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毛主席》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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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毛主席》
――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
吴冷西
《忆毛主席》电子版编者按：
时值毛主席诞辰一百零九周年之际，我们将吴冷西同志写的《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1995年出版）识别转换成电子版，在网上传播。
这本书重点讲述了58至59年间在大跃进过程中作者所听到的毛主席的讲话，包括毛主席专门跟作者的谈话（作者当时是人民日报总编辑）。感谢吴冷西同志为我们提供了这些详尽的历史回忆；使我们能真实的看到毛主席在大跃进过程中的基本思路；给我们分析思考大跃进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到底谁是“镐”“共产风”“头脑过热”“冒进”的始作俑者，事实是最用力的见证，也是对这些年来，右派们对毛泽东的肆意污蔑诋毁的最有效回击。
透过这些回忆，我们看到，毛主席在清醒地认识到大跃进中的问题同时；在亲自组织、主持调查和纠正这些问题的同时，是怎样的以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宽广坦荡的胸怀，竭尽全力调动和发挥着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热烈地尊重、保护和支持着他们的革命首创精神。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在毛主席的心目中，人的精神、人的面貌、人的干劲、人的智慧，一句话，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那是成败的关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的因素第一”成为他一生革命实践结晶的至理名言，并在这里表现的淋漓至尽。他对宣传工作的要求、对“反对‘反冒进’的口号”的指示，要求干部党员做“五不怕”的思想准备，关于读书的建议 ...... 无不是着眼于人的正确思想的形成和人的灵魂改造，这是一个在正确思想和路线领导下，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过程。没有这个高度，没有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和热爱，没有对社会主义事业长期奋斗的准备，就很难从纷乱的历史现象中理出头绪，就会简单地得出类似“‘反冒进’的提法是‘对的’”的议论，就会人云亦云、随风逐流。对于书中迎合现在主流宣传而出现的某些似是而非、前后矛盾的议论，我们宁可相信，部分是为了当年出版的需要。
最后，为了使大家更好地对大跃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个全面的辨证思考，我们将毛主席在一九六○年二月六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时有关的一段话摘录如下，作为阅读全书的纲，供大家参考：
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时。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一九五五年底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同年底到一九五六年春，同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凑，提出了“十大关系”。当时还看了斯大林一九四六年奄演说，苏联在一九二一年产钢四百多万吨，一九四○年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二十年增加了一千四百多万吨。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提出了多快好省，提出了“促进委员会”，要当社会主义的促进派，不当促退派。还搞了一个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此外没提其他的具体措施。
一九五六年出现了一个跃进，工作中有一点毛病，于是有人就来一个反“冒进”，资产阶级右派抓住了这条辫子，说我们“全面冒进”，否定社会主义的成绩，举行猖狂进攻。
一九五七年六月报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接着周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报告，给资产阶级右派一个有力回击。同年九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林铁同志发言讲多快好省，在会议总结的时候，赞成他的发言，大家鼓掌欢迎，一致同意恢复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促进委员会”。十一月在莫斯科修改《人民日报》关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论。这年冬季，全国展开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的群众运动，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鼓起来了。
一九五八年春先后在南宁、成都开会，把问题扯开了，批判反“冒进”，确定以后再不准反“冒进”，提出《工作办法六十条》，形成“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的提法。如果没有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搞不出总路线。五月党的八届二次大会上正式通过总路线。同时会议还谈到，总路线虽然基本上已经形成，但是还不完备，还需要制定为总路线所需要的各项具体政策；指出总路线还不巩固，还有一个认识过程，还有一些人怀疑。接着搞具体措施，首先是中央和地方分权，工业分权、财政分权、文教分权。北戴河会议提出钢的产量翻一番，大搞钢铁的群众运动，即西方所说的“后院炼钢”。同时开展人民公社化，以及金门打炮。结果惹翻了一些人，得罪了一些人，他们从心里不满意，要抓我们的辫子。工作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毛病，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饭，几个月几乎吃掉了近一年的粮食；再加上一平二调三收款，刮“共产风”，农民不愿意把猪调出来，自己杀了吃掉，把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弄得紧张起来，日用品有百分之几供应不上。一九五九年的钢产量指标，北戴河定为三千万吨，武昌会议降为二千万吨，上海会议又降为一千六百五十万吨，一九五九年六月再降为一千三百万吨。所有这些都被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抓住。但是，他们在中央反“左”的时候，不提意见，不来反“左”。他们在两次郑州会议上不提，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北京会议不提，都不出来说话。经过上述会议，中央已经从方针路线上拨正了航向，反掉了当时的“左”倾，指标已经逐步落实了。反“左”必出右。等到形势发展已经到反右成为主要问题的时候，他们却在庐山会议上出来“反左”。
