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第17/57页


  打板子在处罚里是轻的,重的甚至可至充军流放。校规里有这样一款:
  “在学生员,当以孝悌忠信礼义为本,必须隆师亲友,养成忠厚之心,以为他日之用。敢有毁辱师长及生事告讦者,即系干名犯义,有伤风化,定将犯人杖一百,发云南地面充军。”
  然而,只要有学生的地方,不同意见似乎就不可避免。由于校规过严,在第一任太学校长宋讷任内,有的学生被活活饿死,还有多名学生自杀身亡。学生赵麟对校长的残忍非常不满,出了一张匿名墙报(没头帖子),表达对校长的意见。这件事被当成严重的政治事件报告给皇帝,朱元璋龙颜大怒,立命把查出来的犯罪人赵麟杀了,并在国子监立一长竿,把他的脑袋挂在上面示众。隔了十年,朱元璋有一次到太学视察,想起这件事,还余怒未消,召集全体教职员和学生训话:
  恁学生每听着:先前那宋讷做祭酒呵,学规好生严肃,秀才每循规蹈矩,都肯向学,所以教出来的个个中用,朝廷好生得人。后来他善终了,以礼送他回乡安葬,沿路上著有司官祭他。
  如今著那年纪小的秀才官人每来署学事,他定的学规,恁每当依著行。敢有抗拒不服,撒泼皮,违犯学规的,若祭酒来奏著恁呵,都不饶!全家发向烟瘴地面去,或充军,或充吏,或做首领官。
  今后学规严紧,若有无籍之徒,敢有似前贴没头帖子,诽谤师长的,许诸人出首,或绑缚将来,赏大银两个。若先前贴了票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绑缚将来呵,也一般赏他大银两个。将那犯人凌迟了,枭令在监前,全家抄没,人口发往烟瘴地面。钦此!
  悬赵麟头颅的这竿子一直竖了一百六十余年,方才撤去。
  在抓学校教育的同时,朱元璋对科举制度也进行了改革。他定下的科举制度更加重视形式,规条亦更繁琐,“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礼》、《春秋》、《礼记》命题。其文略仿宋经义,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相对真知灼见,他更重视的是统一的规格,统一的口气,统一的思想,以此来造成格式化的知识分子。
  八股文禁锢于孔孟的经义,又只取朱子的注疏,必须代圣贤立言,不许越雷池一步。它形式主义严重,诸如怎样破题、承题……都有严格的规定,甚至在字数上也限定为五百或七百字。这一改革使科举制彻底沦为戕害人才的刑具,士人为了挣得功名,只能皓首穷经揣摩时文程墨,并无精力来思索书本背后的大义,因而顾炎武有“八股之害,等于焚书”之语。
  在朱的制度设计下,知识分子只能按照他的标准成长。他们只能“以摘经拟题为志,其所切者唯四子一经之笺、是窥是钻,余皆漫不加省”、“自四书一经之外,咸束高阁,虽图史满前,皆不暇目”。思想受到严重的束缚,聪明才智被扼杀,“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强木不能对”。因此,在洪武年间,经常出现“进人不择贤否,授职不量重轻”的现象,以致朱元璋自己也不时哀叹:“朕即位以来,虽求贤之诏屡下,而得贤之效未臻。”
  “朕临御三十年矣,求贤之心风夜孜孜,而鲜有能副联望。任风宪者无激扬之风,为牧民者无抚字之实!”
  第八节 “一刀切”必然“一风吹”
  在传统中国,数学是一门不发达的科学。函数、变量、概率之类的概念,对于传统中国人的大脑来说,是太复杂了点。人们习惯用加减法来思考问题,也就是说,用类推的方式把局部真理扩大到无限。中国的思想家们因此提出了著名的治国理念:一个人只要能修身、齐家,就有能力治国平天下,因为国不过是家的累加。
  现代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其中的荒谬。当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事物运动的规律就会发生质的变化。这个治国理念就如同天天向远处望,最终就可以练成千里眼的传说一样,是一个永不可及的神话。
  问题是,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是这样思想的。因此,许多涉及系统论的复杂社会问题在我们中国人这里根本不是问题,用“只要……就”的公式可以“小葱拌豆腐”般轻松解决,比如我们曾经设想,只要每个人一年植几棵树,那么我国的森林覆盖率问题将不再成为问题;比如只要每个人每天节约一滴水,那么一年下来将会解决多少人的饮水问题;再比如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
  同理,我国的伟大圣贤们提出,如果老百姓都得到了很好的教化,把思想统一到孔孟之道上来,做大臣的都坚决服从君主,做儿子的都坚决服从父亲,做妻子的都坚决服从丈夫,三纲五常,那么天下就会熙然而治,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从而达到理想的尧舜世界。
  “人心齐,泰山移。”从这个公式出发,“统一思想”就是治理国家的最关键所在。
