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文集》第60/95页
看了上面长长的书单和广博的内容，谁都会惊讶不已。凭一个人的智力和精力，在二十四年里竟能写出如此浩繁而艰深的学术著作，简直是一件难以置信的事情，何况，其内容又涉及古今中外的语言、文学、美学、宗教、文化交流，甚至科学技术，真是好一个“博”字了得！诚如周一良先生在《序》中所说：“羡林兄在十多个文化学术领域或层面的成就和乾隆皇帝号称‘十全武功’的军事成就相比较，不是光怪陆离、丰富多彩得多么？”
在这里不可能对季羡林的学术成果作全面详细的评介，既为篇幅所限，也非笔者能力所及。只能举其荦荦大者，略加介绍而己。
1、《糖史》
《糖史》的写作始于1981年，最终完成于1998年，是季羡林至今为止用力最勤、篇幅最大的一部学术著作。全书共分三编：第一编为国内编；第二编为国际编；第三编为结束语，共计七十三万余字。
季羡林不是科学家，对科技可以说是个门外汉，为什么竟然写起看似科技史的《糖史》来了呢？他说：“我写《糖史》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与其说是写科学技术史，毋宁说是写文化交流史。”这是因为在“糖”这种全世界人天天食用的食品背后，隐藏着一部遍及五大洲几乎所有国家的文化交流史。这部历史非常复杂，非常曲折，又非常有意义。通过研究“糖”在全世界传播的过程，便可以揭示出人类文化交流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既然是写《糖史》，完全不讲科技方面的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季羡林的《糖史》重点始终是放在文化交流上，在这一点上，他的《糖史》与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是有所不同的。
季羡林写《糖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包含了一些偶然性的因素。
早在1930年代，季羡林在德国学习梵文的时候，便开始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欧美许多国的语言中（即所谓印欧语系的语言），表示“糖”这个字，英文是sugar，德文是Zucker，法文是suere，俄文是caxap，其他语言也大同小异。这些字都是外来语，根源就是梵文的sarkara。根据语言流变的规律，一个国家没有某一件东西，这件东西从外国输入，常常连名字也带了进来，在这个国家成了音译字。在中国，此类例子就多得很，比如：咖啡、可可、啤酒、苹果派等，举不胜举。“糖”借用外来语，就说明欧洲原来没有糖，而印度则有。实物同名字一起传进来，这就是文化交流。这个发现，在季羡林的脑子里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当时他并没有产生写一部《糖史》的念头。
时间过去了四十多年，到了1981年，一张当年被法国学者伯希和从敦煌带走的卷号为P3303的敦煌卷子，辗转到了北大历史系几位教师手中，他们拿给季羡林看。季羡林一看，像是一张有关制糖术的残卷，惊喜之至。内行人都知道，敦煌卷子中，大部分抄写的是佛经，有关科技方面的资料，少如凤毛麟角，这类卷子被学者视为瑰宝，这张残卷便是有关科技方面的，自然十分珍贵。这张敦煌残卷原写在抄录的佛经背面。因为当时纸张极为珍贵，所以就一纸两用了。这张残卷字数不过几百，似乎还没写完，字迹基本清楚，但有错别字，也漏写了一些字，其中有不少难解之处，不能通读其意。季羡林决心啃一下这个核桃，可是最初也没啃动。他昼思夜想，逐渐认识到：整张卷子的关键就在“煞割令”一词上。此词若能解决，则通篇皆活，否则仍然是一座迷宫。果然皇天不负有心人，有一天他忽然顿悟：“煞割令”不就是梵文的sarkara吗？这个谜一破，他惊喜若狂，拍案而起，立即解读其他部分，都迎刃而解，于是立刻写了《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一文。文章首先解读了这张敦煌残卷的内容，它讲的是印度的甘蔗种类；造糖法与糖的种类；造煞割令（石蜜）法；沙糖与煞割令的区别；甘蔗酿酒；甘蔗种植法等。接着，文章又从这张敦煌卷子提供的线索，通过大量的考证，最后得出结论：中国早就知道甘蔗，而且甘蔗制糖技术也早就有所发展，但不如印度制的糖好。于是，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遣使者到印度去学习制糖技术，取得经验回来后，中国造的糖“色味愈西域远甚”，意思就是在颜色和口味方面远远超过了印度。这本是常见的现象，中国古语说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指的就是这种现象。
