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文集》第37/95页
1948年12月上旬，几十万共产党东北野战军已经把北平团团围住，毛泽东指示“围而不打，耐心等待”。目的是保护这座中国最大的文化古都。12月中旬，处于西北郊的清华大学一带，已为解放军占领。可是此时北平城内人心并不惶惶，北大的教师和学生也并不惶惶。在人们的内心里，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与专横，已深恶痛绝，这个政权已经民心丧尽，注定了失败的命运。虽然人们对共产党并不十分了解，但多数人抱着一种期待和欢迎态度，静静地等待共产党大军的入城。
15日，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在南苑机场匆忙登上一架小飞机，逃离北平，向南京方向飞去。与胡适同机南飞的是清华大学著名教授陈寅恪先生。蒋介石政权在崩溃前夕，作出了三项重要决策：“抢运黄金白银和外汇”、“抢运故宫博物院与中央博物院的文物精品”和“抢运学人”。前两项抢运，大获成功。1949年运抵台湾的黄金即达数百万两，文物精品五千多箱。而最后一项“抢运学人”活动，却令蒋介石大失所望。在胡、陈二位乘机抵达南京后，21日，另一架从北平起飞“抢救学人”的飞机抵达南京机场。胡适亲自在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舱门打开，他满怀希望能同老朋友见面。然而除了三四位之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据说，胡适当时大哭一场。
正当所有人都认为胡适与陈寅恪这两位中国顶尖级的学者会追随蒋介石政府到台湾去的时候，传来的消息却令人大吃一惊。陈寅恪先生携妻带女，抵达南京后，只住了一个晚上，便赶赴上海，最后辗转到了广州，在岭南大学留了下来，任中文系与历史系教授，并没有去台湾。
胡适最终也没有追随蒋介石去台湾。1949年4月，他从上海乘海轮，去了美国，过着客寓异乡的寓公生活。直至50年代，才去了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胡、陈二位先生为什么离开北平南下，又没有去台湾，作为晚辈的季羡林当时是无从知晓的。实际上，至今这个谜团也没有解开。但是，二位恩师匆忙离去，而且从此云天相隔，在季羡林心中留下的却是无限的惆怅和遗憾。
1949年1月，国民党驻守北平的傅作义将军，审时度势，顺应民意，同意接受共产党和平解决北平的方案，北平又一次免遭兵火之灾，得以和平解放。22日，傅作义部队开始撤出北平，同时，雄纠纠、气昂昂的解放军开进了北平城，受到市民的夹道欢迎。
中国历史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季羡林的人生旅途也随之开始了新的征程。
三年学术成果“差强人意”
从1946年至1949年，短短的三年中（实际不过两年多一点时间），季羡林共写了四十余篇文章，在各类报刊上发表。这些文章内容广泛，体裁各异，长短不齐。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学术论文；一类是介绍东方语言文化以及国外研究东方语言文化现状的文章；还有一类是各种评论文章，其中主要是针对当时派遣留学生政策的意见。对于政府派遣留学生的政策，季羡林在德国时便痛感其弊端甚多，回国后，这些看法如骨鲠在喉，是非说不可的话。
单就学术论文来说，三年中，季羡林共写了十三篇，简介如下
《一个故事的演变》
这是一篇比较文学论文。季羡林通过考证，证明源于印度《五卷书》的一个故事，（即“一个鸡蛋的家当”），流传到中国、欧洲以后，因时因地而演变的过程。
《梵文〈五卷书〉——一部征服了世界的寓言童话集》
这篇文章是根据德国“比较文学史”的创立者Th.Benfey的关于《五卷书》的一篇长文介绍的。严格说起来，它不能算是一篇学术论文。但是Th.Benfey是比较文学中影响研究的创始人，季羡林受其影响很大，所以在此提及。
《一个流传欧亚的笑话》
这也是一篇比较文学论文。是讲《五卷书》中的一个笑话，在欧洲和中国流传过程中的变化。文章强调了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密切关系，以及普通百姓创造故事的惊人能力。
《木师与画师的故事》
这同样属于比较文学的范围，是中印两国民间故事流传的一个例证。
《从比较文学的观点上看寓言和童话》
在这篇文章里，季羡林介绍了几个跨越国界、流传时间又很长的故事，其中包括“曹冲称象”的故事。据季羡林考证，都源于印度。文中，季羡林还认为：世界上的许多童话、故事、寓言的老家是印度。