  被这个简单直接的定理所鼓舞,历代雄才大略的统治者都为“统一思想”而奋斗不已。可是很不幸,虽然圣人们几千年以前就指出了正确方向,可是几千年来尧舜世界却从来没有出现。这都是因为每个朝代,都有那么些人,不注意自我改造,顽固不化,阳关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他自寻,不能和朝廷保持高度一致,结果破坏了天下大治的大好局面。
  虽然几千年来在追求理想社会的过程中一次次碰得头破血流,中国人却始终不信邪。
  之所以不改“思想教育万能”的初衷,另一方面实在是因为这个方法简便实用,成本最低。然而,这个方法毕竟是治水中的堵,虽然可收获一时,却最终会被证明失败。
  “一刀切”的结局必然是“一风吹”。这是中国式行政之式的弱点造成的。朱元璋的“化民成俗”运动取得的成果十分有限。朱元璋办学过多过滥,且完全是在政治权力的强制之下办成,所以,这种学校教育的繁荣是一种典型的虚假繁荣,完全是朱元璋一个人意志支撑的结果。当他的注意力有所转移之时,学校即徒具形式。
  以社学来说,在许多地方,建立之初就是流于形式,只选了校址,花了钱,收了回扣,最后有没有人来学,却成了最不重要的事,地方官吏甚至还借办社学来敲诈百姓,朱元璋自己即说:
  有愿意读书而没有钱的人,地方官不许入学。有三丁四丁而不愿读书的人则爱财卖放,纵其愚顽,不令读书。有父子二人,或农或商,无暇读书却逼令入学。
  府州县各级学校,因为官督力度减弱,往往就有名无实。到后来,许多学校“生徒无复在学肄业,入其庭不见其人,如废寺然”。朱皇帝大力兴办学校的一时之盛,在他生时即是无根之木,在他死后很快烟消云散。
  “申明亭学习制度”也迅速沦为形式。就像任何用行政力量推行的社会运动一样,申明亭之制制定不久,就出现种种弊端。其表现是地方官玩忽职守,亭宇不修,善恶不书,剥克老人如贱役;后来虽有忠于职守的知县,如嘉靖年间淳安县知县海瑞、隆庆万历之际惠安县知县叶春及等人曾晓谕老人,复建申明、旌善二亭,但人亡政息,终无补救。
  第十章 不许造反:从删《孟子》到给元朝皇帝磕头
  第一节 孟子惹恼朱元璋
  洪武五年的一天,朱元璋坐在便殿读《孟子》。
  和所有皇帝一样,朱元璋大力尊奉孔孟。但是说实话,由于军务政务繁杂,对于《论语》、《孟子》这些经典,他只是听文人们讲解过一些片断,并没有系统地研读。如今天下已定,诸事都上了轨道,他也有兴致来阅读一下原典,吸取一些宝贵营养。
  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读着读着,朱元璋的面色由愉快转为阴沉,眉头越皱越紧,呼吸越变越粗。终于,把书往地下一摔,大声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焉?”意思是说,这老头要是活到今天,还活得了吗?
  身边的侍卫们吓得够呛,想,皇上这是怎么了?
  原来朱元璋读到了这样一些文字: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老百姓最重要,国家次重要,和前二者相比,国君最不重要。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就是说,国君对大臣礼貌,大臣也对国君尊敬。国君视大臣如粪土,则大臣也视国君如无物。
  朱元璋大发雷霆,立刻召见文臣,宣布即日起“罢免孟子配享孔庙”,将孟子的牌位撤出孔庙,取消他千百年来在孔庙里和孔子一起吃冷猪肉的资格。
  此命一下,举朝哗然。孔孟之道是中华立邦之本,这一举动就如同基督教国家里要把耶稣驱逐出教堂一样惊世骇俗。大臣们当然纷纷上奏,表示反对。朱元璋命人把堆了一桌子的奏章都搬出去烧了,宣布朕意已决,谁也不许再说,否则以“大不敬”的罪名处死。
  这下朝廷立马静下来了,大家都知道朱元璋的厉害。可是孔孟在中国被崇拜千年,毕竟会有几根铁杆粉丝屹立不倒。刑部尚书钱唐就坚持己见,还是要进宫为孟子求情。
  朱元璋一听钱唐为这事而来,命令金吾侍卫将他在殿前活活射死。金吾侍卫遵命弯弓,钱唐肩臂之上各中两箭,鲜血直流,不过仍然英勇不屈,愣往里闯。朱元璋见状,也觉得钱唐是个汉子,就叫他进来说话。钱唐跪在皇帝面前,痛陈孟子之不可废,说孟子已经被天下尊奉千年,一旦废绝,不但中国震动,四夷也会惊愕,会怀疑中国还是那个尊奉圣人之道的天朝上国吗?
  朱元璋想想也是这么回事。从钱唐舍命闯关这件事上,他也见识了孟子在读书人心目中的分量,于是命人把钱唐送到太医院好好治疗,不久又恢复了孟子配享孔庙的资格。
  第二节 删减《孟子》,防止毒素流传
  配享是恢复了,可是朱元璋还是觉得《孟子》里的大量毒素不能听任流传下去。
  想来想去,想出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命令臣下“删孟”,将《孟子》中自己看着不顺眼的“反动文字”尽皆删去,共砍掉孟子原文八十五条,只剩下一百多条,编了一本《孟子节文》,又专门规定,科举考试不得以被删的条文命题。
  那么,删节的八十五条里都有些什么内容,让朱元璋这样深恶痛绝呢?