由“糖”的传播而出现的文化交流现象，使季羡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感到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研究题目，因为从糖的传播过程中，不仅可以探索出中印文化交流的轨迹，而且沿此道路探索下去，还可以寻找到人类文化交流的轨迹。这就是季羡林研究“糖史”的发韧和滥觞。
此后，季羡林就开始注意搜集有关“糖”传播的资料，并且陆续写了多篇有关“糖史”的文章，如《蔗糖制造在中国始于何时》（1981年）、《古代印度砂糖的制造和使用》（1983年）、《欧、美、非三洲甘蔗种植和砂糖制造》（l987年）、《cīnī问题──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1987年）、《唐太宗与摩揭陀──唐代印度制糖术传入中国的问题》（1987年）、《再谈cīnī》（l994年）等。1993年和1994年两年，如前文所述，季羡林天天跑图书馆，集中精力查阅中国古籍及国外有关资料，把其中有关“糖”的资料挑选出来，再进行分析研究，最后撰写出了这部长达七十多万字的《糖史》。
《糖史》用大量事实证明：糖和制糖术一千多年来，一直在中国与印度、东亚、南洋、伊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交流和传播，同时也在欧、非、美三大洲交流。《糖史》还勾勒出了这些交流的路线，考证出了交流的年代，集散的口岸，以及由于交流，制糖术水平得到逐步提高，糖的种类、品质也随之大大提高，逐渐形成我们今天常见的白沙糖、冰糖的整个历史过程。《糖史》还使我们了解到过去很少有人知道的有关甘蔗和食糖的种种知识，如：甘蔗的种类、名称、种植技术及其传播；糖的名称及其演变，糖的典故传说，它的食用和药用价值，糖的产地分布和贩运、制造工艺等等。
《糖史》还证明了印度最早制造出了砂糖（sarkara），传到中国，也传到埃及和西方。因此糖字英文sugar，法文sucre，德文zucher，俄文caxap，都源自梵文sarkara。后来中国提高了制糖术，将紫砂糖净化为白糖，“色味愈西域远甚”。这样，白糖又输入印度。因此印度印地语中称白糖为cīnī（意思为“中国的”）。中国在制造白沙糖方面居当时的世界领先地位。到了明末，中国人发明了“黄泥水淋法”，用这种方法制出来的糖，颜色接近纯白，是当时世界上品质最好的糖。明末清初，中国向外国输出的白糖，就是用这种方法制成的。其次，中国在甘蔗种植和沙糖制造技术传播方面，也起过重要的作用。比如在夏威夷群岛、日本、琉球、中南美洲、南洋群岛等等地方，中国苦力在甘蔗种植园中，努力操作，流尽了汗水，为当地经济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最后，在沙糖的运输贸易中，中国人也起过重要作用。中国制造的白沙糖曾被运到世界上许多国家，为当地人民食用和药用增添了品种，提高了当地人民的享受水平。这也可以说是蜚声全球的中国食文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糖史》虽不是一部纯粹的科技史，但是它仍然是一部在最严格意义上讲的科学著作。这是因为季羡林在写作中采用了最严格的考证方法，“言必有据，无征不信”。季羡林为了求真，在浩如烟海的中外书籍中，爬罗剔抉，像大海捞针一样地寻找证据。仅在《国内篇》中，他选来使用的资料，其出处就包括：正史、杂史、辞书、类书、科技书、农书、炼糖专著、本草和医书，还包括僧传及音义在内的佛典、敦煌卷子、方志、笔记、中外游记、地理著作、私人日记、各种杂著，还包括梵文、巴利文及英德等西文著作。阅读量之大是难以想象的。季羡林写道：“我拼搏了将近两年，我没做过详细统计，不知道自己究竟翻了多少书，但估计恐怕要有几十万页。”“几十万页”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以今天出版的汉文书来说，一本四十万字的书，大约五百页左右，即使以读了二十万页计算，季羡林为了写《糖史》，在将近两年中，也读了四十万字一本的著作在四百本以上。实际的阅读量当然只会超过这个数字，而不会更少。
在世界上，到目前为止，严格意义上的《糖史》只有两部，一部是德文的，vonLippmann写的《糖史》，一部是英文的，Deerr写的《糖史》。但真正从文化交流的角度上来写的《糖史》，季羡林是“始作俑者”，是前无古人的。
