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宗罪5》第30/46页
然而各大剧组没有听从建议，他们考虑的是成本问题，毕竟暂停拍摄会造成经济损失。
两天后，在众目睽睽之下，大胡子导演所在的拍摄现场遇到了袭击。当时，烟火师设置了好几处炸点，刚刚用线控引爆了道具炸弹。这种道具炸弹的外壳多数是泡沫做的，里面填充些土灰，制造爆炸后尘土满天飞的逼真效果。他们拍摄的是一场重头戏――英勇的地下武工队乔装打扮炸了鬼子炮楼。
爆炸时，不知道从何处射来一支箭，正中一个日本演员的眼睛。
爆炸的声音伴随着演员的惨叫，大家都惊得目瞪口呆，随后手忙脚乱地将演员送去医院，大胡子导演带人展开搜寻，一个老人惊慌失措地跑向山间小路。
恒店警方与特案组随后赶来，通过描述，确认了这个袭击日本演员的老人就是何卫国。
何卫国逃向了附近的一座小山，这名经历过几十场大小战役的老兵具备高超的杀人技能，这使得警方不敢轻敌。
第一次围剿以失败告终，数百名警察将何卫国包围在山头，步步为营，慢慢逼近。
这个老人竟然逃脱了，还打伤了一名武警，夺走了一把手枪。
这一次，他抢到的可是一把真枪。
当时，形势对老人非常不利，武警呈包围之势向山头逼近，老人放了一把火，时值夏季，天干物燥，大火熊熊，很快就烧了起来，随后蔓延至整座山头。武警官兵紧急撤退，何卫国用弓箭袭击了一名落单的武警，抢夺了枪支，他并没有向山下跑，那里是死路一条，而是躲藏进了一个山洞。
山火被消防官兵扑灭，因为何卫国持有枪械，极具危险性，恒店警方向上级紧急汇报，请求协助，第二次围捕开始了。此次围剿追捕除了数百名武警之外，还出动了野战部队防化连、侦察连，子弹打了1000余发，甚至动用了火箭筒和迫击炮。
一名士兵问道：“我们这么多人是抓谁啊？”
连长说：“抓一个人，一个老头。”
士兵说：“这么多全副武装的警察都搞不定，还得派咱们连队上去，就是为了抓个老人？”
连长说：“这个老人是个老兵，参加过好几次战争，你要小心点。”
士兵说：“他就一个人，我可不怕。”
连长说：“如果他瞄准了你的头，绝不会打中你的腿。”
山下的拍摄现场，大胡子导演换上一身武警服装，扛起了摄像机。
烟火师说：“导演你干什么去啊，还换了这身衣服。”
大胡子导演说：“作为导演，不要以为我就没有理想，没有抱负，总是拍垃圾电视剧，我也想拍一些正能量的片子。这次的场面要是能拍下来，我也没白当这导演。”
烟火师瞪大眼睛说：“你这是要混进去当战地记者呀，很危险的哦。”
大胡子导演说：“战地记者，这词真不错。”
烟火师说：“我也换衣服，我做你的助手，不过我们拍的只能发微博啦。”
武警官兵将何卫国堵在了山洞里，陈处长请来了当地的一个村民，询问得知，这个山洞并没有别的出口，但是洞内地形复杂，易守难攻，不宜贸然出击。一个军官用喇叭向洞内高喊，要求老人放下武器，立即投降。
洞内悄无声息，军官再次喊话，回应的是一声枪响，军官立即卧倒，他的帽子被打飞了。
梁教授看着山洞，对画龙说：“穿上防弹衣，率领一队武警，把他击毙。”
画龙卸下了弹匣，说道：“对不起，梁叔，要我击毙一名抗日老兵，我做不到。”
第三十章 归家之路
黑龙江，一个农民击打屋檐垂下来的高粱，一条大蛇咬住了他的拳头。
石家庄，一位教师在剧院里打哈欠，一只壁虎正好掉落进他的嘴巴里。
浙江，一个演员哼着歌曲走在小路上，有只蛤蟆蹲在路中间，他迈步跨了过去。
群众演员杨小凡不小心踩中了两个绳套陷阱，两只脚被套住，拉向空中，死状极惨。
杨小凡扮演最多的角色是日本兵，没有台词，一天要“死”好几次。杨小凡有时会和朋友交流演技，他说，扮演鬼子，越猥琐越笨拙，导演越喜欢。进村扫荡时要弯腰走路，看见花姑娘和村里的鸡鸭要露出垂涎欲滴的表情，战斗时必须惊慌失措狼狈逃窜，总之要表现出鬼子弱智的一面。
朋友说，我们被这样一群弱智和笨蛋打了8年多，我们岂不是更……
中国军人在抗日战争中有许多俊杰英灵，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无论国共，所有为捍卫祖国尊严征战沙场的军人，都值得尊敬。
百团大战中，一位八路军士兵委托老乡给父亲寄了一封信，信中没有文字，只有几粒玉米种子。那一年，父亲和儿子准备在地里栽种玉米，儿子却没有回来，战死沙场，只有几粒玉米种子寄回了家。
日军进攻中条山，国军31军以阵亡27000人的代价，把10万日军阻隔在西北之外，改变整个战局。八百陕西籍的军人，被日军逼到悬崖边，弹尽粮绝。他们面朝陕西，跪天，再跪爹娘，唱着秦腔，宁死不降，跳进滚滚黄河。
据一个老人回忆，那几句秦腔是这样唱的：
