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元王朝（出书版）》第2/60页
少年英宗是元朝历帝中没有受任何困厄体验就临朝执政的惟一一人。他在聚集起足够强大又可以信赖的政治势力之前，急于推行孤家寡人式的新政来贯彻他所仰慕的儒家学说。虽然几乎处于“孑然宫中”的境地，未经磨炼的刚愎之心和偏隘的个性却促使他走向果于刑戮以实现个人意志的极端。不出三四年，由于引起全部蒙古上层的普遍怨惧，英宗最终被权臣刺杀在行帐里。
仁、英二朝推行汉法的中心，都是以加强皇权，来抑制诸王贵戚基于蒙古旧制而获得的权益；以儒术澄清吏治，来强化官僚君主制下的政治运行程序。但是蒙古宗亲和军事集团成员心目中的大汗角色，与中央集权制下中原王朝的皇帝角色有极大的差别。在当时情形下，大汗企图仅依靠汉地的政治文化资源强行将蒙古种人集团纳入中原王朝的君臣体制，这显然是十分困难的。仁宗因为别有所求而中途妥协，所以还能善终；英宗锐气过盛，结果在危机似乎已进入余波时惨遭杀身之祸。
英宗被刺后，真金长子甘麻刺的次子、镇守漠北祖宗故地的晋王也孙铁木儿，在“其余争立的哥哥、兄弟也无有”的情形下，被蒙古的宗亲勋贵拥戴为新汗，史称泰定帝。帝位异常顺利地从真金次子答刺麻八剌系转到甘麻剌系，既是因为晋王具有“宗盟之长”的地位，并且重兵在握，也因为具有蒙古本位倾向的“迤南诸王大臣”对仁宗和英宗牺牲他们既得利益来推行汉法的行为深为不满。也孙铁木儿个人历武、仁、英三朝，“不谋异心，不图位次，依本分与国家出力气行来”，在蒙古上层中口碑应当说也比较好。
也孙铁木儿在元朝最高统治集团刚刚经历了一次重大变故的情形下君临天下。他在位期间自然灾害频仍不断。西北连年雨雹、地震，其影响达于荆湖北部地区；东南从浙西到苏北沿海屡次发生海溢：华北则时而雨雹山崩，时而蝗旱。也孙铁木儿先建元泰定，末年又改年号为致和，表明他的国策又回到以惟和来求稳定的着重点上。在竭力弥平蒙古、色目贵族怨情的同时，泰定帝也注意到笼络汉族大臣以增强元王朝的合法性。过去被冤杀和流放的御史台官员，死者获昭雪，生者召还录用。英宗朝的汉族老臣或受“三老”尊礼，或得常朝免拜跪。许乘小车至殿门下。由名儒向皇帝进讲儒术的作法，在泰定元年（1324）正式发展成为经筵制度。南方名儒吴澄在他的文集中留下一篇为泰定帝执经进讲的白话文讲稿。其中这样写道：“大概天地的心只要生物。古来圣人为歹人曾用刑罚来。不是心衷欢喜做来。孟子道：‘不爱杀人的心厮似。’前贤曾说这道理来。只有汉高祖省得这道理来，汉家子孙四百年做皇帝。我世祖皇帝不爱杀人的心，与天地一样广大。比似汉高祖不曾收服的国土，今都混一了。皇帝依着祖皇帝行，可万万年太平也者！”
然而，虽然有这些虚崇儒术的措施，与汉人儒臣们在仁、英两朝的高涨情绪相比，他们在泰定帝治下始终怀有一种难以言状的受挫感，大多数人的政治态度是消沉的。
致和元年（1328）七月，泰定帝在上都度夏期间病死。他年幼的长子阿剌吉八早在五年前就已立为皇太子。但在八月初，钦察部出生的高级军事将领燕铁木儿，以迎立武宗“圣子”为号召，在大都拘捕异己，公开发难。拥护阿剌吉八的上都军和大都军队之间遂挑开战幕；翌月，阿刺吉八和武宗次子图帖睦尔分别在两都被推戴为大汗。元代汗位之争至此发展到全国性的内战和不惜以暗杀手段来推动骨肉相残的地步。
孙铁木燕铁木儿是元武宗镇守阿勒泰山边地时最宠信的钦察战将床兀儿之子。武宗赴上都即位时，他以宿卫身份随驾南来。泰定帝朝，燕铁木儿不仅直接掌握左卫亲军和由族人组成的钦察卫侍卫亲军，而且以佥枢密院事总环卫事，有权调度保卫京畿的其他宿卫军。所以他能顺利举事，迅速左右大都局势。由武宗带来的漠北旧部子女中，不少人在仁、英两朝受到冷遇。燕铁木儿声称要把帝位夺归海山系，在当时颇有响应者。支持大都最得力的河南行省首脑伯颜（与平宋主帅伯颜不是同一人），就铁心拥戴“吾君（指海山）之子”图帖睦尔，亲自勒兵护送他北上。伯颜不仅献出本省财赋，而且还截留了东南诸省经河南北解的“常赋”，一起供给大都。站在大都一边的还有湖广、江西等省。
公开支持上都的，除辽阳而外还有陕西行省。两都之战开始时，上都方面分兵四路。其中三路分别叩击居庸关、古北口和辽东迁民镇（今山海关）；另一路绕行山西，再向东回攻紫荆口，大概带有与陕西军队互相接应的意图。这种用多头进攻撕开拱卫大都的前方防线、进而对之实施包围的战略，对一时无法从南方省份调集足够兵力的大都集团确实是一种严重的威胁。但是，把兵力分散在长城一线东西千余里的上都军队，如果各自为战，互相间缺少配合和呼应，也很容易被集中相对优势的大都军队各个击破，从而使全线攻势陷于瓦解。
燕铁木儿似乎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除分出一小部分兵力把守长城诸关隘以外，他将最能作战的主力集中在本人直接指挥之下，在40天时间内，东西奔突、迅速转移近十次，往返转战于最需要增援的那些战略要地。到了十月中旬，上都军虽曾有不止一次逼近大都城下的战迹，四路进攻却被悉数击溃。随着形势的渐次明朗，部分持观望立场的驻牧辽东的东道诸王很快倒向大都，起兵进围几近空城的上都。上都集团首脑或遁或降，阿刺吉八去向不明。十一月中，转战于山西、河南的几支关陕军队也先后在大都招谕下罢兵撤还。
