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第45/57页
从荣县、洪雅等县县志所引资料看，张献忠在四川许多地方无可争辩地实行了“除城尽剿”的政策。他认为：“居山野者俱叛逆，将悉行剿灭；城内俱良民，乃免死。”具体做法是：
凡剿一处，先令地方官清四至界，并乡导人送领兵官。前一日照四至界址布兵环围，次日开剿，四下齐向中央搜杀，如围场合龙口之状。
结果是：“不论男女老幼，逢人则杀。”“剿毕，复扒草寻穴，细搜数日乃复命。”要这样仔细是因为：“倘有漏网者，或于别处发觉，罪其领兵官。”前面提到的小秀才欧阳直，他在为张献忠部服务时，“尝见郫县解来一个逃民，审讯之后，发现系峨眉人，于是负责查剿峨眉的官员洪都督被剥皮。”
在这样严厉的政策下，各地官兵当然不敢不尽职。仅川中各县，就有十四万多人死在屠刀之下。
作为一项军事命令，当然要有验功标准。那就是手掌。欧阳直办理文案时，曾经见到以用手掌记功的记载。他说：
每官兵回营以所剁手掌验功，掌一双准一功。凡有军官衙门所在，手掌如山积。而成都城内人掌，则更几于假山之万叠千峰矣。尝见一札付，自副将升总兵。其札头空白处，用朱笔细字备注功级，算手掌一千七百有零。
傅迪吉被掳入张军之后不久，寻找一个机会，开了小差，逃回家乡。然而，他的家乡也逃不过“除城尽剿”之令。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正月，傅迪吉听说有兵来杀人，只好上山逃命。“正月十六，半夜时，闻村后林子边有许多人说话。我马上起床去问怎么回事。原来他们是早先躲在附近大山里的人，也有自山外逃来者，约数千人，他们说：‘将黑时，流贼突至杀人，我们走脱，不知后面。’”
“我速叫家人，收拾造饭。天刚亮，还没做好饭，那些逃来的人又逃到别处去了，我只得罢饭而行。我逃到郭家沟山上，即听到有人传信说：‘张军到内官寺了，将傅某人房子烧起。’原来我家已经被烧了。这个时候，幸有此班传信之人，他在山顶一呼，接连相传，登（顿）时可闻数十里。贼在东，即走西；在西，即走东。赖此以全活者，不可计数。”
“是夜，暂宿杨梅河。见号火连天，相绩（续）不断，数十里之遥，数十营之多，都是张军，所过之地，全无生路。我不敢少留，在此一饭即行，至老龙场寺上。天明，流贼即赶到。我岳母、小姨俱被害，伤哉，伤哉……相依住了二十余日，贼退方回。”
“及回至地方，荡然一空，止见尸横遍野，河下不见一人。湾中止有一两手俱剁者，（因没有手，无法砍去验功，故）流贼不杀，这个人说：‘大营去了好几日。前日又有四个马兵来，问我过大河之路，我指去了。’至家，房屋尽烧，和尚尽杀，吾家众人即在寺庐共居矣。”
第三十九节 人肉为粮
人已经杀得差不多了，张献忠开始撤退。穷途末路之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眷恋家乡。他对部下说：“弃蜀出秦，一得长安，则是中原首领自我而据，且关中为我故乡，诸将兵多系秦人。自来强兵战马皆产于秦，要图大事，还是陕西。”
然而，这时又遇到了供应问题。人口消灭净尽，自然粮食就越来越难找。数十万军队，没吃没喝，如何行军？张献忠想到了屠杀自己的部下。当然，要杀必先杀那些掳来的四川人，他们虽然被征入伍，心却不附，经常有人开小差。
《蜀碧》载：
