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第9/57页
他不信迷信，但为了蒙骗百姓，就以神道设教，甚至装神弄鬼，用迷信来骇人。
他战时喜欢读《孙子兵法》等兵书，对权术运用精熟。战后却对兵书中的机谋权变之术一概斥为卑下之识，反对人们去研究它。他说：“用仁者无敌，恃术者必亡。”
他远交近攻，对外宽容，对内残忍。对他统治力所不及的少数民族、边疆国家，他一副和善面孔，厚往薄来，大方之至，并且列出周围的不征之国，要求子孙和他们建立长期友好的关系。然而，对于他鞭子所及的臣民百姓，他凶暴残忍，苛刻无情，为了一姓之私，妄图永世囚禁万民，成为他的家奴。
战争中的一些具体手段也保留下来，成为他的治国方法。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善使用特务的将领之一。
他对驾驭特务很有经验，早在江西之时，他派卫士何必聚到袁州侦察敌情，何必聚回来向他汇报后，他不相信：“汝到袁州有何为记？”何答“平章门有二石狮，吾断其尾尖”。后来攻占袁州后，他还专门检查此事，检查属实后才放心。史料提供的情况表明，朱元璋的特务侦察手段是相当有效的。正是这些侦察活动所得到的材料，为他的正确的战略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
建国后，他在政治生活中一样大用特务，监视全国人民的一举一动，并且明目张胆，毫无顾忌。他在中国历史上首创公开的特务机关“锦衣卫”，豢养大批特务，称为“检校”，四处侦察大臣们的活动，专门从事镇压“不轨妖言”的勾当。“检校”专门告人阴私，人人惧怕，他却十分欣赏，说“有此数人，譬如恶犬，人则怕”（《国初事迹》）。
这些人无事不查，无事不报，社会的每个层面都在他们的侦察范围内。
南京各部的小吏原来都载漆巾，门口挂牌额，“检校”发现礼部小吏有人白天睡觉，兵部门口不设巡警，就把睡觉者的头巾和兵部门牌偷走，报告给朱元璋。朱元璋因此规定，礼部小吏从此不许戴漆巾，兵部不许挂牌额，以为惩戒，从此成了明朝定制。他还特别喜欢侦察别人的私生活，怕别人在背后议论自己。老儒钱宰嫌政务太烦，作诗说：“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特务侦知报告。
第二天，朱元璋在朝廷上召见钱宰，说：“昨日好诗，然何尝嫌汝，何不用忧字？”遂遣钱宰回籍，说：“朕今放汝去，好放心熟睡。”
战争时从纪律中得到的甜头使朱元璋对纪律达到了迷信的程度。从严治军，是他的一贯作风。建国之后，这一作风依然延续。他对那些劳苦功高的大臣，也一样说杀就杀，说打就打，廷杖制度即由此而来。对任何违反他制定的法规纪律的人，他一律毫不手软，绝不放过。驸马都尉欧阳伦是马皇后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夫婿，他不顾朝廷禁令，多次派家奴去陕西偷运私茶出边境贩卖。朱元璋毫不手软，得知之后立命抓来赐死。
对至亲之人如此严苛，对待百姓就可想而知了。他说：“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朱元璋在建国后的治国方针就是严刑峻法，靠杀人来震慑万民。他颁布的法令，连篇累牍，林林总总，无所不包，对帝国生活的方方面面规定得无微不至。稍有违反，则治以非人之刑。在他的治下，贪污六十两，即被剥皮处死。犯了出行不带“通行证”，在家“不务正业”，遇到不法之事没有及时举报等小过，朱元璋的惩治措施动不动就是“全家迁居化外”、“枭首示众”、“断手”、“断足”……翻开他的《大诰》，随处可以看到朱元璋亲手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大案。
