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文集》第57/95页
季羡林在这篇文章中，还举两件亲身经历的事，来说明胡适的政治立场：
我讲两件亲眼看到的小事。解放前夕，北平学生动不动就示威游行，比如“沈崇事件”、反饥饿反迫害等等，背后都有中共地下党在指挥发动，这一点人所共知，适之先生焉能不知！但是，每次国民党的宪兵和警察逮捕了学生，他都乘他那辆当时北平还很少见的汽车，奔走于各大衙门之间，逼迫国民党当局非释放学生不行。他还亲笔给南京驻北平的要人写信，为了同样的目的，据说这些信至今犹存。我觉得，这已经不能算是小事了。另外一件事是，有一天我到校长办公室去见适之先生，一个学生走进来对他说：昨夜延安广播电台曾对他专线广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他听了以后，含笑对那学生说：“人家信任我吗？”谈论到此为止，这个学生的身份他不能不明白。但他不但没有拍案而起，怒发冲冠，态度依然亲切和蔼。小中见大，这些小事却是能够发人深思的。
在季羡林眼里，“作为人、作为朋友的胡适先生”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在《还胡适以本来面目》里写道：
适之先生待人亲切、和蔼，什么时候见他，都是满面笑容，从来不摆教授架子，而且对什么人都是这样，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疾言厉色，发脾气。同他在一起，不会有任何一点局促不安之感。
胡适还是一个非常懂得幽默的人。他决不是一个老气横秋，不苟言笑的道学先生，而是一个谈笑风生，活泼有趣的人。季羡林又举了一个亲身经历的小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有一次召开教授会，杨振声先生新收得一幅名贵的古画，为了想让大家共同欣赏，他把画带到了会上，打开铺在一张极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啧啧称赞。这时适之先生忽然站起来，走到桌前，把画卷了起来，做纳入袖中状，引得满堂大笑，喜气洋洋。
最让季羡林钦佩和感动的是，胡适平生奖掖后进，毫无保留地帮助青年学者成长，真正做到了“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他又举了一个例子：
40年代，他在美国哈佛大学遇到了当时还年轻的学者周一良和杨联升等，对他们的天才和成就大加赞赏。后来周一良回到中国，倾向进步，参加革命，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杨联升留在美国，在二三十年的长时间内，同适之先生通信论学，互相唱和。在学术成就上是硕果累累，名扬海外。周的天才与功力，只能说是高于杨，虽然在学术上也有所表现，但是，格于形势，不免令人有未尽其才之感。看了二人的遭遇，难道我们能无动于衷吗？
季羡林把胡适视为自己的恩师之一，对胡适怀着钦敬之情，但是，季羡林并没有一味盲目地赞扬他的恩师，而是在经历了半个世纪沧桑之后，以一位耄耋老人的眼光，冷静地回顾那段历史，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告诉我们胡适为人处事的一些事实。这些事实，对今天只能从书本上认识胡适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份弥足珍贵的资料，它为我们认识胡适的“真面目”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3、2l世纪东方文化将首领风骚
1991年季羡林在《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一文中，提出了一个令整个学术界振聋发聩的论点：
从人类的全部历史来看，我认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目前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化并非历来如此，也决不可能永远如此。到了21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将逐渐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季羡林的这个论点一发表，立即在学术界引起极大的反响。一时间，东西文化问题成了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季羡林也成了文化界的焦点人物。季羡林的论点在国外也引起了不小的反应，日本、韩国的一些学者给他写信或撰文表示赞同他的观点，甚至远在西班牙的一个岛上的一位学者，读了他的论文以后，也写信给他表示赞成他的观点。
季羡林并不是一个早晨醒来，灵机一动，想出这个论点来的。事情还要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说起。
