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第30/57页
对于那些投降他的建文遗臣，他也表现出极为宽宏的气度，一律既往不咎。朱棣很清楚“食其禄，任其事”的道理。为了安抚降臣，他命令把建文帝宫中收藏的千余封奏章一把火烧掉，以表示绝不追究他们反对自己的责任。此举让人大为感动。大部分建文遗臣很快转变立场，成了永乐帝的鼎力之臣。
皇帝利用一切手段，传达“只要站在我这一边，必然前途光明”的重要信息。政治家判断一个人的标准不在于道德素质，而在于立场。对那些坚决站在他这一边的人，他如太阳般温暖；而对那些坚决反对他的人，他则比野兽还要凶残。
第一十二节 露出了本来面目
当朱棣手持武器走向皇位的时候，整个明帝国的人民都被推入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地。
按照这个社会竭尽全力弘扬的理念，每个人的生活都应该建立在正义的原则之上。据说，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就是因为人能判断正义与邪恶，有羞恶廉耻之心。“无是非之心，非人也。”而现在，一个篡位者上台了，心甘情愿做篡位者的顺民，无疑是一种屈辱，甚至是一种不可饶恕的错误。
对于普通老百姓，摆脱这种尴尬很容易，只需要骂一句娘就足够了。说实在的，礼义廉耻更多的是大人先生们的奢侈品，平民百姓更需要的只是生存。
然而对于士人，这个问题则生死攸关。对于他们来讲，存在的意义，就是贯彻纲常。为一个篡位者服务，无疑是精神生命的自杀。因此，朱棣的上台，当然要引起全帝国读书人“利义交战于心中”。
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不断这样野蛮地开着士人的玩笑，他们维护纲常，说到底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而统治者们却一次次地无视纲常，制造阴谋、政变、篡位，不断地把士人放置两难境地。数千年来，大部分士人也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修炼得进退自如。“交战”的结果，是大部分人抛弃了万古长存的道义，选择了瞬息而逝的利益。当然，永远会有那么一部分人，选择了保持价值观的完整。黄子澄是削藩的始作俑者，是朱棣起兵时宣称要消灭的第一个“奸臣”。由于没有任何退路，他走向死亡的姿态相当洒脱。在朝廷之上，他对永乐口称“殿下”而不是“陛下”，嬉笑怒骂，无所不至：
臣知殿下以兵力取富贵，不知殿下即此位……况富贵瞬息，何足重轻！殿下向来悖谬，不可为训，恐子孙有效尤而起无足怪者！
盛怒之下，平素一副笑面的朱棣露出了不为人知的狰狞一面。他命人把黄子澄所有的亲戚一律逮捕，把黄家一姓老小六十五口，妻族外亲三百八十人都押到黄子澄面前，“哀号震天”。维持自己价值观的代价，将是这四百多人的性命。
黄子澄望着自己的老父老母，泪眼婆娑，心如刀绞，然而，儒学原则让他不能后退半步。他咬咬牙，仍不改口。朱棣命人砍掉他的双手，黄子澄仍不屈服，遂又命斩去双脚，接着把黄子澄砍成肉泥。黄氏一家六十五人不分老小，一律斩首，三百八十名亲戚全部发配边疆。
曾在山东抵抗朱棣使其不能南下一步的铁铉，被送到朱棣面前时，反背坐于廷上，谩骂不止。朱棣命人将铁铉耳朵、鼻子割下来，“碎分其体”。
建文的礼部尚书陈迪在朱棣面前与之辩论君臣大义，骂不绝口。朱棣命人把陈迪的几个儿子都抓来，并且割下他儿子的耳朵、鼻子，让他吃，并问味道如何。陈迪答道：“忠臣孝子的肉，香美无比。”父子六人，同被凌迟……这就是那个讲义气、重感情、面常带笑的朱棣吗？这就是那个因为乞丐的惨状而流泪，因为弱者受欺而义愤的燕王吗？这就是那个起兵时慷慨陈词，义形于色的正义化身吗？是的，这个正义的代表，仁慈的主人，人情味十足的大人物所作所为还远不止此。
