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时刻的大国领袖》第13/33页
最后，菲什国务卿指出，承认起义者的步骤还完全是不必要的。西班牙已表示愿意通过谈判结束古巴冲突。为此目的，菲什已于7月1日派特使赴马德里会谈。杀害斯皮克曼和韦思一事是令人气愤的，但一旦美国承认古巴起义者，西班牙人就会离开谈判桌。格兰特也认为谈判的机会不应放过。不过他不能永远等待，尤其是假如西班牙人试图利用谈判来掩盖更多劣迹的话。
菲什争取到了更多的时间，不过他也知道跟西班牙人达成协议的前景是渺茫的。西班牙人觉得古巴太可贵了。菲什只是需要时间稳住格兰特，让总统相信美国不应该卷入战争。
菲什实行他的计划时，从来不曾透露过总统本人看法如何。别的人也未透露过。内战期间，格兰特承担了统帅联邦军队最终打败南军的重任。他手下有一批很能干的参谋，为他出谋划策。可是到了要下重大决心的关键时刻，格兰特不再开会听意见，而是带上地图和雪茄(每天早上他都往口袋里塞上24支雪茄)，一个人钻进他的帐篷。有的参谋好奇，想瞅瞅格兰特将军在干什么，可是除了浓浓的烟雾和冒火光的雪茄头以外，什么也看不见。将军就这样彻夜不眠地踱步沉思。
从浓浓烟雾中想出的计划总是冒有风险的。许多军官认为这些计划鲁莽甚至轻率冒失。内战初期，格兰特的上级往往觉得格兰特爱冒险，而想方设法找别的人替换他。在战争后期当格兰特又提出一个大胆的作战方案时，陆军参谋长亨利·哈勒克说：“我担心格兰特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不过哈勒克当时应该已经知道，格兰特出奇兵的谋略通常都奏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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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将军绕开战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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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低估了格兰特这一点上，哈勒克决非独自一人。多数人也都是如此。格兰特很少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有一个人曾形容格兰特“普普通通，其貌不扬，衣冠褴褛，仿佛是一个拿半薪的退职者”。另有一个人曾说他“简单得像一只旧鞋子”。此外，他还有沉默的习惯，而且像一位历史学家说的那样，格兰特“有一种奇怪的特点：他一到任何人群之中，就再也看不见他了”。
然而在格兰特指挥下打过仗的人都知道，格兰特憔悴外表下掩盖着“一些不平凡的天然素质”。其中的重要素质之一是自信自立。格兰特这一素质立即受到他的最高统帅林肯总统的欣赏。当时联邦军队一系列将领都缺乏决断力和负责勇气，令林肯感到失望。林肯曾对人说：“你知道那些别的人是怎样的。每次我让一个人指挥军队，他就会向我提出一个作战计划，对我说他不知道这计划行不行，但如果我认为可行，他就努力去做，这就是说成败要让我负责……格兰特却不是这样。他并不向我解释他的计划如何如何……我高兴的是找到了这样一个人，他能够不依靠我而自己前进。”
现在再说国务卿菲什，他一定同情那些窥视格兰特帐篷的军官。他也看不透格兰特总统的想法如何，但他不像林肯，他是很希望知道的。他决心尽力做好他所能做到的惟一的事，就是尽力让总统能够容易地做出选择。
在随后两个月，这位国务卿玩命似地争取与西班牙人谈成协议。尽管马德里与华盛顿之间电报来来往往，却依然没有谈成。古巴局势进一步恶化了。忠于西班牙统治的人天天都在屠杀起义者和他们眼中的可疑分子。
而总统此时似乎日益倾向于承认起义者。他加强了部署在加勒比海的海军。8月，他似乎完全失去了耐心。有一次在外地旅行时，他指示菲什起草一项声明，意思是如果美国最新的建议仍得不到令人满意的答复，就要承认起义者。菲什担心总统是受了罗林斯的影响。他又一次说服了总统再等一等。然而，除非形势好转，否则总统似乎迟早会下达承认起义者的命令。
