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第56/57页
八十年代一本文学刊物，动辄几十上百万的销量。连东北边地的《鸭绿江》，发行量一度都达到四十万册。“一本《十月》或者《当代》，往往先在大学宿舍间流动，然后可能在理发店、医院病房、工厂车间、商店柜台之间持续作布朗运动；也可能是从表哥到表妹到表妹的男朋友到男朋友的班主任……直至消弭于无形。”仅仅十年后，这一情景已经恍如隔世。某位主编说，“你不能去问一个诗歌期刊的主编，他的杂志发行有多少册，这就像问一个女人她的年龄一样。”
文学不再能带来轰动效应，不再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所以，那些最有才华的人不再从事文学了。他们去从政、从商，去做个循规蹈矩的白领，都比做文学青年靠谱。许多才华正盛的作家，都纷纷转行去给导演们打工，写电影、电视剧。“文学”变成了小圈子的事。一般来讲，你发表的作品，只有编辑以及你通知到的几个同行会读。
与上两项变化互为因果，大部分文学也告别了社会，告别了读者，仅仅成为一种有气无力的惯性。八十年代，文学替全国人思考，为全国人启蒙，指点江山、激昂“斗志”。如今，文学变得“纯粹”了，但是也纯粹到了水至清则无鱼的境地。
也不能说我没有得到过反馈。在得知我发表了一些东西后不久，建行的某位科长曾经郑重其事地和我探讨过“写作”这个话题。据他理解，在作家当中，写散文的尚属正常，写小说者都是准精神病患者，而写诗则是一个人精神有问题的确凿证据。
同时，我全力写作的年龄正是一个中小城市青年找对象的关键时段，“不好好上班”、“写小说儿（人们管文学杂志上的东西一律叫做小说）”
不但没成为我吸引未婚女青年的招牌，反而成了我不是一个好的婚姻对象的证明：这证明我不会很好地沿着副科长、科长、副处长之路攀登，反而有成为浪荡之人的可能。在我逃离了“行长秘书”这一职位后，这一征兆更为明显。而回首我的大学同学，大部分已经混成科长，有的已经是副处长、处长，更有人已经成了亿万富翁。
第十节
奇怪的是，了解了这一事实后我并没有过分沮丧。做为一个小城市里的普通大学毕业生，我的理想如同橡皮筋一样可长可短，可大可小，可以想入非非，也可以在第二天早上就忘掉。虽然不能凭写作“功成名就”，但是我发现了并且习惯了写作的快乐。
写作是痛苦的。写作需要将自己调动到最活跃、最兴奋、最有力量的状态，才能随心所欲地驱策胸中万物，才能接近理想中的完美状态。因此写作者必须拥有特别强大的意志力，需要无情地鞭策大脑。这种写作中的完美主义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不过离了它，我就得不到那种酣畅淋漓的兴奋体验。
写作又是快乐的。我的性格是那种习惯和自己较劲的人。我想最适合我的工作也许是一个石匠或者木匠：安安静静地坐在一个不被打扰的地方敲打点什么东西，使它以最合适的形态呈现出来。仅仅这一过程本身，就足以令人心满意足了。
我越来越发现推动我写作的动力是好奇心。我们被告知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差距之大如同两个星球。而历史这个领域这种差距更是明显。大学期间在大连市图书馆阅读历史材料时，我不断地惊讶、惊叹乃至惊呼。把这种惊讶表达出来，其实就是我写历史的最初动力。历史写作对我来说是一次旅行和探险：在故纸堆中，你随处可见蛛丝马迹。沿着这些线索前行，擦去历史碎片上的尘埃和涂饰，小心翼翼地拼接在一起，你会发现历史的面相与你的想象几乎完全不同。一开始，我关注的是历史中的人性。就像莫言在评价我的一篇文章中说，我关注的是人性的复杂。在历史中，各种情节都已出现，人性的千奇百怪匪夷所思出人意料都表现出来了，我迷恋于观察这种复杂性，迷恋于将一张又一张面孔复原出来，得意地指给别人说：看，他原来是这个样子！再后来，我的好奇心更多地转移到历史规律本身。我开始观察农民起义、观察中国人的盛世梦，观察中国专制制度的起源……我惊讶地发现，我头脑中那些习以为常的观念，几乎都是不准确的。比如，农民起义推动的主要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专制制度的进步；比如中国式的盛世几乎都是建立在一个大衰世的基础上，并且以衰世为结局；比如春秋战国时的那些自由思想的大家，几乎个个都在呼吁一个大一统的专制政权……我的这些观察和思考，完全是野狐禅式的，远离“学术范式”的，我的结论也许荒谬可笑，离题万里，但是我却自得其乐。我的写作完全是随心所欲，信马由缰。摒弃万物，沉在书房中，一点点地梳理自己的思路，解答自己的疑问，结果就是敲打出一篇文章。那种遗世独立的专注、单纯而宁静的感觉，确是一种巨大的幸福。
