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时刻的大国领袖》第27/33页


  6月23日晚11时,苏联的驻德通讯社宣布,进出柏林苏占区的交通一律停止。铁路和水路都关闭了,同时宣布不再向西柏林供煤供电。到翌日早晨,从柏林周围地区向西柏林运送牛奶和蔬菜的车辆全被挡住。位于东区的中央银行则把账户冻结了。西柏林像一座中世纪堡垒似的,陷于重围之中。
  这些举措的官方借口是“技术上遇到困难”,但人们普遍看出斯大林的意图,是以西柏林250万人挨饿相威胁,逼迫美、英、法三国放弃成立西德独立国家以及在柏林发行新马克的计划。斯大林甚至还可能想把西方三盟国完全逼出柏林市。
  美国向驻柏林部队通报了情况。一位连长忧虑地向他的士兵说:“先生们,你们该了解形势。如果俄国人决定打进来,我们就只会再活两个钟头。”西方三盟国在柏林的驻军一共只有大约6500人,而俄国兵约有18000人,另外在周围的东德地区还有30万人,配备有大量的坦克。
  如果说杜鲁门一开始还没有相信斯大林居然要让全城的人挨饿,驻柏林美军指挥官弗兰克·豪利上校却对此确信无疑。在四国柏林驻军指挥官会议上,他指出给居民配给的食品的热量只有1250卡路里,太低了,要增加一点。他对苏方代表说:“你总不能再踢一个已经倒下了的女人吧。”
  他得到的回答是:“啊,亲爱的豪利上校,这正是踢她们的最佳时机。”
  “你是说食品也成为政治的了?”
  “当然。”那个苏方代表冷笑着说。
  豪利上校没有向克莱将军或国务院请示,就向民众广播说美国人不会离开柏林。他承认现有的补给只够维持30天。“我知道得很清楚,”他向听众说,但他强调指出,“美国人民不会袖手旁观,不会让德国人民挨饿。”最后他说,“我要对俄国人说,除了黑面包之外,再给你们一点东西,让你们嚼一嚼。你们的军事意图,我们已听得不少。好吧,在这一点上我要告诉你们,倘若你们企图进入我们的地区,你们最好是做好充分准备。我们严阵以待。”
 ∩是柏林西区供电不足,听收音机的人不会很多,所以他派出了几辆车,让人用大喇叭沿街播放他的讲话。西区的居民当时已划分成12个小区,按区轮流供电,每一小区每天供电两个小时。吕特·安德烈娅斯-弗里德里希所在的小区供电时间是半夜12点到凌晨两点。
  还在封锁之前,豪利上校经克莱将军同意,就组织了一次临时安排的空运,向柏林运食品和煤。尽管形势已很紧张,他们都认为苏联人还不至于击落盟国的飞机。美国和英国飞机一次向柏林运送了80吨食品和医药物品。但豪利手下的专家们计算过,西柏林每天需要的食品和煤以及其他供应品,至少达4500吨。在航空史上能与如此规模相比拟的行动只有过一次,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印缅战区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的“驼峰”行动,但即使那次行动高峰期的日运输量也还是比柏林的需要量低了几乎一半。
 ∷莱下结论说,仅仅用飞机来保证柏林的供应将是“绝对不可能的”。后勤任务过于繁重:通向柏林的航线仅限于三条狭窄的空中走廊;西柏林只有两个机场,它们跟饱经轰炸的整个城市一样,真可谓千疮百孔;驻德美军只有战时已用旧了的100架C-47式运输机,当地英军只有6架同型飞机。
  然而,尽管有这些困难,管制委员会的英国皇家空军专家雷金纳德·韦特准将经过他自己独立调研后,认为大规模空运是可行的。他说服了驻德英军司令布赖恩·罗伯逊爵士,后者给伦敦发了电报,请求增调一批飞机来实行空运。克莱对此有怀疑,但仍表示支持,并要求旧能增调美国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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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总要做得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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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以外,克莱还满腔热情地向五角大楼和国务院报告了他自己的计划:他已经调集了一支6000人的武装运输队,配备了装甲车、火炮和一个战斗工兵营,打算派他们沿公路硬行闯过苏占区。他报告说业已准备就绪,只待批准即可行动。
