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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对于《大宋明镜报》刚刚发行的时候，学生曾许诺过一定要让朝廷有一份类似的报纸，不过是因为当时朝廷的财政状况所限，还有发行报纸这种前所未有之物有着太多的未知可能，所以便有学生试着先行探路……”王静辉淡淡的说道。
“改之，现在难道你想建议朝廷也发行报纸吗？”司马光打断了王静辉的话问道。
王静辉听后笑了笑说道：“君实先生的话怎么听起来好似学生阻止朝廷发行报纸呢？以朝廷今时今日的财力，想要发行一份报纸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学生所认为的是让学生先行探索，日后以便朝廷能够更加迅速的将报纸普及到百姓当中去――这中间涉及到尽量普及教育，让更多的人能够读懂报纸；增设报纸的发行地点，让报纸更加普及……学生旗下的报纸做的正是这些工作，现在时机成熟了，自然该市朝廷登台了！”
司马光向后靠了靠身体，笑着说道：“改之真是有心了！”
“现在学生该做的事情都做了，剩下来的便是该轮到君实相公出马了！”
“改之为何不去找介甫商讨？”
“先生可知介甫和韩国公之间的分歧么？！”
司马光听后闻言一愣，他确实没有想到王静辉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对于王安石不喜欢富弼，或者说富弼看不惯王安石，这在大宋政界是人尽皆知的事情，恐怕所有的保守派包括他在内对王安石都看不顺眼，既然王静辉把王安石和富弼之间的不良关系单独提出来，这样做肯定有其中的道理，这倒是他所不能尽知的了。
“韩国公和王介甫有何分歧？无非是新法的关系罢了！”司马光嘴上虽然显得不以为然，但心中却快速的盘算王安石和富弼之间所发生的交集，不过思前想后两人也就是为了新法的关系才导致如此，要知道五六年前富弼还是非常主张让王安石出来执政的。
王静辉摇摇头说道：“变法固然使两人关系不慕，但这并不是其根源，先生与魏国公当初也是非常欣赏王介甫的，尤其是先生还与介甫先生不但共事还是好朋友，这中间的转变不是用一个‘变法分歧’所能够道尽的！”
王静辉的话对司马光触动非常大，想想这几年两人关系陡然直下，中间个中酸甜苦辣实在是不为外人道知，昔日的好友今日的政敌，本来都是为了这个国家和朝廷，为何两人到现在分道扬镳甚至是两立？！想想都让司马光不禁有些黯然神伤。
王静辉喝了一口茶说道：“两人之间症结之所在便是在‘天变’两字之中！”
第三百二十章 强弱
“‘天变不足论’？！”司马光默默的想到。
“其实介甫先生真的是学究天人，他的话虽然有些偏颇，但确实是非常有道理！不过世事无常，有时候有道理却并不是真的适合现在的形势，韩国公的‘天主人君’尽管有些飘渺无迹可寻，但在这个时候却是最佳的方案。事实上先生可能还不知道，监天监的官员通过望远镜观测星空，已经证明了月亮不过是环绕我们大地旋转的一个大球体罢了，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还推断我们是围绕着太阳在旋转，弄不好我们所生活的这片大地也是和月亮一般是一个球体！先生，王介甫的‘天变不足论’也许是正确的，我们所做的事情与各地发生的灾害并没有什么自然关联，朝廷中的一些人对王介甫的指责可以说也是毫无根据的，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神灵的存在……”
“这和报纸有什么关系呢？”
“先生博古通今，精心治史，自然明白皇权大小对于一个王朝来说意味着什么。富弼和王安石之间的矛盾便是在于皇权限制之争――富弼想借‘天命’来限制皇权，准确的说是限制皇帝对权力的滥用，这种想法是极为正确的！而王安石为了推行变法的需要，在这个时候却是希望皇权的力量达到最大限度，以便使皇帝能够支持他推行变法，避免反对意见对变法的阻碍，这样做倒是可以理解的，当年商鞅变法不也是在皇权的强力支持下才成功的，王介甫自比商鞅，精研《老子》权谋之道，自然想到的便是这一道路。”王静辉还是没有正面回答司马光的问题，继续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催化”司马光。
“这么说改之认为限制皇权是正确的了？”司马光也不执著于报纸的问题，干脆放下来，用一种对待学术问题的心态来和王静辉说话。
“准确的说是限制皇权的滥用！一味的限制皇权并非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在现在大宋正处于中兴关键阶段的时候。唐宗若是权力受到限制，未必能够达成大唐盛世的景象；而汉武的权力若是得到限制，在其五十年的统治时期内也就不会有四十多年的时间在战争！皇权是应该得到限制和控制，不过即便是韩国公在这个问题上也是非常无奈的――‘天命’的借口与现实状况相比，未免有些太过脆弱了些！不过王安石的为皇权松绑，在现在看来是符合其政治目的的，但这种状况就连王安石自己也不愿意看到，待到他心目中的变法达到预期效果后，他的头等大事便是想着如何限制皇权了！”王静辉冷冷的笑道。
就史实来说，王静辉所知道的封建时代皇权与相权的变化大致可分为同向消长与逆向消长两种形态。此强彼弱即逆向消长不仅并非唯一形态，并且不是封建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转形态，而是其变态。
