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传》第18/56页
这两个孩子的形象，立刻软化了凌瑜的心灵，当他们看到了凌瑜的痛苦的面容时，就用两颗纯洁童贞的心灵来安慰他说：“先生！世界上有的是光明，有的是快乐，请你自己去找吧！不要走那一条黑暗悲惨的道路。”
冰心解决凌瑜生死问题的法宝是“童心”，她把孩子当作天使来膜拜。——童心不仅驱散了凌瑜心中的阴翳，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拯救了出来，童心还使他的内心发生了剧变，升腾起了庄严华美的感情。
但是，难道童心就能解决社会上的问题、矛盾、冲突、斗争吗？
读者可能这样自问，也可能询问开出这一治疗社会痼疾药方的冰心。
然而，冰心对于童心的爱慕和崇拜，不仅表现在这篇小说中，以后还要反复地表现、阐述和咏唱。
走出了家庭，走入了社会的冰心，面对着摆在面前的种种社会问题，开始了沉思和探索，在不断思索的过程中，仿佛就告别了少年时代的那种浑浑噩噩的欢快情绪，而渐渐地成熟了，拥有了聪慧的青年人难以排遣的那种忧郁和苦闷的情绪。
这种忧郁和苦闷，表现了她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正如她在一篇名叫《一个忧郁的青年》的小说中，借用小说中的人物彬君之口所说的那样：“从来我们可以说都是小孩子，无论何事，从幼稚的眼光看去，都不成问题，也都没有问题。从去年以来，我的思想大大的变动了，也可以说是忽然觉悟了。眼前的事事物物，都有了问题，满了问题。”“世界上一切的问题，都是相连的。要解决个人的问题，连带着要研究家庭的各问题，社会的各问题。要解决眼前的问题，连带着要考察过去的事实，要想象将来的状况。——这千千万万如乱丝的念头，环绕着前后左右，如何能不烦躁？”
作为当时女性青年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之一的冰心，她在自己的小说里，所提出与反映的问题，都是那时的青年男女非常关心、非常切身的问题，特别顺应时代的潮流。因此，这位不满二十岁的女作家的“问题小说”，就在青年读者与知识分子读者群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有的留学生看了她的《去国》，立刻给发表这篇作品的《晨报》，写来了题为《读冰心女士的〈去国〉的感言》的文章①，文章倾诉了他的所感，所见，所闻，都如小说中的人物英士一样，有着类似的感慨和苦闷。正因为这篇《去国》提出的问题普遍存在于社会，所以该文作者十分痛切地说道：“对于这篇《去国》，我决不敢当它是一篇小说，我以为它简直是研究人才问题的一个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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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载1919年12月4日《晨报》
她的《斯人独憔悴》，被学生剧团改编成话剧，在北京的舞台上演出。因为许多生活在封建专制家庭之中的青年，都有颖石、颖铭兄弟的感受。
这样热烈的反响，是冰心本人未曾预料到的。她是一个心地纯正的青年，只是为了写出所见、所闻、所感、所思，为她同时代的青年、妇女、知识分子一吐心中的积郁，就得到了同时代人如此强烈的共鸣，这使年轻的冰心很高兴。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纪念《晨报》创刊一周年的特刊上，她的文章《晨报……学生……劳动者》，竟然能够与“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同时又是鼎鼎大名的名流学者们，如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的文章，并列在同一个版面上，因而觉得非常荣幸。
她的小说得到了共鸣、欣赏和赞扬，但也有人发出了疑问，有人说她“何苦多作悲观语，令人读之，觉满纸秋声”。也有人在报刊上写文指责说：“有个朋友在《晨报》上，看见某女士所作的《斯人独憔悴》小说，便对我说只晓得痛恨，是没有益处的，总要大家努力去改良才好。”