铁木迭儿踩灭了两都之战的余烬，但帝位的归属问题仍使他心烦意乱。武宗有两子。长子和世依叔侄相继原则本应是仁宗的帝位继承人，却在仁宗逼迫下出京，后来流亡到西北察合台后王领地；次子图帖睦尔在泰定帝死时出居江陵，在燕铁木儿发难当月到达大都。出于“人心向背之机，间不容发”的形势，图帖睦尔立即在大都称帝，改元天历，并声称“谨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让之心”。上都克复后，图帖睦尔迫于元仁宗在大德末年“推奉圣兄，谦居储贰”的前例，遣使往迎和世。
和世怀着乃父当年同样坚定的信心飘然从察合台封地启程，抵达和林后，便经随行的察合台宗王和漠北诸王、大臣合议，匆匆宣布即大汗位，史称明宗。他忘记了自己的父亲是以阿勒泰山前线统帅身份、藉三万精兵相扈从的强大武力为后盾而取得帝位的，而他本人却只有1800名贴身卫士。和世对此毫不经心，任情举措，结果被迫付出致命的代价。
天历二年（1329）四月，携玉玺北迎和世的燕铁木儿至大汗南下的行帐入觐。和世对他虽然有所封授，却削去了他手中的大部分兵权，同时对与自己一起流亡草原的亲信旧人大加委任。很明显，如果和世临朝，燕铁木儿很难会有君恩独厚的际遇，随和世入朝的新贵必定要分享由他出生入死才争得的胜利成果，甚至将他排挤到权力集团的边缘。他不愿接受这样的命运。而对图帖睦尔来说，一经即位为帝，原先的“固让之心”也很快销蚀，处在进退两难的矛盾心情之中。于是，“武仁授受”的正剧在第二次排演时变成了一场血淋淋的闹剧。
八月初，和世和图帖睦尔相会于连接大都与上都的驿路之上的旺忽察都行宫（在今河北张北县境）。不满五天，明宗“暴崩”。图帖睦尔“入临哭尽哀”，而后立即在燕铁木儿簇拥下，拥皇帝宝玺驰还上都，在那里再次匆忙即位，是为文宗。
天历年间连续两次重大变故，使蒙古、色目上层人心离散。忽必烈朝以后，蒙古高层内部的躁动不安，以文宗朝为甚。文宗本人在天历之变中涉嫌太深，所以也不便像泰定帝那样通过“诛逆”来收拢人心。这就迫使他完全倒向燕铁木儿，在朝中养成以这个颇具才干的独夫为核心的同气相求的权力小集团。燕铁木儿前后娶宗室女40人，纳泰定帝妃为夫人。文宗甚至把自己的儿子也寄养在他家里。天历年间也是一个气温偏低、自然灾害严重的时期。
由于政治气候和经济环境的限制，文宗临朝的四年，只好专意于追求一种振兴“文治”的表面效果。他在皇宫内收藏文物书画、图书宝玩的奎章阁设学士院，搜罗天下名士，聊备问对，入侍燕闲。奎章阁学士们不是治国平天下的君主政治智囊团，不过是一批才识超诣的“文学之士”而已。为了“示治平之永则”，文宗朝对大量的政府档案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编排、删削润色，纂修了一部大规模的官颁政书《经世大典》。
在旺忽察都“隐亏天伦”的行迹，给元文宗的心理蒙上了一层终生卸不脱的阴影。至顺三年（1332）夏他死于上都，皇后不顾燕铁木儿的坚请，“导扬末命，申固让初志”，执意要把帝位传给和世的儿子。和世长子妥懽帖睦尔当时出居静江（治今广西桂林）；次子懿磷质班时年7岁，在京师。燕铁木儿急于立幼，遂拥立懿磷质班即位，史称宁宗。这个小皇帝即位后五十余天病死。燕铁木儿再次建议拥戴文宗之子燕帖古思，仍被文宗后拒绝，不得已乃迎妥懽帖睦尔到京。但迁延数月不得立。恰巧这时燕铁木儿因纵欲过度溺血而死。妥懽帖睦尔才顺利即位。36年后，朱元璋派遣的北伐大军进逼大都，妥懽帖睦尔仓促出逃，翌年因痢疾死于应昌（故址在今内蒙克什克腾旗西达来诺尔附近）。元代流亡政权这时处境狼狈，所以他没有庙号；明政府以其“知顺天命，退避而去”，给予他“顺帝”的称号。此后作为蒙元王朝的一个继承国家，“北元”政权在蒙古草原还存在了很长一个时期。
在它的最后几十年中，元政权的积弱之势日益凸现。元代后期蒙古、色目各族受汉文化影响的程度迅速提高。自1340年代后，高层蒙古、色目官僚集团争论军国大事时所使用的，差不多全是儒家政治的语言，但这种情势似乎反而刺激起统治层内种族认同和种族防范意识的强化。仁、英二朝之后，汉人、南人官僚层中普遍存在的被朝廷疏离的心理状态一直积重难返。顺帝初权臣伯颜要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的臆想虽然虚妄愚蠢至极，但它无形中极严重地销蚀了元王朝君临汉地社会的合法性。顺帝采选宫女的消息在江南民间引起待字闺女争相出嫁的社会骚动，说明一种深刻的社会焦虑和不信任感正在全国弥漫。元顺帝好玩弄权术操纵臣下，导致上层官僚集团的政治意志麻木懈怠。吏治的腐败成为整个官僚系统的通病。经历过那段艰难时世的人评论说：“及元之将乱，上下诸司，其滥愈甚。”
至少在顺帝朝前半期，元政府仍然具有动员相当巨大的资源直接干预社会经济的能力，可惜它所从事的两项大规模行动，即变钞和开河，都没有取得预期的积极效果。“开河变钞祸根源”成为当时流传最广的一句民谣。至正十一年（1351）发行新纸钞“至正交钞”和新钱币“至正通宝钱”，用新钞使在民间行用已久的至元宝钞自动贬值。大量发行新币导致“物价腾踊、价逾十倍”的通货膨胀，以至所在郡县以物货相易。变钞没有改善国家财政状况，反而使政府信誉和社会金融状况蒙受巨大损失。
