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天下：张宏杰解读中国帝王》第2/34页
世界上其他统治者的权力都没有中国皇帝这样绝对、彻底、无所不及。与中国皇帝比起来，西方君主们的荣耀其实十分可疑。中国的皇帝头上只有一个虚幻的“天”，其他的一切都在他的脚下。而西方的君主头上顶着三座大山。
第一座大山是教皇。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曾在十一世纪命令道：“所有的君主都必须亲吻教皇的脚。”欧洲的君主登基之时，要向教皇行效忠之礼，然后由后者为他戴上王冠。在中国，皇帝既是“万民之君”，又是“伟大导师”；既是凡人，又是“天子”；既管理政务，又垄断意识形态——拥有“教化”百姓的天然权力。而在欧洲，国王和皇帝只能掌握有限的世俗权力，却无权染指臣民的精神世界，意识形态和教育是教士们的领地。
第二座大山是法律。在中国，皇帝的话就是法律，而欧洲人明确宣布：“国王在万人之上而在上帝和法律之下。”“国家本身并不能创造或制定法律，当然也不能够废除法律或违反法律。”因为法律的保护，一个穷人可以得意扬扬地宣布，他不欢迎国王进入他的房屋：“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第三座大山是贵族的约束。在中国，“君”与“臣”一个是天，一个是地，而英语里的“king”，除了“国王”之意外，还表示“大的”、“主要的”。事实上，英国的贵族一直认为国王是自己队伍中的一员、“贵族中的第一人”。国王本身不过是最大的贵族而已，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他与其他贵族主要是朋友关系。他的那些哥们儿一不高兴，就可以联合起来，把他推下王位，所以他不得不处处讨好他们，尽量考虑他们的利益。
欧洲国王权力的深度和广度都远不如中国皇帝，因此他们自然也远不如中国皇帝那样威风。1199年，理查德一世听说他的一个贵族的城堡里挖出一批古代金器，财政紧张的国王要求获得这份宝藏。然而，在英国，国王遭到了毫不留情的拒绝。国王恼羞成怒，和这个贵族兵戎相见，不料命丧敌手。
英国贵族就是这样经常拒绝国王命令的。“无地王”约翰对欧洲大陆垂涎三尺，打算出征法国，然而英格兰骑士对大陆战争不感兴趣，拒绝从命，约翰也无计可施。
五
不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表面上中国皇帝权力巨大、荣耀无比，实际上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一群人。有以下事实为证：第一，在中国社会中，皇帝的平均寿命最短、健康状态最差。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历代皇帝有确切生卒年月可考者共有209人。这209人，平均寿命仅为39.2岁。
有人指出，中国古代人口的平均寿命不过35岁，因此，皇帝的平均寿命并不低。可是，事实上，古代人均寿命之低主要是由于极高的初生儿死亡率造成的。如果去除这个因素，人口学家推算，中国古代人口的平均寿命可达57岁。众所周知，生下来就死掉的人不可能成为皇帝。因此，57减去39.2，中国皇帝的平均寿命比普通人要短近18岁。
除去非正常死亡因素，皇帝的健康水平低是造成皇帝整体寿命短的重要原因。宋明两代政治秩序较好，皇帝大都是善终而死，然而平均寿命仍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两宋18位皇帝，平均寿命44.6岁。明代16位皇帝，平均年龄42岁。在明代十六帝中，只有五个皇帝寿命高过均龄，其余十一帝皆低于均龄——从宣德帝到正德帝这祖孙五代人，竟然都在而立之年左右过世，其中的成化帝也仅仅是刚过了40岁。明光宗登上皇位仅一个月，只因为多幸了几个女人就撒手人寰，其身体的虚弱可想而知。
第二，皇帝群体中非正常死亡比率高。中国历代王朝，包括江山一统的大王朝和偏安一隅的小王朝，一共有帝王611人。其中，正常死亡的，也就是死于疾病或者衰老的，有339人；不得善终的，也就是非正常死亡的，有272人。非正常死亡率为44%，远高于其他社会群体。