这些说明，天下并不太平，总路线确实还不巩固。经过两次曲折，经过庐山会议，总路线现在比较巩固了，认识总路线正确的人愈来愈多了。但是，事不过三，还要准备来一次曲折。如果再来一次，就可以更加巩固起来。浙江省有一个材料，说有些公社现在又出现了一平二调的情况。全国都要查查，有没有同类消况，还可能再次出现“共产风”。
一九五六年出现反“冒进”那次曲折的时候，国际上发生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批评斯大林，发生波匈事件，全世界反苏。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这次曲折，国际上是全世界反华。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引起全世界帝国主义的反对。杜勒斯反对我们的大跃进，说我们搞奴隶劳动；反对我们的人民公社，说公社破坏了家庭。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些人不满意，有些人怀疑。在亚洲，尼赫鲁制造中印边界事件，赫鲁晓夫站在尼赫鲁一边反华。印尼又出现排华运动。国际上的这种斗争还没有结束。同国内一样，在国际上也要准备可能再有曲折和斗争。
人类历史一百万年中，资产阶级的三百年，是一个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大跃进？我们的任务是要争取把跃进继续下去，要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长期保持下去。重要的问题，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坚持反对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一九五七年的斗争，一九五九年的斗争，都是整风反右，都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对资产阶级的影响、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批判得愈彻底，就愈能使人民群众从它的威胁束缚下解放出来。我们要破除各种各样的迷信，其中包括对苏联建设经验的迷信，例如对“马钢宪法”（乌拉尔地区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基地的企业管理办法）之类的迷信。
在工业建设方面，搞小型企业，土法生产，这两条首先是钢铁工业部门提出来的，也是他们首先实行的。目的是为了多搞钢铁。“十大关系”中还没有这两条，但是中央和地方同时并举这个方针，已经包含了这方面的因素。实行这个方针，就必然引出大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洋法土法生产同时并举这两条来。因为要发挥地方积极性，开始时主要靠中小型企业和土法生产。
搞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也是不知道怎样革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使我们搞出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提法。现在看来，这方面的革命是非常重要的。庐山会议实际上也还是进行这个革命，是这个革命的继续，而且斗争是很尖锐的。如果不在这次会议上把那条路线打下去，我们的总路线就不能巩固，那是不行的。
毛泽东政治经济研究小组 二○○二年十二月八日
第一章 从评价斯大林说起
初进颐年堂
1956年3月17日，晚饭后，我乘车从国会街的新华社总部出发，沿着华灯初上的西长安街东驶，由新华门进入中南海。汽车沿着南海西岸往北开。沿湖灯光水影，很是别致。北京3月，寒冬将尽。我在丰泽园下车时，已感早春在即。
丰泽园是毛泽东主席住处的总称，背靠中海，南濒南海，东与勤政殿相连，西为静谷，景色清秀而幽雅。丰泽园本身包括颐年堂（会议厅）、菊香书屋（住所〕、春藕斋等建筑，始建于清初，通称为“西苑”的一部分，原是清朝皇帝每年春季举行亲耕仪式（在先农坛）之前来此演习农耕的地方，后来才陆续建筑一批又一批的殿堂。
我从南面走过一个不大的门廊，进入开阔的庭院。东西两面是厢房和回廊，北面是高大的正堂，这就是颐年堂。毛主席经常在这里召开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会议。这是我第一次来参加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党的“八大”前的中央书记处相当于“八大”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在这以前，我作为新华社社长，曾经常参加少奇同志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在中南海西门附近的西楼会议厅）和邓小平同志主持的秘书长会议（在丰裕园北面的居仁堂）也参加过毛主席主持的党的中央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一般在怀仁堂）以及最高国务会议（大多数在勤政殿），但从未到颐年堂参加过他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这是党的最高领导核心会议。
颐年堂由中央一个大厅，东西两个小厅组成，均以紫檀木雕刻装饰。大厅约70平方米，正面是一个镏金的大屏风，中间摆着足够二三十人开会的大长桌，铺着深绿色的呢绒。整个布置朴素大方。毛主席召开政治局会议就在这里。政治局委员和列席会议的有关负责人一般达20多人。西边的小厅，一般是毛主席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和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地方，那里面12张沙发围成一圈。东边的小厅一般是毛主席请客人吃饭的地方。我先后几次陪斯特朗等美国朋友出席毛主席的便宴就在那里。
颐年堂东边有一小门，通毛主席的住所菊香书屋。毛主席来颐年堂开会时，走出菊香书屋的西门．便到颐年堂的东门。