牧童放牛图1330年代以后。夺淮入海之前的那一段黄河河道，在今河南北部、山东西南部发生剧烈的由南向北的摆动。至正前叶，河溢造成的白茅堤决河和金堤决河，已清楚地显示出黄河干流北移的形势。河患危及元朝漕运的生命线即大运河以及山东沿海的盐场，大片地区的农业遭到严重破坏，岁饥民贫，所在盗起。至正十一年，元廷经过几年犹豫，定议用贾鲁治河。采用辟地凿沟和疏浚旧道的方法，将北摆的河道勒回南方，接入故道，由淮入海。治河共动员民夫、军队近20万，经八个多月完工。至正十七年以后，黄河干流又始而北摆，改由今渤海湾入海。所谓北河绝流、故道复通，终于落空为治河派主观上的良好愿望而已。不仅如此，开河之役正好为元末农民起义的发动者提供了动员上的便利。
即使在农民起义爆发之后，元朝的灭亡似乎仍未成为必然的结局。到至正十四年，元政府在对各地农民军的镇压中差不多取得了完全的主动。泰州盐贩出身的张士诚被脱脱统率的百万元军团团围困在高邮城内，天天讨论投降的事。正在这时，顺帝突然下诏解除脱脱的兵权和官爵，将他就近安置淮安路。在高邮城指日可克的形势下临阵易帅，使围城的百万之军不战而人心自溃。张士诚反败为胜。从这时起。元政权真正进入江河日下的颓势，而农民军中的朱元璋则逐渐由弱而强，并灭各支反元势力，北伐中原，于1368年定国号为明，成为取代蒙元统治中国的新王朝。换一个视角看元朝在元王朝的皇帝宝座上，始终坐着一个蒙古人出身的“天子”。元朝历史因此而具有不少独特性。
元政权曾经被人们称为“外族”政权、“异族”政权。其实，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从来就不仅仅是汉族的历史和文化，而是汉族和其他许多少数民族的共同遗产。在历史上，汉族的中央王朝经常把周边的各少数民族地区纳入其统治范围，为什么到中原建立王朝的少数民族就要被视为“外族”甚至“异族”？元人自己把当国的蒙古人称为“国人”；在需要强调族属之别的时候则名之曰“国族”，或者“北族”。使用“北族”王朝来指称辽、金、元、清等等历史上的非汉族政权，与以“外族”、“异族”来对它们进行界定相比，显然要有更多的历史包容性。
13世纪后半叶，进入汉地和南部中国的蒙古人口，最多不会超过70到80万，而当时居住在宋、金旧土的汉族人口大约有7000多万（不包括云南和吐蕃之地的人口数）。人数不多的蒙古人，为了统治人口稠密、疆域辽阔的国家，把全国人口划为四等，即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元朝中央政府的行政、军事、监察机构和各行省的首脑，按制度照例由蒙古人担当，军机重务尤其不让汉族官僚与闻。“天下军马总数目，皇帝知道，院官（指枢密院官）里头为头儿的蒙古官人知道；外处行省里头军马数目，为头的蒙古省官每知道”。河西的党项人和从党项以西的西域各地进入华北及南中国的各族则被统称为色目人。元中叶后蒙古军队的战斗力下降，色目军队成为元朝统治最重要的军事后盾。色目人中的畏兀儿（今译维吾尔）人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人，是帮助蒙古统治者从事财政管理和商业经营的得力助手。中原的旧金臣民（包括北方汉族、女真、契丹、高丽等族）和较早被蒙古征服的四川、云南居民属于汉人。中原和南方各地一般临民官员有很多是汉人。最晚征服的南宋旧土的居民称为南人。南人在元代的地位最低。想做官的南人千里迢迢地去大都接托权贵，常常带着南方的土特产腊鸡作为馈赠的礼物，以至北方汉人将南人戏称为“腊鸡”。他们的南方口音也成为被嘲笑的对象。
四等人制并不完全是按民族区别来划分的，但它确实体现了元朝政治和法律中民族隔离、民族防范和民族压迫的特点。元末的农民军还用“贫极江南、富夸塞北”来概括和抗议当时的民族不平等现象。但是民族间的不平等并没有体现元代社会关系的全部内容。当汉人为蒙古贵族“富夸塞北”义愤填膺的时候，漠北也经常传来蒙古饥民倒毙于风雪的讯息；蒙古穷人的子女，同样地被当做奴婢买卖。在色目军队也像蒙古军那样腐化以后，元朝最后十多年间镇压农民军的主力，其实是中原和南中国各地结寨自保、率兵“勤王”的“义军”，即汉族地主武装。可见元政权并没有一视同仁地代表全体蒙古人的利益，而汉族地主则在他们的穷苦同胞揭竿而起时也义无返顾地站到捍卫朝廷的立场上。明初被朱元璋镇压的江南各地大地主中，很多人在元代早已富甲一方。
第二章
元朝的统治还常常被人与经济残破的黑暗时代联系在一起。自北宋以后，河北、山东、山西、关中等地经济长期衰敝，这笔账当然不能全记在蒙古人南下的头上。1230年代以后，上述地区的农业和其他经济部门逐渐趋向于缓慢恢复乃至略见增长，四川的社会经济在蒙宋间的长期对峙中破坏惨重，当地户口十亡七八；河南在金末20年里遭到女真政权的疯狂掠夺，尔后又成为蒙金决战的场所和蒙古攻宋的前沿，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战祸使这里一片萧条；江淮之间也因宋元之战而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以上三个地区的经济在入元之初都已濒临崩溃境地。在元王朝统治下，江淮地区的经济获得较快的恢复，大体上回升到宋代的水平。河南的复苏也相当快，虽然它似乎未能再现北宋时代的繁荣。四川经济状况的好转最为迟缓，直到14世纪上中叶，仍然“遗墟败棘，郡县降废几半”；但是入元以后这里也一直处在逐步恢复当中。