第三，皇帝这个群体的整体生命质量较差、生存压力巨大，因此出现人格异常、心理变态甚至精神分裂的概率，较常人高许多。翻开“二十四史”的本纪部分，那些一开始使我们惊愕、恶心，后来使我们麻木、厌烦的发疯变态行为，实在是数不胜数。有近四分之一的帝王传记中，记录这些人有人格异常、心理变态甚至精神分裂的表现：南北朝时期，宋朝的第六位皇帝，前废帝刘子业，极为荒淫残暴。他讨厌功臣刘义恭，就“砍掉刘义恭肢体，剖开他的肚子，挑取他的眼睛，用蜜腌渍，谓之‘鬼目粽’”。他创办了独家的皇宫妓院，召集众多王妃、公主，令左右幸臣与她们当场开性派对。这些女子都是他的长辈或姐妹，稍有不从者，立即被杀掉，毫不手软。这个游戏玩腻了，他又叫宫女与猴、羊、马交配，他在一旁观察。他把叔父湘东王刘彧裸体养于坑中，要他从木槽取食，并称呼他为“猪王”。“尝以木槽盛饭，并杂食搅之，掘地为坑，实以泥水，裸彧内坑中，使以口就槽食之，用以欢矣。”
前废帝如此，后废帝有过之而无不及。后废帝刘昱凶暴异常，外出游玩，遇到挡路者，无论是人是畜，都命侍从格杀勿论，这使得都城建康，白天户户大门紧闭，道路绝迹。他命令身边侍卫随时手执针、锤、凿、锯等刑具，臣下稍有忤逆，就施以击脑袋、捶阴囊、剖腹心等酷刑，每天受刑者常有几十人，他以此为乐，一天不见有人流血就闷闷不乐。
这些行为无疑不能用“纨绔”定义，这两个人所患的是精神分裂症。
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患的是躁郁症：“或者数日不食，或者达旦不寐，追计平生成败得失，独语不止。疑群臣左右皆不可信，每百官奏事至前，追记其旧恶，辄杀之；其余或颜色变动，或鼻息不调，或步趋失节，或言辞差缪，皆以为怀恶在心，发形于外，往往以手击杀之，死者皆陈天安殿前。”意思是：他或者数日不食，或者数夜不睡，精神忧闷不安，有时一晚上自言自语，好像对身旁别人看不见的鬼物说话。他上朝时喜怒无常，追思朝臣旧恶前怨，大加杀害。见到大臣脸色有异，或呼吸不调，或言辞失措，就大叫而起，亲自殴打，将之击死在大殿之上，尸体都一字排开摆放于天安殿前。
还有人食欲异常。前面提到的“猪王”刘彧，后来侥幸活了下来并当了皇帝，史称宋明帝。此人习惯用暴饮暴食来缓解精神紧张。《宋书》记载，他吃用蜂蜜腌渍的鱁鮧，一次可以吃几升；吃烤猪肉，一次能吃两百块。
北齐文宣帝高洋的病状则是病理性激情。他怀疑其宠妃薛氏与大臣私通，亲自砍下薛氏的头，将之藏在怀中赴宴。酒席中，他拿出薛氏的头放在盘子里，在座众人大惊失色。他叫人取来薛氏的遗体，当众肢解，取出薛氏的髀骨，制成一把琵琶，边弹奏，边饮酒，边哭泣，叹息“佳人难再得”，伤痛不已。最后，他披头散发，哭着将薛氏下葬，用的是隆重的嫔妃之礼。
……
与这些变态行为相比，北齐后主高纬爱当乞丐，齐废帝东昏侯萧宝卷捕老鼠、睡懒觉、驱百姓，明代万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洪武皇帝滥杀功臣，嘉靖皇帝偏执，天启皇帝沉溺于木匠活儿，都算不上骇人听闻了。
第四，历代皇帝中，事业成功者，也就是说较好地履行了自己职责的只占一小部分，基本符合儒家道德规范的“圣君”更是凤毛麟角。为后世所纪念和景仰的历代成功帝王加起来不过十数名，而庸主、昏君、暴君则比比皆是，占到百分之九十还多。由于皇帝这个职业挑战性过大，这个阶层中的人，在工作中要体会成功感最难，体会到的挫折感却最多。大部分皇帝在这个职位上是“混”过一生的，因为他们的才能、精力、学识不足以统治如此复杂而辽阔的帝国。
六
权力过于巨大，是造成中国皇帝不幸的根本原因。皇帝是天下最自由的人，因为他的权力没有任何限制。皇帝又是天下最不自由的人，同样因为他的权力没有边界。
皇帝十分清楚他的一切都是来源于自己的权力。为了保持自己的至高尊荣，皇帝必须牢牢把握住权力，一丝一毫也不能放手。利益的焦点必然是力量的焦点。普天之下有多少精英人物在日夜垂涎、掂量、窥探、谋划着大位。为了让天下人成为自己的奴隶，皇帝自己成了权力的奴隶。他必须像爱护眼睛一样地爱护自己的权力，一分一秒也不能松懈。被剥夺权力的恐惧使皇帝常年神经高度紧张，甚至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呈现某种精神病态。朱元璋在写给自己继承人的《皇明祖训》中，就鲜明地表现了这种过度戒备心理。他说：凡帝王居安之时，应该常怀警备之心，日夜时刻不可松懈，这样才不至于被人所窥测，国必不失……每天都要当成是在战场上一样，白天注意观察周围人的言语举动，晚上要严密巡查，搞好宫内安全保障。即使是朝夕相见的心腹之人，也要提高警惕，所谓有备无患也。如果有机密之事要与亲信商量，需要屏退旁人，那么也不能令护卫们退得过远，最多十丈，不可再远……兵器、甲胄，不离左右，更要选择数匹良马，置于宫门及各处城门，鞍鞯俱全，以防意外……