逆向消长又分为两种状态。一种是皇权加强、相权削弱，如汉武帝后期。当时，“丞相府客馆丘虚而已”，丞相空有其名，“无能有所匡言”。其原因在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信任由其亲属和亲信组成的名叫尚书的内朝，并用内朝分割以宰相为首的外朝的权力。这不应视为常态，除了与君相一体的原则不符而外，还有三个缘故：第一，汉武帝末年，决策失误明显增多；第二，汉武帝死后，随着皇帝个人对国家政权控制能力的降低，皇权旁落于外戚之手；第三，更重要的是这只不过是中央最高行政权力转换的过渡阶段，尚书台到东汉初年便正式成为中央最高行政机关。另一种状况是相权加强、皇权削弱，如东汉末年。这显然属变态。一是由于当时相权已由“佐天子”蜕变为“挟天子”，丞相曹操大权在握，汉献帝傀儡而已；二是因为后来到曹操的儿子曹丕时，便取汉献帝而代之。可见，相权强皇权弱往往只不过是改朝换代的前奏。
同向消长亦分为两种状态，一种是皇权与相权都弱，如唐朝末年。宋人尽管有“唐末帝王，专委臣下，致多阙失”之说，可是当时藩镇割据，“王室日卑，号令不出国门”，皇权固然弱，相权也不可能强。这虽然与君相一体的原则基本相符，但它无非是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序幕，不能看作封建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转状态，自不待言。不过宋代却开了一代先河――皇权和相权都是十分强的，皇权和相权在终宋一代很难说有谁盖过了谁，但是也有例外的地方，那便是王静辉所处的时代，历史上皇帝赵顼为了推进变法，在熙宁初年的时候动用了庞大的皇权为王安石开路，将宋朝统治高层来了一次大换血。
司马光不知道王静辉对汉武帝的评价完全是脱胎于他的《资治通鉴》的观点，心中非常赞同，因为很少有人在汉武帝巨大的光环下面所隐藏的危机――汉武帝几乎就是秦始皇的翻版，将秦始皇所干过的坏事又重新干了一遍，不同的是汉武帝在其统治后期也看到他施政不当所引发的社会危机，不仅自己做了深刻的反思会忏悔，更是在朝中选拔了得力的官员，为自己的子孙找好了帮手，所以才让汉朝又延续了下去――司马光知道王静辉对汉武帝的历史功绩有着独特不同于寻常人的见解，这种态度甚至间接的影响到了皇帝赵顼，现在的皇帝已经不再以汉武帝为榜样了！正是这种见解却深合司马光的心意，也由此让司马光对王静辉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好感。
司马光听后点点头，他能够理解王静辉话中的意思，自古以来皇权强弱之间的转换明显的应对了一个王朝盛衰的变换，皇权强弱与王朝盛衰有着直接的关联，但这中间的关系又有着其极为复杂的关系，并非是绝对遵循一个规则而运行的。即便是他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也只是有个模糊的认识，而王静辉能够对此做出如此判断已经实属难得，这与驸马的年龄和阅历有着极为不相称的对比，不禁让司马光对驸马的评价有高了几分。
“以改之之见，韩国公的做法莫非是最好的办法？”
王静辉摇摇头对司马光苦笑的说道：“先生这么说难道也认为魏国公的‘天主人君’是最好的方法吗？先生心中自然是对此法也心存疑虑吧！”
司马光听后也是微笑了一下说道：“的确如此，不过某也拿不出比韩国公更好的办法！”
“这也未必！在下前来和先生商议朝廷出版报纸事宜也许便是一条比较好的通路，只是这么做前途也是不明罢了，但绝对要好过韩国公的办法！”
“哦？！愿闻其详！”
“先生难道忘记本朝赵普赵相公了么？！”王静辉微微一笑的反问道。
司马光听后顿时明朗――一次，宋太祖问赵普：“天下何物最大？”赵普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回答道：“道理最大。”不过随即司马光又摇摇头，对于不是皇上最大而是道理最大这个说法，宋太祖“屡称善”。不过道理毕竟不是一种权力，何况它具有不确定性，约束力又不强，司马光对与这样的说法虽然是内心上赞同，但是他并不是一个书呆子，常年沉浮于宦海当然清楚这“道理”究竟有多大。
其实王静辉也不相信“道理最大”，在他看来按照宋朝的政治传统，有两样东西能够跟皇权一角长短，一个是富弼在熙宁初年的时候提出：“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去乱亡无几矣。”因此，士大夫常常以己意为天意，并以此约束皇帝。然而就连富弼也明知“灾异皆天数，非人事得失所致者”，上天虚无缥缈，并不存在；另外一个便是赵普的“道理最大”了。
但是与其说让王静辉相信“道理最大”，他宁可选择富弼的“天主人君”。不过是因为王静辉在后世长大、生活，对于以报纸和其他传媒手段维持的舆论监督力量比较信服，所以这才选择了赵普的“道理最大”。不过赵普的观点只是适用于一小部分朝廷官员，这个时候的“道理”未必是最大的，面对强悍的皇权，赵普们也是束手无策，但是通过相对比较发达的传媒手段，让赵普的圈子放大再放大，将朝堂上少数几个赵普扩张成千千万万个赵普，那个时候的“道理”说不定就能够和皇权相抗衡，这其中的关键便在于报纸！
“报纸可以让全天下的人都可以变成赵普！”王静辉翻开了自己的底牌，来给司马光打气：“先生或许是认为在下有些幼稚，不过皇权的限制绝对不可以依赖于‘天命’，古往今来‘天命’有多少次被心怀叵测者所用，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危害，想必先生对此明白的很！”
“这虽然也是前途未卜，不过却也总好过‘乱命’！”司马光苦笑的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