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成吉思汗》第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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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成吉思汗》
作者：提姆・谢韦仑
内容简介： 骑马横越蒙古大草原:$成吉思汗,意为“世界的统治者”,即铁木真,蒙古开国君主。他坚毅勇敢,骁勇善战,长于谋略,统一蒙古各部,率子孙们南征北战,东征西伐,征服了当时所知世界的三分之二的领土,建立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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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第一章 马 年
黄道吉日出发
自白马年马月的黑马日银马时这一刻，我和保罗及六个蒙古人一起出发了。照西方人的说法，我们的出发时间是1990年7月16日，蒙古中央时间下午2点到3点之间。出发的时间不是该科学、精确点吗？照道理说，我们在定好计划和出发之间，不应该保留宽裕的时间，选择与训练马匹，让我们跟这批牲口相互适应一下吗？我们有一些陌生的设备、新帐棚、特殊的古式马鞍，不应该实地测试一下吗？我们不应该早点上路，才能在严冬来临前结束旅程吗？
但是，我的蒙古朋友却不这么想。“我们什么时候启程？”六个月前，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ulaan baatar），我这么问我的朋友阿乌博德。他是一个记者，阿乌博德这个名字在蒙古文里是“真钢”的意思。“真钢”打开他的日记，我发现他的日记里并列有罗马日历和中国的阴历纪年。他飞快地翻着书页，伸出一根指头，好像很随意地点到一个日期。“就这天吧。”他宣布，“这是好日子――7月16日。”我实在不敢质疑他的择日方法，更希望他不要从我的声音里，听出任何一丝的疑虑。理论上，我们的行程是由阿乌博德负责安排的。日期定了，总算能让我安心点。“这就搞定了。”透过翻译，我小心翼翼地说，避免造成任何误解。“既然出发的时间订在7月16日，那么，我会在出发前回到蒙古来，确认最后的准备工作是否就绪。”翻译把我的话译完之后，我发现我好像说错了什么，因为阿乌博德的屁股在椅上不安地挪了挪。“这个嘛……”他有点不好意思，“这么说好了，我们可能会在7月16号出发。”他注意到我逐渐阴沉的表情。“你知道吗？我们蒙古人相信，骑马出远门，说准日期不大吉利。真的，订得一清二楚，会倒霉的。”我这才明白，这次远征跟我以前的旅行经历，一定迥然不同。
我曾经骑摩托车追寻马可波罗（marco polo）的足迹；乘着复制的中古皮舟横越北大西洋，以便弄清楚爱尔兰修士圣布伦丹（st. brendan）之流，是怎么在哥伦布发现美洲的一千年前横越北大西洋的。我也曾经仿造了一艘8世纪的阿拉伯商船，从马斯喀特（muscat）航行到中国，目的是确认传说中的“辛巴达奇航记”到底有几分真实『性』。此外，还带头建造一艘青铜器时代的二十桨平底帆船（galley），沿着爱琴海驶到黑海，追寻杰森和阿尔戈船英雄（jason and the argonauts）与尤利西斯（ulyssess）的漂泊航线。我最近一次的骑马旅行经历与计划中的蒙古探险有些关系，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如此。两年前，我根据第一次十字军的前进路线，踩着中古时代军人、平民、『妇』孺的足迹，从比利时的城堡一直走到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holy sepulcher），旅程全都在马背上度过，路程长达两千五百英里。然而我事前一手策划这整趟十字军旅程，缜密设想过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精准地控制手上的一分一毫。我算好每天前进的距离，搜集相关的气象信息；哪里可以休息、哪里可以补给，我一清二楚；还尽可能地试跑一下前段的道路、勘查起伏崎岖的地形。我不曾翻过中国的农历，不知道哪一天是黄道吉日。出发时间得靠这个？我想也没有想过。
