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文集》第46/95页
这是一篇论争性的学术论文。季羡林就“混合梵语的佛典语言”问题，与美国梵文学者佛兰克林·爱哲顿（FransKkliEdgerton）之间展开了一场论争。这是其中的一篇论文。论争的焦点，仍然是季羡林在德国时发表的论文中提出的“语尾-am＞o，u”的问题。
《泰戈尔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
这篇文章对泰戈尔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提出了颇有新意、又很有见地的看法。这篇文章运气比较好，写好了立即就发表了。
《最近几年来东方语文研究的情况》和《五四运动四十年来中国关于亚非各国文学的介绍和研究》
这两篇文章，严格说来算不上是学术论文。因为文章的内容以资料为主，沒有多少分析和论证。但是这些材料很有用，搜集时下过比较大的功夫，所以也列在这里。
《关于优哩婆湿》和《前言》
《优哩婆湿》是印度古代伟大诗人迦梨陀娑的一部名剧。季羡林在l956年从梵文翻译了迦梨陀娑的剧本《沙恭达罗》以后，1962年又翻译了《优哩婆湿》。以上两篇文章是关于剧本《优哩婆湿》的评介。
《古代印度文化》
这篇论文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印度古代文化的辉煌成就，包括：文学、艺术、哲学、法律、天文、数学、医学等方面。
《十王子传》浅论
《十王子传》是印度古代一部著名的长篇小说，在印度国内外受到重视，欧洲许多国家都有译本，但中国读者并不熟悉。季羡林在论文中，对这部长篇小说作了详尽的介绍与分析。
《关于巴利文》
季羡林曾选译过一些巴利文“佛本生故事”。这是他写的关于巴利文《佛本生故事》的论文。“佛本生故事”即释迦牟尼如来佛前生的故事。这些故事实际上绝大部分是寓言、童话等，是佛教徒用来宣传教义用的。它虽然最初产生于印度，但随着小乘佛教的传布，后来在斯里兰卡、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等国广为流传。这些故事，随着汉译《大藏经》也传入我国，如《撰集百缘经》、《贤愚经》、《杂宝藏经》等经书里的故事即是。
《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问题》
这篇论文从经济、政治、思想等方面，论述了原始佛教起源于印度的原因。
从以上的介绍，以及前文中有关季羡林学术研究情况的介绍来看，季羡林自1946年回国至1966年二十年中的学术研究，已经大大超出了他的老本行——梵文和吐火罗文——的研究范围，扩大的研究对象是：印度历史文化、中印文化关系、佛教、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等方面。其中的原因，前文中已经提到，主要是由于回国以后，国内缺乏梵文、吐火罗文的资料，难以继续深入研究。他这种扩大研究范围的作法，开始是出于不得已，但是，经过二十年的努力，逐渐在新开辟的领域内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到了60年代，季羡林已经不仅仅是一位语言学家，他还是比较文学、印度学、佛学等方面的专家，以及翻译家，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杂家”。在以后的岁月里，季羡林将要沿着这条“杂家”的道路继续走下去，而且越来越“杂”。最终，他在众多的学术领域内，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自1949年解放以后，任何一篇文章（包括专著、翻译、文艺作品等）如要得到发表，必须经过两种审查：一种是对文章进行审查，看看是否有“违禁”的内容。“违禁”的内容不只是政治方面的，也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政策方面的等等。而且，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违禁”的内容也会变。这项审查工作一般是由出版单位来掌握。遇到内容难以判断的文章，或者重要人物写的文章，出版单位拿不准的时候，便会呈报上级领导部门进行审查。有个别的文章，甚至要由主管文化部门的最高领导者来定夺。另一种审查是对作者政治情况的审查。如果某出版单位通过了第一种审查后，打算采用某篇文章，便会与作者所在单位取得联系，查问此人是否可以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作者所在单位要出具证明，同意或不同意此人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一般本单位会告诉出版单位，此人不宜见报。出版单位便会以其他借口，将文稿退还作者。一篇文章只有在通过了这两种审查后，才能公诸于众。
季羡林没有什么政治、历史问题，他属于姓名可以见报的一类人。而且，他已经发表过许多文章，在当时的学术界也算是知名人物，出版单位对他都很了解。因此，他这三篇文章之所以不能发表，问题不是出在他本人身上，而是出在文章的内容上，也就是没有通过第一种审查。