“献忠欲此行入陕，恶其党太多，欲止只（留）发难时旧人。”他和汪兆龄等密议如何实行。“兆龄怂恿之曰：‘恐兵知而先噪奈何？不若先立法，责之各将军都督等，多置逻者，以伺察营伍中行偶语者及微过，皆置文法并连坐，如此则杀之令名，无觉者矣。’密议已定，辄收治。”
密议结果，在义军中要“收治”的有三种人：
其一系四川人，有在四川入伍者，有系四川人而在他省入伍者。其二系他省人而在他省入伍者，有系他省人而在四川入伍者。其三系明朝官兵投降过来者，有系阵前俘获者，又有系各地方上的土匪入伙的，俱当尽诛。
其中尤其是四川义军，张献忠认为都是些“剽悍亡命，叵测不轨之徒”，故“恨入骨髓”，必欲除之而后快。
屠杀的办法与杀士子时类似。据《蜀警录》载：
先谎称要从士兵中挑出精干者，成立水师营。因此命令部队在张献忠等军官面前列队而过，过去者生，被‘挑中’者即待死。先在江边建造了一个木栅城，挑出来的数万军人都关进城内，开杀之时，先用枪炮向内轰攻，死伤大半，然后方挥兵入内砍杀。
结果在军中共杀“男妇二十万有奇”，占全军半数，张献忠在自己军中制造的屠杀恐怖，使得幸存者恐为张献忠所屠，大批逃奔“摇黄十三家”起义军。
张献忠还认为，随营妇女是自己行军作战的累赘，在杀过自己士兵以后，把屠刀探向军中妇女。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他离开成都时，首先将自己的三百嫔妃杀掉二百八十名，只留了二十名侍候自己。并命令：
“各营所有妇女，齐集一处，由兵围绕，献忠另选兵人一队为刀斧手。号令一声，乱砍乱杀，叫冤哭惨之声，展动天地。妇女尸身堆积如山，血流成河。”
还有史料记载，由于缺乏军粮，张军曾经把这些死亡者的尸体“剐之割之，制成腌肉，以充军粮”。
收拾干净之后，张献忠率部启程。开国时的一千多文官，此时被杀剩二十五名，忠心耿耿地跟在身边。士兵人数亦只剩三分之一。张献忠犹满腔豪气。可惜行至西充凤凰山，遭遇清兵。他随即：
骑马出营，未穿盔甲，亦未携长枪，除短矛外，别无他队，同小军七八名，并太监一人，奔出营外，探听满兵虚实。至一小岗上，正探看之际，突然一箭飞来，正中献忠肩下，由左旁射入，直透其心，顿时满地鲜血长流，献忠在血中乱滚，痛极而亡。
其时，张献忠方四十一岁。
第四十节 五重灾难
张献忠的死，并不意味着四川人灾难的结束。甚至可以说，川人的灾难不过刚刚演完第一幕。
三百多年以来，四川一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八大王（即张献忠）血洗四川，在劫者难逃。”清朝多种史书更是说，张献忠把四川土著几乎杀光。
后来，新一代史学家对于张献忠滥杀无辜的说法深感愤怒。通过深入考证，他们有力地推翻了这一说法。据他们辛勤搜罗，《张献忠屠蜀考辨》等文章证明：
第一，在张献忠走后，四川起码还生存着和张献忠作战的军队数十万。
其中至少杨展有数万，曾英也还有兵二十余万。“其他逃匿山区、结砦依险者更多。如通江县地主朱应先，‘家号素封’，张献忠在蜀时，他‘散财招士，结砦依崖’，‘活者百家，抚流亡者千数’。”
第二，还有一些人（大多是地主），在张献忠起义军占领期间，逃离家乡，以后又陆续故里的。
第三，在四川境内留下的传说中，一般也说经张献忠起义之后，每个县都还留了一些人。如灌县的贾、苟、皮、王等姓，郸县的孙、唐、苟、范、徐、马、刘等姓。至今有些地名，如邛崃县石头公社的逃命沟、火升公社的躲兵岩、大邑县服江公社的逃亡坝（唐王坝），均与明末地主逃匿有关。