自从l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国门打开，西方的思想文化通过书籍、报刊、广播、电影、电视等传媒，以及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雀巢咖啡、喇叭裤、太阳镜等餐饮服饰，大量涌进中国。这一现象立即在中国文化人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响。一些人说，文化交流好得很；一些人则惊呼：谨防“精神污染”，反对“全盘西化”。两种对立的观点各不相让，争论不休，于是在学术界便形成了一股“文化热”。争论的焦点围绕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西方文化与中国现代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等几个大题目上。综观中国20世纪一百年的历史，这种“文化热”共发生过两次。第一次是“五四”运动以后的2O年代；第二次便是改革开放以后的80年代。这两次“文化热”有着相似的历史背景，这便是：古老而封闭的中国，一旦打开国门，面对世界，主要是面对西方世界以后，究竟应该如何对待中西两大文化互相碰撞这个大问题？
季羡林是主张积极开展中外文化交流的，可以称为“开放派”。他早在1986年就在《瞭望》周刊（海外版）40期上发表了《对于文化交流的一点想法》。他写道：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可贵的经验：在我们国力兴旺，文化昌明，经济繁荣，科技先进的时期，比如汉唐兴盛时期，我们就大胆吸收外来文化，从而促进了我们文化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到了见到外国的东西就害怕，这也不敢吸收，那也不敢接受，往往是我们国力衰微，文化低落的时代。打一个比方，一个胃口健康的人什么好东西都敢吃，决不嘀嘀咕咕什么胆固醇多了呀的。到了连鸡蛋黄和动物内脏都不敢吃的地步，终日愁眉苦脸，怕这怕那：“哎呀，这个吃不得呀！”那也就说明，此人的胃病或者幻想的胃病，已经不轻了。
我们建国以来，“四人帮”时期是胃病严重时期，可以说已经病入膏肓。
在此以后的两三年里，季羡林积极投入文化问题的讨论之中。他写文章，做报告，办讲座，大力宣传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他在两个讲座上的报告。一篇题为《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复杂性》（在“东方文化系列讲座”上的报告）；另一篇题为《中国文化发展战略问题》（在“我国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战略问题”讲座上的报告）。
在这两个报告中，他详尽地阐述了关于文化的多元性、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重要性、传统文化与创新引进等问题。关于文化交流，他提出了三句话：“开放开放再开放，拿来拿来再拿来，交流交流再交流。”但是，他反对“全盘西化”。他说：“现在有些青年的思想，说好听点叫‘活跃’，说不好听叫‘混乱’。‘全盘西化’和文化交流有联系。西化要‘化’，不‘化’不行，创新、引进就是‘化’。但‘全盘’不行，不能只有经线，没有纬线。”他说：“要以我为主，把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拿来’，无用的糟粕坚决拒绝。”季羡林这些话在今天看起来很平常，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非但惊人，而且大胆。在当时文化界思想颇为混乱的情势下，仍能保持如此清醒的头脑和辩证的思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
经过了四五年的“文化热”讨论，季羡林的思考逐步深入，从探讨东西方文化交流，逐渐转入对东西方两种文化差异及其互动关系的探讨。由于他对东西方文化的深刻了解，再加上他有过亲历东西方三十多个国家的切身感受，在这种有利的条件下，经过几年的深思熟虑，季羡林终于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前文中引述的观点：“21世纪东方文化将首领风骚。”
季羡林对自己的这个预测是“几经考虑，慎思明辨，深信不疑”的，并且有一整套理论和事实作依据。他先后写了十几万字的文章，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的论点概括如下：
首先，他同意英国史学家汤因比（Toynbee）的观点：“每一个文明都有诞生、成长、兴盛、衰微、灭亡这样一个过程。哪一个文明也不能万岁，包括西方文明在内。”