整个夏末，国会、报界和公众在古巴问题上都显示出激愤之情。8月30日，《纽约太阳报》说政府有责任“立即干预古巴局势……然而现今政府的行政部门如此缺乏高瞻远瞩，如此懦弱无能，我们无法指望它来履行这一职责”。
格兰特从外地回到华盛顿。第二天要召开内阁会议，古巴是首要议题。国务卿菲什和陆军部长罗林斯就要摊牌了。
菲什对这场摊牌忧心忡忡，原因有二。
一是总统的想法根本无法预测。格兰特在内战期间的表现已充分表明了这一点。英国诗人马修·阿诺德1877年见到了退休后访问英国的格兰特，曾撰文论述格兰特其人其事，其中谈到许多人对他内战期间指挥才能的看法。阿诺德说格兰特：“像一个商人，拥有无限的人力财力，并且毫不怜惜地使用它们，所以才能把南方拖垮，我想格兰特就是这么一个人。”然而，格兰特手下的士兵的伤亡率低于南军。阿诺德也没有看到格兰特的一个过人之处，那就是他有决心迫使敌人战斗，为此不惜在必要时冒巨大风险。林肯对不少将领感到失望，却非常欣赏格兰特的敢做敢为，曾指出要知道格兰特在哪里，“就看哪里在打仗。他在哪里，哪里就有动静。”
虽然承认古巴起义者有可能使国家走上战争之路，但菲什知道格兰特是不可预测和不畏风险的。内战期间的维克斯堡之役即是一例。
维克斯堡在密西西比河东岸，是南军重兵把守的要镇，北军能否攻占它，是西线战局胜负的关键。1862—1863年，格兰特的部队被阻挡在维克斯堡以北。该镇北面坚固设防，仅南面防线薄弱，但北军很难进到该镇以南。南方邦联军队沿密西西比河14英里长的峡谷部署了炮兵，防止北军沿河南下。格兰特的司令部当时设在“马格诺利亚号”船上。他把自己关在一间小舱房内，不停地抽雪茄，冥思苦想。参谋们只好在外面焦急等待。
格兰特想出的主意大概是内战中最大胆的一个作战计划。他决心让北军两万多人的部队乘船，趁夜幕掩护沿密西西比河西岸南下，尽量避开南军炮火，减少损失。一俟驶过维克斯堡，再登上东岸北进，进攻该镇。这支部队深入维克斯堡以南后，将不得不孤军奋战，失去与北军后勤基地的联系，而且在兵力上与南军相比居于劣势。
内战时期北军的名将特库姆塞·谢尔曼当时是格兰特的部下，他一听格兰特这一计划，惊骇不已，公开表示反对。格兰特后来回忆说：“谢尔曼对我宣布的计划感到惊讶，因为我将是孤军深入敌境，一条大河阻断了我与后方的联系。而敌军又是坚固设防，如此险境，正是敌人长期以来求之不得的，我岂不是自投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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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将军绕开战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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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格兰特决心已下，开始行动。最初，他似乎真的犯了错误。当运兵船队趁夜幕南下时，南军在密西西比河两岸燃起了巨大火堆，为他们的炮火照亮目标。格兰特站在“马格诺利亚号”的甲板上，冒着敌人的炮火，焦虑地观察了90多分钟，才通过了这一危险河段。
幸好北军损失轻微，真是奇迹。他们在东岸登陆，在没有后勤补给线的情况下向北推进，进展顺利。这支奇兵奋战，十周后，维克斯堡守军即被迫投降。第二年，谢尔曼接任西线司令，也曾经率领四万大军，在没有后勤补给线的情况下，横扫佐治亚州之敌。这时，格兰特已升任总司令，在东线与南军统帅罗伯特·李厮斗。林肯说：“格兰特是我的人，在用兵遣将方面，我是他的人。”
除了格兰特的心计不可预测以外，菲什担心的第二点是总统与陆军部长罗林斯的关系之亲密，非同一般。菲什出身于纽约豪门，比格兰特年长12岁，跟出身于俄亥俄鞋匠家庭的总统没有多少共同之处。而比总统小几岁的罗林斯却是格兰特多年的知交。不论罗林斯说什么，总统肯定都会细听，非常信任他。