但是，我没跟阿乌博德抱怨半句。如果蒙古人出远门真有这规矩，就照着规矩做吧。我只是怀疑阿乌博德与他的蒙古朋友：他们真的知道长途旅行的复杂『性』吗？过去两个月，他们屡屡接受蒙古报纸和电视媒体的访问，意气风发地宣布，要以他们的壮举，为祖先的成就生『色』。蒙古人的祖先曾经建立当时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陆地交通系统，在铁路发明之前，无可比拟。单单这点成就，就足以大肆纪念了。中古世纪，蒙古骑兵骑着结实强韧的蒙古马，传递十万火急的文书、护送络绎不绝的外国使臣，奔驰在跨越已知世界三分之二的路径上。全身皮革护具的蒙古铁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越过漫长的距离，蹄迹所至之处，从多瑙河畔，一直延伸到黄海海滨。更让人啧啧称奇的是：这批马上高手竟然征服了沿途所有土地，缔造了横跨欧亚、空前广阔的陆上帝国。阿乌博德和他们的朋友在蒙古公开宣称，他们要效法祖先，从蒙古直奔法国，这是让人拭目以待的壮伟计划，困难的程度与从香港骑马到伦敦差不多，而他们竟然请我协助。
这是无法拒绝的邀请，我渴望已久的梦想，终于实现。二十五年前，我在牛津大学撰写毕业论文，题目就是研究十三四世纪蒙古帝国统治期间，欧洲人第一次深入中亚心脏的历程。他们是坚忍卓绝的勇士――多半是随处化缘的修道士――凭借着马可波罗与哥伦布般的勇气，深入不『毛』之地，面对未知的危险与艰难，只是他们的探险故事已湮没不彰了。在蒙古铁骑的护送下，这批被视为使臣、传教士，甚至间谍的无畏先驱，进到了蒙古帝王在大草原上的黄金顶帐。其中一个人写道：“如同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
闭锁的世界
他们描述所目击的社会太古怪了，令欧洲人难以置信：比如，一位烂醉如泥的王公竟在可容两千朝臣的硕大帐篷中，召集野蛮人饮酒狂欢；剽悍的游牧民族茹『毛』饮血，而基督教教士则为捍卫宗教正统，挺身与巫医激烈争辩。蒙古马队装备之精、训练之严，就连西方最严苛的军事将领也难以想像。让人望之生畏的骑兵，身着浇过油的皮衣，使用无人能辨的古怪语言，来去如风，所向披靡。造访过蒙古帝国的欧洲人，一旦返乡，总是迫不及待地警告自己的同胞：这是一股威胁文明的恐怖力量，欧洲应该停止内斗、争执，早日统合，否则难免遭到蒙古铁骑的蹂躏。
我在20世纪60年代撰写论文的时候，绝无可能亲自造访蒙古这片土地，但我始终在想：现代的蒙古，究竟还保有几分欧洲古人笔下的生活面貌？当时的蒙古是一片禁地。世上第二悠久的社会主义国家――蒙古人民共和国（mongolian people republic）夹在苏联与中国之间，形只影单。近半个世纪里，尽管蒙古蕴含着独特的文化与渊远流长的历史成就，但她始终拒探访者于门外。蒙古的统治者刻意保持闭关自守的态势，不许外人进入。就只有信仰社会主义的旅行者或取得签证的官方代表，才有机会一窥堂奥；如果寄望正常的申请渠道，那就只好迎向严格、繁琐的审查关口，过关斩将了。好不容易熬过层层考验的西方旅客抵达蒙古后，行程还是严重受限，就只能在这个国家惟一的城市乌兰巴托附近看看。乌兰巴托在1924年11月6日成为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市内充斥着各种不协调的现代化建筑，杂『乱』斑驳。它被称为“红『色』英雄城”。
在这国家旅行，只能以“寸步难行”来形容。就连蒙古本国人在离开居住地之前，都需要申请路票，进出城的路口要冲，都有警察驻守盘查。还有一件伤脑筋的事：这个国家只有两条柏油路。当时，通往乌兰巴托的铁路支线还没开通，得再等十二年，1949年，铁路才通到“红『色』英雄城”。除了铁路之外，另一个让人心惊胆战的选择是飞机。先从莫斯科飞七个小时到西伯利亚的中继站――接近贝加尔湖（lake baikal）的伊尔库茨克（irkutsk），再转机，降落在乌兰巴托简陋的机场跑道上。走陆路比较简便的路线是，从北京穿越内蒙古的戈壁沙漠，抵达与河内差不多经度的乌兰巴托，但是这条陆路通道经常关闭。尽管蒙古在联合国中有席次，但在战略上，被苏联视为与中国间的缓冲。两国关系一旦变坏，边界就会封锁。事实上，两国的边界大部分时间都是虽设而常关。