对此，冰心专门写了《我做小说，何曾悲观呢？》①一文，说明自己创作小说的目的：
我做小说的目的，是想要感化社会，所以极力描写那旧社会旧家庭的不良现状，好叫人看了有所惊觉，方能想去改良，若不说得沉痛悲惨，就难引起阅者的注意，若不能引起阅者的注意，就难激动的悲惨到十倍的呢。
她还针对上面提到的“痛恨”与“努力改良”之说，解释道：这“痛恨”和“努力改良”，便是我做小说所要得的结果了。这样便是借着“消极的文字”，去做那“积极的事业”了。
一旦以“问题小说”步上了文坛，冰心就再也难以收拢自己的步伐。用这位年轻的女作家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写得滑了手，就一直写下去。”②“我写东西，写得手滑了，一直滑到了使我改变了我理想中的职业。”③
之后，冰心把眼光逐渐地放远放宽，从她身边的青年、妇女、家庭、知识分子等问题，逐渐地扩大到了更为广阔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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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载1919年11月11日《晨报》
②冰心：《从“五四”到“四五”》
③冰心：《回忆“五四”》，写于1979年3月2日。
在此之后不久，冰心又写作了一系列有关兵士生活与反对军阀混战的作品。上面已经说过，冰心童年的时候生活在海边，她对那些与她父亲朝夕相处的海军军官与水兵，是很熟悉的。这些慈爱憨厚的大朋友，与她热爱、眷恋的大海，与她童年时代的幻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如她自己在《我的童年》①一文中所说的那样：“我的游踪所及，是旗台，炮台，海军码头，火药库，龙王庙。我的谈伴是修理枪炮的工人，看守火药库的残废兵士，水手，军官，他们多半是山东人，和蔼而质朴，他们告诉我以许多海上新奇悲壮的故事。”每逢回忆起这些人，冰心的心里，都会涌起一股怀念、敬重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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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写于1942年3月27日的那篇。
做为一个善良的海军军官学校校长的女儿，她对那些背井离乡，渴念亲人，过着飘泊不定生活的下级士兵们，充满了同情，她为他们写出了象《一个兵丁》这样的小说。《一个兵丁》里面的老兵，本是一个纯朴憨厚的农民，他日夜为兵营站岗守门，心中却只是思念远在家乡的儿子，他无法解脱渴念儿子的心情，只能憨憨地与住在兵营附近的孩子小玲亲热，这个小玲与他的儿子胜儿同年，他用与小玲亲热、嬉戏的办法，来填补内心的寂寞和怅惘。
在另外的一篇小说《一个不重要的军人》里，冰心又刻画了一个与《一个兵丁》里面的老兵十分相似的下级士兵福和。他原来也是一个极为朴实、厚道的农民，为了生计当了兵，对待同伴，对待百姓，对待不相识的孩子，都象对待自己的哥哥、嫂嫂、侄儿一样地忠厚。有的兵白吃小摊贩的东西，白坐车子，他都默默地掏出钱来还给摊贩和车夫，有的兵踢打卖花生的孩子，他上来劝解，却被平白无故地狠狠踢几脚。他剩下的零钱，都分文不剩地交给了哥哥、嫂嫂和舅舅。待他因为被踢害了痨病，以至去世以后，“他是一个不重要的军人，没有下半旗，也没有什么别的纪念，只从册上勾去他的名字。”然而冰心通过这个形象，却歌颂了那些朴实、憨厚、善良，心地纯正的劳动人民出身的士兵。
因为冰心十分喜爱象老兵、福和这样的兵士，她就不懂得为什么要把他们驱逐到战场上去互相厮杀。她希望人们之间互相友爱，不明白为什么同胞之间要互相杀戮。在小说《一篇小说的结局》里，她就通过一个士兵的口，倾诉了她本人对为什么要发生战争这件事情的迷惑不解：“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母亲。母亲啊！世界为什么要有战争？我们要爱国，为什么就要战争、就要杀人呢？母亲啊！”