《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
根据季羡林的考证，柳宗元《黔之驴》的来源，也与印度有关。他在印度古籍《五卷书》和《嘉言集》中找到了这个故事的母题。
《〈儒林外史〉取材的来源》
在这篇文章里，季羡林指出：虽然吴敬梓的书多有历史事实的根据，但是，他是在写小说，因此他从其他书中也抄来了一些材料。
《从中印文化关系谈到中国梵文的研究》
在这篇论文中，季羡林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印文化关系的课题，这说明他正在寻找出路中的一些想法。后来，中印文化关系成了他终身研究的课题之一。
《“猫名”寓言的演变》
这篇文章也属于比较文学范畴。季羡林先在明刘元卿的《应谐录》中发现了“猫名”的寓言。接着在日本的书中找到了这个寓言。最后又在印度的《故事海》、《五卷书》、《说薮》等书中找到了它。文章论述了这个寓言在流传中有趣的演变过程。
《佛教对于宋代理学影响之一例》
这一篇文章属于中印文化交流的范围。
《论梵文td的音译》
这是季羡林初到北大三年内写得最长的一篇论文，是为北京大学建校五十周年校庆而做的。这篇论文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利用佛典中汉文音译梵文的现象来研究中国古音。许多中外著名音韵学家都参加了讨论。季羡林的这篇论文使众多学者折服。原因是学者中没有人能同时精通佛典、古代印度语言和古代中亚语言的。季羡林用古代印度和中亚一带的音变规律，解释了汉译佛典的音变现象，使问题涣然冰释。季羡林对自己的论文十分自信。他说：“我在文章中举了大量的例证，想反驳是不可能的。”著名音韵学家罗常培先生对此文的评价是：“考证严谨，对斯学至有贡献。”
《浮屠与佛》和《列子与佛典》
这两篇论文是季羡林在三年中写的最重要的论文之一，内容前文已经介绍，不赘述。
从上面的简略介绍可以看出，季羡林这时期的学术论文，大部分属于比较文学范围。季羡林利用自己熟悉汉文古籍、佛经及梵文的优势，对许多自古以来就在中国社会中或书籍中流传的民间故事，寻根溯源，证明它们都来源于印度。正如鲁迅先生在1926年写成的《〈痴华鬘〉题记》中说的：“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即译为华言之佛经中，亦随在可见。”值得注意的是，像季羡林写的这类“寻根溯源”的文章，在过去少有人写出，原因是少有人能同时掌握汉文古籍、佛经和梵文。所以鲁迅先生也只能说“尝闻”而已。
这些文章究其内容而言，又可以归入“中印文化关系”和“比较文学”两大类研究之中。这也是季羡林回国后，由于资料匮乏，暂时放弃印度古代语言研究，而顺时应势，寻到的新的出路。不意有了这个开头，后来“中印文化关系”和“比较文学”的研究，竟成了他毕生从事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
此外，这些文章的研究方法，均属于“考据”一类。以比较文学来说，季羡林采用的是所谓“影响研究”方法，而非“平行研究”方法。由此也可以看出季羡林对比较文学的看法。季羡林后来在2O世纪8O年代曾倡导比较文学研究，影响颇大。他倡导的也是“影响研究”，而非“平行研究”方法。“影响研究”要求论证的每一步都要拿出证据来，不能凭空想象，随意附会。这种研究方法正是他的老师西克教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和陈寅恪先生的治学方法，也即是胡适提倡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季羡林受其影响，从以上几篇论文中已可看出。后来，这种治学方法，贯穿在他一生的学术研究之中。
《列子与佛典》、《浮屠与佛》和《论梵文td的音译》，是季羡林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三篇论文。这三篇论文的问世，使中国学坛始知有季羡林其人。
三篇论文既出，季羡林名声鹊起，学坛士林对这位从德国归来的年轻博士刮目相看。
*第五章新时代的幸运儿
一解放，东语系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员人数增加了十倍，学生人数增加了二百多倍，从北大最小的系忽然变成了北大最大的系。这是季羡林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
喜迎解放
1949年1月31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这一天北平宣布和平解放。当天新华社发出的由胡乔木撰写，毛泽东亲自修改的《北平解放》新闻稿写道：