这三篇文章究竟有什么“犯禁”的问题不能发表呢？说起来也是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印度文学在中国》一文写于1961年1月10日，是一篇一万多字的论文。文章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二千多年来，印度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其中包括：屈原的《天问》、《三国志·魏书》中的“曹冲称象”故事、六朝志怪、唐传奇、变文、柳宗元的《黔之驴》、元杂剧、明代吴承恩的《西游记》等作品，从题材或结构上，都直接间接受到过印度文学的影响。论据确凿，论证严谨，无懈可击。接着，文章又介绍了近代以来，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作品对中国作家的影响，还介绍了泰戈尔1924年访华的盛况。最后，文章谈到印度现代作家普列姆昌德、钱达尔、安纳德等人的小说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印度电影《两亩地》、《流浪者》在中国放映时受到热烈欢迎的情况。
《泰戈尔与中国——纪念泰戈尔诞生一百周年》这篇论文写于l961年2月21日，是为了纪念泰戈尔诞生一百周年而写的，是一篇两三万字的长文。文章主要论述了泰戈尔与中国的关系，包括：泰戈尔论中国文化和中印关系；泰戈尔访问中国；泰戈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泰戈尔对东方文明和中印友谊前途的瞻望等方面的问题。
《泰戈尔的生平、思想和创作》这篇论文也写于l961年，与前文不同的是，它主要对泰戈尔的思想和作品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读者看到这里，大概已经明白了八九分，问题显然出在泰戈尔身上。的确如此。但是这件事又是比较复杂的。
在60年代初，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文化部门的领导人对西方十八九世纪的著名作家，包括俄罗斯的著名作家在内，都可以挥舞大批判的“千钧棒”，大肆批判而毫无顾虑。惟独碰到了泰戈尔，像手里拿着一块烫手的山芋似的，批也不是，不批也不是，进退维谷，顾虑重重，处境十分尴尬可笑。
在这里，先举一个例子，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文艺界领导人的紧张心情。
1961年是泰戈尔诞生一百周年，各国都开展了纪会活动。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出版了一套十卷本的《泰戈尔作品集》。季羡林参加了这项工作。他在《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一书中回忆道：
为什么叫《泰戈尔作品集》这个名字呢？为什么不顺理成章地称之为《泰戈尔作品选集》呢？主其事者的一位不大不小的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官员认真地说：“‘选’字不能用！一讲‘选’就会有人选。谁敢选肯选泰戈尔的作品呢？”最后决定用《作品集》。仿佛这些译成汉文的泰戈尔的作品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没有任何人加以挑选。这真是掩耳盗铃，战战兢兢，如临深履薄之举，实在幼稚可笑。
泰戈尔的作品难道就真的像洪水猛兽、妖魔鬼怪那么可怕吗？为什么连这位当年在文坛上翻云覆雨、叱吒风云的极“左”官员也不敢、不肯选他的作品呢？其实，说穿了，要害就在泰戈尔的作品中，除了有反帝反殖的“金刚怒目”的一面，还有赞扬母爱、童心、人类之爱的“菩萨慈眉”的一面。当时正是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时候。报刊上每天都在大张旗鼓地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西方作家从莎士比亚一直批到罗曼罗兰，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复活》、苏联作家肖罗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以及根据“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柔石的《二月》改编的电影《早春二月》等，都成了批判“人性论”、“人道主义”最理想的靶子。在这样的情势下，去选泰戈尔的作品，不是自蹈死地吗？
那么，为什么还要出版泰戈尔的《作品集》，而又不对他进行批判呢？这里面的原因比较复杂，主要因为泰戈尔同中国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泰戈尔当时是亚洲惟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的作品从2O世纪初就开始介绍到中国来，几十年中，一直受到中国读者的喜爱，在中国广为流传，长盛不衰。泰戈尔又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当他还是一个青年的时候，就写文章痛斥英国殖民者在中国推行鸦片贸易。1924年，泰戈尔为了寻求友谊，不顾年迈体衰，远涉重洋来中国访问，历时五十天，兴致勃勃地访问了半个中国。回国后，他特意在自己创办的国际大学里增办了一个中国学院。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时，他写诗怒斥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并且在给日本所谓“爱国诗人”野口米次郎的著名公开信中，义正词严地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制造的侵华谬论。由于上述原因，1956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时，在国际大学的亲笔题词中写道：“泰戈尔是伟大的诗人、哲学家、爱国者、艺术家，深受中国人民的尊敬。泰戈尔对中国的热爱，对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支持，会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记忆中。”
