骨显肉，在小报上除了张爱玲还能是哪一个？”
而学者毛尖更直接地说：“我一看到主人公名字，就断定了这是真品。怎么说呢？大家都还记得《倾城之恋》吧，记得白流苏抢的是谁的场面？相亲回来，是谁‘沉着脸走到老太太房里，一阵风把所有的插戴全剥了下来，还了老太太，一言不发回房去了？’是七小姐宝络，庶出的宝络。这个宝络，她的命运虽然没有在小说中交待，但是张爱玲在小说中寥寥数笔勾勒出的她的性格，已经就是她的命运，她最后一定是，一点一点被吸收到辉煌的背景里，只留下怯怯的眼睛。七小姐宝络，几乎是还没出场就消失了，但是，她的性格，却是张爱玲笔下多数人的性格。我想张爱玲大约一直也没忘记这个失踪了的宝络，后来再写到庶出的主人公，自然地和宝络排了行，叫宝初，也就是《郁金香》的主人公。而宝络在《倾城之恋》中没有展开的命运，完完全全在宝初身上完成了。”
张爱玲曾说她一直就是小报的忠实读者，她并不排斥小报。她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给《力报》的编者黄也白的信就说：“我对于小报向来并没有一般人的偏见。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小抱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实在是可珍贵的。我从小就喜欢看小报，看了这些年，更有一种亲切感。”因此在所有刊物都因胡兰成“汉奸”的身分而封杀她时，仅剩的只有唐大郎的《大家》支持她，在一九四七年四月的创刊号刊登她的小说《华丽缘》，而紧接着第二、三期刊登她的小说《多少恨》（根据电影《不了情》剧本改写），而《大家》就在第三期后停刊了，因此《郁金香》转投《小日报》是可以理解的。
杜忠全在读完《郁金香》后表示：“《郁金香》当然很张爱玲——那样的世俗人物在那般的氛围中搬演着那样的离合情事，而每一笔都描绘得那么的细致那么的神态毕露，这‘不是“祖师奶奶”，还有哪一位呢？’（郑树森语）而这‘破土重现’的中篇与后来的长篇《半生缘》、宝初与世钧、金香与曼桢等等的相似与不似，张学专家与‘张迷’，应该都自有一番的体会与看法的。然而，在郁金香的袅袅余香里，人们或许还应该想到的是：一九四六年三月底，老上海小报《海派》周刊在一篇文章里预告并讨论的，说张爱玲正在赶写一部长篇小说《描金凤》云云；那么，她后来是否完成了这一部预告中的长篇呢？那完稿后的作品，后来到底又藏身到哪一份小报去发表了呢？要是没有发表，那么，那残稿究竟又在何处等待挖掘，或者，就永远留下一份悬想了呢……老上海小报的天地似乎无限宽广，寻找张爱玲乃至悬想张爱玲，从此也就多了一片伸展的空间了，是这样的吧？”
《郁金香》说的仍是没落家族的故事，宝初、宝余这对同父母的两兄弟，都是姨太太所生的，宝初的母亲死得早，那时宝余的母亲还是个少女，她先抚养宝初，而后才有宝余的。他们来到姐姐家住一个暑假，这姐姐——阮太太，虽然终日在家不过躺躺靠靠，总想把普天下的人支使得溜转。而宝初本来就是个静悄悄的人，他对于人世的艰难知道得更深些，因此他不像宝余敢对女仆金香调情。金香是阮老爷前妻遗留的丫头，自从老爷取了填房阮太太，她便成为阮公馆里的遗少了。在这方面，金香的处境跟宝初有几分相似，都是双重的“被遗弃者”。小说虽然没有交代宝初与金香两个人爱情的萌生过程，但不难想像，宝初与金香的爱情是建立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基础上。小说花了相当多的篇幅在宝余与金香的调情上，而其实宝初和金香才是存在着“真情”的。我们看当金香得知宝初从外面回来后，赶紧化妆：“她操作了一天，满脸油汗，见不得人，偷空便去拿一块冷毛巾擦了把脸，又把她的棉花胭脂打潮一角，揉了些在手掌心上，正待拍到脸上去。”“女为悦己者容”，可见金香的心里是有宝初的。宝初与金香是有真情的，但却不是刻骨铭心的，他们对这份爱情都感到是无望的。小说在“金香钉被”一节，有甚多着墨。当金香听说宝初要到徐州的银行里做事，她先是愣住了，在短暂的沉默之后，淡淡地一笑道：“啊，怪不得呢，太太叫我给你钉被，我想这热天要棉被干吗？”其后，宝初跟着她跪在被子上，握住了她的手，金香的眼泪流出来了，她让宝初起来，“宝初到底听了她的话，起来了，只在一边徘徊着，半晌方道：‘我想……将来等我……事情做得好一点的时候，我我……我想法子……那时候……’金香哭道：‘那怎么行呢？’其实宝初话一说出了口听着便也觉得不像会是真的，可是仍旧嘴硬，道：‘有什么不行呢？我是说，等我能自主了……你等着我，好么？你答应我。’金香摇摇头，极力的收了泪，脸色在两块胭脂底下青得像个青苹果。她又摇了摇头，道：‘不是我不肯答应你，我知道不成呀！——’”由于宝初的不够坚决，由于命运的播弄，两人终究无法在一起。