世界驰名的文化古都，拥有二百万人口的北平，本日宣告解放。北平的解放是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中最重要的军事发展和政治发展之一。
……
在知道了人民解放军即将开入北平后，北平的工人、学生、市民连忙热闹非凡地筹备着盛大的欢迎仪式，并因国民党全部出城之一再延期而感觉不耐。人民解放军即将和平地开进北平的消息，使这个古城突然恢复了青春的活力，从一月二十三日起物价顿然下降。街道上重新拥挤着欢天喜地的行人，他们到处打听着解放军入城的确切日期，询问着和传说着解放军和共产党的宣传品的内容。……
事实确如新华社的新闻稿所说。1月31日这一天，虽然狂风大作，风沙弥漫，天气奇寒，但是丝毫也没有影响北平市民欢迎解放军入城的高涨热情。他们冒着大风，挥舞旗帜，敲锣打鼓，拥到北平的大街上，兴高采烈地迎接解放军入城。
季羡林同北平市民一样，怀着激动的心情，一个人从翠花胡同住处走到不远的东四牌楼，站在夹道欢呼的人群中，迎接这支胜利之师，观看这历史性的场面。
当天下午，他到西城去看朋友，走到什刹海桥上，正巧有一个解放军战士在那里站岗。这位年轻的战士，背着背包，全副武装，军帽下一双浓眉，两只眼睛炯炯发光，一身厚墩墩的黄色军衣，已经不新了，但洗得干干净净。季羡林看见这位战士的样子，“心里陡然觉得这位士兵特别可爱，觉得他那一身黄色的棉军衣特别可爱。它仿佛象征着勇敢、纪律、忠诚、淳朴；它仿佛象征着解放、安全、稳定。……只要他在这里一站，整个北京城，整个新中国就可以稳如泰山。”（《黄色军衣》）季羡林左思右想，一时百感交集，很想走上去，用手摸一摸那一身黄色的军衣。当然，他没有真正地走上前去摸，而是仍然走自己的路。但总忍不住回头看了几眼，一直到眼中只留下一个隐隐约约的黄色的影子，这个影子从此便永远镌刻在他的心头。
季羡林和全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怀着激动的心情迎接新时代的来临。但是，他也有一段自己独特的心路历程。他在《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一文中写道：
实际上，我同当时留下没有出国或到台湾去的中老年知识分子一样，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对共产主义也不见得那么向往；但是对国民党我们是了解的。因此，解放军进城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内心是兴奋的，希望而且也觉得从此换了人间。解放初期，政治清明，一团朝气，许多措施深得人心。旧社会的污泥浊水，荡涤一清。我们都觉得从此河清有日，幸福来到了人间。
但是，我也有一个适应过程。别的比我年老的知识分子的真实心情，我不了解。至于我自己，我当时才四十来岁，算是刚刚进入中年，但是我心中需要克服的障碍就不老少。参加大会，喊“万岁”之类的口号，最初我张不开嘴。连脱掉大褂换上中山装这样的事，都觉得异常别扭，他可知矣。
对我来说，这个适应过程并不长，也没有感到什么特殊的困难，我一下子变了一个人。觉得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善良的。我觉得天特别蓝，草特别绿，花特别红，山特别青。全中国仿佛开遍了美丽的玫瑰花，中华民族前途光芒万丈，我自己也仿佛年轻了十岁，简直成了一个大孩子。开会时，游行时，喊口号，呼“万岁”，我的声音不低于任何人，我的激情不下于任何人。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一生最愉快的时期。
1948年12月15日，北大校长胡适乘飞机离开北平时，由于行色匆匆，他来不及同北大的同事们告别，只留下一张便函给汤用彤、郑天挺二位教授：“今日下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难备地走了。一切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
未几，国民党政府派人送两张机票给汤先生，胡适也从南京来电促汤先生南下。虽然汤先生与胡适交谊甚笃，但由于他对北大这片学术圣地的深爱和依恋，他拒绝了胡适的邀请，毅然选择了留下。不过，胡适拜托他“维持”北大一事，他倒是尽力做到了。
中国革命胜利时，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留了下来。北大的著名教授绝大多数也留了下来。有的人明明可以走，甚至南京政府的机票都送到家里，也没有走，而且还有许多在海外的知识分子，克服重重困难回来报效祖国。这同俄国十月革命时，大量知识分子出国外流的情况截然不同。对此，中共领导人是很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