对泰戈尔这样一位既宣扬“人类之爱”，又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的外国作家，即使是奉行极“左”路线的“权威”，也不知道如何办是好。这就是季羡林的论文不能发表的原因之一。
还有一个更敏感的问题，也妨碍了季羡林文章的发表。就是泰戈尔1924年访华这件事。
1924年我国文坛上正在开展一场所谓“新文化阵营同封建复古派、资产阶级右翼文人的斗争”。“新文化阵营”指左翼作家。“封建复古派”指胡先骕、梅光迪、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章士钊为首的“甲寅派”、张君励、辜鸿铭为首的“玄学派”。“资产阶级右翼文人”指“现代评论派”的胡适、徐志摩、林长民等。
泰戈尔当然不知道中国文坛上的这场斗争。他只是为了寻求友谊，为了膜拜中国古文化而来。他在中国访问期间，一直由徐志摩、林长民等人接待。泰戈尔访华在当时成了轰动一时的大事，报刊上天天在头版登载他的行踪，发表有关他的评论。由于上面提到过的，泰戈尔的思想既有“金刚怒目”的一面，又有“菩萨慈眉”的另一面，因此，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对他这次访华便形成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欢迎、反对、利用。“现代评论派”持欢迎态度，并且宣传泰戈尔是“爱的象征”，是来传播“爱的福音”的；左翼文人则持反对态度。瞿秋白、郭沫若、茅盾、冯乃超等人都曾著文，委婉地批评泰戈尔的思想和作品。“复古派”、“玄学派”则利用泰戈尔访华为自己张目。由于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泰戈尔访华便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应该说，泰戈尔这次访华是“不适时宜”的。正如鲁迅所说：“印度诗圣泰戈尔先生临中国之际，像一大瓶好香水似地很熏上了几位先生以文气和玄气。”而泰戈尔本人则“被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塌糊涂，终于莫明其妙而去”。
60年代初，泰戈尔访华时对立两派的代表人物大都健在。当年的左翼作家则已位居要津，掌管着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权。他们对三十多年前的那场斗争记忆犹新。而季羡林文章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介绍和评论泰戈尔访华这件事。这样一来，季羡林的文章遭到“封杀”，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季羡林的三篇与泰戈尔有关的文章，在尘封了二十年后，终于在80年代初得以重见天日。值得庆贺的是，2000年12月，河北教育出版社终于出版了《泰戈尔全集》。《全集》共二十四卷，约一千万字。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告慰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的在天之灵，他对我们民族的一往深情，我们是没有忘记的。
补充几句题外话：季羡林与泰戈尔之间似乎有着某种不解之缘。
1924年泰戈尔的中国之旅曾经在济南停留，并且发表演讲。当时季羡林还是个刚上初中，年仅十三岁的孩子。他对泰戈尔一无所知，但是为了好奇，也跟着成年人挤进了泰戈尔发表演说的会场。季羡林回忆道：“他的话我似懂非懂，只是觉得他那长须长袍非常有趣。他一身的仙风道骨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到了高中阶段，季羡林开始读泰戈尔的作品，曾翻译过泰戈尔的诗，还模仿泰戈尔的诗体写过一些小诗。
后来，季羡林又走上研究印度语言、文化的道路，这使他对泰戈尔的思想和作品的理解，比一般人更为深刻。他曾阅读过泰戈尔的主要理论著作和作品，这不但是因为他喜欢读泰戈尔的书，而且研究泰戈尔已经成为他的份内工作。他除了写过上述三篇有关泰戈尔的专论以外，还写过《泰戈尔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泰戈尔序》、《菩萨与金刚——泰戈尔散文之我见》等多篇论文。1984年，他又翻译了印度女作家梅特丽娜·黛维夫人撰写的《家庭中的泰戈尔》一书。这是一本记叙泰戈尔生活和思想的实录，是泰戈尔研究者必读之书。季羡林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研究泰戈尔的权威。
季羡林还两次访问过泰戈尔在圣地尼克坦创办的国际大学。第一次是1951年；第二次是1978年。这两次访问，更加深了他对泰戈尔的景仰之情。
有一件事令人感到十分惊讶。当年泰戈尔曾竭力提倡“东方精神文明”，推崇印度古代“梵我合一”的思想，并且预言：“中国和印度文明的复兴，就是整个亚洲复兴的基石。”季羡林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也曾大力倡导“东方文化”，宣传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并且预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1世纪东方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必将再领风骚。”
