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利西斯》第1/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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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利西斯》
作者：乔伊斯
译者：萧乾 文洁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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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逆・开拓・创新
――序《尤利西斯》中译本
萧乾
一
一九四二年的一天，我在英国伯明翰参观过一次莎士比亚外国译本的展览。在东方国家的译本中，最辉煌、最完整的是日本坪内逍遥的那套全集：剧本之外，还附有传记、年谱、研究专集等精装烫金数十册，真是洋洋大观。紧挨着的就是中国，空荡荡的台子上，摆了薄薄的一本《罗密欧与朱丽叶》，译者田汉（说不定还是由日文转译的），中华书局出版。其实，我记得三十年代末期商务印书馆也零零星星地出过几个莎剧译本，大概主办者没有找到。总之，那个孤零零的小册子同日本的全集译本并排摆在一起，就像是在一桌丰盛的筵席旁边放的一碟小菜。还不如一本不放，真是丢人！而那是在珍珠港事变发生后，中国还是西方的“伟大盟邦”呢。我至今想起此事，仍记得当时何等狼狈。我赶紧从展览会上溜出，一路在想，一个国家的国力不仅仅表现在大炮军舰的数目上，也不光看它的国民产值多少。像世界公认的这样经典名著的翻译情况，也标志着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和文化水平。
四年前八月间的一天，南京译林出版社李景端社长来到我家。他说他们社出完普鲁斯特的七卷本《追忆似水年华》之后，还想把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也请人翻译出版。他风闻我早期摸过这本书，又知道文洁若也是学英国文学的，就力促我们合力动手把它译出来。
四十年代初，我确实曾钻研过这本书。当时我才二十几岁，都没考虑去译它。如今八十开外，去搬这么一座大山，那是太自不量力了！所以就一口回绝了，说我不想没罪找枷扛。
然而这位立意想做一番事业的年轻出版家热情敦促，执意怂恿。当我告诉他出这么大而难懂的书是会赔钱的时候，他气慨轩昂地说，只要是好书，我们不在乎赔钱。这在五十年代听了，并不足奇。然而在“一切向钱看”的九十年代听了，可使我一怔。他的话深深打动了我的心。
先被说活了心的是洁若。一九四七年她在清华读外国语文学系时，就听到过这本书的介绍，知道是二十世纪西方小说中的名著。一九二二年就出版了，至今中国还没有个完整的译本。她雄心勃勃地马上就答应下来。洁若已开始翻译之后，起初我只答应当个“校者”。然而动起手来就越陷越深，终于成为她的合译者了。
我最早听到乔伊斯这个名字，是在一九二九年。一九二八年我因参加学运被崇实（今北京市二十一中）开除后，就远走潮汕，教了半年书，闹了一场初恋（因而后来写了《梦之谷》），一九二九年混进不要文凭的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班。那一年，在杨振声（今甫）先生开的“现代文学”课上，第一次听到英国文学界出了个叛逆者乔伊斯。后来在美国教授包贵思开的“英国小说”课上，又一次听到他的名字。当时还不知道乔伊斯是爱尔兰人。
一九三零年好友赵澄为我弄了一张“原籍潮阳”的假文凭，使我混进刚刚创办的辅仁大学。这是一家天主教大学。教授大都是美国本笃会爱尔兰裔神父，西语系主任雷德曼就是其中之一。由于当了两年他的助手，我接触到爱尔兰文学了。也是在那两年里，找才知道乔伊斯原来是个爱尔兰人。但是雷德曼对他并无好感，常说乔伊斯不但给爱尔兰抹黑，而且也诋毁了天主教。
我对叛逆者一向持有好感，何况我自已那时就正在写揭露基督教会的小说。在我心目中，乔伊斯必是个有见地、有勇气的作家。然而，当时我并没能读到他的书。
所以一九八零年当挪威汉学家伊利莎白・艾笛来信问我在写《梦之谷》时，是不是受到意识流的影响，我感到很奇怪。在回信中我告诉她《梦之谷》写于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从上海写到昆明），那时，我只听说过乔伊斯的名字，可并没读过他的作品。当年，北京图书馆及燕京和辅仁的图书馆，都还借不到他的书。
一九三九年秋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书时，学院为了躲避纳粹轰炸，大学整个都疏散到剑桥去了。在大学城里，最便当的是买书。当时我的薪金十分菲薄（年薪二百五十镑，还要抽所得税），可是我每月都要留出一笔购书费。我还想，自莎士比亚以来英国古典的文学著作，在国内不难找，所以我就集中买当代的文学书。劳伦斯、维・吴尔夫――自然我也买了乔伊斯早期的短篇集《都柏林人》和《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那时《尤利西斯》刚开禁不久，英国版才出了没几年。它的单行本最早是一九二二年由巴黎莎士比亚书屋出版的。我买到的是奥德赛出版社（1935年 8月版）出版的两卷本。当时有关此书的索引及注释本都还没出，我花了好大力气才勉强把它读完。