元朝平宋战争虽然造成南部中国某些地区的严重破坏，但由于元军着意贯彻忽必烈以“不杀”而取江南的意图，节制屠戮和破坏行为，因此所遭受的战争损失总的说来相当有限。在农业生产的基础本来已比较好的南方各地，社会经济得以基本上维持在南宋原有水平上下，甚至还有某些增长。杭嘉湖地区的可耕田到南宋后期已大体开垦完毕。元代将农田改造的重点从过去的筑堤围田转移到疏河排水、熟化低温耕地的方面，由此进一步开发对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这一地区推行稻麦两作制的面积也比前代有所扩大。棉花种植的普遍推广、瓷器作为一般消费品进入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领域，对提高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质量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相对而言，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在元代还表现出长足的进步。云南的农业、水利和蚕桑之业，在与内地政治经济交流显著扩大的推动下发展很快。漠北的繁华和农业垦殖也盛况空前。不过这种“殷富”是在元廷运用政治权力调动中原和南中国巨大经济、文化和人力资源予以支持的情形下实现的。正因为成本太高，元中叶以后漠北繁荣渐呈难以为继之势。
如果说中世纪汉文化的“天下”是一个以“夷夏之别”为原则确立的、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等级结构的世界体系，那么古代蒙古人观念中的“天下”乃是位于“有星的天”、“有草皮的地”之间的没有中心的无限空间。开放的世界观念滋育了蒙古人在文化上的开放观念。正是由于这样的背景，元朝统治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多元文化交相辉映的著名时代。
在大都之北，燕山横亘数百里；著名的居庸关就位于燕山支脉军都山的隘谷中。山沟南北长30里。元在南北两端构筑大红城门，派色目宿卫军镇守，这里是来往两都之间的咽喉要道。至正二年（1342）到五年，元廷在居庸南口红门之内建立过街塔，以汉白玉为石台（即今居庸关云台遗址）；下有券门洞穿，石台上矗立三座瓶式（圆形覆钵状）白塔。当时人吟咏这座过街塔楼的雄伟时写道：“浮图压广路，元殿出层麓”；“三塔跨于通衢，车骑皆过其下。”置白塔于过街城楼上。用意是让往来穿门的过路人“皆得顶戴”，“普受法施”。
古代人物画像图高耸在汉地边关的这组元代白塔，其形制和风格属于由藏地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喜马拉雅地区的佛教系统。过街塔基座门券壁面上镌有四天王等“金容”和用梵文、藏文、八思巴字（元吐蕃高僧八思巴根据藏文字母创制的用来拼写蒙、汉、藏文等文字的字母）、蒙文、畏兀儿文、西夏文和汉文等六种文字书写的陀罗尼经咒语，以及除梵文以外其余五种文字的功德记。云台上的白塔可能毁于十四五世纪之交前后；刻在塔基上的多语种铭文存留至今，成为色彩斑斓的元代文化的重要见证之一。
居庸关的西夏语铭文尤其宝贵。党项被蒙古灭国是在1220年代。大德年间元廷曾下令刊印西夏文大藏经。居庸关铭文出现在元末，表明直至党项亡国一百多年以后，西夏语言仍保持着它的生命力。党项人在河西消失，大约应当是在15世纪和16世纪前期西域的回回人大批迁入西北地区的前后。
元京师大都也体现了多种文化交融的特点。大都城四周共有11座城门，出于混通三教、精于术数并带点诡秘的刘秉忠的设计。据说南、东、西三墙各三门分别象征哪吒的三头和六臂，北二门则象征他的两足。皇城内的殿阁池苑大多数是汉式的，也有少数非汉式的建筑，如“畏吾儿殿”、“棕毛殿”等等。皇城之中还有称为“茶迭儿”的召对之所，意即蒙语chadir的汉语译音，意思是“帐幕”。可见蒙古皇帝把草原上的“帐殿”也搬进了大都。举行各种朝仪的大明殿前种着“莎草”，据说是忽必烈为使子孙不忘祖业而特地从漠北移植的。大明殿上并设帝、后的座榻。蒙古大汗有好几个正妻，每人主持一个斡耳朵（宫帐）。大汗就在这些斡耳朵中轮番居住；他处理公务时，所在斡耳朵的当家妻子也总是坐在他身旁。元朝皇帝和皇后在举行重大典礼时，分别由仪礼官擎执“导从”（前趋护卫称导，后行护卫称从），引领升殿，同坐于“御榻”。这实际上是变相的蒙古旧制。大明殿上又有高一丈七尺的大酒瓮，可贮酒五十余石，称为“酒海”，又叫“大樽”。这也来源于大汗宫帐中设置盛马奶子酒之“古鲁额”（蒙语guruge，意即贮酒器）的草原旧制。大都的其他宫殿中也多有这样的“酒海”。万寿山顶广寒殿大玉瓮可盛酒三十余石，今日仍陈列于北京市团城公园内。
皇城以外，大都城里最醒目的周边民族建筑之一，是它西南隅“色白如银”的“释迦舍利灵通之塔”，即今北京市西城妙应寺白塔。这是经由藏地密宗的影响而在汉地建造的第一座喜马拉雅地区佛教塔寺；设计者为尼波罗国（今译尼泊尔）匠人阿尼哥。塔身取净瓶（佛教徒随身携带的贮存净手之水的瓦瓶或金属瓶）之像，与上述居庸关过街楼三塔形制相同，俗称“喇嘛塔”；白塔内外的配置摆布则由吐蕃僧人亦邻真依密教仪轨安排。