他和方孝孺在殿上对骂，恨其嘴硬，命人将方孝孺的嘴割破，直割到两耳。他发明“诛十族”，与方孝孺有关系的八百七十三人被磔杀于市。朱棣发明“瓜蔓抄”，为了泄一时之愤，从一个仇人开始，转相攀染，广加株连，滥杀无辜，动辄让数百人死于非命。
很侥幸地，历史留下了朱棣未及销毁的流氓嘴脸的特写：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正月十一，教坊司的官员在皇宫右顺门口禀奏：齐泰的一个姐姐，两个外甥媳妇，加上黄子澄的妹妹，四个妇人，平均每天被二十条汉子轮奸。“年小的都怀身，节除（夕）夜生了个小龟子，又有个三岁的女儿。”朱棣闻听，依由之，说道：“小的长到大，便是摇钱的树儿。”
美丽的面具被揭开，后面露出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氓。这个流氓的卑劣、下流、凶残，比之他的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与他父亲的唯一区别，他不过是一个精通经典的流氓。这个道貌岸然的人，原来心底对人的生命并没有丝毫尊重，在他那冷酷的心灵中不生长同情、怜悯、爱这些高贵的品质。
在他的眼里，世人只分为可利用的和不可利用的两种，事物只分为有利于自己和不利于自己的两类。那些没有利用价值的人，在他心中还不如草芥。
从道德水平上讲，他并不比大明帝国范围内任何一个地痞流氓更高一点点。不幸的是，这样的人在中国式残酷竞争中常常是胜者。这些人一面愚弄天下，一面又野蛮践踏诚实的人所珍视的价值。他们标榜的是王道正义，实际上遵循的却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后世士人谈起成祖时代，最为痛惜的是天下正气又一番被摧挫。
明亡之后，许多士人把明朝之亡归于，人心在永乐之时即已倾颓。明末大儒顾炎武认为“洪武、永乐之间”为“世道升降之会”，是中国人性格发生扭曲的时代，的确是有识之见。明亡之日，殉国者尚不及“靖难”时殉建文者。后人李清在《南渡录》中说：“靖难以正气渐削，故酿为今日（明亡之日）狯猾之徒屈膝拜伪。”
第一十三节 鞭子底下出顺民
朱棣制造的骇人听闻的残酷，并非完全是盛怒之下丧失理智的结果。就像流氓们残害他人并非仅仅是为了取乐，流氓们行凶，往往是炫示自己有加害于人的能力，从而获得别人的惧怕。在能够利用道德面具的时候，朱棣绝不会露出他的犬齿。然而，在雄辩和谎言遮挡不住的部位，他只剩了暴力这一种选择。极致的残酷能削减抵抗力，美国人对广岛和长崎的核屠杀引起了日本当局迅速的投降。一个更为人熟悉的例子，蒙古人的屠城使更多的城市不战而降。
不论怎么解释，怎么宣传，他篡位者的面目都无法遮掩，所以与那些认死理的儒臣们辩论，他注定是输家。在道义上被剥光了衣服的朱棣，最后的手段只能是屠杀。毫无节制的屠杀，有效地瓦解了反对者的势力，使更多的观望矜持乃至不满者迅速抛弃了犹豫、廉耻和义愤，无条件地站到了他的旗帜之下。事实上，除了被他杀掉的那些人，剩下的建文遗臣们为他卖起命来都是诚惶诚恐，竭尽全力。暴力能有效地巩固君主的统治。
如果朱棣读到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他一定会抚掌大笑，感叹英雄所见略同。马氏一针见血地指出：“君主进行斗争必须既像人又像兽”，“如有必要，君主应随时抛弃传统道德”，理由是“令人畏惧要比受人爱戴更安全”。