但在宝初临行前，金香为他的市民证用白缎子精心制作一个套子，这是他们两人爱情的一件证物。“那市民证套子隔一个时期便又在那乱七八糟的抽屉中出现一次，被他无意中翻了出来，一看见，心里就是一阵凄惨。然而怎么着也不忍心丢掉它。这样总有两三年，后来还是想了一个很曲折的办法把它送走了。有一次他在图书馆里借了本小说看，非常厚的一本，因为不大通俗，有两页都没剪开。他把那市民证套子夹在后半本感伤的高潮那一页，把书还到架子上。如果有人喜欢这本书，想必总是比较能够懂得的人。看到这一页的时候的心境，应当是很多怅触的。看见有这样的一个小物件夹在书里，或者会推想到里面的情由也说不定。至少……让人家去摔掉它罢！当时他认为自己这件事做得非常巧妙，过后便觉得十分无聊可笑了。”宝初丢掉这个小物件仿佛爱情已成往事，终无结局。而后哀乐中年的他，坐着电梯，一群娘姨小大姐涌进来；听见“金香”二字，对照往事，即使人面相对也不堪回首：“再上一层楼，黑暗中又现出一个窗洞，一枝花的黑影斜贯一轮明月。一明，一暗；一明，一暗。电梯在三楼停了，又在四楼停了，里面的人陆续出空，剩下的看来看去没有一个可以是金香的。”“可见如果是她，也已经变了许多了，沉到茫茫的人海里去，不可辨认了。”后来宝初更听到“金香爱上宝余”的流言，这话还真真切切出自主要当事人——宝余——的太太之口，变成了是宝余的一段艳史，就连这样绮丽美好的往事，竟也被冲淡殆尽，完全没有自己的份儿。“宝初只听到这一句为止，他心里一阵难过——这世界上的事原来都是这样不分是非黑白的吗？他去站在窗户跟前，背灯立着，背后那里女人的笑语啁啾一时都显得朦胧了，倒是街上过路的一个盲人的磬声，一声一声，听得非常清楚。听着，仿佛这夜是更黑，也更深了。”小说以《郁金香》命名，但却与“郁金香花”无关，倒是女主角名叫“金香”，这“郁”字似指心情的“郁郁寡欢”，是金香之“郁”，又何尝不是宝初之“郁”！
学者丁俊玲更从张爱玲刚出道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薇龙之对于乔琪，来和宝初之对于金香，看张爱玲在场景上的制造“明、暗”“黑、白”的对比，是何其相似！张爱玲一贯强调的写作意图，就是要临摹小人物那种“不明不白，猥琐，难看，失面子的屈服”。而为了如此，她常用“参差的对照”的创作手法。令人不由想起当年傅雷曾说：“无论哪一部门的艺术家，等到技巧成熟过渡，成了格式，就不免要重复他自己。”这固然可说是张爱玲有些过度依恃于技巧，然而，却又从另一方面表明张爱玲对于某类细节细致而持久的兴趣。而张爱玲精心设置、着力营造的色彩的“对照”，渗透着她自己的创作理念，也于不经意间闪现了些许内心的风景，所以谭正璧就说过：“在张爱玲的小说里，题材尽管不同，气氛总是相似。”丁俊玲更指出，《郁金香》中从头到尾都不曾露面却让所有人打从心底惧怕的“姐夫”，以及想把天下人支使得的溜转的姐姐的家；和《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薇龙所投靠的那个就像小型慈禧太后的姑母的家，他们给人的，都是“奇异”的感觉。“奇异”的地方，“奇异”的感觉，缘自人所处的“奇异”的时代。张爱玲说：“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而相对于两三年前饱尝辉煌成功的张爱玲而言，她在写《郁金香》的此时此刻而言，岂是“沉重”二字了得！
我们知道一九四七年五月，张爱玲在写《郁金香》时，她正处于内外交困之际，因为就在距离《郁金香》连载完毕的十天，也就是一九四七年六月十日，胡兰成收到张爱玲的信，张爱玲在信上写道：“我已不喜欢你了……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张爱玲在写这信时，几乎与写《郁金香》同时。而尤有甚者，张爱玲因胡兰成的关系，被视为“文化汉奸”而遭打压，她最后仅剩的唯一的发表园地也告结束。文名一度显赫的张爱玲，就此悄然沉寂了，正如好友柯灵的描述：“感情上的悲剧，创作的繁荣陡地萎缩，大片的空白忽然出现，就像放电影断了片。”尽管张爱玲在这之后，又在大陆生活了五年，却再没有用本名发表过一篇文章，因此它不同于后来用笔名梁京发表的《十八春》和《小艾》。如果说《金锁记》是没落家族男女苍凉之情的集大成者，那么《郁金香》就是这袅袅的余音。一篇散佚五十八年的《郁金香》，让我们重见旧时的花容，也让我们遥想当年刚经历感情创痛的张爱玲和她的“时代”。“影子”似的沉没的时代背景里，有着“阴暗而明亮”的苍郁的悲哀。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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