藏传密教对汉族地区的影响并不止于大都。阿尼哥在五台山上也设计建造了一座类似的白塔寺，又在涿州（今河北涿县）造护国寺并塑“摩诃葛刺”（大黑天神）像。五台山作为密宗的胜地，从元代开始在藏地民众中享有盛名。在杭州，总摄江南佛教的党项族藏传密教僧人杨琏真伽拆毁南宋的宫殿、陵寝，共建五寺。凤凰台之东的大般若寺有“西番佛塔”。尊胜寺建于宋寝宫基址之上；有“镇南塔”用以镇压宋诸帝陵墓之王气，“其形如壶，俗称一瓶塔，高200丈……垩饰如雪，故又名白塔”。尊胜寺正殿诸佛“皆西番形象，赤体侍立”。西湖东岸的宝成寺，也有由至治二年（1322）官府差人雕造的大黑天神龛像。
元朝的统一打破了150年来“天限南北”的局面，使汉文化得以重新在全国范围内普遍交流。宋金对峙时，北方民间社会连《资治通鉴》都难以寻觅。金、元之际北方很少有人听说过朱熹、陆象山的学说。一个颇有名气的中原儒生辗转获得朱熹的著作，读后感叹说：“过去所教所学，实在太粗率了。今天我才懂得使学业进步的根本所在。”宋亡以后，南方的书籍成船成车地运到北方。北方士人到南方访友问学，“考索研稽，惟恐未逮”；南方士人则终于有机会游历中原诸多的名山大川或孔孟故里等人文胜地。与理学的北传相逆。大都和山西的杂剧、小令渐次南传；杭州后来居上，逐步成为全国杂剧艺术的中心。
多语种交际的环境极大地推动了官方和民间在不同语言之间进行对译的研习和实践。元代官方汉语公文由此形成一种很特别的“硬译”公牍文体裁，就是逐个地将非汉语文本（主要是蒙古语文本）中的词汇机械地对译为汉语中的相应词汇，而不改变它们的原有语法秩序。下面就是一份裁定秘书监官员署名先后问题的“硬译”体圣旨节文：延祜三年九月初七日……苫思丁奏：“冯少监如今教做太监、萧同知做少监。阿的迷失、张少监他每都是先勾当来的人有。如今递升的新人来的，要他每旧勾当的之上画字有。我他每根底依例说呵，他每不听有”么道奏呵。奉圣旨：“那般体例那里有？随朝衙门有先来后到。教递升的冯僧儿，阿的迷失之下画字者：萧少监，张少监之下画字者”么道〔圣旨有来〕。
由于这种“硬译”公文体的语言完全不符合古汉语句法，所以翻译者干脆尽可能地避免采用古汉语语辞，而改用元代汉语中的口语词汇，以求风格的古拙质朴。元代汉语书面语文大量采纳口语词汇，是前近代时期汉文化主流加快朝大众化趋势变迁的重要体现。
元代中国瑰丽多彩的文化中，有很多成分来自境外的各民族。
随着穆斯林世界的波斯人、阿拉伯人、中亚伊斯兰化突厥人大批的以被征发的战士、战败的俘虏、商人、工匠、宗教士等身份，被强行签发或自愿地徙居中土，伊斯兰教信徒的建寺活动从过去仅限于东南沿海的几个城市扩大到华北和内地许多地方。据当年镌刻的一通建寺碑铭可知，除大都、杭州、开封这样的大都会以外，“远而诸路，其寺万余，俱西向以行拜天之礼”。在蒙古旧都和林也有回回经学院。镇守关中夏陇地区的蒙古宗王阿难答甚至带领他所部蒙古军一起皈依了伊斯兰教。10世纪以后，东部穆斯林世界逐渐通行波斯文。元代从西北进入中国的回回人大部分来自这个地区，所以北方的伊斯兰文物往往显示出波斯文化的痕迹，与元代东南沿海都市（尤其是泉州）伊斯兰教遗迹所反映的阿拉伯文化的特点有一定的区别。什叶派、苏菲派等伊斯兰教内部的不同派系，都在元代中国留下了它们宗教活动的踪迹。为向境内的回回人颁布伊斯兰教历即“回回历”，元政府在司天监责成专人每年“推算写造”，经复审后印刷官售。
回回文化在中国的影响远远超出宗教的范围。元代在上都建立回回司天台。在这个阿拉伯式的天文台里有“西域仪象”七件。有“苦来亦撒麻”，《元史》译作“浑天图”，即天球仪；有“苦来亦阿儿子”，即地球仪；又有“鲁哈麻亦渺凹只”，安置在暗室中，用以观测太阳光线以求春分和秋分的精确时刻。不过回回天文学在当时和后来都未能与中国传统天文学的理论、方法、仪象器具的设计与使用充分地结合起来。
保存在回回司天监所属元秘书监图书馆里的，还有大量由穆斯林学者翻译、撰写的有关天文历算、数学、说阴阳灾福、看相、医药等方面的图书文献。欧几里德几何学最早就是由回回学者介绍到元代中国来的。秘书监所藏该书的汉语译名作“兀忽列的四擘算法段数十五部”，是书名直译可作“关于算学的欧几里德之书”。
很多别具风味的回回饮食和生活用品通过回回居民介绍到中国。织金锦缎“纳失失”（源于波斯语）和长毛呢“速夫”（波斯语）成为蒙古贵族和其他上层人物十分喜爱的衣料。用水果熬煮而成的果露和以药物香料煎造的医用糖浆制剂，是两种回回人擅长制作的饮料。这样制成的果汁露在中亚至今叫做“舍儿别”。舍儿别的制作方法载入当时被广泛印卖的日常生活手册《居家必用事类全书》而为民间所熟知。上述日用百科手册还介绍了许多种“回回食品”的做法。卷煎饼、“秃秃麻食”（羊肉炒面片）、糕糜（羊肉糯米粉酥羹）等恐怕已不止是回回人喜爱的面点。汉族虽然早就知道西域的葡萄美酒，但汉地开始大量酿制葡萄酒很可能始于元。回回人制作的高浓度烈酒“阿刺吉”（阿拉伯语的音译）以及蒸馏法制酒的技术也在这时传入中土。汉族从此学会酿制烈性白酒。蒙古人也依法把“马奶子酒”（即发酵而成的奶酒）再加蒸馏，提纯为无色的含酒精度较高的酒。回回医药在元代被汉族视为“西域奇术”、“海上奇方”，足见一般民众对其疗效的认可。《回回药方》一书搜集西域医方近600首。全书既然有汉文译本，则应当是一本具有实用价值的处方手册，而不会是束之高阁的点缀品而已。
