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文集》第7/95页




成  功
  什么叫成功?顺手拿来一本《现代汉语词典》,上面写道:“成功:获得预期的结果”,言简意赅,明白之至。
  但是,谈到“预期”,则错综复杂,纷纭混乱。人人每时每刻每日每月都有大小不同的预期,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总之是无法界定,也无法分类,我们不去谈它。
  我在这里只谈成功,特别是成功之道。这又是一个极大的题目,我却只是小做。积七八十年之经验,我得到了下面这个公式:
  天资+勤奋+机遇=成功
  “天资”,我本来想用“天才”;但天才是个稀见现象,其中不少是“偏才”,所以我弃而不用,改用“天资”,大家一看就明白。这个公式实在是过分简单化了,但其中的含义是清楚的。搞得太烦琐,反而不容易说清楚。
  谈到天资,首先必须承认,人与人之间天资是不相同的,这是一个事实,谁也否定不掉。十年浩劫中,自命天才的人居然号召大批天才,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至今不解。到了今天,学术界和文艺界自命天才的人颇不稀见,我除了羡慕这些人“自我感觉过分良好”外,不敢赞一词。对于自己的天资,我看,还是客观一点好,实事求是一点好。
  至于勤奋,一向为古人所赞扬。囊萤、映雪、悬梁、刺股等故事流传了千百年,家喻户晓。韩文公的“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更为读书人所向往。如果不勤奋,则天资再高也毫无用处。事理至明,无待饶舌。
  谈到机遇,往往为人所忽视。它其实是存在的,而且有时候影响极大。就以我自己为例,如果清华不派我到德国去留学,则我的一生完全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
  把成功的三个条件拿来分析一下,天资是由“天”来决定的,我们无能为力。机遇是不期而来的,我们也无能为力。只有勤奋一项完全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我们必须在这一项上狠下工夫。在这里,古人的教导也多得很。还是先举韩文公。他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这两句话是大家都熟悉的。
  王静安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静安先生第一境写的是预期。第二境写的是勤奋。第三境写的是成功。其中没有写天资和机遇。我不敢说,这是他的疏漏,因为写的角度不同。但是,我认为,补上天资与机遇,似更为全面。我希望,大家都能拿出“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精神来从事做学问或干事业,这是成功的必由之路。
  2000年1月7日
 
 
 
 
 
希望编辑多写文章


 
  


虎年抒怀
  真没有想到,一转瞬间,自己竟已到了望九之年。前几年,初进入耄耋之年时,对光阴之荏苒,时序之飘逸,还颇有点“逝者如斯夫”之感。到最近二三年来,对时间的流逝,神经似乎已经麻痹了,即使是到了新年或旧年,原来觉得旧年的最后一天和新年的第一天,其间宛若有极深的鸿沟,仿佛天不是一个颜色,地不是一个状态,自己憬然醒悟:要从头开始了,要重新“做人”了;现在则觉得虽然是“一元复始”,但“万象”并没有“更新”,今天同昨天完完全全一模一样,自己除了长了一岁之外,没有感到有丝毫变化。什么“八十述怀”之类的文字,再也写不出,因为实在无“怀”可“述”了。
  但是,到了今天,时序正由大牛变成老虎,也许是由于老虎给我的印象特深,几年来对时间淡漠的心情,一变而为对时间的关注,“天增岁月人增寿”,我又增了一年寿。我陡然觉得,这一年实在是非同小可,它告诉我,我明确无误地是增加了一岁。李白诗:“高堂明镜悲白发”,我很少照镜子,头顶上的白色是我感觉到的,而不是我亲眼看到的,白色仿佛有了重量,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头上。至于脸上的皱纹,则我连感觉都没有,我想也不去想它。