中苏两强的关系渐趋和缓。1952年，师法斯大林的乔巴山（choybalsan）在掌权十三年后逝世，接位的泽登巴尔（tsedenbal）尽管维持威权统治，蒙古却逐渐开放，允许西方访客进入这个神秘的国度。然而，根深蒂固的习惯却不是轻易能铲除的。三十年后，官方的控制依旧严密守旧。旅客一定要参加旅行团，不准单独行动，由特定的导游带队，走固定的路线。极少数的例外是外国的阔绰猎人，他们预先付出一大笔的强势外币，就可以被引领入山，在动物资源富饶的蒙古猎杀珍奇的动物――鹿、麋、亚洲熊，还有世上最大的野生羊――马可波罗羊（marco polo sheep，它的特征是一对螺旋长角）。至于私人的自由漫游，则不在鼓励之列。
禁忌的名字
1987年，机会之窗终于开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一个大型的跨国研究计划，对象是联结东西方世界的丝路古道，实际的步骤是赞助一支横越欧亚大陆的探险队。丝路的北端将会穿越蒙古。所以，我草拟了一个计划，追随中国古代道士长春真人的足迹――1221年他接受邀请，从北京附近的老家，横越大漠，晋见声名如雷贯耳的成吉思汗。长春真人步行、骑马、乘车，穿越蒙古，直抵撒马尔罕（samarkand）与兴都库什山脉（hindu
kush）。我把我的计划送到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办公室，得到他们批准之后，再把计划寄到乌兰巴托与北京，分别向两国『政府』申请相关协助……当然，这批资料石沉大海，毫无音讯。
几个月后，出现了意外的转折，一个预定从伦敦出发，访问西伯利亚、蒙古、华北的小型文化参观团，邀请我做客座讲师。原先聘请的讲师因病不做参加，在最后一分钟，他们看中了我在牛津大学的历史学背景，同意让我替补。最棒的是：我不需要单独向蒙古申请签证，因为团体签证中，就有我的名字。于是，我赶快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路计划蒙古国家委员会报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我即将抵达乌兰巴托，想亲自跟主管官员讨论我的旅行计划。当然，我寄去的信，依旧是石沉大海。1989年11月11日，旅行团抵达乌兰巴托机场，接待我们的是蒙古国家旅行社，我向指派给我们的年轻翻译小姐自我介绍，心里没抱半点指望，姑且一试，问她有没有给我的口信。“有的。”她说，“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帮你安排了一辆巴士，送你到中央广场，有人在那里等你。”
我一头雾水，不知道要去见谁，去那里干什么，蒙古方面究竟有没有收到我的长春真人旅行计划。不过，我注意到巴士的仪表上，贴了一张『色』彩俗艳的成吉思汗明信片。他骑在马背上，背后是那支攻无不克的百战劲旅。我一直以为，三十年以来，蒙古人为了怕冒犯苏联，连成吉思汗的名字都不敢提。谁会笨到去跟苏联老大哥强调成吉思汗？难道是故意提醒他们，这位天纵英主与他的后裔，曾经纵横俄国土地，粉碎基辅（kiev）联军，统治东欧广大区域长达三百年？我知道苏联的小朋友一再被灌输“蒙古铁轭”（mongol yoke）的暴虐无道，残害百姓；有些苏联经济学家甚至说，蒙古几个世纪的统治，导致苏联日后经济的欲振乏力。有人说，国立蒙古博物馆中只有一间小室，收藏他们最傲人的历史――成吉思汗的崛起过程，而且蒙古本地人还不允许进入参观，只有外国人才能一探究竟。
尽管谣言纷纷，我却发现事实未必如此，主要是看谁跟你说这些故事：到底他是坚不吐实，没半个字可信；还是欲迎还拒，透『露』的也有几分可信的信息。几位学识俱精的蒙古学者对我说，就算是在苏联箝制的巅峰时期，还是有人偷偷在研读成吉思汗的历史，撰写论文，驳斥不实的传言。他们解释，除非过分招摇，否则不会有真正的危险，简单来说，谨言慎行就没事。但是，如果你举止嚣张，刻意宣扬成吉思汗的功绩，当局的整肃也是毫不留情的。