甚至，为了地方上一个皂隶①的逃亡，就屠杀抄没了几百家。朱元璋自己描述这个惨绝人寰的案子说：“民之顽者，莫甚于溧阳、广德、建平、宜兴、安吉、长兴、归安、德清、崇德蒋士鲁等三百七户……将豪民赵真胜奴并二百余家尽行抄没，持杖者尽皆诛戮。沿途节次递送者一百七十户，尽行枭令，抄没其家。”
①皂隶：古代衙门里的差役。皂，玄色，黑色；差役常穿黑色衣服。
第六章 巩固政权：打造农民乌托邦
第一节 四十岁登基
吴元年七月（公元1367年），最后一个劲敌张士诚败局已定。天下大势已定，大臣们都盼他早日称帝。李善长率大臣劝进，朱元璋却示意大家再等一等。朱元璋从来都是领袖集团中最稳重的一个，善于把轻重缓急把握到效率最佳的分寸。虽然前面已经没有大的困难，但战事方殷，还是先集中精力打仗为好。他这样教训群臣：“若天命在我，何必汲汲惶惶？”
直到这一年十二月，南方全部平定，北伐大军也势如破竹，再无任何意外了，他才定下心来搞登基大典。古礼三推三让，他不耐烦搞那套劳什子，只一让便答应了。
没做过皇帝的人想象不到登上那个龙椅前要经过多少繁文缛节。祭天、祭地、祭星辰、社稷、太岁、岳、镇、海、渎、山川甚至还有城隍。饮福、受胙（zuò，祭祀用的肉）、送神，林林总总。在这些令人疲惫的环节中，有一个典礼让朱元璋真的动了感情，那就是追尊祖先为皇帝皇后。父亲朱五四被尊为仁祖纯皇帝，母亲陈二娘被尊为纯皇后。
四十岁的朱元璋身穿绘有日月山龙等图案的衮服，戴上平天冠，跪在祖先牌位前读罢册文，略一闭目，父母的面孔又浮现在眼前。他们那菜色的脸与龙袍和皇冠是那么不协调。起兵以来，权力越来越大，事情越来越多，他很少有暇想起往事。只有这一刻，他才猛然一惊，清晰地看到自己是从何等低微的位置爬上来的。一时间，家中那个四处漏风的茅草屋里的一切又清晰地出现在脑海。这期间的落差让他突然感觉有些眩晕。
他定一定神，心里默默地说：“爸、妈，不光你们想不到，儿子自己也没想到能有今天。”
第二节 咱农民自己的皇帝
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是朱元璋何时背叛了农民，成为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言人。
太祖皇帝地下有知，一定会龙颜大怒。
中国历史上另一位农民皇帝刘邦本质上是一个流氓而非农民。在这个意义上，朱元璋可以被称为中国史上唯一的“农民帝王”。他终生保持着农民趣味、农民气派、农民作风。朱元璋终生关心农民，理解农民，同情农民。
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历史上，他是唯一没有背叛“农民理想”的起义领袖，终其一生，朱元璋都在为实现农民乌托邦而艰苦奋斗。从这一点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是“咱农民自己的皇帝”。
在三十一年皇帝生涯中，朱元璋从来不讳言自己的出身。在诏书中，他屡屡说自己是“农夫”：
朕本农夫，深知民间疾苦。
朕本农夫，深知稼穑艰难。
他多次对大臣们讲述农民的生活是多么的艰苦，教育他们要关心、爱护农民：
士农工商，四种职业之中，最劳苦的是农民。他们终年辛勤劳动，很少得到休息。风调雨顺之年，数口之家犹可足食，不幸水旱，年谷不登，则举家饥困……夫农勤四体，务五谷，身不离畎亩，手不释耒，终岁勤劳，不得休息，其所居不过茅茨草榻，所服不过练裳布衣，所饮食不过菜羹粝饭，而国家经费皆其所出……必念农之劳，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之不至于饥寒……若复加之横敛，则民不胜其苦矣。
正如邹潘在《天潢玉牒》中所说的那样，朱元璋一生“诚心爱民，尤其同情贫弱之人，一说起稼穑之艰苦，每每为之涕泣；他对于富豪大户兼并他人土地，贪官污吏榨取百姓钱财，深恶疾之，犯者必置诸法”。在历史上，像他这样对农民和地主爱憎分明的皇帝，绝无仅有。