古代人物画像图元代是基督教聂思脱里派再度传入内地的时期。这个教派曾以“大秦景教”的名称活动于唐代长安和其他地区，后因唐政府的取缔而在内地消失。但在辽金两朝的西北边地民族中它一直拥有大批信徒。自13世纪初叶起，信奉聂思脱里教的西北诸部相继被蒙古灭亡，部民随蒙古军散居内地各处，聂思脱里信仰也就被他们带到所至之地。河西党项旧地和大同分别是聂思脱里教会派往中国的主教驻节之地。大都附近房山三盆山聂思脱里派教堂“十字寺”一直存留至今。镇江和扬州则是聂思脱里教在江南的重要基地。杭州也有聂思脱里派建立的教堂。聂思脱里派甚至在蒙古黄金家族中也争取到了皈依者。忽必烈时，东道诸王中势力最大的乃颜叛乱，他曾在战旗上描画十字架。天主教和希腊正教在元代中国都有少数信徒，但其影响与聂思脱里教相比，都要小得多。聂思脱里教的文献，到13世纪之末约有300多种，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聂思脱里教或基督教其他宗派的文献在元代被译为汉文，这表明它们当时并不被汉族所信仰，而是西北诸部落和少数蒙古人崇奉的宗教。
多元文化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相互渗透的程度自然不相同，对不同社会阶层、等级或集团的影响力也有很大差异。在统治上层，不同文化之间互相影响的现象一般比较明显。元朝文、武官员的“公服”大袖、圆领，这是汉式制服的特点；但又“右衽”，就是衣襟开在右侧，这是蒙古袍服的特点。汉人官僚，尤其是深得蒙古贵族信任的蒙元前期的那些汉人官僚，大部分会讲流利的蒙古语。蒙古男子“髡头”，就是将头顶剃光，前额和脑门两侧留下“三塔头”，挽垂两髻于肩。有些人嫌“左右垂髻碍于回视”，乃“合辫为一，直拖垂衣背”。汉族中也有效法而髡头者。所以后来朱元璋要下令革除汉族在服制发型方面的“胡俗”。这类“胡俗”，主要应当流行在接近蒙古人的汉族或色目上层中。另一方面，蒙古、色目人在汉族社会多历年所。通汉语、识汉字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以至元代后期有人建议取消各级地方政府中设置的专职翻译人员。少数蒙古、色目人成为能用汉文、汉字进行创作的文学家、书法家和美术家。
元代的蒙古、色目官僚大多数居住在较大的城市里；镇守内地各战略要冲的蒙古、色目军队，集中驻扎在离城不太远的野地。政府分配给他们的免税土地，大都由汉族农民佃种；军人们到城里出卖他们多余的羊奶，买回各种日用品。此外散居内地的蒙古、色目人户，数目是很少的。集庆路（治今江苏南京）一路22万多民户中，只有14户蒙古人；镇江路民户10万，蒙古人29户。住在比较偏僻地区的汉族农民，一生中也可能很少碰到蒙古、色目人。甚至在松江这样发达的城镇，人们也并不经常看到蒙古妇女，所以对她们头上戴的圆筒型缀彩插花的“固姑冠”颇感新奇，乃至陶宗仪将“江南有眼何曾见，争卷珠帘看固姑”的诗句摘入他的笔记小说。不过平民百姓如想在衙门里谋一个小官、小吏的职位，就必须事先学一点“吏学”，会读、会写各种格式的公文。这时他们便无法回避那种拗口难懂的“硬译”公牍文体和蒙文常识，由此感受到蒙古统治的特殊氛围。另外，像“田野中处处有之”的“回回豆”（即豌豆）、元后期“汗漫天下”的以蒸馏加工的“烧酒”，即使对元代底层民众，大概也不会太陌生。
根据漠北流行的“搜婚制”，古代蒙古人在父亲、兄弟死后，可以将生母以外的庶母、兄嫂或弟妇收为自己的妻子。这种习俗在元代也传入汉族社会。政府虽三令五申严加禁止，但依然有人照此行事。汉族家庭凡父母在世，依照《唐律》是不可以分家析产的。金代规定，入居中原的女真人许分，汉人不许分。到了元朝，不论蒙古人、汉人、南人，都可以分家了。从汉族社会内部关系的演变看，这一变化自有其内在推动力和既定轨迹，但它同时也确实体现了蒙古社会制度对汉文化传统的刺激和影响。
为什么在元代中国会形成如此壮观的多元文化各展姿彩的局面？
首先，这与蒙古人“远涉山川”的征服活动有关。元对中国的统一，结束了此前500年间中国国内五六个民族的区域性政权并存割据、战乱频仍的时代。全国范围的和平环境和地区间交流为经济的增长和积累提供了最必要的条件，文化的创造和繁荣于是也才成为可能。元曲，元瓷，大江南北棋布星罗的繁华城镇，文人画，北至极圈、南到占城（今越南南部）的晷影实测，黄河河源的探测，《至元大一统志》地图的制作……这些不平凡的文化成就，都是凭借着大一统国家的雄厚资源取得的。
蒙古的统治并不限于今日中国的版图。四大汗国的疆域，在北方沿咸海、里海、黑海横跨整个欧亚大草原，西至伏尔加河流域，西南远至两河流域而接近小亚细亚。元代中国与位于几乎整个中亚和西亚的各邻邦，都成为同一“黄金家族”的各成员君临之下的国土。他们之间虽然也有过不睦与战争，但在大多数和平时期，其相互关系要比一般的宗藩关系远为密切。蒙古的驿站体系从中国的大都一直通达南俄草原和波斯各地。东西陆上交通的安全和便利都超越前代。当时人说，要到万里之外的地方去，就像跨出家门去访问邻里一样容易。从波斯湾东渡印度洋，经由东南亚诸国抵达中国东南沿海的远洋航行，亦因阿拉伯航海技术与中国的针路（水罗盘导航）、牵星（根据恒星高度测定船舶所在位置）技术的结合而更安全可靠。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在这样的情势下自然也就愈趋活跃。