就这样，我从一个标准的“文学青年”为入口，走入历史。历史是社会学科的基础，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你会不自觉地经过人文学科的各个房间。一路走来，通过写作，我对这个世界有了更深更广的认识。从一九九六年到现在，我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对社会，对历史，对文化的认识，许多方面都进行了自我颠覆。而这一脱胎换骨的过程，其途径正是由于写作。
写作也给我带来了现实的“利益”。一开始，为了不致招人误解，我的写作是在地下进行。而发现“作家”已经成了异类之后，我更把发表的东西埋到抽屉深处：没有可以交流的对象，总要好过那些言不由衷的文不对题的“赞赏”。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行长王毅读了我写的几篇东西。行长虽然文凭不高，但是兴趣广泛，知识面颇广。更主要的，他们那一代人还认为，写作是一件大事，好事。他说，你是个写东西的料，我给你创造个写作环境。
于是，他把我调到了市行营业部，因为营业部主任董庆毅（前年他因车祸去世，愿他在天上平安快乐）为人开通大度。在他和行长的默许下，我一周只需上班一两天，其他时间，可以在家里正儿八经地当“作家”。这自然是写作给我带来的幸运。每天早上六点半，起来跑一圈步，回到家里，洗个澡，听一楼人都走空，泡一壶茶，揿开电脑，看着茶烟升起，听着电脑“沙沙”的启动声，整个房间就像古墓那样安静。每当这时我就深深感谢世界，对我这样宽容。即使写出来的东西永远都不能引起关注，但能一直享受这样的书房生活，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第十一节
不过，写作另一面的快乐毕竟是传播和交流。每一个碾玉人都希望他的玉观音能有人欣赏。更何况毛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都有点“文以载道”的老套想法。
一个意外的机缘，使我发现了另一条接近读者的路。那是一九九九年底，我到北京出差，因为《鸭绿江》主编刘元举先生介绍，认识了时事出版社工作的沈阳人祝勇。祝勇知道我在写东西，让我发几篇给他看看。
过了几天，祝勇给我打来电话：我想给你出本书，行不行？你的水平完全可以出一本书，而且我估计书可能卖得很好。
于是，在二OOO年一月一日，我的第一本书《千年悖论》出版了，汇集了我写作初期的大部分作品，其中主要的当然是“历史文化散文”。说实话，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出版的可能性。因为在我看来，出书实在是比在杂志上发表作品重大得多的事。在我的印象中，一个人一般要人到中年，德高望重，作品积累到一定数量了，才有可能出一本书。因此，虽然稿费只有每千字三十，虽然封面做得有点不伦不类，我还是感觉很兴奋。
这本书起印五千册，出来后很快就淹没在众多新书当中。虽然不久都卖光了，但是在读书界没有引起什么关注。
不过令我高兴的是读者却有了反馈。读者大部分都是大学生，奇怪的是，他们几乎都是在大学图书馆读到的这本书。有几个大学生给我来信说，这本书“颠覆了他们的大脑”，“千年悖论，让我们觉醒，第一次从人的角度来考虑这些历史人物的种种作为”。
我很高兴这本书能触动一些人，能让他们感受到我的愤怒、惊讶、感慨、激动，能颠覆他们对历史的一些成见：这正是我在书房里不懈敲打的目的。