  副国务卿洛维特对此感到惊骇,他告诉克莱,苏联人只要炸毁两三座桥梁,“就可以坐在山坡上看热闹”。陆军部长罗亚尔则告诫说,不值得为柏林的货币改革问题而开战。他要求克莱从柏林撤出美军眷属。
  杜鲁门总统了解到柏林局势后,召集了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副国务卿洛维特和陆军部长罗亚尔到总统椭圆形办公室开会。这几个人向总统汇报了情况,同时报告说他们查阅了有关文件,找不出美军自己开路进入柏林的合法依据。这是非常令人失望的。总统已几次强调通路问题,但这一问题每次提到盟军管制委员会讨论时,都遭到苏联人否决。现在想再协商,也为时过晚了。
  杜鲁门要求他的顾问们了解更多情况再来开会。同时,他下令将两个中队的B-29式重型轰炸机派到欧洲。正是这种飞机在1945年将原子弹投到了日本。这一次没有携带原子弹,但斯大林是不会知道这一点的。杜鲁门是一个扑克牌高手,懂得虚张声势是会起作用的。
  杜鲁门依然是像平常一样,走路跷脚根,在厚厚眼镜后面眨眼睛,让人看不出他有任何忧虑。这时报界大肆宣扬那位趾高气扬的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已赢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仿佛他已赢得大选胜利似的,对此,杜鲁门也显得无所谓。那个晚上,他特意和他的夫人一起在白宫南草坪进晚餐,怡然自得地欣赏景致。他说那是“一个可爱的傍晚”。
  第二天下午,陆军参谋长布雷德利将军、空军参谋长诺斯塔德将军和海军作战部长沙利文将军,跟福雷斯特尔、洛维特和罗亚尔一起,在五角大楼讨论柏林问题及美国应采取的对策。他们的意见归纳为三种方案:一是美国可以退出柏林(多数人赞成这一方案),一是试图留在那里和争取外交解决,一是准备跟苏联进行大规模战争。克莱提出的派武装运输队硬闯的方案被否定了。没有人提到空运方案。
  在这会议期间,他们获悉英国人已宣布无论如何不从柏林撤退,这让将军们吃了一惊。在这之前,布雷德利刚刚派了艾伯特·魏德迈少将到伦敦去探讨从柏林撤军的方案。当洛维特在白宫开始向总统汇报他们提出的几个方案时,杜鲁门打断他的话,厉声指出:“谈不上撤退。我们留在柏林——句号。”他看来是跟英国人一样倔强,这又让将军们吃了一惊。杜鲁门真无愧于他的绰号“密苏里最犟的骡子”。
  洛维特以旧能尊敬的口吻问道:“总统先生,你考虑透了吗?”指出这一立场有可能引燃第三次世界大战。杜鲁门回答说:“我们将需要视情况的发展做出处置,但根本的立场是,我们在柏林,是有协议作根据的,俄国人没有任何权利叫我们走,直接施加压力或间接施加压力都不成。”
  总统的顾问们知道这是一个困难的或者不得人心的行动方针,但争论也没有用。每逢有人跟杜鲁门争论,他就会指一指他挂在椭圆形办公室墙上的马克·吐温亲笔写的一句格言“总要做得对!”他说“这会叫一些人满意,叫另一些人惊奇”。
  既然总统坚持留在柏林,大家就迅速转而讨论如何实行这一方针。总统否定了克莱的武装运输队方案,让在座的人松了一口气。他又否定了有人提出的向俄国船舶封闭港口和巴拿马运河的方案。在无人提醒的情况下,杜鲁门决定以空运为最佳办法。他指示要把空运扩大为一次全面的行动,直到取得外交解决为止。他的多数顾问像克莱一样,怀疑空运未必能满足250万人的供应,但杜鲁门根本没有问过他们的想法如何。他也没有许诺说空运方案一定会成功。
  这次空运行动的代号为“供应行动”,它动用了从美国本土、阿拉斯加和加勒比海等地所有能调来的飞机,其中包括39架能运载10吨货物的C-S4“空中霸王”式运输机。所有能飞的人——包括空军新闻官和业务专家,直至驻欧美国空军司令柯蒂斯·李梅将军——都承担飞行任务,轮流执勤,一天飞两趟。英国也集中了从英联邦各地调来的飞机执行空运,行动代号为“OperationPlaneFare”。柏林人则把这两个行动统统称做“空中之桥”。战时他们听到飞机嗡嗡响,就知道要挨轰炸,而这时飞机嗡嗡响却意味着运来了粮、煤、罐头、脱水土豆和脱水蔬菜,意味着生存的希望。就这样,豪利上校和英国人6月24日临时安排的一次空运在几周之内变成一次特大规模的行动。