  不管我的感觉怎样,反正我已经老了,这是一个丝毫也不容怀疑的事实。我已经老到了超过我的计划,超过我的期望。我父亲和母亲都只活了四十多岁,我原来的第一本账是活到50岁。据说人的寿限是遗传的,我绝不会活得超过父母太多。然而,五六十年,倏尔而过。六十还甲子,那时刚从牛棚里放出来,无暇考虑年龄。孔子的七十三,孟子的八十四,也如电光石火,一闪即逝。我已经忘记了原来的计划,只有预算,而没有决算,这实是与法律手续不合。可是再一转瞬,我已经变成了今天的我,已经是孑然一翁矣。按照洋办法,明年应该庆米寿了。
  我活过的87年是短是长呢?从人的寿命来说,是够长的了。俗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经过了古稀之年17岁,难道还能不算长吗?从另一个观点上来看,它也够长的。这个想法我从来没有过,我也从来没有见任何中外文人学士有过。是我“天才的火花”一闪,闪出来这一个“平凡的真理”。现在,世界文明古国的中国的历史充其量不过说到了5000年,而我活的时间竟达到了5000年的五十分之一,你能说还不够长吗?遥想5000年前,人类可能从树上下来已经有些时候了,早就发明了火,能够使用工具,玩出了许多花样,自称为“万物之灵”。可是,从今天看来,花样毕竟有限,当时所谓“天上宫阙”,可能就是指的月亮,原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可是今天人类已经登上了月球。原来笼罩在月宫上的一团神秘的迷雾,今天已经大白于天下了。人世沧桑,不可谓不大,而在这漫长的5000年中,我竟占了将近一百年,难道还能说不够长吗?
  人类的两只眼睛长在脸上,不长在后脑勺上,只能向前看,想要向后看,必须回头转身。但是,在我回忆时,我是能向后看的。我看到的是一条极其漫长的隐在云雾中的道路,是山东的一个僻远的小村庄。从那里出发,我走到了济南,走到了北京,又走到迢迢万里的德国和瑞士。这一条路始终跟在我的身后,或者毋宁说被我拖在身后。在国外待了十年多以后,我又拖着这一条路,或者说这一条路拖着我重又回到了我亲爱的祖国。然后,在几十年之内,我的双足又踏遍了亚洲的、非洲的以及欧洲的许多国家,我行动的轨迹当然又变成了路。这一条路一寸也没有断过,它有时曲曲折折,坎坎坷坷,有时又顺顺利利,痛痛快快,在现在的一瞬间,它就终止在我的脚下。但是,我知道,只要我一抬腿,这一条路立即就会开始延伸,一直延伸到那一个长满了野百合花的地方。什么时候延伸到那里,我不知道,但是看来还不会就到的。
  近几年来,我读中外学术史和文学史,我有一个还没有听说别人有过的习惯:我先不管这些灿如流星的学者和诗人们的学术造诣,什么人民性,什么艺术性,这性,那性,我都置之不理,我先看他们的生卒年月。结果我有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他们绝大多数活的年龄都不大,一般都是40、50、60岁。那少数著名的夭折的诗人,比如中国的李长吉,英国的雪莱和济慈等暂且不谈。活过古稀之年的真的不多。我年轻时知道德国伟大诗人歌德活了83岁,印度伟大的诗人泰戈尔活了80岁,英国的萧伯纳、俄罗斯的托尔斯泰都活到超过了80岁,当时大为赞叹和羡慕。我连追赶他们,步他们后尘的念头,一点也没有,几乎认为那无疑是“天方夜谭”。然而,正如我在上面说过的那样,曾几何时,蓦回头,那一条极长极长的用我的双脚踩成的路,竟把我拖到了眼前。我大吃一惊:我今天的年龄早已超过了他们。我从灵魂深处感到一阵震颤。
  我现在的心情是一方面觉得自己还年轻,在北大教授的年龄排名榜上,我离开状元、榜眼,还有一大截,我至多排在15名以后。而且,我还说过到八宝山去的路上,我绝不“加塞”。然而,在另一方面,我真觉得自己活得太久了,太累了。几十年的老友不时有人会突然离开了人间,这种“后死者”的滋味是极难忍受的。而且意内和意外的工作,以及不虞的荣誉,纷至沓来。有时候一天接待六七起来访者和采访者。我好像成了医院里的主治大夫,吃饭的那一间大房子成了候诊室,来访的求诊者呼名鱼贯入诊。我还成了照相的道具,“审问”采访的对象,排班轮流同我照相。我最怕摄影者那一声棒喝:“笑一笑!”同老友照相,我由衷地含笑。但对某一些素昧平生的人,我笑得起来吗?这让我想到电视剧《瞧这一家子》中那个假笑或苦笑镜头,心中觳觫不安。