我发现，出版是将自己的写作抵达读者的大路。出版的传播力比在传统文学杂志上发表要大得多，有效得多。今天的文学期刊，读者群基本已经净化为“纯文学读者”。虽然一开始我走的是“文学之路”，但其实我的作品并非标准化的“文学性写作”，我写的虽然都是历史，但是离现实可能比大部分小说都要近。它们的读者，更多在文学期刊的订阅者之外。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出版社的编辑与文学期刊的编辑完全不同：大部分出版机构都需要赚钱养活自己，因此特别在意一本书的市场反应。与文学期刊疏离了社会不同，出版业已经相当市场化，编辑们睁大眼睛寻找每一位有读者的作家。
所以，除了第二本书的出版颇遇艰难外，我的书出版都非常顺利。特别是第三本书《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出版之后。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出版不久，我在报纸上网上很快见到了白岩松、柴静评论了这本书。影星袁莉在我经常看的《锵锵三人行》中提到了这本书，那年《艺术人生》的年终评点，张越、崔永元等几位嘉宾似乎也提到了这本书……于是我意识到这本书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虽然出版社没有进行过一个字的宣传推广，但是这本书通过口碑相传，渐渐传播开来。印数很快就过了三万册，而在文化类书里面，据说三万册就算畅销书。再以后，我的《中国人的性格历程》、《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也陆续成为历史文化类的“畅销书”：从《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起，我算是有了自己的读者群，隔三差五地收到读者来信，其中有一封是当时身在美国的留学生，后来的青年学者刘瑜的信（特别令我感动的，是一位读者将我的三万多字的《无处收留》一笔一划地抄在一个小本本上送给了我）。我能够知道，自己的写作，对一些人确实发生了影响。
让自己的写作抵达读者，我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
第十二节
在主要传播方式转为出版的同时，我的传统“作家”之路仍然自然延伸。我的一位朋友作家钟求是有一次和我通电话时说，我感觉你的东西挺适合《当代》的风格。你寄给我的朋友吴玄吧，他现在在《当代》做编辑。
我按钟求是提供的邮箱寄去了几篇稿子。一周后，吴玄打来电话，说他已经与主编洪清波达成一致意见，打算从二OO六年起，为我开一个专栏。这对我来说完全是意想不到的事。专栏的名字后来定为“史纪”。这成了我在“纯文学”领域最辉煌的“业绩”。我获得了一些省级文学奖和一项不太重要的“国家级文学奖”。对了，还有“文学创作一级”这个职称。因为这些成绩，我成为省作协的“理事”，后来又成为“主席团成员”，还成了一个市作协的“副主席”。我参加了“青创会”，并且见到了常委同志。这是我“纯文学”之路的顶峰。从一个小城市的无依无傍、赤手空拳的草根青年，到一个地级市的“作家协会副主席”，这就是我爬过的“文学之峰”的高度。
不过，整体来说，我的“纯文学”之路走得不温不火，换句话说，其实是不太成功。用某个文学前辈推心置腹的话来说，你不会经营自己。你怎么不开个研讨会，找几个有名的评论家评论一下子，给你归成一个什么文学现象。那你不就火了？
前辈说得轻松。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我的作品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纯文学”，我也没有什么过人的才气。这把火哪那么容易“点着”。
不过，他说的也并非没有一点道理。作为一个写了相当年头的作家，我对一些心照不宣的事也相当清楚：在任何领域，都没有那么多“顺理成章”。只要你的才气不足以掀翻地球，那么你就有必要“经营”一下自己。