为了保证自己的意志绝对畅通，为了保证自己对权力的独占，皇帝们一再地粉碎对皇权的任何威胁和挑战，同时也不得不把自己变成牛马，担负起沉重的工作负荷。在皇帝体制下，“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那些雄才大略的皇帝，每一个都不得不成为工作狂。秦始皇每天规定自己必须看完一百二十斤竹简文件才能休息。朱元璋说自己“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虑患防危，如履渊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犹恐不及”。据史书记载，洪武十八年（1385年）九月的八天之内，朱元璋阅读奏折1660件，处理国事3391件，平均每天要阅读奏折两百多件，处理国事四百多件！雍正皇帝在位期间，自诩“以勤先天下”，不巡幸，不游猎，日理政事，终年不息，在位十三年，写出了一千多万字的朱批。
康熙皇帝对历代帝王短寿有自己的解释。他在遗诏中曾深有感触地说：自古帝王多享年不永，书生们每每因此多有讥评。他们怎么知道，皇帝面对的政务之烦，使人不胜其劳。做大臣的，想做官就做官，不想做就不做，回家抱抱孙子，优游度日。皇帝就没有这样幸福。皇帝的重任不可以托付给旁人，所以舜帝直到死在苍梧时，禹帝直到死于会稽那一天，都没有享受过安宁的生活。当了皇帝，就没有退路，怎么敢奢想安逸？
除了劳累之外，皇帝的生活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刻板。
本来，世俗权力的巨大，已经令皇帝精疲力竭，可是传统文化对皇帝的要求还不止于此。为了给权力的暴力内核穿上一层华贵的外衣，皇帝无不把自己的地位与上天联系起来，编造种种光怪陆离的传说，声嘶力竭地宣扬和渲染自己的与众不同。开国皇帝通常都宣称自己是神龙怪兽与人的私生子，因此他和他的子孙生来具有神性。他们不仅要占领权力的最高点，也要占领道德的最高点，所以他们自称为“圣”。他们说：“德合天地者称帝，仁义合者称王。”按照“天理”，皇帝是上天在人世间的代表，据说“天生万民，本性中都有善质，而有未能善者。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中国是一个礼治社会，既然皇帝是天生圣人，是万民的老师，那么一举一动更应该体察天道，遵守礼仪，有章有法，完美无瑕，以为天下众人之表率，达到“一人正而天下正”的大好局面。因此，历代相积，一套建立在“礼法”之上的完整的“帝王守则”形成了，使帝王生活的，每一分钟无不处于规定之中。
我们以清代为例，观察一下皇帝是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套子当中的。清代祖制，每天早上五点左右，皇帝就必须起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是着衣。皇帝穿衣戴帽是不能由着自己喜好来的，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月份、不同的日子，甚至同一天的不同时辰，都有不同的衣物与之对应——皮、棉、夹、单、纱的各种质地以及式样、颜色、规格、文饰都有严格规定。
梳洗已毕，首先要做的事是“读‘实录’一卷”，也就是说要学习祖先的光辉事迹，背诵祖先的教导。
早上七点到上午九点半是皇帝吃早饭的时间。御膳的食谱每天由内务府大臣划定，每月集成一册。在做御膳时，内务府大臣还要负责监督，每道菜的配料都有规定，不许任意增减更换。皇帝就座后，传膳太监一声呼喊，饭菜鱼贯而入。试膳太监先查看每道饭菜中的试毒牌变色不变色，再亲口尝尝，然后皇帝才开始吃。每种菜最多只能吃三口。
然后是处理政务，即御门听政。皇帝端坐于乾清门，整个听政过程有着严格的礼仪规范要求：文武百官从景运门入，在门下广场排班。奏事开始，大臣从东阶上门，列跪，尚书居前，侍郎位其后，陪奏的官属又在其后。尚书一人手捧折匣折旋而进，至本案前垫上北面跪，将疏折匣恭放于本案上，然后起立，趋至东楹，入班首跪，口奏某事几件。每奏一事，皇帝即降旨，宣布处理意见，大学士、学士承旨。事毕，大学士、学士起立，从东阶下，记注官从西阶下，皇帝起驾还宫。
每天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两点半，是皇帝休息、吃午饭的时间。根据《国朝宫室》记载，皇帝一般在每天下午一两点时吃午饭，然后批阅各部和地方大员的奏章，接着就开始学习。
在下午两点半到五点这段时间里面，皇帝除了办公以外，还要看书、学习。