毛主席主持这次书记处会议，议题是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的反斯大林报告。这个报告是在苏共20大的最后一次秘密会议上作的。我党参加苏共20大的代表团没有参加那次会议。苏共中央是在会后派人向我代表团通报的、所谓通报就是只向我们把报告宣读一遍就拿走了。但是在苏共20大结束不久，西方通讯社就陆续透露这个报告的内容。纽约时报在3月10日发表了这个报告的全文，距苏共20大结束不到半个月、新华社收到纽约时报后马上组织大量人员翻译，译出一部分即印出一部分，全部译完后再装订成本，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开列的名单，分送中央负责同志、这是新华社一贯的作法。我们广泛收集各外国通讯社的电讯和报刊文章，尽到了中央耳目的职责。毛主席和周总理多次说过新华社汇集这些材料的每日两大本《参考资料》（上午版和下午版），是他们每天必读的。
当我到达颐年堂时，杨尚昆（他当时是中央办公厅主任）、胡乔木（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闻天（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王稼祥（中央联络部部长）已经坐在西边小厅里，少奇同志、周总理、朱总司令、小平同志、彭真同志也陆续到来。
毛王席在8点左右来到颐年堂。毛主席刚坐下就问我：赫鲁晓夫报告全文已分发给哪些同志。我向他报告，已分发了所有政治局同志和有关负责同志、他接着又问大家看了没有，好几位中央负责同志都说看到了但没有看完。毛主席也说他刚开始看，很费力，还没有看完。他问大家看了有什么意见。
小平同志接着谈了我党代表团在莫斯科参加苏共20大时听到苏共中央联络部一位联络员通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情况。他说，当时只听翻译读了一遍感到内容很乱，逻辑性差，说了一大堆关于斯大林破坏法制、肃反中杀错了很多人、对苏德战争毫无准备、在战争中靠地球仪指挥，等等，还讲了一个南斯拉夫问题，其他政策性的问题无甚印象。当时，他向苏共中央联络员表示，此事关系重大，要报告中央，没有表态。他说，现在再看全文，还没有看完，印象还是不好。现在全世界都议论这个报告，许多兄弟党已表示了态度，恐怕我们党也要表态，采取什么方式可以考虑。
会上大家议论纷纷。首先对苏共事先不同兄弟党商量就批判斯大林这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人物很不满，认为这是对各国党的突然袭击，使他们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出现严重混乱；同时认为赫鲁晓夫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严重错误。
毛主席说，我们党从一开始就对苏共20大有保留的，我们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社论。第一篇根据大会开始时赫鲁晓夫的公开报告写的。那时我们不晓得他会大反斯大林，从大局考虑给予支持。但社论中只谈了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问题，没有谈和平过渡问题，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不同意见。苏共20大结束的第二天，中央收到代表团发来电报，报告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但不了解详细内容，不好仓促发表意见。所以在第二篇社论中，我们采取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方针，只讲他们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笼统地表示支持。
毛主席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我们也要议论。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漏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桶了漏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办法上，都有严重错误。是不是这样，大家可以研究。大家昨天才拿到全文，还没有看完。希望仔细看看，想一想，过一两天再来讨论。
17日晚上的书记处会议就这样结束。可以说，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毛主席的两点意见作了“破题”。
我首次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印象终生难忘。
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是由毛主席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多次讨论和修改写成的。
在3月17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后，毛主席在3月19日和3月24日先后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出席了会议，列席的除上次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的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和我外，又增加了陆定一、陈伯达、邓拓、胡绳等。
在这两次中央政治而扩大会议上，大家就赫鲁晓夫报告的内容及其影响、斯大林的错误、中苏两党的关系、个人迷信等问题展开厂讨论、少奇同志对斯大林主要的错误作了系统的发言，周总理讲了斯大林同我党历史上几次重大错误有关，小平同志着重谈了反对个人迷信问题，王稼祥同志详细分析了赫鲁晓夫报告内容矛盾百出。
毛主席也谈到了斯大林在抗日战争开始时支持王明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路线，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又要中国党不要反击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在他1949年底访苏期间开始时不愿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直到中国志愿军抗美援朝后才相信中国党是国际主义的共产党。
毛主席在会上着重讲了四点意见：
