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传》第11/56页


你恼我么?

灯影下,

我只管以无稽的故事,

来骗取你,

绯红的笑颊,

凝注的双眸。

含着深情,回忆了她与弟弟们亲密相处的情景。而少女冰心当时的讲故事,就是女作家将来走上创作道路的口头练习。一年之中,她竟给弟弟们讲了三百多则故事,真是一位少年多产的口头文学小作家。

有时候,她也领着三个弟弟在院子里做游戏,玩北京的儿童们最喜欢玩的花样――老鹰捉小鸡之类。

除去口头讲述故事之外,她又象童年时代那样,第二次提笔练习写作小说。她写了一篇讲述一位女革命家事迹的《自由花》,又写了一篇《女侦探》,都是用文言文写成的(那时,倡导文学革命的高潮还没有到来,所以冰心的写作尝试还没有使用白话文,而是使用文言文)。而且都是没有结局的长篇小说。这是女作家将来走上创作道路的第二次笔头练习。

这时的冰心毕竟是孩子。有时。她也和弟弟们一起去玩耍――看花草,打秋千,跳绳,踢毽子。有机会的时候,还极有兴趣地观看王府后门出来进去的满族贵妇人,她们身穿颜色鲜艳的旗袍和坎肩,脚蹬高底鞋,梳着“两把头”,髻后拖着很长的“燕尾儿”,彼此见面、告别,都要不住地蹲下去、站起来,站起来、蹲下去,请安问好,频频寒喧。这种架势,小冰心过去从来没有看见过,她觉得新鲜极了。除去观看旗人习俗之外,只要“打糖锣的”担子一来,她也跟着弟弟们去参观。这“打糖锣的”担子给冰心的印象极深,直到老年之后,她有机会与民间艺人面人张相识,还请这位面人张给她捏了一副“打糖锣的”担子,把它摆在自己的书柜里,用来纪念自己少年时代的这段生活。

至于“谢家大院”以外的世界,她就几乎很少接触到了。――那时候的北京城里,可去的地方很少。故宫、景山和北海,都属于紫禁城区,不对百姓开放。只由舅舅带着,去逛了一趟东四牌楼的隆福寺庙会。隆福寺离中剪子巷不远,步行十几分钟,即可到达。

庙会里十分热闹,各种各样的卖货小摊儿,栉比鳞次。有卖北京小吃的食品摊儿,什么煎饼,油条,糖火烧,蜜麻花,蒜泥灌肠,白水羊头肉,豆腐脑儿,江米切糕,驴打滚儿,炒肝儿,小枣粽子,等等,真是品种齐全,应有尽有。也有卖服装鞋袜,各式帽子,布头儿,胰子,牙粉,胶鞋,雨伞,各种日用品的小摊儿。还有卖古玩玉器,金银手饰的。除去卖东西的之外,还有说书的,变戏法的,唱小戏的,算命的,练武术的,也都竭力地在吸引着逛庙会的人们。

不过,最吸引小孩子的,还是卖玩具的玩具摊。这里有用彩纸扎成的戏装小人,有文官,也有武将。象舞台上的武将一样,这些戏装小人的武将,也是全副盔甲,头上也插着翎毛,背后也扎着几面小旗子。这个卖戏装小人的玩具摊,吸引了冰心和与她同来的几个小弟弟的目光,他们看啊,看啊,总看不够。

呈现在这里的,是一个红火的,纷乱的场面。有着浓厚的北方习俗的色彩,是生长在海边与南国的小冰心,不曾看见过的,因此给她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还有就是代表母亲,陪着房东齐家的女眷,到东安市场的吉祥剧院,去听过几次京戏。――那是杨小楼主演的黄天霸故事,还有梅兰芳主演的《汾河湾》。

然而除了逛过一次隆福寺庙会,听过几次京戏之外,生活的天地似乎始终限制在“谢家大院”以内的地方。见到的人,除去父母、舅舅和弟弟,就是房东姓齐的一家人。生活的内容,除去上面述说的那些,就是偶尔在夜晚,听见从胡同里传进来的叫卖声,――“赛梨的萝卜”,“硬面饽饽”,“羊头肉”,“铁蚕豆”,“热馄饨”,“肉包子”,……有的响亮,有的沉闷,有的悠长,有的凄清。还时而夹杂着算命瞎子敲出来的小锣声。这种生活情调里充满了纯粹的北京风味,但却常常使热爱大自然的小冰心,内心感到彷徨,而且烦闷。