朱棣和建文帝的命运对比有力地证明了马氏结论的正确性，虽然马氏在写这本书时并不了解神秘的东方历史。建文帝确实宽厚仁慈。对大臣们，建文帝从来都是礼貌有加，温文尔雅。对百姓们，他不断减轻赋税，甚至还要实行井田，以平均田地，造福于民。结果在燕王大军节节南下的时候，各省居然没有一个官员率兵勤王！对败军之将李景隆，他不但不杀，反而委以重任，命他守卫金川门（位于南京城北），结果李景隆第一个开门迎降。
人民宁肯辜负一个自己爱戴的人，也不会违背一个自己畏惧的人。这是人的本性。确实，正是恐惧巩固了朱棣的权力，特别是当权力没有足够的道义基础时，当利益这根缰绳不能把人们引上为他所用的方向时，朱棣就会毫不犹豫地举起暴力的鞭子。他发现，鞭子往往比缰绳还管用。翻检明成祖那些血淋淋的记录会发现，他在制造这些暴行时肆无忌惮，丝毫不担心因此而激起反抗。他深知，中国百姓几千年来已经习惯了在暴力面前驯服。
第一十四节 政治就是表演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朱元璋毕竟出身草野，头一次当皇帝，政治手腕有诸多不够老到之处，许多招法用得过辣过猛，杀人过多，成为政治败笔。
而作为朱氏家族的第二代皇帝，朱棣继承了老皇帝的政治智慧，文化水平更高，性格更阴鸷，手法更老到更圆熟。比老皇帝更高明的一点就是适可而止，对残暴用之有度。目的达到之后，他就适时收手，着手修补自己的形象，而老皇帝的残酷，在很多时候是为了满足心中的变态欲望，已超出了政治需要之外。
权力的奥秘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如马基雅维里所说：“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君主必须学会用权而不仁，但要明白何时当仁，何时不仁。”“如有必要，君主应随时抛弃传统道德。然而，只要有可能，他还是应当恪守正道。”他已经向天下人展示过自己狮子般的可怖面孔，然而这种展示应该偶一为之，绝不能让它成为天下人心中恒定的形象。不节制的暴君往往没有好下场。道德这个工具，在君主的工具箱中应该放置在日常应用的位置上。
现在，天下人都已规规矩矩，安安分分，正是需要朱棣展示他的仁慈、仁义的时候了。这正是朱棣所擅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说过：“政治就是演戏。”而朱棣就是个天生的演员，喜欢也善于制造一些传奇性的故事，以达到需要的政治效果。
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五月二十，朱棣在南京灵谷寺进香。经过一株槐树下面的时候，一条小虫子落到了皇帝的上。皇帝轻轻把虫子抖落地下，随从们上来就要踩死，皇帝很不高兴地瞪了他们一眼，命他们把这条虫子再放回树上，并且教训道：“此虽微物，皆有生理，勿轻伤之！”和尚们忙念起阿弥陀佛，连连称赞皇帝真是菩萨心肠，猜测皇帝可能是哪一位菩萨转世。当然，仅仅是这些小伎俩并不能起太大作用。
朱棣还有大手笔。他知道，天下真正对他心怀不满的是那些读书人。虽然在大屠杀之后噤若寒蝉，然而心里对他并没有好感。所以，大屠杀之后，他对依附于自己的文人学士特别宽宏，多方优容。他即位不久，就安排实行科举考试，扩大录取名额，拓宽了读书人晋身的道路。对在朱元璋时受到委屈的一些文人，他积极平反昭雪，挽回了不少人心。
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他就开始以他独有的宏大气魄，组织编修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部类书（古代的“数据库”）《永乐大典》，以此表示自己对文化的重视。此举赢得了士人的极大好感。一打一拉，天真的士人立刻掉入彀（gòu，圈套）中。文人学士们忘掉了朱棣的凶残，开始满腔热情地歌颂永乐皇帝的丰功伟绩，由此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新流派――台阁派。