1962年，就出了这么一件让人闻之『色』变的整肃。一群人草率地发起行动，试图重新评价成吉思汗的功过。他们在传说是八百年前成吉思汗的诞生地，竖立了一块硕大无朋的纪念碑；在高达三十六英尺的白『色』石板上，写意雕出这位威震天下的蒙古帝王。政治局委员，同时也是中央委员会书记的托木尔－欧契尔（tomor-ochir），应邀参加揭幕仪式。没过多久，苏联《真理报》（pravda）就尖锐批评他思想错误，蒙古『政府』如斯响应，把他踢出政治局，开除他蒙古『共产』党的党籍，遣离首都，下放到偏远地区做一个小官，故意羞辱他。成吉思汗诞生八百年的纪念邮票也是刚刚发行，就立刻回收（只有少数几枚逃出监察网，流落到西方收藏家的手里）。二十八年后，托木尔－欧契尔获得平反，经过重新评价后，恢复他『共产』党员的身份。惟一的遗憾是，这公开的认错来得太晚，他早在80年代初期，遭破门而入的杀手谋杀，成为蒙古最神秘的悬案之一。
创意遭到剽窃
这是一个阴沉、凄凉的9月早晨，10点整，旅行社的巴士把我放在乌兰巴托的中央广场，扬长而去。旅行团的成员同意让他们的客座讲师放一天假。站在人行道上等我的，是一个穿着时髦、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约四十五岁，长相看起来很顺眼，有一头倔强不屈的铁灰『色』『乱』发，他的举止安详、修饰刻意，典型中央『政府』官员的模样。他就是阿乌博德。自我介绍时，一口迟疑的破英文，跟我的俄文有得拼。阿乌博德的头衔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路计划蒙古国家委员会秘书。我们并肩走到空『荡』『荡』的广场东侧，广场中央是蒙古英雄苏赫巴托尔（sukhebaatar）的雕像，这位“铁斧英雄”骑在一匹雄赳赳、气昂昂的马上。苏赫巴托尔是蒙古新的英雄形象，也是苏联用来强行镇压成吉思汗印象的样板。20世纪20年代，他只是个贫穷的牧民，因为把一份向苏联求救的机密文件藏在马鞭的把手里送到苏联而声名大噪。他的遗体经过改葬，现在部分残骸竟然能在广场尽头的乔巴山纪念堂中占有一席之地。乔巴山纪念堂是俄罗斯红场列宁墓的缩小版，依样葫芦，了无新意。
阿乌博德带我在乔巴山纪念堂的周边兜了一圈，好好端详它的仿古典回廊，再参观国家歌剧院，之后才领我走进办公塔，这是乌兰巴托市中心最高的建筑，有许多国际艺文团体都在这里栖身。我们上到八楼――国际蒙古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of mongolian studies）。他的桌上有一份薄薄的档案夹，他说，这就是蒙古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调查丝路的计划。我瞥了那份文件一眼，这绝对是剽窃，整段整段的句子都似曾相识，这是长春真人旅行计划的窜改版，是我五个月前寄到乌兰巴托的。名称当然换过了，原订的行程是追寻中国长春真人的行迹，从北京直抵兴都库什，但是在这份计划中，却是建议由一个蒙古小组，从蒙古中央地带出发，沿着中古时代的商旅旧道，前往法国。
这样赤『裸』『裸』的剽窃，在我心里倒不觉得有冒犯之处。他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修正：骑马横越蒙古高原，这可能更具地方『色』彩一点。我不知道阿乌博德打算跟谁合作，不确定哪些人有本领横越六千英里欧亚大陆，这趟旅程比我原先规划的长春真人之行，要长上百分之四十。不过，问题不大。这是我在蒙古自由行的绝妙良机，我不用再跟着旅行团了，我现在有蒙古朋友做伴，可以跟他们一起追溯湮没的历史。对于西方人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开放。
阿乌博德向我解释，他和他的朋友想组织一支探险队，丝路委员会也给了他们一小笔钱；但是，他们缺乏国际联系，使得计划出不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我能跟他们一块去，沿路可以帮他们摆平一些疑难杂症――比如说，替他们打交道，要求别国『政府』让他们通行；弄些强势货币，沿途花用；还有帮他们从西方弄一批蒙古找不到的旅游装备。此外，有一件事情，他不好说出口，但我也料想得到：他希望我能谅解他们剽窃我的创意，把我递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提案，改成一份以蒙古为核心的新计划。