这就是中国“圈子社会”的现实。如果有了人脉连接，你完全可以事半功倍，甚至四两拔千斤。事实上，我写作生涯的大部分“成功”，除了一开始几篇“自发投稿”是完全自我奋斗之外，其他的重要几步，也都是在人脉的连接下完成的：那篇《无处收留》最终得以在“一流刊物”上发表，毕竟是文能先生不懈推荐的结果。第一本书的出版，则是刘元举先生向老乡祝勇介绍我的副产品。《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这样好的出版社出版，是因为在那之前认识了丁东先生，再加上章诒和先生的序。而我的《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卖得不错，柴静写的那个跋和刘瑜、老六的帮着吆喝自然功不可没……我不得不承认，“圈子”其实也是一种正常的生活状态：这个时代，信息的大海之中，你其实只能看到进入视野的这一小片儿。这在任何国家都是常理，只不过在中国社会，人们更习惯于这种“手工式”的联结。这是一个大家都在叫喊和跳跃的时代，如果想要从草根地位到达成功高度，你需要喊破嗓子，跳上桌子。
但我还是修正不了心中那个奇怪的“应该”情结。
那一天，和一个朋友聊天，屈指数起我们认识的所有文学朋友，大大小小百十来人，没开过文学性的“作品研讨会”的，只有我一个。有一次，一位对我一直很欣赏的文学活动家和我详细谈了给我开研讨会的计划，我不置可否，结果他很生气，觉得我过于“傲慢自大”，从此很少再与我来往。
我根本不是什么“清高孤介”。作为一个不善于拒绝的人，我也对别人说过很多言不由衷的话，我也请过一位文学奖的评委朋友吃过饭，我也曾画虎不成反类犬地学习过“应酬”，我也曾经很想在圈内获得“成功”，以便能获得各种相关的好处。我只是后来确定，我喜欢“舒服”多过“成功”。
作为一个读过些中国历史的人，理智上我对“人情社会”的规矩抱有高度的“同情之理解”，但是在感情上，我却无法经常地勉强自己。我是一个羞涩的人，帮我开了专栏的吴玄，我后来在一次文学会议上见到，我居然没好意思对他表达我的感谢之意。归根结底，也许是成长的背景，让我一直固执地以为有一种“应该”，有一种“清洁”。我纠正不了这个“错觉”。
坚持这种“应该”经常让我与身边的生活产生一点排异。比如虽然“名人荐书”现在已经是再常见不过的现象，我的几本书也都请他人进行过推荐，但我一直觉得推荐应该是一件严肃的事。不止一个朋友请我为其书写推荐语，我读了作品后都极力推卸了，因此得罪了好友，也只好认了。爱惜羽毛、不辜负读者对自己的信任，这一选择似乎不需要经过任何思考。
不料前些天在网上浏览时，看到一则新书的宣传文章，介绍一本马上要出版的历史类书籍。封面上印着李承鹏等四个人推荐，其中一个赫然是我的名字。更为离奇的是，封底还有“我写的”一段推荐语。而事实上，对这本书，这个作者，甚至这个编辑，都一无所知。
我致电这家我很熟悉的著名民营出版机构，问是怎么回事。编辑说张老师，那个推荐语是我写的，我忘了征求您同意了！
我说那赶紧去掉我的名字吧，我不能推荐这本书。编辑很惊讶，说，推荐一本书也不是多大的事儿，张老师您就同意吧，请您推荐，不是说明您在读者心目中有很大影响吗？这是好事啊！我觉得那推荐语写得也不错啊！
我费了好多口舌之后，编辑才相信我是认真的。她说，封面已经印出来了，如果更改，要损失很多钱。经她请求，出版机构的领导同意给我一笔丰厚的推荐费，以换取我不撤掉推荐。
我拒不同意。编辑又找到我的一位好友做我的工作，原来编辑是辽宁人，是我好友的同学的侄女。据说好朋友的同学为这事还专门跑了趟沈阳：
因为小编辑刚刚工作不久，如果让出版社蒙受损失，可能会失去工作。
这位朋友以前很热心地帮过我的忙。他多次打来电话，劝我想开一点。
现在推荐一本书，谁还当成多大的事呢？
但最后，我还是拒绝了朋友的请求，坚持要求出版公司修改了封面。我的处理结果，既得罪了出版公司，又得罪了朋友，还可能使一位小编辑的前途受了影响。许多人听说这件事，都说我做得不对。
我的“心理疾病”确实令我落伍了吗？
第十三节
因为现在身为清华大学历史专业的博士后，与“学术圈儿”的交往比“文学圈儿”还要多，所以我现在应该算是游离在“文学体制”的边缘，介于文学社会和普通社会之间，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纯文学”范围内，几乎没有人知道我出过《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之类的书。而《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的读者，也很少有人知道我在《当代》上开有专栏：他们很少读文学期刊。“纯文学”和“普通阅读”，几乎井水不犯河水。
