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官发财在宋朝》第122/526页
等翌日一早出门，无一不是哈欠连天，眼睑发青的萎靡。
陆辞得了一番被包括夫子们在内的六人，轮流抱住不撒手的经历，原本的伤感，都被好笑的情愫给取代了。
他宽容地任他们抱来抱去，直到几人磨磨蹭蹭得连午膳时间都快到了，才正经催促人出门。
虽是几人都是去边远县城述职，但非是紧急公务或急程赴任，自然不能向转运司申请走马头子和驿券的待遇，还得自行雇佣车马。
陆辞研究过几人上任的路途，发现除了柳七可全程陆路以外，另两人皆是水陆混杂的路线，索性悄悄地自掏腰包，给这两人各购置了一匹良马作为代步，也当做是践行礼物了。
这么一来，也省了他们每一上下船只就得更替马匹的麻烦了。
骒马虽便宜，一匹只需七贯，但胆子较小，容易受惊踢踏，陆辞自然不会贪这点便宜。
一百多贯的骏马太过奢侈，也无必要，但二三十贯左右的马，还是消费得起的。
陆辞暗自做了这安排后，只将这马是直接买下，而非租赁的事告诉了已然续约，将各自随两人上任的健仆，省得两人又要一番推拒，劝说起来好生麻烦。
当众人在真正上马车前，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向陆辞递来一张规整叠好的纸。
陆辞眼皮一跳，刚觉这一幕十分眼熟，等真正摊开一看，就彻底无语了。
又是三首标题一模一样，格式工工整整，只内容大有不同的诗作――《临离京述职特赠摅羽》。
陆辞木着脸，离别愁绪荡然无存。
――这几个臭小子，根本就是约好了拿他打擂台的吧。
作者有话要说： 注释（今天依然全出自《两宋文化史》）：
1.北宋的马价，便宜者七贯钱一匹，贵者一匹一百多贯
宋朝中央政府的绝大多数官员，是不能享受配备“公车”（官马）待遇的。若不想辛苦走路上下班，只能要么租马，要么自掏腰包买匹“私家马”。
再分享一则趣闻。
宋仁宗时，开封府军巡院有个叫孙良孺的法官，出门公干都是坐“出租马”。有一次，他押死囚赴刑场处决，开封的法院居然也没有调派“公车”给他用，还是叫了“出租马”。马夫问：“官人准备去哪儿？”孙良孺说：“到刑场。”马夫又问：“那还回来吗？”听到的人忍不住哄堂大笑。
2.关于公车：
宋代宰执级别的高官，才配备有专用的官马（武臣另当别论，中高层武臣均配官马三匹以上），相当于“专车”；还配给控马的马夫，相当于专职的“司机”；工资清单上还有“马刍粟”一项，相当于“燃油补贴”。
不过，宰相一旦退休，即取消“公车待遇”，比如名相富弼、王安石致仕后，都是自己买了头小毛驴骑。富弼有一次“跨驴出郊”，遇上一个小官“水南巡检”，巡检的马前卒吆喝着要富弼下驴让道。富弼也不计较，默默鞭驴走开。
宰相机构（三省）的公务员（胥吏），虽然行政级别不高，但因为公务繁忙，工作性质重要，也可以乘坐“公务用车”。
不过文臣自六品官以上，均发给“公务用车补贴”，宋人叫作“马刍粟”。依宋制，“给马刍粟者，自二十匹至一匹，凡七等”，即“公务用车补贴”分为七个档次，最高补贴二十匹马的用料，最低补贴一匹马的用料。
3.“走马头子”和“驿券”
凭“走马头子”可以调用驿站与递铺的官马；凭“驿券”则可在各地驿站免费食宿。
根据制度，官员若“差出勾当公事”，即因公出差，比如被委派到外地鞫治狱案、抚恤灾民、巡视地方，或者入朝奏事等，可以向枢密院、户部或地方的转运司申请一份“走马头子”和一份“驿券”
但宋朝政府对递铺官马与驿站食宿的管理甚严，只有紧急公务或急程赴任，才可以动用乘驿，如宋真宗时的一项立法规定：“今后除急程赴任及勾当紧切公事，即得乞乘马，余不得更乞支借。如违犯并勘罪严断。”
如果只是走马上任这种小事，是不可能得到动用官马的许可的。
第八十七章