他们作品的中心内容，就是歌颂朱棣的功德和祥瑞，歌颂国势的强盛太平，平正典雅，词气安闲，雍容晓畅，一时制造出一派歌舞升平的文化繁荣景象。
对比朱元璋、朱棣父子，常常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老皇帝起身平民，所以对同样出身流氓的汉高祖感觉十分亲切，每每自比汉高祖，为人行政上自觉不自觉地以刘邦为榜样。而朱棣篡得皇位，所以对同样用血腥手段夺得皇位的唐太宗极有好感。
唐太宗不但篡位成功，并且还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皇帝。每当提到唐太宗，朱棣敬慕之情溢于言表。所以，他为人行政，也处处踪迹唐太宗。
平时说话，必以仁政为辞，反复强调儒学教条，把老百姓的饱暖时时刻刻挂在嘴上。经常号召大臣们进谏，而且确实也多次诚恳接受别人的意见，勇于改过。
他一改老皇帝的政策，提出“用法当以宽不以猛”的原则。他一再表示反对老皇帝的严刑峻法，修改了许多过于苛刻的法律条款，并且特别规定，凡是判死刑，都要“五复奏”，即要反复审查五遍。一转眼，那个以人命为草芥，无理株连肆意“瓜蔓抄”的暴君面孔慈祥得让人不得不感动。
然而，再有自制能力的人也不免有失控的时候。在晚年，一次偶然的失控，使他的野兽本性又一次暴露。在后宫的一次争宠斗争中，一个妃子的侍女被屈打成招，供认曾想谋害皇帝。暴怒之下，他大开杀戒，竟然辗转株连，一举杀掉了二千八百人。只有在这种时候，人们才吃惊地发现，原来魔鬼并没有变成天使。
第一十五节 “此上命也，奈何杀臣！”
形象需要建设，然而威慑的鞭子还得时时高悬，让人民不要得意忘形。
有人说过，当领袖的首要条件是做一个好屠夫。如果自己做不了好屠夫，身边就需要有成为好屠夫的人。朱棣是个杰出的屠夫，然而却绝不轻易亲自下手。所以，他有意识地任用了一大批生性残酷的酷吏，作为自己的鹰犬，替自己杀人。“君主应该自己施恩，让别人代为受过”，马基雅维里的这句名言被朱棣运用得出神入化。
永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酷吏横行的时代，纪纲、陈瑛、郑赐，都成为二十四史中酷吏的典型。朱棣用他们除掉一些潜在的政敌和自己看不惯的大臣，却不落痕迹。每当这名酷吏树敌太多作恶太甚之时，他再毫不犹豫地除之，也算是“为民除害”。上述最为朱棣卖命的酷吏，除郑赐是忧惧而死外，另两人都是被朱棣杀掉的。
梅殷是明太祖的驸马，朱棣的妹夫。朱元璋死时，梅殷是托孤大臣之一。虽然勉强投降了朱棣，然而他内心却并不服气，时时口出怨言。朱棣对此一直嫉恨于心。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十月的一天，梅殷早晨上朝时，居然出了“交通事故”，被人挤到金水桥下溺死了。妹妹宁国公主抓住朱棣的衣服大哭大闹，朱棣命人严查，遂把故意挤撞驸马的两名锦衣卫军官抓起来要处死。两名军官没想到，为朱棣卖命最后竟然落了这样一个结果，大吵大闹，说：“此上命也，奈何杀臣！”朱棣立命金瓜武士击碎二人牙齿，推出去斩了，然后以隆重的礼节厚葬梅殷，亲自志哀。满朝大臣和朱棣默契于心，然而大家均行礼如仪，表情沉痛，共同上演中国政治史上的又一出经典小品。
为了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朱棣发扬朱元璋的余烈，创立东厂，恢复锦衣卫，大搞特务统治。特务遍布京城内外，上至太子亲王、公主驸马，下至普通官吏、平民百姓，都处于特务们的严密监视之下。就连特务们，也都在其他特务的监督之中。朱棣还鼓励人民告密，不少人靠揭发他人得到好处，帝国上下各个阶层，处于恐怖气氛之中，人人相互提防，不敢乱说乱动。