《一篇小说的结局》可以算是一篇反战小说。这是她的一系列的反对军阀混战的作品中，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篇。但是该篇作品的构思方法与其他几篇略有不同，这次是由作品中的一位人物——年轻的女大学生葰如女士，在构思一篇反战小说，而不是由作家冰心自己来叙述故事。葰如笔下只有三个人物——一位在前线作战的儿子，一位在家中盼望儿子归来的老母亲，第三个人物是那个儿子的表兄，这位母亲的侄儿，他也正在前线作战。葰如女士笔下的故事极其简单：老母亲正在家中等待着即将归来的儿子，这是一间极为暖和的房间，母亲已为儿子准备好了又热又香的酒菜，她怀着一颗慈母的爱心，把这些酒菜盖好，静静地等候着儿子，时时摸一摸菜肴是否仍然温热。衣袋里装着的，是儿子半年多前的来信，这封信已经被母亲看烂了，背也背得出来。当门外终于响起了皮靴和腰刀的声音，老太太激动地站起来准备迎接儿子，走进来的，却不是儿子梦涛，而是侄儿希和，——原来她盼望已久的亲爱的儿子，已经被战争杀死了。儿子曾在写给母亲的那封信上，向母亲倾诉过这样的烦恼：“有两件事，我心中永远不至于模糊的，就是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母亲，母亲啊！世界为什么要有战争？我们要爱国，为什么就要战争就要杀人呢？母亲啊！”当葰如女士将这篇故事构思成为这种结局时，她自己也不禁十分吃惊了，因为她本想以大团圆的结局结尾，写成母子团聚的乐境的，但是却自然而然地写成了母子生离死别的悲剧，这是十分耐人寻味的，因为战争的残酷性就是如此。
在小说《鱼儿》里，冰心又通过对那位失去了右臂的老兵的同情，表现了自己对封建军阀混战的反感，当那位老兵告诉小说中的小姑娘——“我”，在一次海战中，两边都死了不少人，伤了不少人的情况后，“我凝望着他说，‘既是两边都受苦，你们为什么还要打仗？’他微微的叹息，过了一会说，‘哪里是我们？……是我们两边的舰长下的命令，我们不能不打，不能不开炮啊！’”这位被战争莫名其妙地夺去了右臂的人，“他自己受了伤了，尝了痛苦了，还要听从那不知所谓的命令，去开炮，也教给后来的人，怎样开炮；要叫敌人受伤，叫敌人受痛苦，死了，沉在海里了！——那边呢，也是这样。他们彼此遵守着那不知所谓的命令，做这样的工作！——”
冰心对那些为了一己的私利，而制造战争，盅惑人们互相残杀的封建军阀，充满了憎恨的感情；而对那些在混战之中受到伤害和遭遇痛苦的军人，则是充满了善意的同情。
她在《一个军官的笔记》里，构思了一个巧妙的故事：这个军官和他的亲爱的堂兄在战场上遇见了，各人在自己主子的统领下成了对立的双方，都糊里糊涂地负了伤，成了残废，然后又在医院里碰面了。“为谁牺牲？为谁奋勇？”“哪里是荣誉的军人，分明是军阀的走狗”。
这种反对战争，渴望和平的思想，也发展到了对于国际关系的看法上。在小说《国旗》里，她就借着描写两个小孩子（一个中国小孩子——是作品里的“我”的小弟弟，一个日本小孩子——是作品中的“我”的邻居）之间的纯真的友谊，表现了她的渴望和平的思想，并进而模模糊糊地表现了她的渴望世界大同的思想。这个“小弟弟”曾经有过一个德国小朋友杰蒙，但是他的二哥哥说中德是交战国，不许他和杰蒙玩；现在，这个“小弟弟”又有了一个日本小朋友武男，他的二哥哥又说不许他和武男玩，因为中国孩子要爱国，和日本孩子玩，中国同学要笑话，纯真的小弟弟就发表了一个令人惊奇的见解：“他也爱我们的国，我们也爱他们的国，不是更好么？各人爱各人的国，闹的朋友都好不成！我们索性都不要国了，大家合拢来做一国，再连上杰蒙……”当“小弟弟”举着中国的国旗，武男举着日本的国旗，两个可爱的小脸上都显现出黯寂可怜的神情时，作品中的“我”感到，正是这一小块用布制造的国旗，隔开了两个小朋友的天真的友谊。“这小小的巾儿，百千万面，帐幕般零零碎碎的隔开了世界上的，天真的，伟大的爱！人类呢，都蒙蔽在这百千万面的旗影里，昏天黑地的，过那无同情，不互助的生活！”
“我”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之下，让两个举着不同国旗的孩子，一块儿玩去，这两个旗子，“并在一处，幻成了一种新的和平的旗帜”。二哥哥终于承认了朋友的爱比国家的爱更深，而“我”则追求一种更为博大的境界：“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