如果我们把观察问题的视野再进一步扩大，就可以发现，从1250年到1350年的100年，正是整个旧大陆被庞大的商业网络联结为一个前现代世界体系的时期。这一体系共由七个地方性商业区域构成，即西欧，地中海东南岸地区，巴格达—波斯湾地区，意大利—埃及—红海地区，阿拉伯湾沿岸地区，印度洋沿岸地区，中国；它们又组成三大次世界体系，即欧洲（由西欧和地中海地区构成）、中东（由巴格达—波斯湾区、意大利—埃及—红海区和阿拉伯湾区构成）和远东（包括印度洋区和中国）等次级体系。在这个等级结构的世界体系中，元代中国同时维持着陆路与海路的对外沟通，这对于一个完整的前现代世界商业圈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提出上述“前现代世界体系”说的英国学者卢迦德说：“中国在13世纪世界体系中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为正是中国，把北方的陆上商路与即使不是更加重要那也至少是同等重要的印度洋海上商路连结成为一体。当这两条商业交通路线同时充分地发挥效能，尤其是当中国处于统一之中因而能够作为‘毫无周折的交换中介’把它们联接起来时，世界商业的循环圈就得以完成了。确实，只有在13世纪和14世纪上半叶，亦即当上述循环圈保持着完整的时期，人们才能提到‘前现代世界体系’这样的概念。”
基于上述特定的时空背景，元代中国的统一有力地促进了整个旧大陆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走向。多元文化在这个“世界体系”的最东部分展示它五光十色的风采，其意义甚至已超越中国文化本身，而体现了旧大陆上人类“大历史”的脉动。
在血战中统一漠北“我们厮杀吧，胜者为汗！”
——拉施特：《史集·成吉思汗传》12世纪时候的草原各部与直到近代的情形相类似，12世纪时，在今天称为蒙古高原的自然地理区域里，可以看到四种主要的自然景观：草原、戈壁、沙漠和森林。草原面积占据高原总面积的约3／4。在高原南部和北部丰美的水草地带之间，是一片植被稀疏的砾石荒原，这里、那里的裸露着黑色的石头，蒙古人称它为“戈壁”。正是这片戈壁把草原分为两大部分，分别叫做漠南草原（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漠北草原（在今蒙古国），“漠”在这里指戈壁滩荒原而言。漠南和漠北都有一些沙漠地带。刮大风的时候，沙子遮云蔽日；沙丘此起彼伏，作波浪形的移动。漠南东缘是大兴安岭的山林；漠北的北部沿边有很多的桦树林。草原中还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沼泽。
蒙古兴起以前，这片草原早已养育过许多闻名世界的游牧民群体：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等等。9世纪中叶，回鹘汗国瓦解，大批回鹘人向西、向南迁出漠北草原，使这里成为权力真空。于是，原先居住在大兴安岭山地中的室韦部落便一批接一批地向西迁入草原地区，因而从根本上改变了漠北民族地理的面貌。
古代风景画鉴赏自6世纪到9世纪中叶，突厥、回鹘先后称霸大漠南北，在这里游牧的主要是讲突厥语族各支语言的部落。历史记载最早提到迁入漠北腹地的室韦部落是在8世纪初。他们的语言与鲜卑、契丹等相类似，都很接近于后来的蒙古语，所以现代的历史语言学家把他们划归为原蒙古语族。突厥人把这些语言、文化、族属与自己有明显差异的新来者叫做“鞑靼”人。随着回鹘的衰亡，越来越多的室韦—鞑靼人成群结队地拥入草地，他们很快地适应了草原游牧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个过程一方面使室韦—鞑靼人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突厥化的变迁；另一方面，这个新来的文化一部族群体又像海绵吸水一样，逐渐把离散于草原上的突厥语族游牧民吸纳到自己的社会联合体中间。到12世纪，漠北高原基本上完成了蒙古化的历史过程。在它的东部和中部，分布着许多不相统属的突厥化蒙古部落；在西北和西部，则是正在越来越快地蒙古化的突厥部族。后来的蒙古民族共同体，就是以这些部落为主体形成的。在漠南游牧民中间，突厥文化仍占优势地位。
在叙述12世纪前的漠北历史时，虽然我们总是很难避免把“蒙古”一词当做泛指的共名来使用，但实际上当时的游牧诸部并没有这样一个共名。它们各有自己的专名，蒙古只是其中一个部落的专称而已。
狭义的蒙古部最早是室韦的一个分部，两《唐书》称之为“蒙兀室韦”。它的居地应当位于大兴安岭北端，今额尔古纳河下游的东侧。十三四世纪的蒙古人还依稀记得他们祖先的古老的原居地。据拉施特写成于1300年代的记载波斯蒙古人祖先历史的波斯文著作《史集》，古代蒙古部曾经生活在“一处人迹罕至的地方，那里四周唯有群山和森林。……在这些山中间，有丰盛的草和良好的草原。这个地方名叫额儿古涅昆。‘昆’字意为‘山坡’。”这里的“额儿古涅”显然就是额尔古纳河，唐代汉语文献叫它“望建河”。
大约在10世纪初叶，蒙古部从额尔古纳河故地迁到斡难河（今译鄂嫩河。即与额尔古纳河一起注入黑龙江的石勒喀河上源）中上游、不儿罕山（今蒙古国肯特山）地区。这时候蒙古部的势力还很弱小，曾经因为争夺牧场被别部打败，被迫北迁，去投奔今贝加尔湖沿岸的姻亲部落兀良哈部落的札儿赤兀惕分支。在11世纪，蒙古部开始强盛起来，才重新恢复对不儿罕山及其周围地区的控制。