要理解罗林斯与格兰特的交情，就不能不说到格兰特的酗酒问题。格兰特年轻时从西点军校毕业，成了一名职业军官。1853年，他被派到太平洋岸旧金山以北250英里的洪堡要塞。远离妻子和孩子的格兰特经常借酒浇愁。一天，他妻子忽然收到他一封信，说他已辞职退伍，但没有解释是为什么。后来据多数人说，那是因为他的上司发现他值班时酗酒，而要求他辞职。他东返故乡，身无分文，也不知道自己此后如何养家糊口。
格兰特发现自己不适于平民生活。在妻子的协助下，他经营密苏里一处农场，没有赢利反而亏本。有一年圣诞节，他不得不典当自己的怀表让全家人勉强过节。此后为了度日，他又曾在圣路易街头贩卖柴火。
三十好几的格兰特走投无路，只好咽下自尊心，到他父亲在伊利诺伊的鞋店当伙计。正是在那里，他与身材修长、眼睛深暗而品行端正的罗林斯成了好友。当南方各州脱离联邦时，他们两人志愿参军捍卫联邦。格兰特因酗酒名声不好，最初曾当不上军官。但1861年6月，他终于被授予上校军衔，从此步步高升。内战时，罗林斯有很长一段时间给格兰特当副官。
管酒给格兰特带来过厄运，但内战期间他依然喝得很凶。罗林斯经常管着他，不让他饮酒过度，劝不住时就骂他吼他，还曾经以辞职相要挟。多亏了这位好友的监督，格兰特虽然仍常常喝酒，但从来不曾因醉而贻误戎机。一位记者曾写道，“这完全应归功于罗林斯的规劝，而格兰特也明白这一切规劝是为了他好。”
林肯倒是不在乎格兰特酗酒。流传的一个真实故事说，有一次，一群国会议员到白宫，指责格兰特酗酒，要求将他撤职。林肯就请他们调查一下，格兰特喝的是什么酒，是什么牌子的。林肯说：“既然这种酒能造就格兰特这样的战将，我倒想弄些来推销一下哩。”
格兰特当选总统后，曾想任命罗林斯为亚利桑那州军事长官，希望那里的沙漠干燥空气有利于患肺结核的罗林斯的康复。可是罗林斯要当陆军部长。格兰特尽管有顾虑(华盛顿的潮湿气候对罗林斯身体很不利)，还是不能不满足好友的要求。
这位新的陆军部长坚决支持古巴起义者，报界说他成了“内阁中的积极进全神”。但是在格兰特就任总统才几个月的时候，即1869年8月，罗林斯出现了肺出血症状，将不久于人世了。
8月31日中午，总统和所有内阁成员在白宫开会。当面色苍白、极度虚弱的罗林斯走进会议室时，在座的人都嘘了一口气。总统见到他的朋友如此病重，十分难过。这位陆军部长用颤颤悠悠的声音发表了充满感情的长篇发言，主张支援古巴起义者。他谈了西班牙人的暴政，谈了他们对起义者的残酷镇压，谈了他们对美国主权的侵犯，以及他们对斯皮克曼、韦思等等美国公民所犯下的罪行。
然后，罗林斯愤怒地攻击菲什阻挠总统采取行动。最后，已筋疲力尽的罗林斯转向格兰特：“我一直是你的副官，我想你会原谅我的坦诚直言。”总统勉强抑制住自己的感情，对罗林斯说：“当然。你仍然是我的副官。”
轮到菲什发言了，他平静地叙述了为什么总统不应该承认古巴起义者。这时格兰特总统已开始写一个字条，表明他的决心。他是在会议前已下定决心，还是斟酌大家的发言后才下定决心，这一点是永远也无人知晓的。他写完后将字条交给菲什，请他宣读：
美国愿意在西班牙和古巴之间进行调解，条件如下：立即停火。古巴赔偿西班牙公有财产等损失。西班牙人若愿留住该岛，其人身和财产均应得到保护；他们亦可按照自己意愿离开该岛……这些条件应于9月25日(或10月1日)前予以接受，否则即当认为美国已撤销其全部调解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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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将军绕开战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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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尽管承受着公众和国会的压力，尽管自己也同情古巴人，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尽管尊重和关爱自己垂死的朋友，格兰特实际上仍是选择了不干预古巴局势。