  每天还有成捆成包的信件报刊。来信的人几乎遍布全国,男女老少都有。信的内容五花八门,匪夷所思,我简直成了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圣人、神人。我的一位老友在他的文中说:“季羡林有信必复。”这真让我吃了苦头,我不想让老友“食言”,自己又写不了那么多信,只有乞灵于我的一位多年的助手,还有我的学生,请他们代复,这样才勉强过关。我曾向我的助手说,从今以后再不接受采访,再不答应当什么“主编”、“顾问”,再不写字了。然而话声还没有落地,又来了。来了,再三斟酌,哪一个也拒绝不了,只好自食其言,委曲求全。
  这就是我产生矛盾心情的根源。我非常忆念十年浩劫中“不可接触者”的生活,那时候除了有时被批斗一下以外,实在很逍遥自在。走在路上,同谁也不打招呼,谁也不同我打招呼,谁也不会怪我,我也不怪任何人。我现在常常想到庄子的话:“大块劳我以生,息我以死。”这是真正的见道之言。
  我现在有时候真想到死。请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我绝不会自杀,不必对我严加戒备。人人都是怕死的,我对于死却并不怎样害怕。在1967年,我被“老佛爷”抄了家,头顶上戴的帽子之多之大,令人一看就胆战心惊。我一时想不开,制定了自杀的计划,口袋里装满了安眠药水和药片。我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我只能采用资产阶级的自杀方式,绝不能采用封建主义的自杀方式,比如跳水、上吊、跳楼之类。我选择好了自杀的地方,那地方是在圆明园芦苇丛中,轻易不会被人发现的。大概等到秋后割芦苇时我才能被发现,那时我的尸体恐怕已经腐烂得不像样子了。想到这里,我的心能不震动吗?但是我死前的心情却异常平静,我把仅有的一点钱交给婶母和德华,意思是让她们苟延残喘地活下去。然后我正想跳墙逃走时,雄赳赳的红卫兵踹门进来,押解我到大饭厅去批斗。批斗不是好事,然而却救了我一条命。提前批斗的原因是想打我的威风,因为我对“老佛爷”手下那一批喽啰态度“恶劣”。总之,我已到过死亡的边缘上,离死亡的距离间不容发。我知道死前的感觉如何,我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因此,从那以后,我认为,死并不可怕,而我能活到今天,多活的这几十年都是白捡的。多活一天,就是白捡一天。我还有一个教训:对恶人或坏人,态度一定要“恶劣”。态度和蔼会导致死亡,态度恶劣则能救命。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如果说有什么优点的话,那就是我比较勤奋。我一生没有敢偷过懒。一直到今天,我每天仍然必须工作七八个小时。碰巧有一天我没有读书或写作,我在夜间往往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痛责自己虚度一天。曹操有一首著名的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对此诗是非常欣赏的。我的毛病是忘乎所以,忘记了自己的年龄。我的所作所为,是“老骥伏枥,志在万里”。我仿佛像英国人所说的teenager。我好像还不知道有多少年好活,脑筋里还不知道有多少读书计划,有多少写作计划好作。一个老年人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一方面可以说是好事。另一方面,则只能说是坏事。这简直近于头脑发昏,头脑一发昏,就敢于无所不为。前两年,我从一米八高的窗台上跳下,就是一个好例子,朋友们都替我捏一把“后”汗,我自己也不禁后怕不已。
  就这样,我现在的心情是经常在矛盾中,一方面觉得自己活得太久了,太累了,一方面又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一方面也常提到死,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并不怕死,死亡离开自己还颇远。可是矛盾的结果,后者往往占了上风。