  最初,飞机起降时刻的安排相当混乱。空中交通管制人员坚持要照章办事,架次之间要间隔25分钟,但这速度太慢了,指挥“供应行动”的约瑟夫·史密斯准将只好强迫他们抛开章程,把飞机与飞机在柏林着陆的间隔时间缩短到5分钟。7月初下大雨,耽误了不少航班。螺旋桨、轮胎和发动机零件短缺,又使一些飞机暂时停飞。7月8日,美国的一架C-47运输机在威斯巴登以西撞山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但是到了7月中旬,飞行已有条不紊,一架架飞机装货、飞行、卸载、返航、加油、再装货、飞行等等,持续不断。尽管苏联飞机不时地在空中走廊干扰,盟国飞机仍保持了每4分钟一架着陆。7月15日,24小时内共运送物资1450吨,创造了新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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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总要做得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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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在7月15日,杜鲁门也赢得一次胜利,获得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在此期间,争取苏联停止封锁的外交努力却无进展。7月3日,克莱将军和英、法两国驻德司令一起拜会了苏军司令索科洛夫斯基元帅。那位元帅坚持说,在西方放弃成立西德政府的计划之前,“技术困难”将无法消除。人们普遍认为苏联人就是要拖下去,等着西方服输。伦敦一家报纸就说:“专家们都明白,飞机空运虽有巨大心理效果,但无法靠它满足柏林整个冬季的供应。”
  斯大林严重低估了杜鲁门的顽强毅力,他倒是应该先向杜鲁门的夫人贝丝打听打听。杜鲁门从儿童时代在主日学校受教育时开始,就热恋上贝丝,但他向贝丝母亲表达了对贝丝的爱心以后,又坚持等待了9年,才与贝丝终成眷属。
  总统私下里也曾担心“俄国也许是存心利用柏林为战争找借口”,但他公开宣布:“我们将留在柏林——不论发生什么事都坚持不变……我不会推卸责任,不会对我做出的决定有任何动摇。”为了坚持他的立场,他不得不既跟斯大林斗,又跟他自己的军事顾问们斗。
  有一次,陆军部长罗亚尔把克莱将军从德国召回华盛顿,到国家安全委员会作证,总统对此十分恼火,骂他的陆军部长是“笨蛋”,“不必要地把克莱召回来说个你好”。
  但美国将军们到这时都已对柏林空运有了信心。克莱作证时说,只要能得到更多的飞机和人力物力,柏林一定可以守住。
  杜鲁门细心听取了克莱的想法,然后征求空军参谋长范登堡的意见。范登堡说,把太多的飞机集中于德国,会使美国在世界其余地方力量单薄;同时,太多飞机集中于一地,会让苏联人便于一举击破。
  杜鲁门听到这里就打断了范登堡的话,问他是不是更喜欢向柏林派遣武装运输队。不等范登堡回答,总统就强调指出他认为空运是问题最少的办法。他命令为柏林空运增派一大批C-54重型运输机,而且声明他作为总统甘心为此承担风险。
  范登堡也很顽强,又说他担心柏林没有足够的飞机着陆场。这时克莱挺身而出,说他在柏林的法占区已发现一片空地可以建机场。杜鲁门命令他一返回德国就赶紧施工。
  此后不久,曾指挥过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的“驼峰”空运的威廉·特纳少将到了柏林,使“供应行动”上升到新的水平。机场跑道配备了一批吉普车,由德国红十字会所能找到的最标致的姑娘乘吉普车,给着陆的飞机的飞行员传达指令和递送快餐,飞行员就不需要下飞机了,两航班间隔时间缩短到3分钟。8月12日,美英飞行员提供的物资共达4724吨,头一次超过了柏林的最低日需量。
  盖尔·哈沃森上尉率领的机组给在机场篱笆外观看飞机起降的儿童撒糖果。他们飞临机场上空时,向孩子们摆动飞机副翼,给他们投撒小袋糖果,每一袋都有手帕做的小降落伞,让糖果缓缓下落。几个星期后,哈沃森收到了大量寄给“摆翅叔叔”和“巧克力飞行员”的信件。他考虑过想最后加倍撒一次就不再撒了。但第二天他的上级叫他看一份《法兰克福汇报》,训斥他说:“瞧你干的好事,一袋糖差一点砸了记者的脑袋,他把这故事传遍欧洲了。”可是世界各地的人知道这事后,纷纷捐献糖果和手帕,糖果堆成了小山。飞行员们都给柏林撒糖果,甚至撒到了东柏林,惹起了苏联方面的抗议。
  外交方面的努力却进展得不大顺利。夏季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三国的驻苏大使一直见不到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他们被告知说莫洛托夫到外地休假了。他7月末回莫斯科,但他的秘书告诉大使们说,既然情况毫无变化,西方大使们没有什么理由去见他。美国大使沃尔特·史密斯将军和英、法大使终于直接见到了斯大林,斯大林似乎愿意不再反对成立西德国家。大使们又去见莫洛托夫时,莫洛托夫却否认了这一点。到9月中旬,会谈完全破裂。大使们想再见见斯大林,却被告诉说斯大林去外地休假了。