其次，他认为：“如果从宏观上看待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那么，“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历史上更替兴衰，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天我们大讲‘西化’，殊不知在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讲的是‘东化’，虽然不见得有这个名词。你只要久久电子书鸦片战争以前西方哲人关于中国的论著，看一看他们是怎样赞美中国，崇拜中国，事情就一清二楚了。”“根据我个人的看法，是鸦片战争戳破了中华帝国这一只纸老虎。从那以后，中国人在西洋人眼中的地位日降，最后几乎被视为野人。奇怪的是，中国人自己也忘记了这一切，跟在西洋人屁股后面，瞧不起自己了。”（《东西方文化的转折点》）
接着，他阐述了为什么说21世纪西方文化将会让位于东方文化的理由。他的论点的基础是：由于两种文化思维方式的差异，必然导致西方文化的衰微，东方文化的兴盛。他解释道：“东方的思维方式，东方文化的特点是综合；西方的思维，西方文化的特点是分析。”“在西方，从伽利略以来的四百年中，西方的自然科学走的是一条分析的道路，越分越细，现在已经分析到层子（夸克），而且有人认为分析还没有到底，还能往下分。东方人则是综合思维方式，用哲学家的语言说即西方是一分为二，东方是合二而一。”“再用一个更通俗的说法来表达一下：西方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东方则是‘头痛医脚，脚痛医头’，‘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说得再抽象一点：东方综合思维的特点是：整体观念，普遍联系；西方的分析思想模式正相反。”“我认为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快走到尽头，而东方寻求整体的综合必将取而代之。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也将随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
为什么西方的分析思维方式“已经快走到尽头”，“西方文化也将随之衰微”呢？
季羡林首先回顾历史，以两次世界大战为例，指出这正是西方文化没落的表现。他说：“两次世界大战都爆发于欧美白人之间。如果自己的文化真正像一些人吹嘘得那样完美无缺，这自相残杀的根源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中的有识之士开始怀疑自己文化的价值，他们不再迷信自己的文化会万岁千秋地延续下去，所谓‘天之骄子’不过是自欺欺人的一句口号。在这些人中的佼佼者也寄希望于中国文化与东方之化。”他以德国著名学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尔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为例，说明西方的有识之士早已看到了这一点。斯宾格尔在1911年就预感到一战将要爆发，后来大战果然爆发了。战后，斯宾格尔写了《西方的没落》一书，指出：战争是西方文化没落的标志。书一出版，立即洛阳纸贵，引起轰动，但是很快就被人遗忘了。美中不足的是，斯宾格尔虽然预言了如日中天的西方文化正在“没落”，但是他没有看到东方文化的活力。继斯宾格尔之后，是更为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他自称是受到了前者的影响。汤因比反对“欧洲中心主义”，他在20世纪70年代与日本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的对话《展望二十一世纪》中，明确指出西方文化的弊端，并寄希望于东方文化。可惜的是，像他们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人，在西方如凤毛麟角。整个欧美，举世昏昏，绝大多数人仍然沉醉在他们自鸣得意却正在没落的文化里。当然，斯宾格尔也好，汤因比也好，他们虽然看出了西方文化的弊端，甚至没落，但是他们并没有寻到挽救西方文化没落的途径。
季羡林又以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新科学：混沌学、模糊学为例，证明“西方的分析思维已经走到了尽头”。他说：“为什么到了20世纪末年，西方文化正在如日中天光芒万丈的时候，西方有识之士竟然开创了与西方文化整个背道而驰的混沌学、模糊学呢？答案只能有一个，这就是：西方有识之士已经痛感，照目前这样分析是分析不下去的。必须改弦更张，另求出路，人类文化才能重新洋溢着活力，继续向前发展。”
最后，季羡林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例，进行了论证，证明西方文化在征服自然的方针指导下，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给全人类的生存带来危机。他写道：