这样的生活,她过了一年。

从年纪那样小的时候起,就一直默默地迷恋于大海的冰心,她对北京这座初来的城市,以及这个市井天地的狭小,和生活情趣的单调,感到烦闷和不习惯,这是非常自然的。这就象迷恋于市井生活,并常常能在市井生活中发现无穷奥秘的人,可能会觉得汪洋无际的大海由于远离人群,也显得过于单调一样。不管是什么样的生活天地,都看你对它是否熟悉,是否热爱;假如你能将自己的热情,全部灌注进去,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光怪陆离,丰富多彩,广阔得简直没有边际。自幼就被大海陶冶的冰心,在她长大成人以后,由于她的独特的艺术情趣和性格,写出了具有冰心风格的作品,形成了冰心特有的文学创作的道路。尽管她在少年时代就来到了北京,并开始接触了北京市井的生活,她却不可能,也决不会,在她以后的文学作品里,象老舍那样,写出充满了浓郁的北京风味的人物和故事来。

冰心到了八十一岁的高龄,回忆起她少年时代初来北京时的感受时,这样说:

走到北京的最初一段,却如同列车进入隧道,窗外黑糊糊的,车窗关上了,车厢里的电灯亮了,我的眼光收了回来,在一圈黄黄的灯影下,我仔细端详了车厢里的人和物,也端详了自己……①

北京头一年的时光,是我生命路上第一段短短的隧道。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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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冰心:《我到了北京》

然而,正是这个在她的少年时代,曾是她的生命史上的第一段短短的隧道的北京,却在她以后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渐渐地变成了她所热爱的第二个故乡。这不仅是因为:她本人在这里读完了中学,又读完了大学,在这里发表处女作,在这里成名,在这里执教,在这里结婚,在这里安家,在这里作母亲,在这里度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时光。而且也因为:在她的少年和青年时代,这里也是她最爱的那个家――她的父亲,她的母亲,她的弟弟们,居住的地方。当她在大学毕业后,到大洋彼岸去留学,她苦苦思念的,是北京和住在北京的亲人。当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她到云南去避难,苦苦思念的,也是北京,是住在北京的年迈的老父,和位于燕京大学校园内的她和吴文藻的家园。

她在四十岁的年纪,就这样写过:“我如今镇静下来,细细分析:我的一生,至今日止在北平居住的时光,占了一生之半,从十一二岁,到三十几岁,这二十年是生平最关键,最难忘的发育,模塑的年光,印象最深,情感最浓,关系最切。一提到北平,后面立刻涌现了一副一副的面庞,一幅一幅的图画:我死去的母亲,健在的父亲,弟,侄,师,友,车夫,用人,报童,店伙,……剪子巷的庭院,佟府堂前的玫瑰,天安门的华表,‘五四’的游行,‘九一八’黄昏时的卖报声,‘国难至矣’的大标题,……我思潮奔放,眼前的图画和人面,也突兀变换,不可制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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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默庐试笔》

全国解放后,她和丈夫、孩子们从日本归来后,再一次定居在北京。她的孩子们象她本人年轻时一样,在北京读书和工作。她的相濡以沫的丈夫,安眠在北京。她在北京过着安静的晚年。

因此,正如本章题记所引的,冰心老人自己在八十一岁的高龄,所写的另一句话那样:

我对北京的感情,是随着居住的年月而增加的。

家中闲居的生活,使聪明的小冰心觉得无聊。于是,在1914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她就向她的第一任启蒙教师,也是她的舅舅的杨子敬先生提出――她要去学校上学。

疼爱外甥女儿的杨子敬,赶紧向他那些长住北京的朋友们打听,可有什么好的女子中学;他们便向他介绍了一所很有名气,校址又离谢家很近的学校――东城灯市口公理会的贝满女子中学。

谢葆璋是见过世面的人物,他知道教会学校的教学认真,英语口语也纯正,而且除了教书和读书之外,并不勉强学生入教,所以,他就坚决地支持女儿去上学。

冰心的母亲杨福慈,是一位很有见识的妇女。她一直鼓励女儿要好好读书,学些能耐,将来长大了,能到社会上去就业。她常常向女儿讲述自己经历过的一件伤心事情:那是在她十八岁的时候,她的哥哥结婚的前一天,家里的长辈们都在忙着,为她的哥哥布置新房,她在旁边看着,只高兴地、好心地插了一句嘴,问:那小桌子上,能不能放上一瓶花?她的一位堂伯母,就很不高兴地打断了她,说:“这里用不着女孩子插嘴,女孩子的手指头,又当不了门闩!”这件事给杨福慈的刺激很大,所以,她在结了婚,成了家,尤其是有了一个聪明过人的女儿之后,她就时时提醒小冰心说:“现在你有机会和男孩子一样地上学,你就一定要争气,将来要出去工作,有了经济独立的能力,你的手指头就和男孩子一样,能当门闩使了!”①

这样,在1914年的秋天,杨子敬先生就带着冰心,到贝满女中报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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