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第40/57页
那些起义的农民们何尝不是如此？他们被饥饿驱使，被官府所追逐，如果起义领袖的素质不高，不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精神动员和纪律约束，那么他们很容易放弃伦理规范，把自己交给本能，按“乱民”、“贼寇”、“强盗”的活法来活。
就像心理学家早就指出的那样，暴力确实能给人带来快感，这种快感还很容易上瘾。军事生涯是艰苦、紧张、枯燥的，折磨俘虏，放纵暴力甚至是许多军队里唯一的娱乐。小俣行男著《日本随军记者见闻录》记载，日本军人在华烧房子烧上了瘾：“有的士兵就这么说：‘队长，我不见火灾就睡不着，今晚上也让我烧它两三幢吧！’”战场往往使人——不仅仅是日本人——丧失人性。
在明末诸军中，张献忠部对这种“娱乐”最为热衷。
第一十四节 陕北青年张献忠
明末农民军的著名领袖张献忠，虽大名鼎鼎，我们对他本人的了解其实很少。史家的笔墨都消耗在张的“残酷好杀”上，关于其他事迹，勾稽所得，寥寥无几。
我们所能确切知道的，是他出生于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正是万历皇帝的消极怠工愈演愈烈趋于极致的年代，明王朝的灭亡已在此时埋下伏笔。此时欧洲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正处于与中国擦肩而过超越中国而去的前夜。
那一年，除了这位后来农民起义领袖的诞生，世界上并没有其他太重要的事情发生。如果努力搜索，还可以列出勉强可算做大事的几件：英国的莎士比亚在那一年写出了经典之作《麦克白》；德国的开普勒在《蛇夫足下的新星》一文中记载了超新星的爆发；欧洲人在此年东渡寻找黄金和香料时，首次发现了澳大利亚；也是在这一年，巧克力饮料的配方开始在西方流行。
张献忠是延安人，黄土高原上裹着白羊肚手巾面孔黧（lí）黑两颊坨红一笑露出一口洁白牙齿的陕北青年。应该会唱几句信天游，至于水平如何，就不好说了。
出身当然是贫苦了。祖上是军籍，也就是职业军人，那个时代军人是被人瞧不起的贱业。“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到父亲这一辈好不容易脱身出来，做了个走乡串寨卖些针头线脑的小贩。母亲则在农闲时节，织炕席到集上去卖，补贴家用。从小应该挨过饿，受过冻，吃过苦，受过地主家的孩子欺负。这都是很保险的推测。
据说是和李自成一样，张献忠被爹妈强扭着脖子送进私塾读过两年书。
无奈天性和书本不亲，坐不住。在私塾两年，和同学打了无数的架，大字却没记住几个，父母无奈，只好任他放他的羊，任由他成天和村子里的半大后生们厮混。
在陕北定边，民风剽悍，人们农闲之余，爱舞刀弄棍，不只为防身，也是一个娱乐。张献忠于此道颇有天分，练得也投入。他天性爽快，胆大。
“身材魁梧，剽劲果侠，声如巨雷，面目微黄”，朋友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黄虎”。
野史说他，“阴谋多狡”，“及长，益无赖”。很快他就打遍四邻八乡无敌手，成了年轻后生里“有号”的人物。
农村文化生活贫乏，没事时，只能纠集几个同样好勇斗狠的朋友，到镇上的小酒馆，像《水浒传》里那样，切上二斤熟牛肉，打上两角浊白酒，吃得酒酣耳热，吹吹牛，“教量些枪棒”，说些“江湖上好汉们的勾当”，“卖弄胸中许多豪杰的事务”。回来捎半斤残酒，顺路偷只鸡，偷几把蚕豆，找个人家赌上一宿，第二天回家挨老妈一顿痛骂，这都是题中应有之义。
第一十五节 从“基层捕快”到“八大王”
张献忠投身起义以前的确切经历，在浩如烟海的史料里我们仅仅打捞上了四个汉字：“捕快”和“边兵”。
然而，这四个字，包含着相当丰富的信息含量。
地方“捕快”相当于今天的县公安局刑警。正如我们从通俗小说中了解到的那样，传统中国的基层公检法部门的干部素质不高，往往是流氓、罪犯或者地方上好勇斗狠之徒出身。