据我个人的观察与思考，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是迥乎不同的，夸大一点简直可以说是根本对立的。西方的指导思想是征服自然；东方的主导思想，由于基础是综合模式，主张与自然万物浑然一体，即“天人合一”。
在西方文化风靡世界的几百年中，在尖刻的分析思维模式指导下，西方人贯彻了征服自然的方针。结果怎样呢？生态平衡遭到破坏，酸雨到处横行，淡水资源匮乏，大气受到污染，臭氧层遭到破坏，海、洋、湖、河、江遭到污染，一些生物灭种，新的疾病冒出等等，威胁着人类的未来发展，甚至人类的生存。这些灾害如果不能克制，则不到一百年，人类势将无法生存下去。这些弊害目前已经清清楚楚摆在我们眼前，哪个人敢说这是危言耸听呢？
现在全世界的明智之士都已痛感问题之严重。但是却不一定有很多人把这些弊害同西方文化挂上钩。然而，照我的看法，这些东西非同西方文化挂上钩不行。
——《“天人合一”新解》
西方文化既然给世界和人类带来了那么多的危害，那么，有没有挽救的办法呢？季羡林回答道：
办法当然有的。依我看，办法就是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人们首先要按照中国人、东方人的哲学思维，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同大自然交朋友，彻底改恶从善，彻底改弦更张。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继续幸福地生存下去。我的意思并不是要铲除或消灭西方文化。不是的，完全不是的。那样做，是绝对愚蠢的，完全做不到的。西方文化迄今所获得的光辉成就，决不能抹煞。我的意思是，在西方文化已经达到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把人类文化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这个人类社会进化的规律能达到的目标。就是这样。
——《“天人合一”新解》
季羡林的这些文章发表以后，反响颇大，“赞同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不知是赞同还是反对者有之，要同我‘商榷’者有之，要同我‘讨论’者有之，不是针对拙文而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淋漓酣畅发挥自己的意见者有之。”而他对这些反响的态度，则与众不同。他写说：“文章好的，我击节赞赏；文章写得不怎么样的，我略皱眉头，如此而已。至于‘商榷’、‘讨论’之类的挑战，我一概置之不答。这并非出于简慢。其中原因在于，我认为，居今日而要猜测21世纪东西方文化关系以及东方文化在下个世纪所占的地位，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将由历史的发展进程来证明的事实问题。没有争论的必要。”（《序》）
l997年，季羡林自己编了一本《东西文化议论集》，书中收集了老一辈诸大师如梁漱溟、金岳霖、冯友兰、钱穆等对东西文化和“天人合一”问题的论述，又从多种报刋上挑选了赞同他意见的论文和不赞同他意见的论文，还收了国外学者的相关论文。他特意把自己的十几篇文章排在前面，在《序言》中，他写道：“这决非想抖一抖编选者的威风”，而是“为了做好这一个靶子，对议论者和读者提供点方便而已”。季羡林在序言中特别强调书名中的“议论”二字。他说：“‘议论’，不是‘讨论’，更不是‘争论’，只是‘议’一议，‘论’一论而已，与人无争，与世无忤，发挥一下自己的想法，至于别人如何看待，‘只等秋风过耳边’。”
这场有关东西文化的“议论”，的确没有变成一场讨论或争论。像京剧《三岔口》一样，虽有刀光剑影，煞是热闹，学者们却各打各的，谁也没碰着谁。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关于东西方文化盛衰消长的这场“议论”，在文坛上便渐渐地消退了。
今天，人类的历史已经进入了21世纪。以季羡林为始作俑者发起的那场东西文化的“议论”，已经过去七八年了。虽然那场“议论”已经渐渐被人淡忘，但是，眼前发生的事情，又时时让人回想起季羡林说过的一些话。比如，冷战以后，西方世界的首领美国，大搞单边主义，“老子天下第一”，在全世界称王称霸，颐指气使，咄咄逼人。它不但要征服自然，大有要征服世界、征服人类之势。它在十来年里，发动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这次的伊拉克战争，而且这些战争都得到多数西方国家的支持。这种不讲道理，不能与人共存，唯我独尊，唯我独霸的行径，是不是如季羡林所说，是因为西方文化出了问题？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出了问题呢？过去，我们只习惯于从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等方面去寻找战争的根源，季羡林的结论与此不同，他把战争与文化、思维模式联系起来了，正确与否且不论，至少，他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2002年10月24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八年前在宴会上的讲话杨振宁乐观预言见证今天》。