新一代史学家通过这些有力的证据，证明了“张献忠滥杀无辜”是地主阶级恶毒的反动宣传，张献忠不但留下了一些人不杀，而且这些人还不在少数。
可惜的是，这些幸存下来的人，大多也没有逃过以后连续不断的灾难。
正应了智慧的中国人的老话：“大难将至，善人先死。”盖后死者的使命，只是承受更多的灾难。
第一重灾难是饥荒。
张献忠据蜀期间，破坏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绝大多数耕地都被撂荒，积存的粮食则被搜掠净尽。所以张献忠部走后，四川遇到了严重的饥荒，粮价大涨。清人费密撰《荒书》记载：
盖自甲申为乱以来，已三年矣。州县民皆杀戮，一二孑遗皆逃窜，而兵专务战，田失耕种，粮又废弃，故凶饥至。此时米皆出土司，米一斗银十余两，嘉定州三十两，成都、重庆四五十两。
家有钱财的人毕竟不多了，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吃人的现象。《五马先生纪年》载，清兵入四川之后，地方秩序恢复，傅迪吉因事由简州赴成都，亲眼看到吃人。他记载，一路都是饥荒景象。
“宿谭家场，这里还有人家。见到有七八个人，饿得将死，睡在板上，时而张（手），时而睁目。明日，翻山到了毛家坡，见沟下有烟，我于是令人到那里讨火，正撞住杀人吃，我的仆人将吃人强盗锁绑来，问他们肉从哪来，他们说从贺家场弄的。让他们带路到贺家场，见有七八人，搜出一大袋人肉包。将一少妇打起，问：‘你们何故杀人吃？’她说：‘我们有何本事杀得人！是公婆将死，去与申从天、申从文弟兄买来。’余问：‘怎么买来？’答以：‘一两银五斤。’”
吃人之事，在彼时的史料中记载甚多。再引欧阳直的亲身经历：
“我在军营中听说外面有吃人的事，我还不信。不久，随抚军马公驻内江，乡绅范文英的弟弟带着他母亲来求粮食，马公给了他几升米，不料回家的当夜就被邻居把粮食抢走，又把范的弟弟杀了吃了。”
及到后来，欧阳直自己也免不了吃人：
“后来我路过威远的时候，遇到十数个饥人。他们叫我们过去和他们同路走，我们不敢过去。他们大声喊叫说：‘你们走也走不远，不如留下两个给我们当粮食吧！’我们继续前行来到一个村子，见一家屋里有冷肉一锅，大家争吃一空。等进厨房看时，才看见烹熟一个无发小儿，人头及人皮和内脏都在一边，原来我们所吃的，是人肉。”
平民如此，军人们何尝不是如此。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十二月，清总兵马化豹在报给上级的塘报中说，他带领的清兵：
战守叙府（宜宾）已八个月，叙属府县止催稻谷四十八石、粗米八石，何以聊生？……凡捉获贼徒，未奉上级命令正法，三军即争剐相食。
地方土豪武装更是如此。欧阳直《蜀乱》记：“又，合阳土豪李调燮，曾对我说过，他们集合士兵扎寨时没有粮食，每发兵捕人，谓之人粮。凡拏到人口，选肥少者付厨下，余者系瘦，乃给兵士，烹宰时都按杀猪杀羊的办法。”
而四川本地的起义军中，甚至有纯以人为粮者。《五马先生纪年》载：
栽秧完，突又遭摇黄贼自河东来。其贼马步兵俱有男妇俱有因无粮，全杀人以为食。痛哉，此番之惨较百倍于前矣！
第二重灾难是“摇黄”起义军。