朱棣的天下，由此如磐石之安。
第一十六节 大奸亦大雄
篡位者往往是大有作为的君主。他们通常比那些名正言顺的帝王更勤劳、更努力、更自我节制，竭尽全力建功立业，以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个皇位。唐太宗、明成祖、雍正帝都是如此。“篡位者”的名声像一杆鞭子，鞭策他们成为千古明君。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朱棣创立引人注目的功业，一半是由于他豪雄阔大的天性，一半是由于显示自己能力的需要。他数兴大工，建造北京城，修建大报恩寺，铸永乐大钟，每一桩都规划宏大，远迈前古。他看不惯父亲的小家子气，即位不久，即打破父亲留下的海禁政策，派郑和船队七下西洋，亲率大军五征漠北。他不断向外扩张，在东面，把边疆延伸到库页岛；在西面，绿洲上的诸穆斯林与他建立朝贡关系；在北面，他使蒙古始终处于被动；在南面，他把南沙群岛划入中国版图。他派八十万大军攻打安南（越南），一度把安南并入中国。
永乐的行动相当一部分仅仅是为了满足他的虚荣心，为了证明自己的伟大。他热衷于制造天朝强盛万国来朝的热闹氛围。耗巨资下西洋，用商业利益招徕七个东南亚国王来中国朝觐。他五次远征蒙古，其中的几次并没有必要。而出兵安南更是得不偿失，在勉强维持二十二年后，明帝国不得不再次恢复了安南的独立。
然而，除了对荣誉的渴求，朱棣的种种铺张举动还有另一层动机。又一次与朱棣不谋而合。他在“君主应如何作为以赢得崇敬”一章中开宗名义地说道：“能使君主赢得高度评价的莫过于伟大事业和非凡举动。”正如朱棣派人七下西洋那样前无古人的壮举让人永志不忘。“惊人之举出声望”，伟大的君主“总是这样，干完一件大事便又筹划另一件大事，让臣民应接不暇，不知所终，每当看到结果则又目瞪口呆。这些行动一个接着一个，此一行动和下一行动之间不留一点空隙，人民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用来反对他”。
事实正是这样，连续不断的行动凸显了朱棣的强者形象。这是巩固他统治的有效手段。父皇数十年的经营为他的一次次大手笔打下了基础，而他的才华又足以使他把一次次表演进行得有声有色。当然，除了制造阴谋和战争，他的智力、精力、毅力使他治理起帝国来也得心应手。他每天四鼓即起，常常工作到深夜，根本没有休息日的概念。除了五次出征蒙古，他还常年巡行在外，以致没有几次能在京城正式庆祝自己的生日。
事实证明，帝位正是为朱棣这样的人打造的。他的那些萎靡不振的孙子们和他比起来，简直就是一群蛆虫。明朝最耀人眼目的大事几乎都是他做下的，在他的统治下，大明国力强盛，人民富庶，政治安定，文化繁荣。永乐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充满活力和开拓精神的时代。只有像朱棣这样，把东方社会，把东方人心理，把权力的奥秘捉摸得通透的人，才能在这片土地上取得成功，并且姿态潇洒。
第二章 偏执症患者：海瑞
第一节 “海笔架”
四十五岁时，鬓角发白的县学教谕海瑞晋升为浙江淳安县令。年近半百才熬成七品，对许多官场中人来说，得算仕途困顿，然而对于海瑞来说，却是破格提拔。
海瑞出身仅为小小举人，三十七岁中举，四十一岁才分配到福建做教谕，相当于县教委主任。能在四年之内就升为县令，已经让许多人羡慕。
破格晋升的原因是“狷介”的名声。和现在一样，另类的举动往往能吸引人们的眼球，而眼球的集中往往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效益。自从“笔架先生”的名声传开之后，全省官员都知道了这个脾气有点古怪的正八品小官。