当然，朱元璋对农民的关心当然不仅仅体现在语言中。在他的帝国蓝图中，“农民理想”是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在他治国举措的方方面面，无不体现着对农民利益的根本关切。
第三节 农民的四大理想
为了判断朱元璋到底有没有背叛农民阶级，我们必须首先判明什么是农民阶级的社会理想。
我们不能想象，那些追随朱元璋起义的农民们怀抱着革命理想。作为自然经济时代的小农，他们的梦想不可能“超越历史阶段”，不可能超越农民们既渴望平等，又迷信权威的矛盾心理。归结几千年来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们的社会理想，无非以下几点：
第一，在他们的理想社会里，必须有一个严厉、公正、说一不二的明君，高高在上，杀伐决断，慷慨地向农民身上泼洒阳光雨露。这个明君应该强大威严，洞察一切，任用忠臣，摒弃奸佞，像父亲一样赐予他们纪律与安宁。这个明君又应该仁慈无比，轻徭薄赋，像母亲一样关心他们，爱护他们，在灾害年份及时救济他们。
第二，这个社会应该是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平均”是农民们最大的理想，也是历次大型起义的口号。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农民们懦弱、自私又善良。他们受够了别人的欺凌，最知道受人欺负的滋味，因此，每个人的土地和财富大体平均，谁也不必遭受嫉妒心的折磨，就成了他们千百年来的对理想社会的描述。在孔夫子那里，这个农民理想就被文绉绉描述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句话的最佳白话文解释应该是“我不怕日子穷，就怕别人不和我一样穷。我不怕东西少，就怕别人比我多”。
第三，作为平均主义的补充，这个社会又应该等级鲜明。天在上，地在下，父为尊，子为卑。“权威主义”的人格结构决定了农民们强烈渴望等级明确、秩序井然的稳固不变的社会。农民们的“平均主义”是小农内部的平均主义，他们从来没有期望过全社会所有成员一律平等，那样“长幼不分、尊卑不明”的自由竞争的社会状态是他们所不敢想象的，他们认为那一定会带来混乱。他们绝对赞成一个社会要有“尊卑上下”，绝对赞成上面赐给他们严明的纪律。他们认为，这样社会才能“四海升平，万民乐业，风调雨顺，君正臣良”。
第四，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农民，除了害怕天灾之外，最害怕无非是三种人：一种是贪官污吏层层盘剥，一种是豪强大户以强凌弱，另一种是地痞流氓为非作歹。因此，农民们衷心期望在这个社会里，文武百官能清正廉洁，地主大户能善良守法，地痞流氓能被消灭净尽。换句话说，农民们期望能够得到“公平和正义”，以使“人人辛苦力田，个个尽忠守职，男重贤良，女务贞洁”。
在朱元璋之前，还没有哪个皇帝能实现农民们的全部梦想。即使是那些经历了农民起义烈火洗礼的开国帝王们，也不过是在开国之初能做到几年轻徭薄赋而已。更多的帝王是在登上王位的第一天即与地主和官僚沆瀣（xiè）一气，联起手来鱼肉最底层的广大人民。
第四节 亡国的两个诱因
看来是天下穷苦人的祈盼，感得天道循环，在安徽省明光镇赵府村中生下太祖洪武皇帝来。这朝圣人出世，据后来乡亲们回忆，也曾红光烛天（不过朱元璋当上皇帝前可没人回忆起来过）。这个洪武帝，英雄勇猛，智量宽洪，自古帝王，都不及这朝天子，率领二十四员猛将，打下十五个行省。这天子扫清寰宇，荡静中原，国号大明，建都南京，十六朝皇帝班头，三百年开基帝主。这朝天子与历代帝王不同之处，在于他出身纯正，所以他能与农民心连心，急农民之所急，想农民之所想。