2001年，季羡林的《糖史》荣获“长江读书奖一等奖”。
2、《吐火罗文译释》
《吐火罗文译释》是季羡林另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它的内容包括两个部分：一、研究吐火罗文A残卷《弥勒会见记》的英文专著；二、用中文撰写的长篇导论。季羡林这本书的问世，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l98l年开始着进行译释，直到1998年正式出版，中间经过了十七年的时间。
1981年，新疆博物馆副馆长李遇春突然来到北大造访季羡林。他带来了四十四张八十八页用婆罗米字母写成的残卷，郑重其事地交给季羡林，请季羡林看看这些残卷里写的究竟是一些什么内容。因为他们根据出土地点，只知道这是吐火罗文A，至于残卷内容，谁也看不懂。李遇春是季羡林的老友，他知道在偌大的中国，只有季羡林一个人懂得这种稀奇古怪的文字，所以才不远几千里，找上门来，请季羡林解读。
根据李遇春介绍：这些残卷是l974年冬天，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县七个星千佛洞附近发现的。当时农场工人正在取土，在一个灰坑内，在距地表半米深处，发现了成叠放置的这些残卷。残卷已经被火烧残，上面压着一个彩绘泥塑的佛头（取出后破碎，已无法修复。）残卷大小共四十四张，每张正反两页都用工整的婆罗米字母，墨书书写，共八十八页。每页一般有字八行，少数有六行。四十四张中有三十七张左端约三分之一被火烧掉。残卷纸张质地较厚，呈赭黄色，两面都很光滑，书写后似曾涂抹一层粘质液体（疑为蛋清），以保护字迹，因此至今字迹清晰，墨色如新。
季羡林仔细看了看这些残卷，字迹清晰美妙，顿时心里产生了喜爱之情。了解这一行行情的人都知道，世界上不管哪个国家的学者，谁要是能从新疆拿到一张半张的出土残卷，都会视同珙璧，大写其文章。这是绝对的新资料，别人无法同你竞争。季羡林当然也希望研究这些残卷，但是，他却迟疑踟蹰起来。原因是，一方面，他固然知道这是天上掉下来的莫大幸福。有不少学者为了能够弄到这玩意儿，不惜找门子，走后门，托人情，行贿赂，甚至不惜冒险偷偷拍摄。为了著书扬名，无所不用其极。而自己却不费吹灰之力，在无意中得之，岂不真如“天上掉馅饼”，得来全不费功夫。但是，另一方面季羡林又想，自从l946年回国以后，由于资料完全缺乏，三十多年来，他从未再研究过吐火罗文问题，从未读过吐火罗文的书，对吐火罗文已经生疏了，他已经视吐火罗文为路人，打算终生同它告别了。这样的情况，能胜任这项工作吗？
季羡林知道，这样好的机会，一生大概也只有一次。接受它，还是拒绝呢？他犹豫不决。李遇春看出了季羡林的心思，便说：“季先生，您要是不接受这项任务，中国就没有第二个人能够解读了，难道您愿意把这么珍贵的资料送给外国人去研究吗？”这句话刺痛了季羡林的心。“决不能交给外国人去研究！”季羡林斩钉截铁地说。过去，“敦煌在中国，敦煌研究却在外国”这句在世界上广为流传的话，早已经使季羡林痛心疾首，耿耿于怀了许多年，现在决不能让这样的耻辱继续下去了。于是，季羡林硬着头皮接受下来了这项任务。这便是季羡林写《吐火罗文》的缘起。
季羡林接下这四十四张残卷后，立刻把那几本从德国带回来的吐火罗文书籍找了出来。由于尘封了快四十年，连书中那些当年用铅笔写在书上的笔记，字迹地漫漶模糊，难以辨认了。但是，既已下定决心，就不应该再怕困难。于是他绞尽脑汁，把当年从西克教授那里获得的知识，从遗忘中再召唤回来，刮垢磨光，使之重现光彩。婆罗米字母季羡林是熟悉的，首先要把婆罗米字母转写成拉丁字母，然后才能翻译。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转写下去，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仿佛又得到了天助，刚转写不到几页，这部残卷的书名赫然出现在他眼前。它像一支明晃晃的火炬，照亮了季羡林的眼睛，照亮了他的心。他真有点“漫卷诗书喜欲狂”了。书的名称原来是《弥勒会见记》。