晚上七点到九点，皇帝要祀拜神灵，到各殿神佛前拈香，然后上床睡觉。按照规矩，皇帝平时不能到妃嫔宫里过夜。皇帝如果想要哪位妃嫔来陪他睡觉，只能把她们召到皇帝的寝宫里来，叫做“召幸”——由太监把被传的妃子用一条大被裹好，送到皇帝寝宫。妃子必须从皇帝的被脚爬入，开始被“幸”，“幸”到规定时间，窗外太监就一声呼喊：“皇上节劳。”于是皇帝翻身下来，太监再把妃子包好送走。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天天如此。
因此，中国的皇帝，说容易，任何昏庸白痴都可以凭血统登上帝位；要说难，传统文化中对帝王的要求也是至难、至险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对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类精力过人、意志超群的超级皇帝来说，权力都令他们不堪重负，更何况那些远不如他们坚强的后代。那些精明巧诈的定制之君没有想到，他们制定的帝王标准，给自己那些平庸的后代带来多少痛苦和折磨。
中国王朝存在着一条铁律：那些艰难创业的开国帝王往往性格坚毅、精力旺盛，而继他之后登上皇位的人往往是一蟹不如一蟹。这是中国皇族特殊的成长环境造成的。
在传统中国，人们往往把物质享受作为衡量幸福的唯一标准，把无条件地顺从、宠爱、谄媚作为对待皇子的不变态度。一生下来，皇子就处于太监奴仆的包围之下，众星捧月之中，每有所需就立即要求满足，缺乏等待和延后满足的能力。这极容易导致皇子人格的不成熟。而“捧在手里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的过度关照，又往往使皇子身体过于孱弱。与此同时，由于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国家对皇子的期望值很高，对他们的教育看得很重，历代宫廷都制定了严格的学习制度。一方面是后宫的为所欲为、骄纵无度，另一方面是书房的规矩严厉、任务沉重，这就很容易造成皇子厌学、逃学，甚至形成种种心理隐患，导致人格分裂。
明代中后期诸帝，不学无术者极多，有的皇帝干脆就是半文盲。清代的同治皇帝，也是厌学的典型。由于咸丰和慈禧只有这一个儿子，宠爱过度，导致其上了十多年学，到了十七八岁的时候，“折奏未能读”，连“在内背《大学》皆不能熟”。人格分裂的典型则是那个因为“日表英奇、天姿粹美”而在两岁时就被康熙立为太子的胤礽。他本来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智力超群，仪表不凡，可是，由于长期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使他的性格严重畸形。在皇帝面前，他表现得举止大方、处事有法。皇帝一转身，他就露出完全不同的另一副面孔：他赋性奢侈，大手大脚，索求无度；他骄横暴虐，为所欲为，甚至任意殴打郡王、贝勒、公爵；他胆大包天，又缺乏自制力，竟然派人拦截外藩进贡的使臣，夺取进贡给皇帝的马匹。终于，康熙忍无可忍，不得不将其废掉。
在这种特殊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皇位继承人很容易出现种种心理和性格问题，最常见的是意志软弱、自制力差。另外，养在深宫之中、出自妇人之手，皇子难有接触社会、了解民生的机会，也培养不起实际的执政经验。因此，大部分继位的君主，缺乏治国所需的能力。
一方面是能力低下，另一方面是要求极高；一方面是如此森严的规矩，另一方面又是皇帝手中实际上无所不能的权力。因此，历代皇帝中能够严格要求自己执行皇帝守则的自然是凤毛麟角。权力这副铠甲本来是为了保障皇帝享受的，可是在大多数时候，皇帝使出全力，也担负不住这具厚厚的铠甲，他们的生存因此就变成了权力重压下的挣扎，显得十分可怜。
在阅读中国历史的时候，一个令人不解的现象是：为什么沉溺于酒色的皇帝那么多？人生的乐趣那么多，特别是皇帝富有四海，可以做的事那么多，可以经历的人生那么丰富，为什么那么多皇帝都像乍富的大款一样不开眼，一门心思赖在酒桌和床上？酒色确实有其有趣之处，但也不至于好玩到让人丧命的程度。道理其实很简单，这是一种逃避。权力的沉重和规矩的森严使他们无力承受，而祖先的期望、臣民的指责、自己体内的“超我”使他们荒嬉政务、尽求享乐时，不能不产生深深的负罪感、无能感、自卑感，不能不自暴自弃。酒和色不过是他们的逃身之所罢了。准确地说，沉溺于酒色的昏君实际上都是“酒精”或者“性”的依赖症患者。