在混乱、腐败的元末社会的最底层辛苦劳作时，朱元璋和所有农民一样，心中朦胧渴望和描画过理想社会的模样。而当身居九重之时，朱元璋发现，一个皇帝心中的理想蓝图与广大农民的梦想居然重合得如此天衣无缝。
他发现，实现“农民理想”，即是皇族的利益所在。登基不久，他就在政府文件中这样描述了自己所要建立的理想社会：“人有田耕，安居乐业；男耕女蚕，无有游手；摧富抑强，各安生理；贫富相携，共济互助；轻徭薄敛，阜富与民；趁时稼墙，完交赋税。”
翻阅厚厚的中国历史，他发现，导致历代王朝灭亡的诱因不外是两个：
一个是地主与官员结合，土地兼并与政治腐败联手，导致贫富差距加大，造成官逼民反；另一个是帝王大权旁落，王朝轻易为权臣、外戚、太监所倾覆。因此，要保证江山世世代代在朱氏子孙手里，必须根绝这两种现象。
针对第二个诱因，他以历代帝王所不及的魄力，大刀阔斧进行了政治改革，废除丞相和大都督这文武两个最高官员制度，把丞相权力一分为六，分给六部；把大都督权力一分为五，成立五军都督府。并且从制度上让各个权力部门相互牵制，谁也不能单独对皇权构成丝毫威胁。用朱元璋自己的话来说：“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诸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经过这样一番大手术，官僚层级被大大简化，天下所有的大小官员都直接向皇帝负责，每个官员都直接为皇帝跑腿。他就可以一管到底，不留一点死角。朱元璋通过这套单薄得近乎透明的官僚网直接观察到他的子民在田间地头的劳作情况，大大提高了做皇帝的安全感。
相比之下，要消灭第一个诱因，则要难得多。因为土地兼并与官僚腐败，几乎就如水往低处流，是传统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无知者无畏，朱元璋并不缺乏向规律挑战的勇气。兼并是由于地主阶级的贪婪，腐败则源自官僚阶层的天性。为了帝国的根本利益，他必须严厉打击地主阶级与官僚阶层。基于这个思路，大明王朝初期呈现出三明治式治理方式，皇帝与底层农民联起手来，共同挤压社会中间阶层即地主和官员的生存空间，由此开创了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奇景观。
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下，朱元璋进行了不完全的土地改革，用行政力量，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利益，把全国的大地主几乎消灭殆尽，使普天下农民们土地大体平均。他展开了人类史上最严酷的惩贪运动，几千年来习惯于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员成了帝国里最倒霉的职业，一度被群众运动冲击得威风扫地。
他爱护百姓，勤劳国事，竭尽全力，发展生产，轻徭薄赋，不断赈灾，在他的治理下，底层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他建纲立纪，使全国人民有章可循，有矩可守，每一阶层的人都清楚了自己应该如何生活。
他严厉打击地痞流氓，惩办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二流子，使得“流氓”在朱元璋时代几乎绝迹。他还开展了富有创造性的思想教育行动，大力移风易俗，扭转了不良的社会风气。甚至，他还试图在农村推行初级社，实行一定程度的计划经济。