知道了书名，事情就好办了。因为季羡林知道《弥勒会见记》这一部书有回鹘文的译本，而回鹘文的残卷，虽然都是在中国新疆发现的，现在却分藏在中德两国的博物馆中，其量颇大，远远超过了吐火罗文。吐火罗文难通，回鹘文则易解，中外都有一些通晓回鹘文的学者。这好像是递给了他一根拐棍。他只要能够理解吐火罗文本每一页的大体上的内容，经过同回鹘文本对照，就能够知道吐火罗文比较详细的内容，因为回鹘文本是从吐火罗文译过来的。在这方面，他得到了中国回鹘文专家耿世民教授、李经纬教授还有新疆博物馆的吐鲁坤等人的帮助，终于把这四十四张八十八页的吐火罗文残卷在这部长达二十七幕的剧本中的位置大体上弄清楚了。这是一个很幸运的起步。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这样就万事大吉，畅通无阻了。吐火罗文残卷由于被火烧过，没有一页，甚至没有一行是完整无缺的。虽然有回鹘文的帮助，但回鹘文同样残缺，只是在残缺程度上稍逊于吐火罗文。况且，在写这些残卷的当年，大约是唐代，翻译者并不遵守“信、雅、达”的原则，首先是不大“信”，就是不大忠实于原文，这就增加了吐回两文对照的困难。季羡林只能靠他的德囯老师西克教授编的《吐火罗文法》一书的索引，辅之以回鹘文的汉译文，一个字一个字的辨认，缺字的地方，参照回鹘文，上下推敲，就这样艰难地向前爬行。
在佛教教义中，弥勒是未来佛。小乘中已有其名，而大盛于大乘。估计在中亚和新疆一带，古代有一段时间，弥勒信仰极为流行。光是吐火罗文A（焉耆文）的《弥勒会见记剧本》，就有好几个本子。西克和西克灵合著的《吐火罗文残卷》中，就收了不同本子的《弥勒会见记剧本》都出自中国新疆。欧、美、日等地研究吐火罗文的人，虽为数不多，但也颇有几位，可是从来没见过其中任何人译释过其中的任何一张。非不愿也，是不能也。因为他们手中的残卷是极残的残卷，没有一页是完整的，而且极为分散和零乱，读起来困难极大，简直不知所云，所以无法翻译。这次李遇春送来的残卷，则比较集中，绝大部分集中在《弥勒会见记剧本》二十七幕中的一、二、三、五四幕中，这样便易于理解和辨认了。
既然付出了努力，必然会得到回报。从l983年开始，季羡林断断续续地用汉文或英文在国内外发表《吐火罗文》的转写、翻译和注释。一直到1997年，四十四张八十八页《剧本》残卷全部译释完成。1998年，一部完整的英译本在德国出版。这是目前世界上第一部规模最大的吐火罗文作品的英译本，其他语言也没有过。
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是一个剧本，全剧共二十七幕，大概是世界上最长的剧本。这个剧本有两个特点：一是其内容是宣传佛教的，大概是在朔望之日供养弥勒时作为一个剧来朗诵的，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部佛经；另一个特点，它虽然自称是“剧本”，但是无论在形式上和技巧上都与欧洲的传统剧本不同。它同印度的叙事散文夹诗的形式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剧本》包括叙述（讲故事）和表演（动作）两个部分。一个讲故事者和一些表演者互相配合，交互演出。有点类似皮影戏或解放前天桥”拉洋片”之类的形式。总之，它只是一个羽毛还没有丰满、不太成熟的剧本。
季羡林本打算把英文版译为中文在中国出版。可是一想，有点不妥。在中国，懂吐火罗文的只有他一个人。一般人视吐火罗文如天书，全译成中文，实无必要，至多能满足人们的一点好奇心而已。这样一部书所起的作用，同在国外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在中国一点表现都没有，也似乎有点不妥，于是他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在《季羡林文集》中也将此书收入，全书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用中文写成，内容是讲一讲此书残卷在中国被发现的经过，以及原残卷的情况。又讲了弥勒信仰在印度、中亚和新疆的情形，给中国读者一点这方面的知识。后半部则干脆把英文本的下半部原封不动地稼接到这本中文本上来。最后成为一本上部为中文，下部为英文的混合物。看起来虽有些不伦不类，但这恐怕是最理想的解决办法了。
也许有人会问，研究这样一些新疆地区出土的古代残卷究竟有什么意义？让我们先来听一听近代两位著名的学术大师王国维先生和陈寅恪先生对这个问题是怎样说的。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一文中写道：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字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器物、古文字之学。……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
王国维特别指出：
当时（指唐代）粟特、吐火罗人多出入于我新疆，故今日犹有遗物。惜我国人尚未有研究此种古代语言者，而欲研究之，势不可不求之英法德诸国。
