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PA中学管理》第43/45页



2.我国人口素质

在"控制人口数量"的观念深入人心的同时,"提高人口素质"的意识也正在逐步生成。我国人口素质现状令人担忧,隐患颇多,突出表现为:遗传病和遗传病患者多;痴呆症、畸形儿多;残疾人多。现在我国约有4.2亿人口在碘缺乏地区,是世界上碘缺乏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占世界碘缺乏病区人口的40%。还有,文盲、半文盲人口多。1990年至1995年,全国15岁及以上的文盲、半文盲人口减少了3618万人,但尚有1.45亿人。

"人口素质"一直是中国人口研究领域一个不可分割的方面。早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近代人口研究先驱之一陈达先生就明确提出了要从优生和教育两个方面"改善人口的素质"。50年代,马寅初先生在著名的《新人口论》中指出:"我国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之间不相称,几乎无人不知。"并认为:"必须大力提高人口质量,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知识水平。"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沉寂多年的人口学研究重新蓬勃起来,并在较短的时间内有了长足的发展。对"人口素质问题"的研究有了空前拓展。

人口素质是反映一定时空条件下人口总体质量的规定『性』的一个综合范畴,是对人口多方面的规定『性』的普遍概括和总结,所体现的是人口总体所具有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简而言之,是体能和智能的集合。基于这种最简单,也是最本质的规定,将人口素质的外延划分为新的三要。通观国内学者的有关论述,"人口质量"和"人口素质"通常被认为是两个并无本质区别而只是表述不同的概念,在使用频率上,似乎后者高些。但从严格的意义讲,两者也有些细微的差别,这就是所谓人口质量是相对人口数量而言的,而人口素质是指人口质量的方面,健康方面和文化教育方面。

素质,即人口的身体素质、智力素质和非智力素质。具体看,身体素质是指生理健康状况,如体力、体能、体态和静力等方面。若将广义心理素质加以分解,那么一般来讲,直接参与认识过程的心理因素是智力因素,不直接参与认识过程的心理因素为非智力因素。智力素质由观察力、记忆力、思维力、想象力、『操』作力等基本能力构成;而非智力素质则包括动能心素和复合心素,动能心素由需求、情感、动机、注意四种品质构成,复合心素则包括了意志、气质、审美、社交等诸多品质。如果说身体素质反映的是人口的体能,那么心理素质反映的就是人口的智能。

3.计划生育政策

『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管理人口和计划生育遵循的原则是:

(1)坚持控制人口增长的原则。控制人口增长的根本途径是控制生育。

(2)坚持优生、优育原则。优生、优育是生育身心健康的儿童,使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优生、优育、优教是提高人口素质的先决条件。

(3)坚持法治原则。在控制人口增长与计划生育管理上坚持依法办事,严格执法。

『政府』管理人口和计划生育的内容如下:

(1)『政府』根据党和国家有关计划生育的方针,制定计划生育的政策、法规。制订人口控制的措施和办法。编制人口发展和长期、中期、年度计划;

(2)组织开展计划生育宣传教育,普及人口和计划生育的科学知识,培训计划生育干部。提高计划生育工作者的思想素质和技术水平;

(3)有组织的扶植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推广,负责对计划生育科技成果和引进节育优生新技术项目进行鉴定、论证和推广应用;

(4)监督和检查人口落实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计划生育的有效措施,处理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行为,检查计划生育经费的使用情况;

(5)实施计划生育服务工作的综合管理.指导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的业务建设,指导各计划生育系统的精神文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六、环境保护政策

1.我国环境保护基本国策

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重申了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环保大会的《人类环境宣言》精神,进一步认识到地球的整体『性』和相互依存『性』,并认识到"可持续发展"对于建立新的、公平的全球伙伴关系的极端重要『性』。这次大会的最大成果是形成了全球发展和开展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的战略『性』框架文件,即《21世纪议程》。

中国『政府』对此作出了最为迅速的反应,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在1992年开始起草《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对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并于1994年由国务院讨论通过。这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编制国别"21世纪议程"的国家。在白皮书中,中国正式把可持续战略列为国家发展战略。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五中全会决定1996-2010年将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保护环境和改善环境走"持续发展"之路。凡此种种,都表明中国『政府』正以坚定的决心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突出地强调了"发展"的重要『性』。《中国21世纪议程》明确宣布,中国今后的发展将不只是经济的发展,而是要走一条人口、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在通过《议程》的同时,国务院还成立了相应的管理机构,即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为了落实21世纪议程,1995年以来还先后推出《中国环境保护21世纪议程》和《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目前,中国很多省、自治区结合各自的情况推出了本省的21世纪议程,建立了自己的管理机构。可持续发展作为中国发展的一个重大的战略,正在有条不紊地加以落实。