送走赴任的几人后，院落一下变得空荡荡的，让习惯了人声的陆辞难免感到几分寥落。
怎么友人已然领任出发了，而他的差遣，却至今都还没下来呢？
若认为他年纪太轻，有意让他守选，游学太学，那最初根本就不会多此一举地授予阶官了。
陆辞越是琢磨，就越觉得此事颇为古怪。
他斟酌之下，决定再耐心等上两个月。
到时候若还是没有任命，就再去吏部问问情况吧。
眼前的当务之急，还是先攒些钱来。
……身为三元及第的新科状元的陆辞，在繁华似锦的汴京逗留的这几个月里，既雇了不少下仆，又游山玩水，四处海吃海喝，加上一笔笔谢恩银地交出去，送友人赴任时还购置了良马相赠……这一项项地只进不出，花钱如流水地下去，原来称得上丰厚的余财，终于不多了。
李夫子来探望他时，倒是顺道带来了他留在密州的一些生意的分红，以及陆母所经营铺席时攒下的积蓄，叫他手头重归宽裕。
但一想到要在京中长期定居，除却衣食住行外，还有去外享用美食、雇用下人等固定花费……
仅是粗略一算，便唤起陆辞久违的危机感来了。
毕竟当官的俸禄，怕是三年五载里都指望不上的了：从八品的月俸才二十贯不到，因他目前并无差遣在身，连这点钱都领不了。
而进项远在密州，多寡不定，且一有紧急事态，便解不了近渴。
况且一昧吃老本的话，总有坐吃山空的风险――两地的消费水平不同大有不同，即便他只想维持目前的生活品质，而不更进一步，长久下去，也早晚会供不动的。
刚来宋朝时，也跟陆母过了一段穷日子的陆辞，当机立断地决定，与其节流，不如开源。
横竖差遣还没下来，刚好趁这段时间，设法在汴京里也折腾些进项。
越是繁华的城市，就越是遍地商机。
虽然人生地不熟，但陆辞也不曾发愁，自己会寻不到生财之机。
在他眼里，唯一称得上阻碍的，还是这三元头衔目前在京中的热度还没过去，但凡出个门都要惹来不少人围观。
这么一来，寻常的小生意，怕是做不了的。
不过诸如指导其他人造皂团子、还费心思安排人卖皂团子的活，陆辞也真不打算做了。
不但施行起来费事，技术含量较低，利润相对微薄，传出去还不甚体面。
倘若以后被御史台翻出来说事，弹劾一个与民争利，那可麻烦不小。
陆辞一边思索着，一边进了屋，漫不经心地翻动了几下被下仆精心整理摆放过的那些书册后，忽地眼前一亮。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何必专程东奔西跑，劳心劳力，眼前这不就有现成的摆着么？
士人不论是教书卖书，皆被视为遵守儒者本业，最为体面的谋生手段。
也不愁没有市场――托朝廷重文抑武，取士不问出身，又极大地放宽了参考条件的福，士人可是个相当庞大的群体。
况且学子念书，往好听里说是求知向学，修身齐家，而直白一些，就是为筹备科考，期盼登科入士。
陆辞越想越觉可行。
他在这几年准备科举时，就常常意外于辅助书目的缺乏和零散，最后为了学时方便一些 ，不得不自己收集资料，整理出一堆来，一同装订成册。
在梳理资料时，陆辞不知不觉间，就将内容烂熟于心了。
而相比起只能反复读着应考时必背的经典，独自练习诗赋和时文的其他士人，在陆辞身边的几位友人，更是或多或少地受了益处。
易庶在应举前与陆辞私下里交往不多，钟元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撇开这两人不论，单观受他影响最深的柳七和朱说的表现，可见效果不错。
当然不能全归功于他整理的那几本辅导书，但从柳朱二人具对此赞不绝口的表现看来，作用肯定还是有那么一些的。
放在士人云集的汴京城里，还会有什么比素来匮乏的参考书更易畅销，又能有谁的场屋声名，会比连中三元的他更为显赫？
他先前视作累赘的名气，倒成了结结实实的活广告了。
陆辞定好主意后，就迅速行动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