一九四二年我辞去东方学院教职，正式去剑桥读研究生了。我研究的课题是英国心理小说。导师博士瑞兰对亨利・杰姆斯有所偏爱。所以我开头读的就是这位美国大师的作品。瑞兰又一向是吴尔夫的宠儿。所以接下去读的是《到灯塔去》和《戴洛维夫人》。乔伊斯当然躲不开，而且是重点。然而我个人更喜欢的还是福斯特。这自然一部分是由于我同他个人之间的交往，然而这里也包含着我对他的小说观的共鸣。可以说，福斯特同乔伊斯在小说艺术的观点上是对立的。在《小说面面观》里，他坚持小说必须有故事情节，这同乔伊斯的看法可以说是背道而驰。所以，正当整个世界卷入战火纷飞的年月里，我却躲在剑桥王家学院一间十四世纪的书房里，研究起乔伊斯的这本意识流小说《尤利西斯》来了。当时一边读得十分吃力，一边可又在想，不管你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它总是本世纪人类在文学创作上的一宗奇迹。同时，我心里也一直很明确，这不是中国作家要走的路。我们还太穷，太落后，搞不起象牙之塔。我们的小说需要更贴近社会，贴近人生。可同时又觉得在中国从事文学写作或研究的人，应该知道西方有这么一本书，了解它的艺术意图和写法。可是，正当我啃了半部乔伊斯的《芬尼根守灵夜》时（那是1944年 6月），联军从诺曼底登陆反攻了。我也就丢下学位和乔伊斯，重操旧业，当随军记者去了。
一九四五年初，我去瑞士向欧洲告别时，曾专程前往苏黎世郊区踏访乔伊斯的坟墓。凭吊之余，我曾在《瑞士之行》中写道：“这里躺着世界文学界一大叛徒。他使用自己的天才和学识向极峰探险，也可以说是浪费了一份禀赋去走死胡同。究竟是哪一样，本世纪恐难下断语。”一九四六至一九四八年在复旦课堂里，我曾重复过“死胡同”的话。但是一九八七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作关于现代主义的演讲时，我说我在文学上是个保守派，但不是个顽固派。我认为就中国国情而言，我们只能走文学为人生的现实主义道路。但我不赞成蒙上眼睛、堵上耳朵走路。对于西方在写作方面新的探索，我们应注视，应了解，不可自我封闭。
这次由于动手译此书，我同我的一些“老友”重逢了。这就是四十年代我在英国购买的一些乔伊斯所著以及有关他的书。这批书跟我一道回到内战前夕的上海，然后又流徒到香港，最后于一九四九年被带到开国前的北京。谁料到当时知识分子要找个专故书的地方，根本是枉想。那批书先寄存在老友赵萝蕤教授处，最后，通过老友严文井和何其芳转到了刚刚成立的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这回我从那里借了其中的几部。首先自然是一九三九年刚到剑桥就买的两卷本的《尤利西斯》。灰色封面上印着紫色的书名和作者名。正是由于我在一九四六年带回的这批近一千册现代派作家的书早在五十年代初就换了主人，它们才逃过了如我其他藏书藏画的劫难，四十多年来安然无恙睡在研究所的资料室里，居然封皮完好。也不知这期间可曾有学者借阅过。打开封皮，看到半个世纪之前我那拙劣的笔迹：
天书
弟子萧乾虔读
一九四0年初夏，剑桥
（可以看出当时我对乔伊斯是多么顶礼膜拜！从“天书”二字也可知对我来说，它有多么深奥。）
下边还有一段描述当时我的生活及环境的话――字迹已经淡得有些模糊了。写的是：
“联军因比（利时）王投降，被迫退出北战场时，身为外国男性，每早六点前、晚八点后即不许出门（女性为十点半）。读此书以消磨日子。”
两本书的边页上都满是读时做的笔记或注释。
几年前，近代史研究所的同志又从胡适的书信中找到一九四0年六月三日我从剑桥给他寄去的一个明信片，其中有一段写道：
“此间[指东方学院]工作已谈不到，心境尤不容易写作。近与一爱尔兰青年合读James Joyce[乔伊斯]的Ulysses[《尤利西斯》]。这本小说如有人译出，对我国创作技巧势必大有影响，惜不是一件轻易的工作。”（见《萧乾书信集》第157 页，河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这封不知怎么会保存下来的信说明那时我就认为这本书应有中文译本，而且会对创作界有影响。同时，我也充分意识到它的难度。然而我并没考虑过自己动手去译它。
今天，同洁若译起这本书来，我仍然相信它会对我国小说的创作界有所启发。由于国情以及传统的不同，我不认为我们应全盘接受这一技巧。任何技巧都只能由作家本人去匠心独运。但我们需要扩大文学视野，绝不可自我封闭。
译林出版社已请爱尔兰文学研究者陈恕教授在编写一本《〈尤利西斯〉导读》，这里，我就仅向读者做一些关于本书的简单介绍。
二
爱尔兰和挪威都是欧洲边缘上的小国，都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并且都坚持保存自己的文化，抗拒异族的同化。乔伊斯写《尤利西斯》时，爱尔兰还是英国的一个自治邦。
乔伊斯和易卜生都出身富有，家道中落；都是先笃信宗教，后来叛了教。有些人认为《尤利西斯》中有易卜生的影子。我在读第十五章时，就常联想起《培尔・金特》中的妖宫那一幕。
一九00年乔伊斯还在读书时，就在英国文学杂志《半月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易卜生的《当我们死而复醒时》（1899）的评论：《易卜生的新戏剧》。那是乔伊斯的处女作。接到稿酬后，他去拜访了一下刊物的编者。看到作者竟这么年轻（18岁），主编大为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