  在中国“古代诗人”中,苏东坡是我最喜欢者之一。记得十几岁作诗谜时,我采用的就是《苏东坡全集》。虽然不全懂,但糊里糊涂地翻了一遍。最近一两年来,又特爱苏东坡的词,我能够背诵不少首。我独爱其中一首《浣溪沙》。题目是“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原文是: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东坡问:“谁道人生无再少?”我答曰:“我道人生有再少。”我现在就有“再少”的感觉。这是我的现身说法。但是,我的“再少”在我的内心中似乎还是有条件的:吃饭为了活着,但是活着不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工作。如果活着只是为了吃饭,还不如不活为佳。值此新年来临之际,我现在虔心祝愿我们全国安定团结,国泰民安。我祝愿全世界不再像现在这样乱糟糟的,狼烟四起,五洲震荡。祝福自己,虎年大吉。
  1998年1月27日旧历元旦前夕
 
  


新年抒怀
  除夕之夜,半夜醒来,一看表,是一点半钟,心里轻轻地一颤:又过去一年了。
  小的时候,总希望时光快快流逝,盼过节,盼过年,盼迅速长大成人。然而,时光却偏偏好像停滞不前,小小的心灵里溢满了忿忿不平之气。
  但是,一过中年,人生之车好像是从高坡上滑下,时光流逝得像电光一般。它不饶人,不了解人的心情,愣是狂奔不已。一转眼间,“两岸猿声蹄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滑过了花甲,滑过了古稀,少数幸运者或者什么者,滑到了耄耋之年。人到了这个境界,对时光的流逝更加敏感。年轻的时候考虑问题是以年计,以月计。到了此时,是以日计,以小时计了。
  我是一个幸运者或者什么者,眼前正处在耄耋之年。我的心情不同于青年,也不同于中年,纷纭万端,绝不是三两句就能说清楚的。我自己也理不出一个头绪来。
  过去的一年,可以说是我一生最辉煌的年份之一。求全之毁根本没有,不虞之誉却多得不得了,压到我身上,使我无法消化,使我感到沉重。有一些称号,初戴到头上时,自己都感到吃惊,感到很不习惯。就在除夕的前一天,也就是前天,在解放后第一次全国性国家图书奖会议上,在改革开放以来十几年的,包括文理法农工医以及军事等等方面的五十一万多种图书中,在中宣部和财政部的关怀和新闻出版署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全国七十多位专家的认真细致的评审,共评出国家图书奖45种。只要看一看这个比例数字,就能够了解获奖之困难。我自始至终参加了评选工作。至于自己同获奖有份,一开始时,我连做梦都没有梦到。然而结果我却有两部书获奖。在小组会上,我曾要求撤出我那一本书,评委不同意。我只能以不投自己的票的办法来处理此事。对这个结果,要说自己不高兴,那是矫情,那是虚伪,为我所不取。我更多地感觉到的是惶恐不安,感觉到惭愧。许多非常有价值的图书,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评上,自己却一再滥竽。这也算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幸运吧。我在这里还要补上一句:在旧年的最后一天的《光明日报》上,我读到老友邓广铭教授对我的评价,我也是既感且愧。
  我过去曾多次说到,自己向无大志,我的志是一步步提高的,有如水涨船高。自己绝非什么天才,我自己评估是一个中人之才。如果自己身上还有什么可取之处的话,那就是,自己是勤奋的,这一点差堪自慰。我是一个富于感情的人,是一个自知之明超过需要的人,是一个思维不懒惰,脑筋永远不停地转动的人。我得利之处,恐怕也在这里。过去一年中,在我走的道路上,撒满了玫瑰花,到处是笑脸,到处是赞誉。我成为一个“很可接触者”。要了解我过去一年的心情,必须把我的处境同我的性格,同我内心的感情联系在一起。现在写“新年抒怀”,我的“怀”,也就是我的心情,在过去一年我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呢?