陈寅恪在《序》中写道：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近几十年来，地不爱宝，新资料的发现屡见不鲜，层出不穷，如云梦秦汉墓二十三座的发现，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的出土，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湖北江陵凤凰山八座汉墓的发掘等等，这些出土的秦简、汉简、帛书、帛画、漆器、木器、陶器、铜器、衣物、食品、中草药、印章、文书、契约、账目等，对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法律、哲学、宗教、民族等各个方面的问题提供了最新最可靠的证据。有许多几千年来已经成为定论的观点，由于新出土的资料，不得不重新审视。新资料的发现，不但给学者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最新的资料，甚至把中国历史也大大地向前推移了。
至于吐火罗文残卷发现的重要意义，季羡林在《吐火罗语研究导论》中写道：
吐火罗语被发现以后，引起了中外学者的认真思考：它提出了一些过去从没有人想到的问题，譬如印度欧罗巴人的原始的发源地问题等等。有人提出了亚洲发源说。虽然Lüders对此说提出了怀疑，但是他也未能提出确凿可靠的证据，加以反驳。看来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有待于学者们进一步的探索。此外，吐火罗语残卷数量虽还不大，但是它的出现已经改变了，具体地讲是扩大了比较语言学的内容和学者们的视野。新疆古代民族史、佛教在中亚的传播史、佛教传入中国的经过，尤其是新疆古代戏剧对内地汉剧的影响等等问题，都要重新考虑。
由于季羡林在吐火罗文研究方面的成就，1986年，世界上惟一的一份吐火罗文杂志，在冰岛出版的《吐火罗文及印欧语文研究》特聘他为顾问。他的《吐火罗文译释》英文本在德国出版后，也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轰动。
当年王国维慨叹中国无人研究在我们自己国家出土的吐火罗语残卷，“而欲研究之，势不可不求之英法德诸国”的尴尬历史已经结束，季羡林为我们国家争得了荣誉，让英、法、德、日等外国学者不能不刮目相看。但是，一个严峻的事实摆在我们的面前，全中国至今只有季羡林一人通吐火罗语，后继无人，而季羡林如今已经九十二岁，以后怎么办？
3、《大唐西域记校注》
《大唐西域记校注》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季羡林主持下集体完成的一项规模宏大的古籍校注工程。
在中国，玄奘（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家喻户晓。明人吴承恩据此写的《西游记》更是脍炙人口。但是，玄奘曾写过一部重要的著作《大唐西域记》却不是人人都知道的。
《大唐西域记》是玄奘归国以后，应唐太宗的要求写的一部有关西域历史、地理的著作。它记述了玄奘赴印度游学所经过的和得自传闻的一百三十八个国家、城邦和地区的见闻，内容包括这些地方的幅员大小、地理形势、农业、商业、风俗、文艺、语言、文字、货币、国王、宗教等等。语言简洁，记事准确。全书共十二卷。由于它保存了7世纪中亚、南亚地区的大量珍贵史料，至今仍是研究中亚、南亚地区古代史、宗教史、中外关系史的重要文献。
近代以来，全世界研究印度历史和中亚历史的学者都视《大唐西域记》为鸿宝。它被译成了许多种外国文字。光是日文的翻译和注释就有四五种之多。英文和其他欧洲文字也有不少译本。至于研究这本书的论文，更是车载斗量，不胜枚举。外国学者，特别是印度学者，用最高的赞誉之词来歌颂这一本书，因为它早已成了研究印度历史、哲学史、宗教史、文学史等的必读文献，几乎找不到一本讲印度古代史问题而不引用玄奘《大唐西域记》的书。20世纪早期英国的印度史学家斯密士（VincentSmith）说：“印度历史对玄奘欠下的债是决不会估计过高的。”当代印度著名历史学家阿里（Ali）说：“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但是，这本书流传一千多年来，版本众多，错讹之处也很多，地名、人名皆不统一，这给读者和研究者带来极大困难，也导致许多译本中出现错误。此书在国内一直未有校注本，因此对《大唐西域记》作校勘和注释工作就显得十分必要。然而，这是一项极其繁重而艰巨的工作。因为该书内容涉及到古代中亚史地、古代印度史地、佛教、梵文、巴利文、古代中亚语言等多门学科领域，能通晓这些领域学识的人，在国内只有极少数的专家，而且这些专家最好还能懂英文或日文，以便校注时与英、日译本对照参考。这样一来，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人就少之又少了。