相比之下，西方国王的政务则相当轻松，因为国家面积小、事务少，更重要的是，执政者权力的范围和深度远不能和中国相比。所以英王国的政府机构十分简单，一直到十三世纪，才形成了三个部门：一是财务署，负责收税；二是最高法院；三是内务部，负责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由于国家主要是在法律的约束之下运转，所以国王对国事用不着事必躬亲。亨利二世在位34年，有21年生活在法国，但英国的社会秩序相当良好。在西方，国王每天只用很少的时间就可以处理完自己分内的工作，剩下大把时间，可以用来举办宴会和舞会，理直气壮地玩。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四每周至少打猎两次，“寝宫之夜”娱乐晚会则每周举行三次。“寝宫之夜”自晚上七点到十点进行，“娱乐项目多种多样：赌博、台球、跳舞，有时还有演出。各种酒菜台子都摆了起来。各种糕点、冰激凌等随时可用，各种饮料随时可取”。“路易十四显得和蔼可亲。在走到牌桌时他不让别人起身相迎，他彬彬有礼地同每个人打招呼。”
七
虽然皇帝生涯如此险恶，可是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做过皇帝梦。孙中山曾言“四万万人都想当皇帝”。“中国向来没有为平等自由起过战争，几千年来历史上的战争，都是大家要争皇帝。”
确实，中国的皇位对没当过皇帝的人来讲是太诱人了。它有两种神奇的品质：一是法力无边，一瞬间就可以使人成为上帝，可以满足人这种生物的一切生理欲望和尘世梦想；二是流动性强，可以用枪杆子去夺。由此导致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对皇位的争夺如同中国这样频繁、惨烈、代价巨大。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精英的全部焦虑都集中在两点：如何保住皇位与如何夺取皇位。这两种努力都使中国社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并造成了皇帝非正常死亡率居高不下。
改朝换代这一历史现象鲜明地表现出中国人源远流长的“自由、平等、竞争”意识。中国式的皇位竞争不分贵贱，不论种族，完全是开放式的，费厄泼赖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之类的民谚深入人心，乞丐、流民、士兵、权臣、异族，皇位面前，人人平等，谁都有机会成为“太祖高皇帝”。由于这个“家业”实在过于具有诱惑力，也由于竞争门槛很低，所以几千年来，无数男人投入到竞争中。因此，中国皇位就具有了某种彩票性质。这张彩票，价值与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中奖率为一比全国总人数的一半（因为除了武则天，尚没有第二个女人对开国之君的称号感过兴趣）。这是一场多么惊险刺激诱人的博彩活动啊！自从秦始皇发明这张彩票以来，无数中国人就如痴如狂地投入到这场巨大的赌博中来。自秦始皇到溥仪，两千年间，如果按粗略的直线数下来，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二十六次改朝换代，平均每个朝代的统治不足百年。为了这个皇位，中国大地上无数次烽烟四起，流血漂杵，白骨成堆。那些顶级男人，提着头颅，以全族人的身家性命为赌注，进行着一次又一次声势浩大的赌博。
中国的皇位虽然对所有人开放，但是角斗场是封闭的，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皇帝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在东亚这块相对封闭的大陆上，失败者无路可逃，每一个走进角斗场的人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不是成功，就是成仁。因此，中国政治家在斗争中显得分外残酷、彻底，他们的信条是政治斗争必须心狠手辣、斩尽杀绝，对对手不抱任何幻想，绝不给对手一点翻盘的机会。因此，与每个王朝辉煌的开始相对照的，都是其腥风血雨的结束。每一代新的统治者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把前代王朝的后代斩草除根。中国历朝末代皇帝的命运都无比悲惨。有的逃到天涯海角甚至海外仍不免一死，如南宋末帝和南明永历帝。有的老老实实交出权力仍不免被以各种借口暗杀，如晋代末帝司马德文、刘宋末帝刘凖、萧齐逊帝萧宝融、萧梁末帝萧方智、南唐后主李煜……死到临头，这些不幸的人一再悲叹：“愿生生世世，再不生帝王家！”
