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鲁迅.鲁迅私下谈话录》第2/140页

　　这恐怕是吃辣椒吃多了的缘故吧?其实若有多一点钱，长长肺病并不坏；它并不痛!大概是这样的，在南京考学堂的时候，因为天气冷，穿的是单裤……就只好多吃辣椒，大概由咳嗽，辣椒就转成肺病了。

　　・与萧军的谈话，录自萧军《时代――鲁迅――时代》，文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

　　“我到了儿童时代，家里非常穷，缺少衣服，为了防寒，常吃辣椒，这样一来，就是食品少也能够对付，因为辣椒刺激了胃，便好像饱了。这东西使我的胃非常坏了。”

　　・与增田涉的谈话，录增田涉著，钟敬文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鲁迅的印象》。

　　鲁迅在南京读书的矿务铁路学堂的礼堂

　　有一次我休假后回南京，从上海乘长江轮船，因为没有钱，只好坐统舱。我占了一块地方，把自己的铺盖铺好了，离开了一会儿，等我回来一看，铺盖已经被人卷起，别人的铺盖已铺在我的地方，我于是把别人的铺盖卷走，把自己的再铺上。忽然看见一个流氓动手打过来，我刚从网篮里拿出一个洋铁罐，就随手打过去，把那个流氓打了一下。这下子不得了啦，那个流氓凶狠狠地要动起手来了。这时只听得背后一声大喝“你敢!”原来刚好这天路矿学堂的钱总办(指南京陆师学堂总办钱德培/编者）也坐这只轮船回南京去，他带了四个卫兵。卫兵看见我穿的是路矿学堂的制服，又见流氓要行凶，所以喝了一声，把流氓吓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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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学医的四个原因
作者: 吴作桥

　　・与周建人的谈话，录自周建人《回忆鲁迅片断》，文刊1979年第3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日本留学

　　新发现鲁迅早年在日本的照片孺人，变成官太太了(清时六品官的妻子被封为“孺人”/编者)。我即使成为女子(鲁迅在日本弘文学院时，一次有人将他的名字写成“周孺人”/编者)，也不愿做官太太。还不如叫我孺子，虽为乳臭儿(日语称孺子为“乳臭儿/编者)，也比官太太强。

　　(同学听了，开玩笑说：“孺子可教也。”)

　　这个“可”字，不如改成“请”字。唐朝时，日本曾向我国请教，今天我们在此留学，是向日本请教，也许过不久，日本又得向我们请教了。

　　・与弘文同学的谈话，录自谭桂林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文化泰斗鲁迅》。

　　(学医的四个原因)

　　第一，恨得中医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第二，确知日本明治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医的事实；第三，救治中国女子的小脚；第四，由于少年时代牙痛的难受。(第四点为鲁迅与孙伏园谈话/编者)

　　・1933年5月2日与申彦俊的谈话，录自申彦俊《中国的大文豪鲁迅访问记》，文刊1934年4月号朝鲜《新东亚》，转自1998年第9期《鲁迅研究月刊》。

　　做医生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劳苦同胞治病出力，清政府以民脂民膏给我们出国留学，我们应报答劳工大众。

　　・与厉绥之的谈话，录自厉绥之《五十年前的学友――鲁迅先生》，文刊1961年9月15日《文汇报》。

　　1903年鲁迅在弘文

　　学院剪断发辫后留影人的腿上有条筋，叫做“缝匠筋”(?)，这个筋抽一下，腿就要跳一下。有次我在和同学们解剖尸体时，趁同学们不注意的时候，突然把缝匠筋抽一下，尸体的腿就突然跳弹起来，把正在解剖的日本同学吓了一大跳。

　　・与杨莘耜等人的谈话，录自董

　　舒林《鲁迅与杨莘耜》，文刊

　　《鲁迅研究资料》第5辑。仙台医专的解剖室

　　我睡下之后，暗想明天付账，囊中的钱不够了，预备一早就打电报给你，请电汇一点款子，以救“眉急”。如此决定，也就安心了。不料刚要睡熟，忽听见外面有声，报告邻居失火。我急忙穿衣逃出，一钱不花，还被店主派人领送到另一家旅店去。此番，我就首先声明，只要普通房间。夜已深了，赶快就寝，万不料朦胧中，外面又嚷到“火事，火事”了。可不是吗。我马上爬起来，出去一望，知道距离尚远，这回也就不去管它了。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我所认识的鲁迅》。

　　我退学了。

　　是的，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它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我所认识的鲁迅》。

　　我曾认为，要救中国必须借助于科学之力。然而，我在日本住了八年后回国，觉得还是应把更多的人作为工作对象，便搞文学了。如今，相信我的人年年增多，对此甚感欣慰。

　　・1935年10月21日与野口米次郎的谈话，录自野口米次郎《与鲁迅谈话》，文刊1935年11月12日《朝日新闻》，1992年第4期《鲁迅研究月刊》转。

　　“我在18岁那年，抱着建设中国海军的愿望，考入了南京水师学堂。那时，英美各国都用海军侵略着中国。目睹这些，我的青春的热血就激起了海军热。可是半年后，我就退出水师学堂，转入了矿务学堂。当时我想，国家的当务之急，首先是开发矿业，而不是建设海军。毕业后我又想，要使中国变成强国，首先得改良人种，把中国人变为强种人。于是，我到日本开始学医了。那时我又想，日本的维新就是从发展医学开始的。但是两年后，我在一部幻灯片里看到了一个中国人因为当了侦探而被枪毙的情景。这时我又想，必须提倡新文学，只有从精神上使中国复活才行。我抱着这种想法，又放弃医学，转向一边研究文艺，一边开始试写小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