蒙古部的分支氏族约有三四十个。其中多数分支氏族中的贵族成员，都把世系追溯到西迁不儿罕山的蒙古部首领朵奔篾儿干（朵奔为人名，篾儿干意谓“善射手”）的妻子阿兰豁阿在她丈夫死后生育的三个儿子。《蒙古秘史》记载阿兰豁阿自己向怀疑她这三个儿子出身的人解释道：“您不知道，每夜有黄白色人，自（庐帐）天窗门额明处入来，将我肚皮摩挲。他的光明透入肚里去时节，（他）随日月的光，恰似黄狗般爬出去了。您休造次说。这般看来，显是天的儿子，不可比做凡人。久后他每做帝王呵，那时才知道也者！”
这就是著名的阿兰豁阿“日光感孕”的故事。这三个儿子的后裔所统领的氏族分支，构成蒙古部里互不通婚的同族集团，称为“尼鲁温蒙古人”，即纯洁出身的蒙古人；另一类叫“迭列列斤蒙古人”，即一般的蒙古人。
在尼鲁温蒙古中间，势力最大的分支氏族曾长期是泰赤乌部，其首领曾受辽朝封授的官号。《史集》说：“泰赤乌是一个人数众多的部落，一些尊贵君主的氏族出自这些部落。他们拥有无数的军队。从他们每个氏族中，都出过特殊的异密和领袖。……在每个时代，他们都从自己人中间推选出君主或汗，服从于他。”另一个较有势力的分支氏族是乞颜部。成吉思汗就是乞颜氏的贵族集团的成员。
除蒙古部以外，在当日大漠南北游牧的大部落集团还有塔塔儿、篾儿乞、克烈、乃蛮、汪古等。
塔塔儿部分布在捕鱼儿海子与阔连海子（今呼伦湖和贝尔湖）周围，即蒙古高原东部水草最丰美的呼伦贝尔草原地区。它们应当是较早迁入草地的室韦—鞑靼部落。突厥人把讲蒙古语的东邻统称为鞑靼，这个名称当来自塔塔儿。这说明它从前曾是草原上势力最大的室韦—鞑靼族游牧民。在“蒙古”业已成为高原游牧民共同体的统称以后，金朝和宋朝人甚至仍在沿用从突厥人嘴里听来的“鞑靼”一名作为对他们的统称，把蒙古人叫做“鞑靼”、“鞑子”或“鞑人”。
篾儿乞部在蒙古部兴起时游牧于薛良格河（今译色楞格河）中下游两岸以及今鄂尔浑河下游一带。拉施特说它“有一支人数众多、非常好战的强大军队”。
从11世纪至13世纪初，漠北势力最大、牧地最辽阔的部落集团是克烈部。它分布在漠北草原腹心地带，即土拉河、鄂尔浑河上游和杭海岭（今译杭爱山）地区，东至克鲁伦河南，南控大漠。克烈王国的统治中心位于回鹘汗国过去的都城哈剌巴剌哈孙的所在地。克烈人信仰基督教聂思脱里派。西欧基督教世界当时盛传东方有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君主“约翰长老”，可能就是有关克烈部首领的一种讹传。他们大概是最早西迁的那部分室韦—鞑靼部的后人，所以成为突厥化程度相当高的蒙古语族的游牧部。
在克烈以西，是另一种强大的游牧部落乃蛮部，自杭海岭以西，分布在阿勒泰山西麓，西北至也儿的石河（今译额尔齐斯河），南至准噶尔沙漠。乃蛮部后来被成吉思汗攻灭，部落离散，加速了其成员蒙古化的进程，但总的说来它恐怕是一个突厥部落。
大漠以南势力最大的是汪古部，驻牧于阴山地区。它们先后臣属于辽、金王朝，负责为金守御边墙。《史集》说，金王朝为“保卫自己的国家以防御蒙古、克烈、乃蛮以及附近地区的游牧人，筑了一道城墙。这道城墙在蒙古语中称为‘汪占’。……这城墙被托付给这个汪古部”。汪古部在辽代史料中称为“白达达”（达达即鞑靼），是突厥语族的部落。他们得名“汪古”，看来与其守御的边墙有关。这道边墙，是金建造的北边界壕，并不是长城。
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一种基本类型，广义的“游牧经济”包括以下这些最重要的特征：游牧人以畜牧作为恒常的经济活动形式，终年以不用畜厩的自由放牧来维持畜群（晚上可能使用厩栏以保护牲口）；根据放牧经济的需要，在特定的放牧地段或这些地段之间进行周期性的迁徙；人口的全部或主要部分都参与移牧活动，生产的基本取向是维持游牧人的生计。纯粹游牧经济是存在于新石器时代以后直到前工业化社会的一种经济生产的方式。按照人类学家的概括，除内陆亚洲草原（包括蒙古草原、哈萨克草原和南俄草原）上“骑马民族”的游牧类型外，世界各地与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游牧类型还有：撒哈拉以南和东非地区以牛群放牧为主的游牧类型，撒哈拉和阿拉伯沙漠的骆驼游牧类型，西藏高原的高海拔牦牛游牧类型，西南亚洲（阿富汗）山地的绵羊和山羊游牧类型，以及北部欧亚大陆冻土带的驯鹿游牧类型等。
蒙古草原的古代游牧人所牧养的“五畜”是绵羊、马、山羊、牛、骆驼。绵羊一向是他们估价财产的价值尺度，它能吃的草类十分广泛，包括很多不适宜于马和其他大头匹食用的草类。在被雪覆盖15厘米的草场上，它们仍能吃到雪下的草。草原上的马就如同沙漠中的骆驼同样重要，所以它与绵羊一起被蒙古游牧民看成牲畜构成中最重要的品种。在水草较贫瘠的区域和山地，山羊多于绵羊。牛在古代蒙古游牧人中被用来作为牵引牲畜，用上百头牛来拖曳的安装着大帐篷的牛车，使进入草原的外地人都赞叹不已。骆驼似乎是在蒙古时期才对这里的游牧人变得重要起来的。在漠南干燥、沙砾的草场上，骆驼几乎成为与马同样重要的大头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