我很快地判断一下现在的处境，想到我可以跟蒙古人并缰驰骋，过传统的游牧生活，用最原始的方法长途旅行，二话不说，马上就决定把长春真人之旅的案子束之高阁。如果，阿乌博德在蒙古境内，能证明他们有长程旅行的实力，往来穿梭的外交手腕，也有足以撑到法国的坚忍毅力，那么，我的建议就能协助他们完成梦想。而且，我很喜欢他们要我扮演的角『色』――我不必亲自组织或是领导远征队，只需从旁观察、记录，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补给，像是睡袋、底片，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尽量随意安排细节，展开蒙古式的长征。
草原部落
八个月后，也就是5月，我又回到蒙古，准备进行第一阶段的长征准备。我们要为明年展开的欧亚横跨之旅热身，在蒙古境内先进行两个星期的旅行。阿乌博德跟他的战友向单位请了两个星期的假，向公社的生产兵团雇用了六匹半野生的蒙古小马，还请了几位牧民权充向导，引领他们到乌兰巴托东北方的荒漠探险。这是少年成吉思汗亡命天涯的旧游之地，他在这里号召部落英豪，也把这里作为征服世界的根据地。我很喜欢跟这批沉默的蒙古牧民并缰漫游，想来，当年成吉思汗那支纵横四野的铁骑，也是这般模样吧。短小精悍的丹比多尔扎是那种典型的蒙古人，高高的颧骨，留个平头。他的头型圆得几乎没有瑕疵，我私下给他取了个外号“子弹尖儿”。他坚忍强毅，对外界的风雨折磨浑然不觉，总是坐在疾步快跑的小马马鞍上，颤颤巍巍，几个小时下来，动也不动，好像身上装了维持平衡的悬吊系统似的。他的父母在他还不怎么会走的时候，就教他骑马了，他的一双腿像弹簧。对他来说，在马背上好像比站在地上更自在。真的，他只要一下马，动作就显得僵硬迟缓。他穿著一双鞋底又厚又高、脚尖朝天的毡『毛』长靴，一双o型腿，让他的步伐看起来格外沉重，再加上他一身宽松邋遢的蒙古袍，用根橘红『色』的腰带束腰，头上顶着一个造型优雅、有点清真寺屋顶味道的帽子，跟娃娃的头饰差不多，反正你怎么看他，总是觉得他像一个上了发条的玩具。丹比多尔扎和他的族人答应，依照传说带我们走遍成吉思汗号召族人奋起的历史景点。
成吉思汗隶属的部落究竟源自何处，至今没有定论。他们使用的语言，跟满州语及土耳其语归成一类，但是，这种分类法本身至今仍存在争议。有学者说，蒙古是凶猛好战、被中国人称为匈奴人的后裔；有的专家补充说，这个种族跟5世纪蹂躏欧洲的阿提拉（attila）族人，系出同源。无论他们的祖先来自何处，这批草原大汉慢慢地建立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大约公元前四百年，中国史书就提到这个在草原上放牧的部落，说他们在中国的西北边境逐水草而居，饲养牲口，藏身毡帐，没有文字。我们从残缺的文献中勉强可以确定，蒙古的游牧生活早在公元前一千年，就已经定型了。
但是，部落间合纵连横，飘忽不定，始终没法凝聚出稳定的组织，没有陶冶出属于蒙古民族的文化传承。中亚诸国旋起旋灭，部落的名字在西方人嘴里念起来，总是有些怪里怪气的：蠕蠕（juan-juan）、拓跋（toba）、维吾尔（uighurs）、女真（jurchens）、契丹（khitans）。随后，喀拉汗（kara khitai），又称为黑汗（black khitai）的王朝，崛起于契丹故地。也就是这些文化中介者，把中国的古名――契丹（cathay）传到欧洲。这些人有的说蒙古方言，有的使用土耳其古语。其实纯粹的游牧民族并不多，他们大多在温润凉爽的河谷或是绵延不绝的山脉脚下建都。
这时的蒙古还只是文明边缘的种族，偶尔在历史的角落里惊鸿一瞥。严格来说，12世纪末期，蒙古还是不同部落的统称，中国人虽然相当提防这个位于北方的民族，却无意深究，只含糊称之为蒙兀或是鞑靼。蒙古经常侵犯中国边境，劫掠童孺金帛，当时的中国人认为，蒙古人抢汉人的小孩是用来喂食蒙古后裔。另外一个常见的错误印象是：蒙古人都是游牧民族，畜养牲口，逐水草而居。其实，有一部分蒙古人住在南西伯利亚，以游猎采集为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所谓的乌梁海人（orianghai），血缘一半源自蒙古、一半源自土耳其。据说他们脚掌上缚着打磨过的兽骨，在结冰的地面上滑行，迅若奔雷，甚至可以抓住飞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