2.调整产业结构的工业发展政策

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必须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来大力发展质量效益型、资源节约型的产业,特别是要注重推广应用无害技术产业。中国传统的工业发展模式尤其是一些乡镇企业的发展对环境污染产生了很严重的后果,乡镇企业的污物排放量已占全国污物排放总量的30%,造成污染向农村蔓延。

中国要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就必须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来努力减少经济发展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和对环境的严重污染,从而走一条生态代价最小的经济发展新路子。这样,对那些能耗高、效益差、污染重的企业,就必须实行关、停、并、转的政策,对那些长期积压滞销、消耗过高。质量低劣、环境污染的产品,就必须实行限产和转产的政策。这是从源头上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办法。

以淮河流域为例,淮河流域近50%的河段已经失去了使用价值,11万多人口饮水困难。这种状况与该流域地区大量地发展所谓的乡镇企业是有关的。淮河上游有小造纸厂400-500个,生产能力一般都在0.5万-1万吨以下。按照轻工总会的产业政策,1.7万吨为规模经济的标准,下大决心分批把1.7万吨以下的小造纸厂全部关闭,这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尽管小造纸厂占全国总数的40%,尽管上大规模的造纸厂需要100多亿元的投资,也要一改治不了污染而收取排污费的不良机制。

无论是产业结构的调整,还是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率,都必须依托技术进步。科技进步是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关键。在建国以来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采取的是二条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传统的发展模式只注重数量和速度而不考虑资源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因此就决定了它必然是一种依赖于外延扩大的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和低效率的增长方式。

中国工业物耗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64.9%上升到1985年的67.4%,1989年进一步上升到71.7%,与发达国家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据90年代前期的统计,中国能源的利用率仅为30%,而一般工业化国家在50%以上。中国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能耗是日本的6倍,美国的3倍。

3.推广生态农业政策

农业土壤和森林植被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植树造林、加强土地和森林资源保护,改变目前中国农田土壤贫瘠化和森林覆盖率过低的状况,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在很长时期里,中国一直实行"以粮为纲"的农业政策,这一政策往往又伴随着落后的农耕方式,因此可以说,尽管在建国后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环境问题还只是局部『性』的,但水土流失和土壤侵蚀问题却因这样的政策和这样的方式而始终存在。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里,中国强调数量和追求产值的工业化道路亦即片面强调"以粮为纲",不惜牺牲林业、牧业和渔业为代价发展单一粮食生产的农业发展道路把中国引向了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的误区。这种农业政策带来了毁林、毁牧、围湖造田、搞人造平原等等不合理的行为,从而严重破坏了农、林、牧、渔彼此之间相互依存的生态平衡。

因此,大力推广植树造林,推广生态农业,是解决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到目前为止的10多年来,中国大力开展植树造林,仅三北防护工程就使4万多平方公里的荒沙变成了绿『色』林地,1100多万公顷的农田得到了保护。这是中国的环境保护政策和环境治理计划能最终得以实现的一个可靠保证。在经济增长的未来15年,如果方向正确,措施得力,环境保护的目标是能够实现的。

七、科技政策

1.历史回顾

新中国刚成立时,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几乎是空白。工业技术相当陈旧,农业生产主要依靠传统的经验和落后的手工『操』作。在百废待兴、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人民『政府』用了很大的精力关注科技事业的发展。建国之初的国家根本大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与发明,普及科学知识。"1949年11月,在过去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调集了一批优秀科学家充实科研队伍。各产业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也相继建立了一批科研机构。到1955年,全国科技人员已有40多万人;科技研究机构已发展到840多个,科学技术工作已初具规模。1956年初,随着国民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总理在会议的讲话中全面阐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指明了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号召全国人民"向科学进军"。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也是建国后中央『政府』确定的第一个全局『性』科技方针。

1961年,中央『政府』在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同时也调整了科技工作。国家科委和中科院领导在广泛征求科技界的意见的基础上,共同制定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的14条意见》(简称"科研14条")。这个条例总结了新中国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经验教训,在清理"反右"以来科技战线各种"左"的思想和表现的基础上,对知识分子政策和科技政策问题作了新的规定和澄清,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提出了科研的根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

在十年动『乱』中,广大科技人员对极左势力的种种倒行逆施进行了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抵制和斗争,并在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必要的工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进行了大量工作,尽力保护我国的科技事业。1970年,周恩来总理作出了"要把科学研究往高里提"的指示。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对科技工作开始进行整顿,并指出"科研工作要走在生产建设前面"。中国科学院开展整顿工作后向中共中央写了《汇报提纲》,对科技战线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需要采取的政策措施,提出了切中时弊的分析和建议。但是这个可喜的转折瞬间又被极左势力掀起的"批判右倾翻案风"所阻遏,整个整顿工作被迫停顿。

2.科技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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