比如县公安局的巡警队队长武松、监狱里的小牢子李逵都是遇赦的逃犯出身，“历城捕快”秦琼同样有过发配经历。他们警匪勾结，与黑社会亲如一家，并且往往在小说中最终成为“黑社会骨干”。
被革职之后投身“边兵”，对失业的张献忠来说应该是一个既顺理成章又无可奈何的选择。正如前面所说，旧中国的“军人”是个被人瞧不起的，几乎是半囚徒式的职业。
为了防止他们逃亡，政府给他们脸上刺字，对待一如罪犯。他们缺乏自尊，兵饷又常常被扣，所以纪律极坏，视烧杀抢掠为常事。用王学泰先生的话说：“不少队伍简直就是流氓团体。”
从“捕快”、“边兵”四个字里我们可以推断，在当上捕快前，张献忠在地方上已经半流氓化了。“基层警察”整日吃拿卡要的生涯，很有可能使他进一步流氓化。
虽然无法确知张献忠参加的“边兵”状况到底如何，但还是有充分的理由推测，军队生活带给张献忠的，不仅仅是军事常识，或多或少，还会有当时军队普遍的“兵痞”习气。
考察张献忠的性格，我们应该注意到以下事实：在投奔起义军前，张献忠的生活一直是失败的。他的学生时代显然不成功，大字没记住几个，因为爱打架，没少挨老师的板子。
进入官府，成为捕快，这对社会底层出身的他，是一个改变命运的好机会，然而他没能把握住，屡屡违犯纪律，最终被革职。
走投无路投了军，在军营中他又不遵守军纪，犯下了死罪。因为军官陈洪范为其说情，方免一死，挨了一百军棍，被关入狱中。出狱后，穷无所归，正值各地起义军蜂起，遂投入起义军中。
结合他后来的人生轨迹，我们可以判断，张献忠有着一定的反社会型人格倾向。他不甘心居于人下，有着强烈的改变命运的愿望。但他又容易冲动与暴怒，情绪极不稳定，不善自我克制，叛逆心理很强，尤其不善于跟上级相处。这一切导致他在正常社会中屡受挫折。如果大明天下继续太平，也许他一生会在监狱中而不是马背上度过。
对他来讲，生在乱世，生逢其时。
乱世有乱世的魅力。在天翻地覆的明朝末年，一切秩序都被颠倒，一切不可能都变成了可能。公子王孙转眼间变成了乞丐，昨天的饥民今天却自封为王侯。懦弱不再是生存的法宝，善良成了悲剧的理由。谁也不知道第二天自己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
自由，无边无际地摆在那些想入非非者的面前，像汪洋大海诱惑干渴的鱼儿。男性的血液很容易在身边倏乎闪动的欲望中点燃，化作危险的火种。
由军人而变为“流贼”，张献忠发现，他作了一个正确无比的选择。
在官军里虽然也有前途，但是毕竟有着森严的等级秩序，有着林林总总的规矩，更主要的，有着种种让人郁闷的腐败、倾轧、不公。而在起义军中，机会似乎更为均等，也更能让人快意恩仇。勇气和智慧就是全部的资本，上马杀人，下马饮酒，天不收，地不管，何等潇洒快活！天昏地暗之中，谁知道明天自己还能不能活着。为什么不趁着心雄气壮之时，痛痛快快地做一回乱世枭雄，也不枉来人世一回！
投奔义军之初，他和李自成一样，不过是一个小小伍长。凭着智力、勇气和天生的领袖气质，他和李自成差不多同时在起义军中出人头地，成为独领一军的首领。李自成号称“八队闯将”，张献忠号称“西营八大王”。
第一十六节 打仗靠流氓
在诸义军领袖中，因为性情投合，张献忠最喜招徕亡命之徒。和张献忠一样，张军的主要成分是“叛卒、逃卒、驿卒、饥民、响马（拦路抢劫的强盗）、难民”，从职业军人转变而来的人尤多。
其中，有不少如毛泽东所说的“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许多迷信职业家”。“打仗靠流氓”，这是农民战争初起时的一个特殊现象。在特殊时期，“流氓分子”也可以发挥特殊作用。
多年征战，张献忠的部下都成了老兵痞、“勇敢分子”。这使他的军队战斗力高于其他的乌合之众。一位明朝军官，曾说张的部队对于作战是“习惯成自然。每个人脸上身上没有囫囵个的，铅子、箭头，处处皆是。他们暋（mǐn）不畏死，一听说官兵来了，都兴奋异常，听说要打仗简直和打猎一样高兴。我方部队正在观望害怕，他们却毫不畏惧，老于此道”。
从这样一则记载，可以看出张献忠部起义军战斗素养的高超。张部攻取吉安时，大队人马在后，只有“一骑至吉安城下”，城上见来人少，都“聚观”这个人要做些什么。只见这个人从怀里掏出一只铁钩，勾住城墙上突出来的灌木小树，三下两下，“跃而上”。守城兵大惊失色，“守者惊溃，大队驰入，城遂陷”。如此勇敢的战斗作风和高超娴熟的作战技能，当然是绝大部分明军所不及。