事实上，早在“文革”以前，中华书局已经决定整理出版《大唐西域记》，并派编辑谢方求诸北大有关学者共同参与其事。据谢方在《玄奘情结和学者风范》一文中回忆，l96l年l月，时任北大历史系主任的周一良在给中华书局的信中说：“关于《大唐西域记》，我们成立了一个小组（包括向达、邵循正、季羡林、邓广铭和我），由向达提出几点初步意见，并就几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但是，随着60年代初政治形势的变化，这件刚刚开始着手，有了一点眉目的工作就搁浅了，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就彻底夭折了。“文革”初期，著名学者向达先生含冤去世，几年辛苦付诸东流。十年“文革”风暴过后，l977年底，中华书局旧事重提，决心把《大唐西域记》的整理工作重新拾起来，并列入出版计划。于是谢方又来到北大，找到了季羡林，希望他能出来主持其事。季羡林听完谢方的陈述以后，欣然答允，并表示全力支持这件事情。后来，季羡林在回忆接受这项任务的心情时写道：“《大唐西域记》的重要性尽人皆知。但是一千多年以来，我国学者对这一部书的研究，较之日本，远远落后，我认为，这是我们学术界之耻，尝思有以雪之。”
于是，以季羡林为首，邀集了张广达、朱杰勤、杨廷福、耿世民、张毅、蒋忠新、王邦维等七位专家，组成校注班子，开始工作。由于季羡林“反对挂空名不干实事的主编”，这本书没有设主编，只署名“季羡林等校注”。但是，季羡林做的却是主编的工作。他除了参加注释工作外，还审阅了全部的注释稿。在审阅过程中，他不但仔细批改，提出中肯的意见，而且对一些不符合质量要求的重要条目注释，还亲自重写，如长达三千字的“四呔吠陀”的注释，就是他全部重写的。除此而外，他对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经过深人研究以后的新解，纠正了以前历代学者注释的错误，包括日本学者的注释错误在内。
经过学者们几年的辛勤工作，《大唐西域记校注》终于在l98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书的校注，既吸收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纠正了前人成果中的错漏之处，努力解决了一些前人忽略的问题或遗留的难题。这本书在l990年重印，前后共印9200册。对这样一部非常专门甚至有些冷僻的学术著作来说，这个数字已经非常可观了。
l994年《大唐西域记校注》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
《大唐西域记校注》出版以后，季羡林考虑到一般读者即使有了新的注释也难以读懂该书，实有今译之必要。于是又趁热打铁，另组班子，定成了《大唐西域记今译》。l985年该书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今译》也获得了高度的评价。按季羡林的计划，第三步应当是将《大唐西域记校注》译成英文出版。因为国外现有的两种英译本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同程度的错误。但由于此事目前还存在诸多困难，暂时还难以实现，只得等待时日了。
4、《玄奘与──校注前言》
这篇文章本是为《大唐西域记校注》一书写的前言。但是由于它涉及的范围大大超出了《大唐西域记》这本书的内容，因此完全可以视为一本专著。全文近十万字，分为五个大部分：一、唐初的中国；二、六七世纪的印度；三、唐初中印交通的情况；四、关于玄奘；五，关于《大唐西域记》。
季羡林为写这篇文章下了很大功夫，查阅了大量中外资料，耗时一年多。他说：“因为《大唐西域记》这部书蜚声世界，特别是享誉天竺，由来已久，影响至大，所以我不惜以近十万字的篇幅，对此书的方方面面，细致深入地加以探讨。我费的时间长，查阅的资料多，对产生这都巨著的时代背景和地域条件都详加论列，以利读者对此书之了解。”
这篇长序的要点有四：
在论证了唐代佛教的发展与宗派的形成、唐初统治者宗教政策、唐代的寺院经济等问题的基础上，季羡林得出结论：“佛教发展到唐代，已经越过了光辉的顶点”，“从中国佛教史的角度来看，佛教当时已经走下坡路了”。