文章刊登了l994年9月5日，著名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在《大公报》社长王国华举行的一次宴会上的讲话。八年前，杨振宁教授从历史、文化发展的角度，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充满乐观信心，他说：“去年我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一个研讨会上，专门讲2l世纪中华文化的发展。我认为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在2l世纪将大放光彩，我认为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在2l世纪的发展将为全世界注目。”杨振宁对中华文化在2l的光辉前景同季羡林的看法可谓不谋而合。两位不同领域的学术大师，对21世纪东方文化、中华文化的瞻望，得出了惊人相似的结论，这难道不值得人们深思吗？
4、关于文化问题的新思考
在新时期，季羡林除了提出像“21世纪东方文化将首领风骚”这样的新观点以外，还针对文化、学术领域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大胆的看法和建议。他对文化、学术问题的这些新思考，令人耳目一新，发人深省，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虽然许多人私下里赞同他的观点，但是还没有多少人敢公开站出来表态，因为他的这些观点，显然有点“离经叛道”的味道。一些“凡是派”则在私下里义愤填膺，议论纷纷，但也不敢公开站出来批判，只好采取投书告密的手段泄愤而已。季羡林对此毫不在意，不予理睬，依然我行我素，坚持自己的观点。为了保持这些观点的原貌，现将其摘录如下：
关于文艺标准和批判继承：
关于评价问题，过去和现在的潮流，不外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把思想性放在第一位；不外是批判继承，把批判摆在前面，还有什么“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这样的说法。
但是，到了最近几年我才渐渐地觉悟到，这个“老一套”有点问题。我现在认为，讲思想性和艺术性，必须把艺术性也摆在前面，因为文学作品或其他艺术产品之所以能成为为人所喜爱的作品，其原因首先在其艺术性。没有艺术性，思想性再高，再正确，再伟大，最多也只能成为宣传品，而不能成为艺术品。有一些根本没有思想性或者至少也是思想性模糊不清的作品，只要艺术性强，仍然会为人们所喜爱。据说，在音乐中有没有思想性的作品，在文学中也不乏其例。比如李商隐的许多无题诗或有题而极端模糊等于无题的诗，谁也说不清其思想内容是什么，却照样脍炙人口，传诵千古。
至于批判与继承的关系，我也认为需要认真思考，认真对待。几千年传下来的东西，必有其优异之处、可传之处，否则早已被淘汰了。现在有一些先生总是强调批判，而忽视继承。我认为，与其说什么“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矣”，为什么不能说“立字当头，破在其中矣”呢？破立次序之差，表现了人们对批判继承的看法。我绝不是说，过去的什么东西都是好的，那是不可能的，任何东西都逃脱不了时代的局限性。虽然破立必须结合，不能不结合；但我们今天的任务主要还是立，还是继承，而不仅仅是破，不仅仅是批判。
——《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
关于阶级性、时代性、民族性和人性
最近四五十年以来，我们的唯物主义的文艺理论告诉我们：文学作品是有阶级性的，是有时代性的，是有民族性的。《红楼梦》中贾府上的焦大不会喜欢林妹妹，事实昭著，不容否认。这一套唯物主义文艺理论，有其正确之处，也不容否认。
连不可能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清代诗人赵瓯北也高唱“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可是中国文学的发展却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赵瓯北的论点。李杜文章到了现代，经过了不是数百年，而是一千多年，仍然很“新鲜”。像李白、杜甫，中国还有一些诗人和散文家，诸葛亮、李密和韩愈就属于这一些人。外国也有一些作家和作品，可以归入这个范畴。
这些作家和作品的阶级性、时代性、民族性哪里去了呢？我个人觉得，倒是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马克思敢于说：希腊神话有永恒的魅力。
最现成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在承认文学作品的阶级性、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同时，还承认一个贯通这些性，或者高踞于这些性之上的性：人性。