  首先是,我并没有被鲜花和赞誉冲昏了头脑,我的头脑是颇为清醒的。一位年轻的朋友说我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年龄。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尽管从表面上来看,我似乎是朝气蓬勃,在学术上野心勃勃,我揽的工作远远超过一个耄耋老人所能承担的,我每天的工作量在同辈人中恐怕也居上乘。但是我没有忘乎所以,我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年龄。在朋友欢笑之中,在家庭聚乐之中,在灯红酒绿之时,在奖誉纷至潮来之时,我满面含笑,心旷神怡,却蓦地会在心灵中一闪念:“这一出戏快结束了!”我像撞客的人一样,这一闪念紧紧跟随着我,我摆脱不掉。
  是我怕死吗?不,不,绝不是的。我曾多次讲过:我的性命本应该在十年浩劫中结束的。在比一根头发丝还细的偶然性中,我侥幸活了下来。从那以后,我所有的寿命都是白捡来的;多活一天,也算是“赚了”。而且对于死,我近来也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看法:“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死是自然规律,谁也违抗不得。用不着自己操心,操心也无用。
  那么我那种快煞戏的想法是怎样来的呢?记得在大学读书时,读过俞平伯先生的一篇散文:《重过西园码头》,时隔六十余年,至今记忆犹新。其中有一句话:“从现在起我们要仔仔细细地过日子了。”这就说明,过去日子过得不仔细,甚至太马虎。俞平伯先生这样,别的人也是这样,我当然也不例外。日子当前,总过得马虎。时间一过,回忆又复甜蜜。宋词中有一句话:“当时只道是寻常。”真是千古名句,道出了人们的这种心情。我希望,现在能够把当前的日子过得仔细一点,认为不寻常一点。特别是在走上了人生最后一段路程时,更应该这样。因此,我的快煞戏的感觉,完全是积极的,没有消极的东西,更与怕死没有牵连。
  在这样的心情的指导下,我想的很多很多,我想到了很多的人。首先是想到了老朋友。清华时代的老朋友胡乔木,最近几年曾几次对我说,他想要看一看年轻时候的老朋友。他说:“见一面少一面了!”初听时,我还觉得他过于感伤,后来逐渐品味出他这一句话的分量。可惜他前年就离开了我们,走了。去年我用实际行动响应了他的话,我邀请了六七位有五六十年友谊的老友聚了一次。大家都白发苍苍了,但都兴会淋漓。我认为自己干了一件好事。我哪里会想到,参加聚会的吴组缃现已病卧医院中。我听了心中一阵颤动。今年元旦,我潜心默祷,祝他早日康复,参加我今年准备的聚会。没有参加会的老友还有几位。我都一一想到了,我在这里也为他们的健康长寿祷祝。

  我想到的不只有老年朋友,年轻的朋友,包括我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学生,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我也都一一想到了。我最近颇接触了一些青年学生,我认为他们是我的小友。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一群小友的感情越来越深,几乎可以同我的年龄成正比。他们朝气蓬勃,前程似锦。我发现他们是动脑筋的一代,他们思考着许许多多的问题。淳朴、直爽,处处感动着我。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我们祖国的希望和前途就寄托在他们身上,全人类的希望和前途也寄托在他们身上。对待这一批青年,唯一正确的做法是理解和爱护,诱导与教育,同时还要向他们学习。这是就公而言。在私的方面,我同这些生龙活虎般的青年们在一起,他们身上那一股朝气,充盈洋溢,仿佛能冲刷掉我身上这一股暮气,我顿时觉得自己年轻了若干年。同青年们接触真能延长我的寿命。古诗说:“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我一不服食,二不求神。青年学生就是我的药石,就是我的神仙。我企图延长寿命,并不是为了想多吃人间几千顿饭。我现在吃的饭并不特别好吃,多吃若干顿饭是毫无意义的。我现在计划要做的学术工作还很多,好像一个人在日落西山的时分,前面还有颇长的路要走。我现在只希望多活上几年,再多走几程路,在学术上再多做点工作,如此而已。