第一十七节 农民的淳朴和残暴
因为队伍的骨干由农民阶级的边缘分子“叛卒、逃卒、驿卒、饥民、响马、难民”构成，张献忠部在明末诸军中把农民阶级的人格缺陷表现得最为明显。换句话说，张部是受底层文化的负面因素影响最深的一部。
一提起农民，我们的脑海里立刻会浮现出罗中立油画《父亲》中那个满脸苦难、善良、坚忍的形象。在我们的思维定式里，“农民”这个词总是与“淳朴”、“勤劳”、“仁义”这些美好的词汇联系在一起。相反，与“富贵”这个词距离最近的，却是“虚伪”、“残暴”、“为富不仁”。
随着深入解读明末四川的那场大劫，思维定式逐渐被打破，可以越来越清晰地看到，由农民为主体构成的底层社会文化除了我们熟知的“质朴”“自然”之外，还有着“粗陋”、“浅薄”，甚至“野蛮”、“丑陋”和“黑暗”的另一面。农民们被贫穷和专制统治双重镣铐着。在一定意义上，他们是一群“残缺不全的人”，而张献忠部则把这种“残缺”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一十八节 大抢大杀大破坏
张献忠、李自成出现在史书上时，前面总是被冠以“流贼”两个字。时人总结说：“献忠等发难于陕西延安府，而蔓衍于各省。望屋而食，奔走不停，未尝据城邑为巢穴，故曰流贼。”
这一总结一点也没错。从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到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张献忠度过了整整十四年名副其实的“流寇”生涯。十四年间，张部在陕西、山西、河南、安徽、四川、湖广诸省来回大幅度高速度流动，纵横上万里，不断地进攻，逃跑，转移，从来没有固守一地。
流动的目的有二，一是为了躲避官军的追击，二是为了“打粮”，即劫掠财物，以养活部队。攻下一座城市的日子，就是他们的节日，他们纵兵大掠，把豪门富室一扫而空，满载而归。当官军追得紧时，他们就潜入深山，苦挨时日。他们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逃跑和谋生上，久而久之，他们从一群乌合之众变成了游击战的专家。他们行动飘忽，即战即走，在官军的包围之中穿插来回，波澜壮阔，惊险重重，也刺激无比。
流动作战，是中国历史上那些声名显赫的起义军普遍采用的战斗方式。
从唐末黄巢大起义到太平天国前期，莫不如此。从一定程度上说，这是农民起义战争的必然规律。因为在起义之初，农民军与官军在诸多方面存在巨大差距。
首先是后勤。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战争中后勤的作用至关重要。官兵有着强大的后勤支援，有帝国通过国家机器榨取的军饷。而农民军由于素质限制，即使占据了广大的地盘，也没有能力在短期内建立一支具有基本管理能力的官僚队伍，通过赋税形式给他们提供后勤。他们的后勤供应，只能靠“抢”。而流动作战的第一个好处是不必有后勤准备。
在流动过程中，农民军打到哪里，就抢到哪里，“东西数千里游食自如”。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地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累赘。
正规军虽然拥有后勤资源的优势，却也受到后勤的严重制约。后勤组织和运输需要一个过程，因此自然没有“抢”来得迅速。明朝曾任过兵部尚书的张凤翼，在总结与农民军作战的经验教训时说：“贼兵所至，因粮于我，人皆宿饱。而我兵所至，则需要等待粮草，动则呼窘。”通过流动作战，农民军把后勤的劣势变为了速度上的优势。
除了后勤因素外，在人数对比、武器装备、技术素养等方面，起义军也常常处于官军的下风。他们通常无力与官军展开大规模的阵地战，因此，游击战就成了他们与官军对峙时的必然选择。面对强大的官军，农民军取胜的法宝是分合不定，出没无常。他们的作战方针，无非是“敌来我走，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追”。