环顾全球，像中国人这样热衷于皇位赌博的似乎不多。以我们的近邻韩国和日本为例，日本是所谓万年一系，自从有天皇以来，就没有他人染指；而自唐亡之后，中国历经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南宋、辽、金、元、明、清十多个王朝，而邻国朝鲜只经历了高丽和李朝两个王朝。
大陆另一端，人们的观念则要保守落后得多。欧洲人认为，王位必须由有国王血统的人继承。欧洲的几十顶王冠，一直是在天潢贵胄间传来传去，还从没有出现过哪个泥腿子揭竿而起、开朝立基的壮举。在英国历史上，虽然为了王位也曾多次展开过连绵的战争，但是战争的双方都是法律意义上有权继承者。另外，西方王位的产生，除了战争和继承以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种途径，那就是选举。在议会出现前，英国存在着由贵族、教士和高官组成的“贤人会议”（Witenagemot）。这个会议的明确职责之一就是选举或者罢黜国王。当国王的继承人选出现争议时，这个会议便会从候选人中选出他们认为最合适的一个。英国从899年到1016年间的十位国王中，仅有三位是仅凭血缘关系即位的，其他七位都是由贤人会议推荐的与国王血缘关系较近的贵族，由绝嗣的在任国王赐予王位继承权。因此，一位大主教曾经说过，正如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英国的君主实际上不是世袭的，而是选出来的。
西罗马立国近千年，拜占庭帝国享国近千年。再看地球另一端的英国，自1028年威廉一世诺曼征服后至今，一共出现了41位国王，都是威廉一世的后人。从不严格的意义上说，英国王位，也可以说是千年一系了。只不过英国的王位继承不是中国式的严格的父死子继，而是同时会考虑父死女继承、兄死弟继（包括堂兄弟）、祖父死外孙（女）继，等等继承方式。英国共经历了九个王朝，然而，王朝更替大多是由于上一个王朝的末代国王绝嗣，由亲戚入继大统，导致改朝换代。欧洲其他国家的王朝更替，也都属此种情况。
在中国，即使在同一个王朝内部，围绕着皇位，也没有一天停止过阴谋、叛变和杀戮。没有哪一个皇位像中国的龙椅这样染了这么多的鲜血。中国人围绕权力所表现出来的非人性程度达到了人类史上的极限。父子相残、母子相残、兄弟相残、夫妻相残，凡是人类所能想象的最残酷的、最反人性的场景在皇宫之中都发生过了。秦始皇的儿子胡亥篡夺了皇位之后，为了消除其他继承人对自己的威胁，将自己的十八个兄弟和堂兄弟斩首，并且把十位心怀不满的姊妹统统车裂而死，另外还迫令十五人自杀。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去世前，为了防止继承人的母亲干预朝政，杀掉了自己心爱的妃子。这一举动被后世政治家认为是高瞻远瞩的大手笔，以至于北魏时期，后宫明文规定：“子为储君，母当赐死。”后宫嫔妃因此祈祷上苍，万万别生儿子。这一制度性的规定，比起那些纯粹基于兽性而制造的骨肉相残，尚属仁慈。公元358年，后赵皇帝石虎将试图篡位的儿子石宣捉住后，用铁环穿起他的下巴，拴在柱子上，然后命人抬来喂猪的槽子，倒入残渣剩饭，让他像牲口那样去舔着吃。这样折磨一段时间之后，又一根根拔光他的头发，割断他的舌头，砍断他的手脚，挖出他的眼睛，剖开他的肚子，最后把他吊到柴堆上，烧成灰烬。虽然石宣五岁的幼子颇得石虎疼爱，平时祖孙朝夕不离，但此时也被石虎命令拉出去砍了。当刽子手来行刑时，小孙子拉住石虎的衣服不肯放手，最后把衣带都拉断了。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一边来到李渊面前承认错误，“跪而吮上乳，号恸久之”，一边命人立刻去杀掉他的十个侄子，“建成子安陆王承道、河东王承德、武安王承训、汝南王承明、钜鹿王承义、元吉子梁郡王承业、渔阳王承鸾、普安王承奖、江夏王承裕、义阳王承度，皆坐诛”。这样的自相残杀，无朝无代无之。
相比之下，西方的统治者在王位之争中却表现出了让中国政治家瞧不起的软弱性、糊涂性和不彻底性。他们根本不懂“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的真理，在他们的政治斗争中，充满了宋襄公的那种“蠢猪式的仁义”。在中国人看来，他们的王位之争有时候简直像小孩子过家家。