  在家庭中,我这种快煞戏的感觉更加浓烈。原因也很简单,必然是因为我认为这一出戏很有看头,才不希望它立刻就煞住,因而才有这种浓烈的感觉。如果我认为这一出戏不值一看,它煞不煞与己无干,淡然处之,这种感觉从何而来?过去几年,我们家屡遭大故。老祖离开我们,走了。女儿也先我而去。这在我的感情上留下了永远无法弥补的伤痕。尽管如此,我仍然有一个温馨的家。我的老伴、儿子和外孙媳妇仍然在我的周围。我们和睦相处,相亲相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最可爱的人。除了人以外,家庭成员还有两只波斯猫,一只顽皮,一只温顺,也都是最可爱的猫。家庭的空气怡然,盎然。可是,前不久,老伴突患脑溢血,住进医院。在她没病的时候,她已经不良于行,整天坐在床上。我们平常没有多少话好说。可是我每天从大图书馆走回家来,好像总嫌路长,希望早一点到家。到了家里,在破藤椅上一坐,两只波斯猫立即跳到我的怀里,让我搂它们睡觉。我也眯上眼睛,小憩一会儿。睁眼就看到从窗外流进来的阳光,在地毯上流成一条光带,慢慢地移动,在百静中,万念俱息,怡然自得。此乐实不足为外人道也。然而老伴却突然病倒了。在那些严重的日子里,我在从大图书馆走回家来,我在下意识中,总嫌路太短,我希望它长,更长,让我永远走不到家。家里缺少一个虽然坐在床上不说话却散发着光与热的人。我感到冷清,我感到寂寞,我不想进这个家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心里就更加频繁地出现那一句话:“这一出戏快煞戏了!”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老伴虽然仍然住在医院里,病情已经有了好转。我在盼望着,她能很快回到家来,家里再有一个虽然不说话但却能发光发热的人,使我再能静悄悄地享受沉静之美,让这一出早晚要煞戏的戏再继续下去演上几幕。
  按世俗算法,从今天起,我已经达到83岁的高龄了,几乎快到一个世纪了。我虽然不爱出游,但也到过30个国家,应该说是见多识广。在国内将近半个世纪,经历过峰回路转,经历过柳暗花明,快乐与苦难并列,顺利与打击杂陈。我脑袋里的回忆太多了,过于多了。眼前的工作又是头绪万端,谁也说不清我究竟有多少名誉职称,说是打破纪录,也不见得是夸大,但是,在精神上和身体上的负担太重了。我真有点承受不住了。尽管正如我上面所说的,我一不悲观,二不厌世,可是我真想休息了。古人说:“夫大块劳我以生,息我以死。”德国伟大诗人歌德晚年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最后一句是“你也休息”,仿佛也表达了我的心情,我真想休息一下了。
  心情是心情,活还是要活下去的。自己身后的道路越来越长,眼前的道路越来越短,因此前面剩下的这短短的道路,更弥加珍贵。我现在过日子是以天计,以小时计。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是可贵的。我希望真正能够仔仔细细地过,认认真真地过,细细品味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我认为每一分每一秒都不“寻常”。我希望千万不要等到以后再感到“当时只道是寻常”,空吃后悔药,徒唤奈何。对待自己是这样,对待别人,也是这样。我希望尽上自己最大的努力,使我的老朋友,我的小朋友,我的年轻的学生,当然也有我的家人,都能得到愉快。我也绝不会忘掉自己的祖国,只要我能为她做到的事情,不管多么微末,我一定竭尽全力去做。只有这样,我心里才能获得宁静,才能获得安慰。“这一出戏就要煞戏了”,它愿意什么时候煞,就什么时候煞吧。
  现在正是严冬。室内春意融融,窗外万里冰封。正对着窗子的那一棵玉兰花,现在枝干光秃秃的一点生气都没有。但是枯枝上长出的骨朵儿却象征着生命,蕴涵着希望。花朵正蜷缩在骨朵儿内心里,春天一到,东风一吹,会立即能绽开白玉似的花。池塘里,眼前只有残留的枯叶在寒风中在层冰上摇曳。但是,我也知道,只等春天一到,坚冰立即化为粼粼的春水。现在蜷缩在黑泥中的叶子和花朵,在春天和夏天里都会蹿出水面。在春天里,“莲叶何田田”。到了夏天,“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那将是何等光华烂漫的景色啊。“既然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我现在一方面脑筋里仍然会不时闪过一个念头:“这一出戏快煞戏了。”这丝毫也不含糊;但是,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这一出戏的高潮还没有到,恐怕在煞戏前的那一刹那才是真正的高潮,这一点也绝不含糊。
  1994年1月1日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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