两狼山，两狼山，战胡儿啊！天摇地动，好男儿，为国家，何惧死生啊！
何卫国总是不能忘记那个清晨，他离开了母亲，离开了自己的村庄。
14岁的少年，挑着担子去犁地，却被鬼子抓去建造炮楼。他半夜逃跑后，村庄已经毁于战火，他也不敢回家，恰好遇到一队溃散的国民党军士兵，他就哭哭啼啼地跟随着队伍一路前行，后来参军打仗，颠沛流离，从此以后，客居台湾几十年，一生飘零……再也没能回家。
逃难的时候，这个孩子一直在挨饿。部队停下来吃饭，也会给他一点。更多的时候，他只有去捡剩饭。日本鬼子让他感到恐惧，他只知道自己跟着部队会很安全，他不停地走，不知道身在哪里。在一个县城，他捡到一张中国地图，每走一个地方，就在上面画一个圈。这些圆圈连在一起，就是一幅逃难的路线图。
有一天，一个军官对他说：“孩子，你怎么老跟着我们，你走吧，回家去。”
何卫国说道：“我家被鬼子烧了。”
军官说：“鬼子烧了你的家，你就要杀鬼子。”
何卫国说：“我要一支枪。”
军官说：“拿上这支枪，你就是军人，你必须给我战斗到最后一刻。”
后来，何卫国才知道，这个军官就是孙立人。炮火隆隆，子弹呼啸，战争结束了，弹坑上建起了住宅区，子弹朽烂在泥土里，上面长出了野花。何卫国随军去了台湾，他在精神病院里度过的那些年，尽管神志模糊，但有一些关于家的细节永远无法忘记。
如果靠近他的嘴巴，能听清楚他念叨的是这些词语：丝瓜花、池塘子、石榴……
他还记得，老屋的土墙上爬满了丝瓜，开着黄色的花，院里有个石磨，窗棂上的纸裂开了。他的童年时期，总是穿着破棉袄扒在土墙上，看着门外结冰的池塘，还有池塘边的老槐树。母亲穿着带补丁的裤子，从槐树下走过来，把一个咧嘴的石榴塞到他手里。
那是有关母亲的最后记忆，他还记得母亲当时的表情以及动作。
没有人知道，有一年中秋节，这个精神病院里的老兵看着桌上的石榴和月饼，为什么突然流下了眼泪，像个孩子似的号啕大哭。
有些记忆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遗忘，恰好相反，越久越清晰，如同窗边的弯月，时时勾起往事。
何卫国康复出院后，常常参加老兵聚会，聚会的主题基本是讲述同样的故事。对于战争，那些台湾老兵并不愿意多谈，更多的话题是对故乡的怀念。
故乡，一个魂牵梦萦的词，只有在外的游子才能深刻体会什么是故乡。
出于历史原因，再加上这些老兵年岁已高，很多人都回不了家。葬我于故乡――这是很多台湾老兵的遗愿。有个83岁的老兵，患上了老年痴呆症，语言能力丧失，终日坐在一把木椅上，他唯一会说的一个词就是：回家。他的遗愿是将自己的骨灰撤在老家的麦地里。
两岸通航后，有一次，同乡聚会，一个探亲的老兵从大陆归来，带来了三公斤泥土。
许多老兵脸上的神情都显得很紧张，大家像小学生一样规矩地坐在一起，没有人说话，甚至没有人大声喘气。他们如同参加一个庄重的仪式，每人分得一勺泥土。有的老兵将泥土视为珍宝，锁在保险柜里；有的老兵把泥土放在茶壶里，喝掉了。
故土难离，也许，他们此生再也无法踏上家乡的土地。
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7周年，经过两岸有关部门协商，一批国民党远征军老兵被邀请前来大陆参加活动。当初的青春少年，如今的迟暮老人，这些远征军老兵参加纪念活动的时候，途径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火车站，候车室的人三三两两，有出门打工的农民，有求学的学子，有出门旅游的夫妇，有出差的公务员。接待者打出了横幅――“欢迎远征军回家！”当一群风尘仆仆白发苍苍的老兵出现的时候，不知道从候车室哪个角落传来了掌声，掌声最初很孤单，随后，所有人都站起来，面带微笑，全部鼓起掌来！
老兵的表情甚至略显害羞，老兵的白发是真正的荣耀。
何卫国也是其中的一员，这次被邀请访问大陆，使他坚定了回大陆定居的决心。
归家时，还未踏上故土，他就因为心疼而蹲下痛哭起来。时光改变了他的模样，也带走了大陆的亲人……当初的家早已没有了。
许多年前，他挑着担子，出门的时候还是青春年少，回来的时候已是苍苍暮年。
他这一生，孤苦飘零，犹如在风雨中的蒲公英。
何卫国在陵园工作的时候，有些台湾老兵的骨灰无处安放，只好委托他埋在这里。那些台湾老兵在大陆的家也已经不在了，有的甚至根本找不到所在的村子。
这个孤独的老人时常喃喃自语，精神恍惚，他会发呆好长时间，对着落叶说：“爹、娘、弟弟，还有我的战友们，你们都在下面等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