作家的阅读大都固定在纯文学范围内，每一次文学圈内的会议，大家带的书，谈论的阅读，大都是最新的外国文学作品。他们的作品，也基本都在严格的“文学艺术”范围之内，致力于艺术质量。
“文学圈”远比“学术圈”更远离普通社会。每一次学术会议，那些专家学者私下交谈的，都是社会热点，大局走向，民心民生，一个个慷慨激昂。而每一次文学会议，朋友们聊的仍然是我最近又在哪本杂志上发了什么东西，哪篇被转载了，哪部作品又被列为“重点扶持”。这些作品，可能“圈外人”永远看不到。或者是某某作协里，谁和谁又打起来了，谁又偷偷把另一个人办公桌上的稿费单冲进厕所了。在某个笔会上，某某和某某划拳，以决定某个女作家今晚睡在哪里……和这个社会密切相关的唯一一点，是探讨如何把小说改编成电视剧。
我读到一些对文学体制反思的声音，我认同其中的一些说法。我和朋友们开过一些玩笑。不过，任何事情都不是小葱拌豆腐式地定义的。我在“文学圈”里遇到过许多温暖的人和温暖的瞬间，遇到过很多认真的编辑和几本敬业的杂志，让我想起“八十年代”整个社会精英与国家同方向前进时的干净清爽。比如《天涯》杂志多年前开的一次笔会。
如前所述，我的《无处收留》当初被《天涯》因为太长委婉拒绝。当它在《钟山》上发表后，《天涯》副主编李少君写来一封约稿信，说韩少功看到《钟山》上的这篇文章，批评了他，说他错过了一篇好文章。
于是我接连在《天涯》上发表了几篇东西。说实在的，《天涯》这本刊物在所有文学刊物里最适合我，因为它办得不那么“纯文学”，而是更注重思想性和杂糅性，与我的写作风格比较合拍。
2001年，我意外地得到《天涯》的邀请，年底到海南开笔会。“笔会”两个字，在文学青年时代特别令我向往，在我的幻想中，那应该是一个小团体的神仙会一样的精神会餐。大学里读文学杂志的时代，我多少次幻想自己将来也能参加“笔会”，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
到了海南才发现，这是一个很小规模的笔会，只有九个人。除了我，其他人都是鼎鼎大名：张承志、莫言、李陀、王晓明、翟永明、汪晖。还有主人韩少功和蒋子丹。所有的人我都是第一次见到。他们大都是我心目中的文学英雄，比如张承志的《心灵史》我就读过多次。我很奇怪，为什么韩少功要请我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参加这个笔会。不管怎么样，我心中难免暗自激动。
一见面，张承志就开起玩笑：“我像不像本・拉登？”
那时“九一一”刚刚过去一个多月。朝他提示的方向去感觉，是有点像。体格粗壮，大鼻大脸，眉毛又粗又长，头顶毛发已经稀疏，声音重得近乎发瓮，显然雄性激素十分发达。和想象中的把编辑从家中骂跑的孤傲不同，张承志礼貌周到，出人意料地随和。
那是我第一次到海南，感觉很新鲜。汽车沿环岛高速路行驶。山峦优美，千万株桉树见缝插针，热火朝天地竞争、拥挤、勾结、倾轧，迫不急待地生长。开会的地址是岛内的七仙岭，这是白云缭绕下的一座黛青大山，山顶七峰并立，如同七位仙人侧立。推开窗子，遍地椰树的翠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和这些“文学英雄”在一起，我感觉又兴奋，又舒服。他们都真实朴素而自然，他们身上，有着我想象的“八十年代气质”。这个会上聊的许多东西，现在已经没有印象了。只记得莫言对于大家在会上总是“胸怀宇宙”有他自己的看法。吃饭的时候，他端着酒杯，抿着红酒，随口编了个顺口溜：
这是一个分裂的时代，又是一个整合的时代。
这是一个破坏的年代，又是一个建设的年代。
这是乡下人进城打工的年代，又是韩少功下乡隐居的年代。
这是文学似乎能影响社会的年代，又是文学一钱不值的年代。
文学圈里，拉帮结伙的多了，孤军奋战的少了。
无耻吹捧的多了，严肃批评的少了。
自高自大的多了，谦虚谨慎的少了。
出版的作品越来越多了，好的作品越来越少了。
关心国家大事的多了，关心文学的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