格兰特这一决定的动机如何，一直是一个谜。菲什在1869年一直强调从法律上说没有承认古巴起义者的正当理由，但总统很可能还有别的考虑。四年多一点以前，格兰特刚刚走过了尸横遍野的战场。他比那天在座的任何一个人都更深刻地领会到内战的教训，他说过，“这种可怕的教训应该让我们懂得在今后避免战争的必要性。”他拒绝承认古巴起义者，证明他至少是记住了这一教训。
这次关键性的内阁会议之后6天，罗林斯去世了。在他最后的时刻，他对另一位内阁成员约翰·克雷斯韦尔说：“一定要支持古巴人。古巴一定要自由。一定要打败它的残暴敌人……我们共和国有责任帮它得到自由。”格兰特缩短了他的纽约之行赶回来，想最后陪陪罗林斯，可惜晚了一个钟头。
格兰特后来惊讶地得知，有一批古巴流亡者给一生清贫的罗林斯赠送了28000美元的古巴债券。它们毫无价值，但一旦古巴起义成功了，是可以兑现的。罗林斯无疑也为自己死后老婆孩子的生计担心。格兰特也并不怀疑罗林斯对古巴起义正义性的真诚信念。但债券的事毕竟让格兰特想到更深一层。
古巴问题没有随罗林斯逝世而逝去。起义在继续，西班牙人的暴行和美国公众的抗议都在继续。到1870年初，国会再次激烈讨论西班牙人暴行的问题。众议员约翰·谢尔曼——内战将领谢尔曼的弟弟——提出了承认古巴起义者的法案。这法案是违宪的，因为承认权仅赋予总统，然而，若是法案获得通过，在政治上将是对格兰特的严重打击。《纽约论坛报》欢呼说：“终于说话了!说出来吧，我们恳求人民的代表们马上说出来吧!”
这一次格兰特有点摇摆。他公开表示担心，反对国会，会危及他的其他对外政策。整个春季，报界一直攻击菲什的立场是“毫无作为”，格兰特想与之拉开一点距离。菲什一度扬言除非他得到总统更大支持，否则他就辞职。
6月10日，星期五，有两位众议员拜访菲什。告诉他众议院即将就承认问题进行表决，双方票数将会是很接近。菲什决不希望国会迫使行政部门改变政策。他认为惟一的办法是由总统向国会发一项特别咨文。
菲什赶紧在周末起草了咨文。它指出承认是一个法律问题，它“不撒于对任何一方的同情或反感”。古巴起义还没有一个有理由予以承认的事实上的政府。星期一早餐时，菲什把这一稿件送到了总统面前，请他审定。
总统看了咨文稿，把它交给内阁讨论。总统自己提了几点意见，说咨文应当谴责西班牙人的残暴。但最后多数内阁成员都站到了菲什一边。总统同意向国会提交咨文。
当天，即6月13日，下午4点钟，刚刚在众议院开始辩论约翰·谢尔曼提出的法案之前，信使送来了总统咨文。咨文宣读后，支持古巴起义者的议员们发出了一片愤怒的喊叫。有人喊“这是从未有过的最无耻的咨文!”还有人说起草这咨文的人一定受到了西班牙收买。辩论吵吵嚷嚷。支持承认起义者的人一发言，就受到挤满走廊的人群欢呼。衣帽间里差一点爆发了一场斗殴。第二天的《纽约太阳报》宣称：“在菲什的缺德教导下，格兰特变成了另一个人——几乎根本不像人了。”
但是，格兰特总统坚定表明立场的决策毕竟扭转了潮流。6月16日众议院表决，以100票对70票驳倒了法案。美国不会承认古巴起义者了。司法部长罗克伍德·霍尔说这一表决结果是“行政部门所得到的最大胜利”。总统本人仍是言词简明，只对这一表决结果说“很喜欢”。
在格兰特两届总统任期，古巴局势一直未平静下来。西班牙最终打败了这次起义，这场冲突中被打死的人共达25万之多。
格兰特表明了他不怕承担责任。马修·阿诺德也持这一看法。他最初对格兰特这位将军和总统的评价很低，但后来修正了他的判断。他以赞许的口吻写道：“舆论似乎是主张采取一种强硬的不讲理的方针，一些权威人士对格兰特施压，逼他遵从这一方针。他顶住了，坚定而又有尊严。”
当格兰特接受他的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时，他讲话的结尾是“让我们有和平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格兰特作为总统的表现是失败的，糟得很。可是人们评价一个总统，往往是看他如何应对灾难，而不是看他是否避免了灾难。格兰特在古巴危机时做出的决定，使美国避免了卷入又一场血腥战争。作为那个世纪最伟大的将军之一，他保住了他如此珍爱的和平。
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