那是海瑞任教谕的第二年，他的直接领导、延平府视学到南平视察工作，在南平县学官署接见学官。两名副手在海瑞带领下进入大厅，一见到视学，一左一右急趋上前，叩头拜见。海瑞夹在二人中间，站而不跪，只拱了拱手。视学先是惊讶，继而羞怒，冷笑一声，对两旁随从说：“哟，你们看这三个人，倒是个山字笔架！”
两跪，夹一站，可不是活脱脱一副山字笔架的模样。视学觉得海瑞是有意轻慢自己，拂袖而去。海瑞认为视学缺乏正气，不严格遵守帝国规定。
开国之时，帝国就规定学官在学校见上官，拜而不跪，以体现师道尊严。百年之后，士风日坏，学官们为了讨好上级，无所不为，跪迎上官早已相习成风。所以，海瑞的这一站就站得惊世骇俗。一下子，“海笔架”的名声在官场上传开了。
“笔架先生”的名声越传越大。道员、学宪、按院先后前来视察，海瑞皆揖而不跪，人们想起了帝国规定，倒也无话可说。这些高级官员的涵养当然非视学可比。他们不但不和海瑞怄气，反倒称赞海瑞恪守礼法，堪为士范。如今的社会，有法不依、有章不循成了寻常，一旦遵守帝国规定，倒反了常，这怎么得了！一番叹息过后，不少人倒对海瑞有了好感。
“另类”行为为他赢得了通省官员的注意，而他任学官以来，实心任事，把一个最清苦没滋味的教官做得有声有色，种种实绩也就进入了大员们的视野。县学教育在许多地方都成了摆设，学官们大都敷衍了事，学生们冒名顶替、逃学旷课是常事。而海瑞到任之后，天天盯在学校里，订出教约十六条，甄别学生年龄、身份，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狠抓学校纪律，提高教学质量。学生们都称海瑞为“海阎王”，纪律确实大有好转。属下出现了这样的“模范官员”，对每个封疆大吏来说都是件脸上有光的事，于是“巡按监司交章荐之”，海瑞获得了这意外的升迁。
事实证明，虽然明朝中叶以后，官僚体系已经整体腐化，但是，官僚集团还是希望并且需要“清官”。虽然大家都在腐化中捞到了好处，然而如果这个社会最终因腐化而崩溃，大家岂不连身家性命都不保，再多好处又有什么用？
而且，刻苦自砺，赢得“直声”，积累一定的声誉资本，也是仕途起步时的一种做法。随着历练增加，人们相信这样的人最终都会融入官场大秩序中去，而且可能比别人混得更“明白”。海瑞的上司无疑也希望海瑞早日历练成熟，在仕途上取得更大成绩，早日回报自己的提拔。
谁也没想到，“海笔架先生”要把这种“另类精神”贯彻到仕途生涯的始终。
第二节 孤儿的圣人梦
琼山海氏是海南望族大户，历来以诗礼传家。史载，海瑞父“警敏不羁，不事家人生业”，应是个性很强的家庭叛逆，不务正业，致使家道中落。海瑞四岁，父亲即去世了，全部家庭重任都落到了海瑞母亲，年仅二十八岁的谢氏头上。
孤儿的性格往往是相似的，特别是那些早年丧父的人，母亲们会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他们身上，对其严加管教。由于母亲的日夜灌输，他们的道德感比常人要强烈，异常孝顺。王莽、王安石、蒋介石、胡适，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以胡适为例，他四岁丧父，自述母亲“虽不知书识字，却把她的全副希望放在我的教育上”，“每天天还未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在床上坐起。然后把对我父亲所知道的一切告诉我……她说我唯有行为好，学业科考成功，才能使他们两老增光；又说她所受的种种苦楚，得以由我勤敏读书来酬偿”。一旦稍稍贪玩，立刻是一顿痛打，打了之后，又是一场痛哭，哭自己命运的悲惨，守寡的艰难，让屁股疼痛的胡适脸上发烧。在母亲的教诲期望下，胡适小小年纪就成了老夫子，终日苦学。长大以后，终生克己，并且极为孝顺，甚至为母爱而牺牲了自己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