——《漫谈文学作品的阶级性、时代性和民族性》
中国通史必须重写
近代以来，一些学者颇写了一些《中国通史》之类的著作。根据丰富的历史资料，而观点则见仁见智，各不相同。这是很自然的事。这些书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读者的欢迎。新中国成立后，大力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事情本身应该说是一件好事，可惜的是，五六十年代我们所学的相当一些内容是“苏联版”的、“带有斯大林的印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其中当然包括历史研究，都受到了感染。专以中国通史而论，历史分期问题议论蜂起，异说纷纭，仅“封建社会起源于何时”这一个问题，就争论不休，意见差距超过千年，至今也没有大家比较公认的意见，只好不了了之。我真怀疑，这样的争论究竟有什么意义。再如一些书对佛教的谩骂，语无伦次，连起码的常识和逻辑都不讲。鲁迅说，谩骂不是战斗。它决不能打倒佛教、更谈不到消灭。这样的例子，我还可以举出一些来，现在先到此为止吧。
在当时极“左”思想指导下，颇写出几本当时极为流行的《中国通史》，大中小学生学习的就是这样的历史。不管作者学问多么大，名气多么高，在教条主义流行的年代，写出来的书绝对不可能不受其影响，有的是违反作者本意的产品。有人称之为“以论代史”，而不是“以论带史”。关键在一个“论”字。这是什么样的“论”呢？我在上面已经指出来过，这是带有前苏联印记的“论”，而不一定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论”。历史研究，贵在求真，决不容许歪曲事实，削足适履，以求得适合某种教条主义的“论”。
因此，我主张，中国通史必须重写。
另外还有一些情况，我们必须注意，一个是中国历史长短的问题，一个是中国文化发源地广袤的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过去写通史，觉得最有把握的是，最早只写到商代，约公元前17世纪至11世纪，在《古史辨》派眼中，夏禹还只是一条虫，遑论唐虞，更谈不到三皇五帝。这样我们的历史只有三千多年，较之埃及、巴比伦，甚至印度，瞠乎后矣。硬说是五千年文明古国，不是硬吹牛吗？然而近年来，由于考古工作的飞速进步，夏代的存在已经可以完全肯定，也给禹平了反，还他以人形。即以文字发展而论，被称为最古的文字的甲骨文已经相当成熟，其背后还必有一段相当长的发展历史。我们相信，随着考古发掘工作进一步的发展，中国的历史必将更会向前推断，换句话说，必将会更长。
至于中国文化发源地的广袤问题，过去一般的意见是在黄河流域。现在考古发掘工作告诉我们，长江流域的文化发展决不可轻视。有的人甚至主张，长江早于黄河。不管怎样，长江流域也是中国文化发源地之一。这只要看一看《楚辞》便可明白。没有一个比较长期的文化积淀，《楚辞》这样高水平的文章是产生不出来的。长江流域以外，考古工作者还在南方许多地区发现了一些文化遗址。这一切都说明，过去只看到黄河流域一个地方，是不够的。今天我们再写历史，决不能再走这条老路。
因此，我主张，中国通史必须重写。
——《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
中国文学史必须重写
20世纪以前，尽管我们的正史和杂史上有关于中国文学的记载连篇累牍，可是专门的中国文学史却是没有的。有之，是20世纪初期始，可能是受了点外来的影响。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几十年中，颇出了一些《中国文学史》，书名可能有一些不同，但内容却是基本上一样的，水平当然也是参差不齐。连《中国文学批评史》也出了几种。
新中国成立以后，四五十年来，更出了不少的文学史，直至今日，此风未息。应该说，这都是极好的事情，它说明我国学术界的繁荣昌盛。
但是，正如可以预料的那样，同上面讲到的《中国通史》一样，《中国文学史》的纂写也受到了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的极“左”思潮一向是同教条主义、僵化、简单化分不开的。在这种思想左右下，我们中国的文学史和文艺理论研究，无疑也受到前苏联很大影响。50年代，我们聘请了一些苏联文艺理论专家来华讲学。他们带来的当然带有苏联当时的那一套教条，我们不少人却奉为金科玉律，连腹诽都不敢。前苏联一个权威把极端复杂的、花样繁多，然而却又是生动活泼的哲学史上哲学家的学说，一下子化为僵死、呆板、极端简单化了的教条。可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这就是我们研究中国文学史以及中国历史上文艺理论的一个指针。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学史和文艺理论的研究焉能生动活泼、繁荣昌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