泰戈尔和季羡林，这两位东方的智者，虽然生活在不同国度，不同时代，但是，当他们度过了漫长的生命历程之后，竟然在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亚洲的未来，这样一些关乎人类前途的重大的问题上，有着惊人相似的认识和预言，这难道不是一件令人深思的事吗？
*第七章炼狱
一天中午，还是那位张牢头走进牢房，命令季羡林搬家。是一间“特别雅座”，是囚禁重囚犯的地方，“钦犯”陆平就关在这间屋子里。屋里的囚犯轮流值班看守，季羡林恍然大悟，他受过刑之后升级了，打个比方来说，他在佛教的地狱里进入了阿鼻地狱，相当人间的死囚牢房……
山雨欲来
1966年的春天，季羡林继续在京郊南口村埋头搞“社教”。
南口村虽说离北京城也就几十里地，却显得很偏僻荒凉。据说在修铁路以前，当年这里是十分繁华的，大街上店铺林立，每天晚上卧在大街上的骆驼多达几百头，酒馆里面划拳行令之声通宵达旦。铁路一修通，骆驼失去了运输工具的价值，这里的繁华景象立刻就消失了。现在已是今非昔比，全村到处可见断壁残垣，一片荒凉寂寞景象，当年的盛况只残留在老人们的记忆里。
南口村的社教工作队来自“五湖四海”。除了北大师生七八人以外，还有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来自武警总队等单位的。这支来自四面八方的“杂牌军”，尽管过去不认识，但是萍水相逢，大家都能够团结协作，感情异常融洽。工作队的队长是昌平县的一位干部，指导员是东语系的党总支书记，季羡林任副队长，分管整党工作。
由于南口村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季羡林对外面发生的事情知道得很少。但是从每天送来的报纸上看到的消息，以及校内来人传来的各种信息，又使季羡林感到外面的形势似乎有点不对劲儿。不过他并没有在意，仍然埋头搞他的“社教”运动。
1965年11月，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信号。稍有政治嗅觉的人，都能从中嗅出点火药味，看出点风向来。季羡林在南口村读到这篇文章，竟然一点也没有感觉出这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就是大风暴将要来临的信号。他只把它当作一篇平常的学术文章看待，可见他脑袋里一向缺少政治细胞。虽然解放后几乎天天学习政治，时时刻刻讲阶级斗争，而且他当时搞的“社教”运动就是在搞阶级斗争，他竟然偏偏忽略了阶级斗争。
季羡林不但缺少阶级斗争这根弦，他还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优点？），心里藏不住话，不懂得韬晦之计，不懂得沉默是金。他看完姚文元的文章以后，竟然信口开河，大发议论，毫无顾忌，他到处扬言：“我根本看不出《海瑞罢官》会同彭德怀有什么瓜葛。”
5月10日，姚文元射出了第二枝暗箭：《评“三家村”——〈燕山夜活〉、〈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杀气腾腾，已经将“三家村”判定为“邓拓、廖沫沙、吴晗合股开办的一个‘黑店’”，“这个‘黑店’充当了反动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目的是“支持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颠覆党的领导，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这么吓人的罪名，谁看了都会吓出一身冷汗。可是季羡林仍然未看出其中的杀机。他又到处去说：“‘三家村’里的三位村长我都认识，有的还可以说是朋友。我同吴晗3O年代初在清华是同学。1946年，我回到北平以后，还曾应他的邀请，到清华向学生做过一次报告，在他家里住过一宿。”如此等等，说个没完。
季羡林哪里知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同他一起来南口村搞“社教”运动的他的一位“高足”，出身贫农兼烈属，平常对他毕躬毕敬，季羡林已内定他为自己的“接班人”。就是季羡林的这一个“心腹”，把他说的话都记在心中，等待秋后算帐。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季羡林被关进“牛棚”以后，他的这位“高足”看到时机已到，正好落井下石，图得自己捞一顶小小的乌纱帽，把此时记住的他的话，竹筒倒豆子，再加上一点歪曲，倾盆倒到了他的头上，把他打成了“三家村的小伙计”。
季羡林在南口村时，还有一件小事，必须提到。
在南口村社教工作队里，有一位从武警总队来的姓陈的干部，是个老公安，年纪不大，已经有十年党龄。他有丰富的公安经验，人也非常随和。季羡林与他相处得很好，几乎无话不谈。但是，有一件小事引起了季羡林的注意。这位陈同志收到无论什么信，看完之后，总是用火烧掉。这同季羡林的习惯恰恰相反。季羡林有一个好坏难说的习惯：他不但保留了所有的信件，而且连一张小小的收条，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东西，都要精心保留起来。看了陈的行径，季羡林大惑不解。特别是一张铅印的贺年卡，本是官样文章，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但是陈同志却连这样一张贺年卡也不放过，而且不是撕掉，一定用火烧掉。季羡林看到这情景，实在沉不住气了，便与陈进行了如下一段对话：
“你为什么要烧掉呢？”
“不留痕迹。”
“撕掉丢在茅坑里不就行了吗？”
“不行！仍然可能留下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