二、《序言》在引用了《大唐西域记》的资料以后，得出结论：“在印度，情况也差不多，到了7世纪，印度教已完成了转型任务，影响日益广被。虽有戒日王张扬，佛教已非昔日之辉煌。后来，伊斯兰教逐渐传入。在印度教与伊斯兰教夹攻之下，佛教终于在印度销声匿迹。”
三、《序言》中设专章论述玄奘，力图客观地评价这位高僧。在详尽叙述了玄奘的家世、西行求法的动机、在印度的活动、回国后与唐太宗的关系、翻译印度佛经的艰辛以及玄奘的佛教哲学思想之后，季羡林对玄奘作了一分为二的评价：“恩格斯在评价黑格尔和歌德的时候说：‘黑格尔是一个德国人而且和他同时代人歌德一样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歌德黑格尔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脱去德国人的庸人气味。’（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玄奘在自己的领域内算得上是一个宙斯。但是他的某些行为，难道就没有一点庸人习气吗？……但是，话又说回来，玄奘毕竟是伟大的人物。……鲁迅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在这里并没有点出玄奘的名字，但是他所说的‘舍身求法的人’，首先就有玄奘在内，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有这样精神的玄奘的确算得上是‘中国的脊梁’。”
四、季羡林对《大唐西域记》这本书的评价是：“经过了一千多年实践的考验，特别是在最近一百多年内的考验，充分证明《大唐西域记》是有其伟大意义的”；“从中国到印度去的僧人写了不少的书，但是所有这些书同《大唐西域记》比较起来，都如小巫见大巫不能望其项背。从中国方面来说《大唐西域记》确实算是一个高峰。”“从古代一直到中世，到过印度的外国人也非常多，他们留下了很多的记载。……但是，它们都无法代替《大唐西域记》，要想了解古代和7世纪以前的印度，仍然只能靠这本书。”所以，“《大唐西域记》是一部稀世，其他外国人的著作是很难同这部书相比的”。
许多人都知道，季羡林有一种“玄奘情结”。季羡林对玄奘的崇敬之情由来已久。早在六十年前，他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就曾用过“齐奘”的笔名写文章，可见他对玄奘心仪已久。后来，他在许多场合，屡屡称赞玄奘舍身求法的精神，用来自勉和鼓励他人。l977年，他在与中华书局商讨校注《大唐西域记》问题时，这种“玄奘情结”再一次地流露出来。据中华书局编辑谢方在《玄奘情结和学者风范》一文中回忆：“当我谈到中华书局计划重新组织人力整理《西域记》，请他出任注译方面的负责人时，我看到他平静的目光忽然兴奋起来，埋在他心中多年的玄奘情结又出现了。他的话多起来，不但表示尽力支持中华的整理计划，而且和我谈了不少关于整理此书的看法和意见。”
在校注《大唐西域记》的过程中，由于事先对这项工作的艰巨性估计不足，有些“轻敌”思想，结果遇到不少挫折，走了不少弯路。有时候，仅仅为了统一一个人名、地名的译名，多次反复，费工费时，大伤脑筋。这使季羡林十分苦恼，甚至产生了打退堂鼓的念头。但是，只要一想到玄奘当年只身万里求法，“虽九死而犹未悔”大无畏精神，他立刻便振奋起来。
季羡林与玄奘所处的时代相去一千多年，二人生活的社会环境迥然不同；追求的目标和从事的职业也大相径庭，但是，在季羡林身上，难道我们不能看到玄奘的一些影子吗？看到玄奘精神的闪光吗？玄奘那种埋头苦干，拼命硬干，舍身求法的精神，不正是季羡林人生的写照吗？
5、佛教梵语与佛教史研究
季羡林自称是一位“杂”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本行。所谓“术业有专攻”，他也有自己专攻的“术业”，这就是佛教梵语与佛教史研究。对这两项研究，他始终抓住，终身不放，并且写出了许多具有世界影响的、有创见的论文，这些论文在国际学术同行中受到极大重视，给予极高的评价。
佛教梵语是季羡林在德国留学时学习的专业，在留学期间他曾撰写过四篇富有创见的论文，受到德国老师的高度赞赏，本书在“负笈德意志”一章中己有详细介绍。这四篇论文现在已成为佛教语言研究史上的重要文献。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国际学术交流机会的增多，季羡林对国外学术进展情况有了深入的了解，他又重新投入到佛教梵语的研究中，写出了几篇重要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