  第一类当然是那些主张“民贵君轻”、“大臣可以不尊重皇帝”的字句。删掉这些文字,虽然有些可笑,但毕竟可以理解。
  可是另一类删节,乍一看就不太好理解了。比如孟子“有恒产而有恒心”这一揭示统治规律的名言,朱元璋也无法容忍,删掉了“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以及“五亩之宅”之类的话。
  另外许多主张皇帝必须实行“仁政”的条文,居然也被删去了。比如这句话: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还有一类更奇怪的,就是孟子攻击商纣王的话,也都被删除了。比如: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
  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曷)丧,予及女(汝)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这是为什么呢?
  第三节 对元朝皇帝的特殊感情
  其实在删孟子以前,朱元璋还做过好多臣下不太好理解的事。
  比如在推翻元朝之际,中原汉人皆欢欣鼓舞,扬眉吐气,强烈要求朱元璋彻底清算元朝的罪恶,惩办那些欺压百姓的元朝统治者。
  可是朱元璋却没有这样做。在进军大都之时,他要求军队不得危害元朝皇亲贵族:“元之宗戚,咸俾保全。”
  在元顺帝仓皇北逃后,明军俘获了皇子买的里八剌。大臣们要求在南京举行“献俘”典礼,以庆祝这一伟大的胜利。朱元璋却拒不同意,理由是这是对前皇子的侮辱。他说:“虽古有献俘之礼,不忍加之。”他对俘获的元朝贵族一概予以极尽尊礼,封给他们很高的爵位,赐给极为优厚的生活条件,让汉族人继续对他们行礼如仪。
  甚至在推翻元朝之后,大臣们纷纷献上“捷奏”之章,批判元代皇帝的无道,颂扬洪武皇帝的雄武,也让朱元璋很不满意,因为奏章里面有贬低元朝君主的词汇。朱元璋对宰相说:“元主中国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奈何为此浮薄之言?亟改之。”
  对于中原汉人来说,推翻了元人的统治,是颠倒了的世界重新颠倒过来,是拨开云雾,重见青天:我堂堂中华乃是“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居然被一个野蛮的骑马民族统治,万里腥膻,人尽臣虏,这实在是莫大的耻辱。所以,大多数汉人都不承认元人统治的正统地位。比如元末另一个起义领袖明玉珍称帝诏中就说:“元以北狄污我中夏,伦理以之晦冥,人物为之消灭。”他要推翻元朝,“恭行天罚,草彼左衽之卑污;昭为茂功,成我文明之治”。意即扫除中国历史上的意外,重新回到汉族正统。
  但是朱元璋却自始至终坚持认为元人的统治是“正统”。他从各个角度,竭尽全力为元朝的正统性辩护。
  在即位告天文中,他这样说:“惟我中国人民之君,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其君父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
  也就是说,元朝的统治是受命于天,光明正大,理所当然。值得注意的是,他说“百有余年”,这就不但将元灭南宋后的几十年视为正统,且将元、宋并存的十几年亦视为元的正统。
  不止从天理的角度承认元朝的合法性,他还从个人感情的角度,表达对元朝统治的感恩戴德之情:“元虽夷狄,入主中国,百年之内生齿浩繁,家给人足,朕之祖父亦预享其太平。”
  这似乎就更不好理解了。在大元帝国的统治之下,他父亲朱五四四处迁徙,还是落得饥饿而死。他朱元璋也没过过一天好日子。不光朱元璋如此,全体汉人都受元人野蛮统治的苦:汉人打伤蒙古人要判死刑,蒙古人打死汉人只赔一头驴;汉人即使当了大官,见到蒙古人,行礼毕要把双手反背过来,作捆绑状,以表示归顺之意。按理说,他应该对大元怀有刻骨仇恨才对,怎么居然歌功颂德感激涕零起来?
  第四节 构建“朱氏天命论”
  批判孟子和歌颂元人,这两件事贯穿着一个意图:建立“朱氏天命论”。朱元璋登上皇位之时,内心有点没底。因为中国人向来重视门第,讲求出身。自古以来,岂有乞丐而为天子?所以许多人虽然畏服于他的刀剑,对于他这个人却相当瞧不起。被一个前要饭花子统治,天下精英们内心难免感觉有点不是滋味。
  所以,他一开始想找个名人联个宗儿,谎称自己是朱熹的后代。
  可是再一想,这个谎也太经不起推敲了,不但不给能自己增光,反而会暴露自己的心虚,因此打消了这个念头。
  为这个问题苦恼许久之后,朱元璋突然脑筋急转弯儿:自己的出身利用好了,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把坏事变好事。按照世俗之人的想法,无论谁当皇帝,也轮不到他这个要饭花子。然而事实是,天下那么多富贵人读书人谁也没当上皇帝,偏偏他一个乞丐当上了,这不正说明他有“天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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