在他的治理下，帝国里官员们大都老老实实，不敢轻拿老百姓一针一线；大地主们多数家破人亡，没有机会再为富不仁，欺压百姓；地痞流氓消失得无影无踪，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一般来讲，如果一个皇帝能不傻不癫，不在农民们吃不上饭的时候问他们为什么不喝肉粥；能心理正常，不成天迷恋于“秘戏”或者剖开孕妇的肚子看胎儿男女；能自个儿把握朝政，而不是几十年不上朝或者把权力都交给太监们，农民们对于这个皇帝就基本上可以满意了。而朱元璋居然超额实现了农民们的全部梦想。生逢朱元璋时代，难道还不是农民们的最大幸福吗？
第五节 变相土改，打击地主
朱元璋对地主阶级的恶感，基于双重因素。
作为一个贫农的儿子，朱元璋的血液里天然流淌着对地主阶级的仇恨。
朱元璋永远忘不了自己一家在一户户地主的压榨下不断逃亡的惨痛，永远忘不了父亲死后，刘德拒绝施与葬地的屈辱。少年时的印象往往影响人的一生。在朱元璋的头脑里，地主大户们的形象始终如后世的宣传画一样，脑满肠肥，冷面黑心。
而坐在龙椅上，从一个帝王的角度看下去，地主阶级在朱元璋眼里的形象也并不讨人喜欢。虽然朱元璋看到了“有恒产者有恒心”，但是他更清楚的是地主阶级本性中的贪婪、狡诈、为富不仁对他的统治构成的严重威胁。
一方面，富家大户势力过于强大，很容易破坏地方社会秩序，对国家政权构成严重威胁；另一方面，他们难以抑制的兼并土地的欲望，很容易导致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从而诱发王朝的崩溃。
被起义农民推上皇位的朱元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新帝国内严厉打击地主阶级。
战争时期，军队所过之处，地主纷纷逃亡。新朝建立，他们从藏身的穷山大谷中兴冲冲跑回家乡，却发现他们的土地部分已经被穷人们耕种了。他们出示地契，趾高气扬地要求农民们把土地归还原主，农民们却不买他们的账。地主们不知道，天下已经变色了。朱元璋在洪武元年发布了一道诏书：
“各处地主，过去因为兵荒马乱抛下田土，已经被别人耕种了的，这块地的产权归现在的耕种者所有。”这道诏令否定了地主阶级的部分产权，无疑是对地主阶级的一个沉重打击。不少战前的豪门大户，千里奔波回来，却发现自己已经从缙绅之家沦为上山开荒的贫农。
甚至对于土地完整的地主，朱元璋也不允许他们恢复旧有的家园。建国之初，荒田处处，朱元璋鼓励百姓开辟荒地。于是大户地主利用其雄厚财力，乘机多犁多占，兼并土地。临濠一地尤为突出。朱元璋敏锐地发现了这一苗头，于洪武四年指示中书省：“如今临濠的空地很多，你们应该调查那些开荒者的身份，让他们大致平均耕种，使穷人有产业，富户不能兼并。如果哪个大户多占土地，转给贫人佃种的，就要惩罚他。（宜验其丁力，计亩给之，使贫者有所资，富者不得兼并。若兼并之徒多占田以为己业，而转令贫者佃种者，罪之。）”
洪武五年五月，他又下诏说：“战争时期，不少人抛下产业，逃到他方。现在天下太平，又都回来了。这些回来的人家，如果原有土地多，而现在人口少，不许他们占有原来那么多的地，有几口人，给几份地。原来土地少而现在人口多的，可以自己开垦无主之地。总之大家要平均，占地太多，要治罪！”
这无疑是一种变相的土改。
不过，这些措施的范围只能限于那些逃亡归来的地主。也有许多地主并没有逃亡，他们的庞大产业经过战争的洗礼，依然地连阡陌，庐舍巍然。更主要的是，这些人在地方上累世经营，根深蒂固，是朱元璋平均天下的主要障碍。
在自然经济时代，凭空剥夺这些人的财产显然不符合“天道人心”，缺乏理论和道德资源的支持。但是，这难不倒朱元璋。只要明确了目的，手段对他来讲从来不是问题。对剩下的大地主，他的基本策略是“草鞋没样，边打边像”。因地制宜，用各种不同的借口，依次加以摧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