  柏林的居民心情一直紧张不安。正如吕特·安德烈娅斯-弗里德里希所说:“大家在希望和绝望之间摇摇摆摆。这种摇摆不定是叫人十分难受的,因为感到自己还不如抢骨头的狗,而是被狗争抢的骨头。”
  柏林市内,游行示威、斗殴闹事和警察抓人的事件,愈演愈烈。警察分成东西两套人马,东区警察常常抓捕西区的警察。柏林市民冲击了市政厅。市政厅从苏占区迁到了美占区。吕特·安德烈娅斯-弗里德里希这时想到,“也许到了明天我们会有两个市政府,东西边界还会建起一道中国式的长城,竖立着城垛和NE022望台。”事态还真是朝这个方向发展。
  9月9日,25万市民聚集在共和国广场,抗议暴民对市政厅的袭击,这一集会规模之大是空前的,过去纳粹当局强迫人们开会也不曾有过这么大的规模。有一些人想把勃兰登堡门上的苏联国旗扯下来,东柏林警察向他们开枪,一个15岁的男孩挺身保护一名妇女时被打死了,另有22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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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总要做得对(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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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鲁门在日记中写道:“我有一种可怕的感觉……我们很接近于战争。但愿不是。”他的内阁成员逼他表态是否准备使用原子弹。他回答说,他祈祷永远不再被迫做出这样的决定。然而,一旦事态逼得非走这一步不可,那么,历史上头一个曾批准使用原子弹的人说,他也许会再一次这样做。
  管局势令人担忧,杜鲁门仍然在9月17日搭乘他的专用装甲列车,开始为期33天的竞选旅行。当时,《新闻周刊》调查过50位人士的意见,他们全都预言杜鲁门会败在共和党的杜威手下,但杜鲁门毫不泄气,他说:“我了解这50个人当中的每一个。他们谁也不懂得怎样敲打老鼠洞里的沙子。”他的专列每到一处,都有群众为他的呐喊助威,使他深受鼓舞。但是在进行艰苦的竞选战的同时,他还得跟那些反对留在柏林的人斗争。克莱将军给他发来电报,说“我们有点顶不住了”。专列到了达拉斯时,杜鲁门悄悄地让回国述职的史密斯大使上车与他相见。
  史密斯报告说,他最近见过莫洛托夫,毫无进展。在英、法大使的要求下,他们做了最后一次努力,可是苏联人否认封锁的事实。杜鲁门与国务卿马歇尔商议,觉得再争取谈判已经没有意义。此事提到了联合国安理会,那里的苏联代表仍是一口咬定“没有封锁”。显然,得在柏林熬过一个漫长、寒冷的冬季。
  当马歇尔在联合国安理会忙碌时,杜鲁门考虑过一个计划,想派他的密友、首席法官弗雷德·文森去莫斯科会见斯大林。杜鲁门想,即便是斯大林把责任推到美国方面,只要局势能有所松动,也是有益的。但马歇尔反对这样做,只好作罢。
  当杜鲁门在西部开展竞选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形势做了一次全面评估。他们认为空运不可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那样做就会使国家安全的其他需要得不到满足。他们尖锐批评了留在柏林的决策,建议眷撤出。他们下结论说,为了柏林而冒战争风险,“在军事上是不慎重的,在战略上是不值得的”。副国务卿洛维特说参谋长们准是得了“恐慌症”。
  杜鲁门总统很生气,他决定一回到华盛顿就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这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把驻德美军司令克莱将军召回来参加会议。克莱在会上强调指出,由于美英双方的空运已合并为统一协调的行动,空运的效率又有了提高。但要成功,还需要更多的飞机。
  总统问与会者意见如何。没有一个人支持克莱。会开完了,总统把克莱叫到他的办公室,对克莱说:“将军,我想你很不愉快吧。没事。你会得到这些飞机。”杜鲁门下命令立即往德国加派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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