第一，共产主义运动，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算起，于今只有一百年多一点。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从十月革命算起，还不到四十年。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又空前艰巨的事业。不艰巨就不能说伟大，因为很艰巨才很伟大。在这艰巨斗争的过程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走的是前无古人的道路。我历来是“难免论”。斯大林犯错误是题中应有之义。赫鲁晓夫同样也要犯错误。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问题在于共产党能够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自己的错误。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矛盾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斯大林的错误正证明了这一点。有矛盾就有斗争，只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而已。
第三，斯大林犯过严重错误，但他有伟大功绩、他在某些方面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著作虽然包含某些错误，但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只不过在学习时要采取分析的态度。
第四，赫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又捅了漏子。他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我们要尽力加以补救。
会议结束前，毛主席提出，对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我们党应当表示态度，方式可以考虑发表文章，因为发表声明或做出决议都显得过于正式，苏共还没有公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且此事的后果仍在发展中。政治局全体成员表示赞成。
毛主席最后说，这篇文章可以以支持苏共20大反对个人迷信的姿态，正面讲一些道理．补救赫鲁晓夫的失误；对斯大林的一生加以分析，既要指出他的严事错误，更要强调他的伟大功绩；对我党历史上同斯大林有关的路线错误，只从我党自己方面讲，不涉及斯大林；对个人迷信作一些分析，并说明我党一贯主张实行群众路线，反对突出个人。他说，文章不要太长．要有针对性地讲道理。他要求一个星期内写出来。
会议决定由陈伯达执笔，中宣部和新华社协助。会后，我帮助陈伯达收集和整理一些西方国家官方人士和共产党的议论。
文章的初稿在3月29日写出。小平同志要陈伯达邀集陆定一、胡乔木、胡绳和我一起讨论。我们在3月29日和30日开会议论，最后又由陈伯达修改，4月1日送毛主席和中央其他同志。
4月3日下午，少奇同志在西楼会议厅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开始时，少奇同志说，毛主席委托他召开这次会议，要人家充分讨论如何修改。大家在会上提了很多意见，主要的有：
（1)少奇同志提出，文章在谈到错误不可免时，应补充领导人的责任是力求使某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不至于变成全国性的、长时期的错误。还要指出剥削阶级无法克服它的错误官到最后灭亡，无产阶级能够克服自己的错误不断前进。
（2）少奇同志提出，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统统归结为个人崇拜，从根本上说还是主观不符合客观，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是思想方法问题。现在翻译用“个人崇拜”这个词，从贬义上说，用“个人迷信”更贴切，但现在报上已习惯用“个人崇拜”，不改也可以。（按：这篇文章发表时仍用“个人崇拜”，后来写《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才改用“个人迷信”。）
（3）周总理提出，谈到反对教条主义时，只讲中国党自己反对教条主义，避免使人认为我们广泛号召反教条主义。但可以批判斯大林提出的中间势力是基本打击方向的观点，并说明中国党受王明路线统治时曾因搬用这些观点吃了大亏。
（4）小平同志提出，对个人崇拜应多加分析，强调我党一贯提倡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反对个人突出和独断独行。
（5）朱总司令认为对斯大林的历史功勋，还要写得充实些。全文的主要锋芒不是针对苏联，而是回击帝国主义。
除以上意见外，会上还提了许多文字上的意见。
会议结束时，少奇同志要求起草小组赶快根据大家意见修改，改完后重排清样，将修改的地方画出送毛主席审阅。
会后，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胡绳和我，连夜修改，于4月4日凌晨打出清样送毛主席。
毛主席在审阅过程中作了多处重要修改。一是明确指出斯大林的主要错误，并且指出产生这些错误是由于他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违背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二是加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一段；三是在有关中国党历史上的路线错误段落中，突出了两次王明路线和建国后高饶反党集团；四是强调应以历史的观点看待斯大林，对他的正确方面和错误方面作全面的分析，明确指出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列主义者。我们应从中吸取教训。
4月4日下午，毛主席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他首先解释他对稿子的修改，然后征求大家还有什么意见。会上少奇同志、周总理、朱总司令和小平同志都提了一些修改意见，毛主席要我们在会上边讨论边修改。会议讨论结束不久，我们就修改完毕，因为这些意见大多数是属于文字性质的，实质性的意见在上次政治局会议已经谈过，而且已吸收在稿子中了。
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毛主席还说了一番话。他说，发表这篇文章，我们对苏共20大表示了明确的但也是初步的态度。议论以后还会有。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照搬苏联的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过去我们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应当说，当时毛上席自己正在实践他自己提出的任务。他在1956年初找中央十几个部的同志谈话。他根据这些调查研究，在这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完成后不久，就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完成之后，1957年2月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