“摇黄十三家”原是四川本地的十数股农民起义军，他们纠集在一起的目的，从其各部首领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来：“争食王”“夺食王”“闯食王”……这不太像陕西大乱初起时，各农民军首领模仿《水浒传》风格起的那些外号，倒颇有些《西游记》中魔王们“狮驼王”之类称号的风采，而其所作所为也颇似食人魔王。他们称首领为“掌盘子”，内部有一套行话：称杀人叫“折割”，锁人叫“带线”，埋伏叫“卡子”，与土匪似乎区别不大。
《南明史》说，他们“后来同当地官匪纠结，变成一种不伦不类的武装”。他们有时与各地小股土匪结合，有时又受雇于官兵，为其打土匪。
虽然他们规模没有张献忠浩大，但所作所为酷烈过于张献忠。欧阳直《蜀警录》载：
摇黄贼攻破长寿、邻水、大竹、广安、岳池、西充、营山、定远各州县，城野俱焚掠，炮烙吊拷后，尽杀绅士及军民老弱男妇，掳其少妇幼子女人入营，所获壮丁用生湿牛皮条捆之，交其面背粮，无人得脱，积尸遍地，臭闻千里。
张献忠败亡后，他们声势大振，可惜此时四川财富已经净尽，他们只好全军以人为粮。欧阳直评论说：
“张献忠部军纪严明，他们杀人，是在执行长官命令，至摇黄贼营内没有军纪可言，随军小孩子都可以擅自杀人，他们是逢人便杀。我后来被摇黄贼掳入营中，亲眼见到他们每把小儿抛向空中，下面用长枪接住，使小儿穿在枪上，手脚抓刨如同飞翔。众军人哄然大笑。又见他们将人活绑在树上，剖开肚子挑出肠子，缠在这个人身上，以为笑乐。又见将小儿提起来，用头撞钟，脑浆四溅，拍手称快。如此惨虐，远甚于张献忠。”
第三重灾难是官兵。不管是南明的“官兵”，还是清军，到了这个军粮匮乏的四川都得靠抢粮为生。明朝官兵在他省时即军纪败坏。
明朝末年，军官的腐败甚于地方官，他们吃空额，扣军饷，明目张胆；军人的残酷暴虐，也往往甚于土匪，不但抢劫财物、奸淫妇女、滥杀无辜，甚至还有吃人的现象。
比如明军大将刘泽清经常以杀人为乐，并取人心、人脑食用，而“颜色自若”。当时的明内阁大学士文震孟坦白承认，明军的普遍情况是：“将无纪律，兵无行伍，淫污杀劫，惨不可言。尾贼而往，莫敢奋臂，所报之级，半是良民。”
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上任的明郧阳兵备道、按察使高斗枢记叙他在张献忠经常活动的郧阳城的亲身经历时说：
左（良玉）兵二三万，一涌入城，城中无一家无兵者，淫污之状不可宫。数日启行，复罄没其家以击。去十许日而予至，米菜俱无可觅。
士民相见，无不痛哭流涕。不恨贼而恨兵，真惨极矣！
明末军队军纪之差，为多种史料所证实。许多史书说，他们所至一处，掘地拆堵，细细搜掠。凡民间埋藏之物，尽数获之……班师回日，除主将车载……不计其数外，即一火头军，俱四五驴驮不等……万耳万目，共睹共闻……一家有银钱，则掳杀一家，一村有富室，则掳杀一村。玉石俱焚，惨烈于贼。
乱兵杀掠淫掳，不忍见，不忍闻，亦不忍言。
在他省犹如此，何况到了乏粮的四川。而清军虽然军纪较为严整，然而从来不惮于杀戮汉人，抢夺粮食。在诸军并进四川之时，侥幸活命的川人怎能安生。欧阳直记载：
贼去兵来，兵去贼来，循环旋转于川北、川东，迄无宁日。贼固酷于杀掳焚劫，而琐细不取，兵则不但多杀人，其劫掳吊拷悉同于贼。且并敝衣小物，莫不席卷，民不聊生矣。
第四重灾难则是瘟疫。死人既多，瘟疫随生。《蜀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