从这个角度来说，流动作战是农民军不得已的选择。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作战方式也自有其不可抵挡的魅力。流动作战痛快淋漓，令人上瘾。长期和张献忠并肩作战的罗汝才有句名言：“吾等横行天下为快耳，何（必）专土（专门占据一块领土）为？”
毛泽东对“流寇思想”有过准确的分析。他说：
“这种思想表现在：一，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并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二，扩大红军，不走由扩大地方赤卫队、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而要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三，不耐烦和群众一起艰苦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
张献忠部正是这样。在起义的前十多年里，张献忠似乎从来没有过建立根据地的打算。他们迷恋上了这种冒险与流浪。
张献忠部每攻下一处城池，首先做的事就是大搜掠。搜掠的重点目标当然是豪门大户，但普通百姓人家也并不放过。就像前面所引《张献忠陷庐州纪》记述的那样，他们主要的搜掠目标是骡马，因为这是在游击战争中保持速度优势的需要。第二搜掠的是金银。不过张部实行金银交公的严厉政策，所以军人们对金银的兴趣并不非常强烈。第三搜掠的则是布匹、粮食等后勤物资。
在张献忠漫长的起义生涯中，我们只找到了一次赈济灾民的记录，那是攻下武昌之后，发楚王府金银给饥民。除此之外，历史上记载更多的是他的烧杀抢掠。
他和李自成的区别，史书这样对比：“老百姓对李自成往往开门欢迎，对张献忠则只有惧怕。”阅读历史记载，我们只能得出这样一个感觉：张献忠部的这些绿林豪杰们似乎视被攻下的城市为自己囊中的财产，视城中的百姓为自己猎获的猎物。如何处置，完全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定。
一般来讲，搜集完物资之后，他们会纵火，把一座繁华的城市变成一片瓦砾——他们不想把死命攻下的城池完好地留给明军。
余瑞紫记载张军攻下庐州府舒城后，“进舒城掠人，予随行，见房屋烧尽，骸骨遍地，伤心惨目，潸然泪下。想吾乡亦如是也”。烧了城市之后，还掠走大批人口，充实自己的军队。
他记载，张献忠充实军队的办法是，“后回营，次日将前后所掳男女，各营唤出若干。八‘贼’在大门外亲点。先点男，分上中下三等，各处站立，各插一旗。女亦如之。随即配合上等男配上等女，中、下亦然。问有愿去家者，另立一边。少刻，一齐杀之”。
大抢大杀大破坏，这是张献忠部的一贯做法，也是他们恶名远扬的原因。在这次进四川前由湖广撤退时，他不甘心第一次占领了如此广大的地盘，无所收获。入蜀的队伍中，不仅满载着从湘赣两省收获的物资和财宝，还行走着十数万被强征入伍的湖广百姓。
《巴东县志》载：“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月，张献忠尽驱荆州民入蜀，男女扶携，鱼贯而进，越数月始毕。”
张献忠军逆江而上，两岸都是高山峻岭，山路崎岖险恶，队伍拉得很长。且所经地区，人烟稀少，“打粮”困难，队伍供应困难，一路不断有人饿死，当然，饿死的多数是被新驱入伍的“楚民”。
《巫山县志》记载了当时的惨状：
崇祯甲申春，“贼”张献忠尽驱楚民大举入川，所掳楚中男妇尽食麦苗草根，死者相枕借，大江舟络绎不绝，两月始尽。尸横遍野，江水皆臭，居民所遗无几。
第一十九节 底层文化缺什么
底层文化中的第一个缺失，就是人道精神的缺失。在正统文化中，“人命”起码从理论上，在表面上，是天地间最贵重的事物。“天地之间人为贵”“人命至重”“仁者爱人”等字眼，充斥儒家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