1135年，亨利一世去世，他的外孙亨利二世和外甥斯蒂芬都认为自己有权继承英国王位，斯蒂芬抢先一步登上了王位，亨利二世不服，从此领兵前来争夺王位。在第一次王位争夺战中，年仅十四岁的亨利二世经验不足，准备不充分，还没开战，军队就没有粮饷了。饥饿、困窘之下，他居然向敌人斯蒂芬请求支援。而斯蒂芬呢，居然慷慨解囊，借钱让亨利二世把饥饿的雇佣军打发回家，第一次战争就这样可笑地不了了之。
数年之后，亨利羽翼已丰，卷土重来，双方再次展开大战，这次亨利很快取得胜利，斯蒂芬俯首投降。然而，双方谈判后达成的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双方约定，斯蒂芬继续做英国国王，不过宣布亨利二世为他的继承人，一旦百年之后，由亨利二世登基。
另一场王位争夺的结局更富于戏剧性。英国爱德华三世的两个儿子兰开斯特公爵和约克公爵的后代都对英国王位产生了兴趣，两个家族各拉一批贵族，发动了内战。因为兰开斯特家族的族徽是红玫瑰，约克家族的族徽是白玫瑰，所以这场战争被称为“玫瑰战争”。战争的结局是不打不成交，两大家族在战争中打出了感情，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七世娶了约克家族的伊丽莎白，宣布约克和兰开斯特两大家族合并，结束了“玫瑰战争”，也结束了兰开斯特和约克王朝，开创了都铎王朝。
虽然西方的权力争夺中也不乏残忍和血腥，但较之中国式的残酷，究竟不可同日而语。毕竟，在西方，得到了王位并不意味着得到了一切，丢掉了王位也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失去一切，人们不会像东方人一样不顾一切，偏执而疯狂。欧洲政治中有一个传统，那就是做过国王的人即使被从王位上推下来，也会受到必要的礼遇。这是骑士精神的表现之一——同情弱者，对失败者宽宏大量。因此，欧洲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鲜有被处死的例子。在那个时代，人们无法容忍一个国王杀掉另一个国王。他们不是不知道养虎为患的道理，却宁肯承受失败者卷土重来的后果，也不愿破坏自己的骑士风度。1688年，威廉三世征讨英国，从自己岳父詹姆斯二世手中夺取了王位。之后他网开一面，故意在囚禁岳父的城堡前的大海上不设防备，让他顺利乘船逃到法国。第二年，他的岳父就组织了一支精良的雇佣军在爱尔兰登陆。威廉三世不得不从英法战争中腾出手来对付卷土重来的岳父，虽然最后将詹姆斯赶回了法国，却因此在英法战争中失利。不过，似乎没有人因此而批评威廉的不智。
腥风血雨的政治斗争，不但造成了大量中国皇帝的非正常死亡，也是造成许多皇帝疯狂变态的重要原因。中国南北朝时期及五代时期，帝王患精神病或心理异常的比率分外高，这与这个时段异常激烈和残酷的皇位竞争密切相关。这个时代的皇帝所处多是势力交集之地，各方势力把他如同五马分尸一般拉向各个方向，在他的生命中有着太多的矛盾、取舍、焦虑和不如意。
金朝第三代皇帝熙宗完颜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早年是一个聪明善良、胸怀大志的人，很重亲情，对宗室亲王十分优待。他“颇读《尚书》《论语》及《五代》《辽史》诸书，或以夜继焉”，追慕唐太宗之政，曾立志成为治世明君。然而，在做了几年皇帝之后，他却变成了一个终日酗酒、动辄杀人的暴君，“屡杀宗室”、“屡杀大臣”、“迭兴大狱”。皇统九年（1149年）仅一个月之内，就他杀皇后裴满氏、德妃乌古论氏及夹古氏、张氏与妃裴满氏等一后四妃，显得异常残酷。“纵酒酗怒，手刃杀人”更是常事，喝醉之后，他命令大臣跪在身边，亲手举刀将其头砍下来。群臣震恐，皇统九年十二月，数名宗室重臣合谋将熙宗刺死。
帝王生涯中遇到的太多挫折、打击、不如意是熙宗精神变态的主要原因。他十七岁继位是贵族拥立的结果，在帝王生涯的前数年内，朝中重臣专权，处处受权臣掣肘，令他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在朝中连绵数年的残酷政治斗争中，他的众多亲族都在相互仇杀中惨死，使他十分苦闷。特别让他无法承受的是，那些诛杀他的亲叔、堂叔、叔祖的诏书，都是在权臣的胁迫下由他亲自签署的，这对他造成了严重的刺激，使他开始酗酒。压断他神经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他未能保护自己十分信任的大臣宇文虚中，在宇文虚中被处死后十个月，他初次显示出精神异常。其时他宴请大臣，“酌酒赐元，元不能饮，上怒，仗剑逼之，元逃去。命左丞宗宪召元，宗宪与元俱去，上益怒，是时户部尚书宗礼在侧，使之跪，手杀之”。
在此之后，长期酗酒的熙宗更是时常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由原来温文尔雅的书生皇帝一变而为杀人狂，终于在三十一岁的盛年死于非命。可以说，金熙宗是帝王中因为政治斗争导致心理变态的典型标本。
八
中国皇帝制度和西方君主制度的最后一点不同是，中国皇帝制度确立之后，皇帝的权力在历史上呈逐渐扩张之势，而英国国王的权势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渐减少。换句话说，在中国，是统治者日益把民众关进越来越严密的笼子，而在英国，是民众逐步把国王装进了笼子。
自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以后，中国的专制统治方式从粗放简单发展到精密深刻，统治层面从控制人的身体逐步发展到控制人的精神，皇帝与臣民的关系越拉越远，民众奴化的程度越来越深。
自秦朝到西汉，丞相入朝之时，皇帝会起立欢迎；从东汉至宋初，宰相可以在皇帝面前坐而论道；宋朝初年之后，宰臣在皇帝面前不再有座位，但还可以站在皇帝面前说话；而到了明清两朝，不论哪个大臣，在皇帝面前都必须跪着说话了。宫廷礼仪的这种演变，简洁地反映出皇权日盛、臣权日衰的演变过程。
宋代以前，中国还没有文字狱的说法；明代以前，中国专制统治虽然严密，但是毕竟还有一些权力管不到的地方。士人们不满朝政，可以挂冠而去，隐居山林。而到了明代，不愿当官居然成为被皇帝杀头的理由。及至清代，人们的私人日记和通信都成了被判罪的理由，文字狱使得所有大清臣民噤口不言。
而在英国，虽然国王与贵族的斗争出现多次反复，但总的趋势是专制王权日益削弱，贵族和民众的权利日益伸张，最终导致了君主立宪制的形成。英国人很早就意识到，不受约束的专制权力必然给国家带来动荡和祸乱，所以贵族总是不失时机地趁国王处于软弱状态时，把一道道绳索套到他的头上。从《大宪章》到《默顿法规》，再到《牛津条例》，英国人根据形势的需要，一步步缩小国王的权力范围，直至内阁制度成熟，王权对国家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时，通过君主立宪制，把国王架空起来。因此，英国国王权力范围的变化史，也就是英国保守主义自由民主的发展史。
随着皇帝制度对社会控制得越来越严密，它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也越来越严重。它通过空前严密而有效的专制体制抑制了社会活力，束缚了人民的创造力。在皇帝制度出现后的两千年间，中国社会万马齐喑、死气沉沉，再没有出现一个可与先秦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社会制度也没有出现一次大的创新和变革。中国人一直在“做稳了奴隶”和“求做奴隶而不得”的了无新意的一治一乱中挣扎，“奴隶性格”和“专制性格”日益发展成民族性格中相辅相成的两个突出特征。正如同狮子和绵羊分别代表“勇气”和“懦弱”一样，近代以来，“中国”和“西方”在世界范围的语境中通常被用来指代专制和民主。
在西方思想家看来，古代中国无疑是世界上最专制的国家。每一个近距离接触到中国文化的西方人，首先闻到的都是刺鼻的、浸透了中国社会每一个细胞的专制主义气息。那些最早对中国文化进行观察的西方思想家，无不为他们所看到的情景切齿扼腕，视之为人类精神史上独一无二的惨状。黑格尔认为，中国的民族精神，本质上是一种东方特有的专制与奴役精神，“只有服从与奴役，没有精神的独立与主体意识的自由”。孟德斯鸠则说，统治中国的“原则是恐怖”。他用语极端而刻薄，然而令人绝望的是，这种推向了极端的判断今天回头看来仍然基本正确：“在那个地方的一切历史里，是连一段表现自由精神的记录都不可能找到的。那里，除了极端的奴役之外，我们将永远看不见任何其他东西。”
当文化中国在与西方的迎头撞击中头破血流、遍体鳞伤之后，中国的思想者也开始对传统文化痛切反思。一百六十年来，思想家达成共识，专制主义是中国一切文化病象的罪魁祸首，也是最难医治的文化病根；是它束缚和压制着中国人不能发展成“完全的人”，是它导致了中国人国民性中的“守旧症”、“非我症”、“不合作症”、“麻痹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