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人士》第3/19页



糖类转换课题是他们自主选择的一个"最重要的有趣的领域",但格蒂和科里在布法罗进行这项研究只能算是"副业"。他们的大部分工作时间要放在癌症研究上,虽然没有任何一个领导规定过他们应当研究什么题目,但他们自己觉得在一个癌症研究中心里研究肿瘤以外的东西终归不是那么理直气壮。

科里夫『妇』在布法罗一共生活和工作了9年。夫妻二人在工作之余仍去登山。

1928年,这两个勤奋向上的科学家成为美国公民。他们完全适应了美国的生活,不再怀念危机四伏、动『荡』不安的欧洲故乡。此时,卡尔得到了人们的认可,而格蒂却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认可。

当周围一所大学附带着三个条件向卡尔提供一个优越的职位时,遭到卡尔的拒绝,因为校方不让他同格蒂合作。

实际上,一直到60年代,几乎所有的美国大学都有反对裙带关系的"法律"。这类规定几乎是专门用来对付那些不愿意让丈夫一个人从事科研工作的已婚女科学家的,大部分起的是"前途制动器"的作用。很多和同事结婚的女科学家虽然不能和丈夫在同一个系里共事,但允许她们和丈夫在同一所大学里工作,当然只能担任薪水很低的"研究助理"。还有一些人则根本没有薪水,但有了这个头衔就可以从事她所热爱的科学研究。

格蒂・科里就要在这样的条件下整整工作13年!

多年以后,在格蒂・科里和她的丈夫共同荣获诺贝尔医学奖后不久,格蒂说了一句:"所有的事情都是在这座楼里开始的。"

194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委会的负责人雨果・西奥列尔教授在授予科里夫『妇』诺贝尔奖的仪式上致授奖辞时谈到,什么样的品质才能引导从事研究的自然科学家走向成功。"这短短的几行,所列举的只是多年科学工作的一些最重要的成果,从中谁也看不到他们为此耗费了多少个大都没有结果的日日夜夜。坚持不懈和耐『性』是一个研究人员必不可少的心理素质……但仅凭这一点却很少或者永远不可能作出开创『性』的发现。直觉则是辉耀的北斗,指引你走出错综复杂的『迷』宫……奔向新的目标。"

在困难中前进

1935年,科里夫『妇』在研究中曾一度陷人困境:在实验之前,如果他们清洗过青蛙的肌肉,在试管中便不会发生糖原的分解;如果采用未经清洗的肌肉(全世界研究糖的科学家都是这么做的人则无法精确测量反应过程。而他们恰恰需要进行最精确的测量!格蒂和卡尔进行不下去了,多少次准备就此罢手。但正是由于他们的坚持不懈,才最终发现了一种物质,能够让糖原在他们选定的试验条件下发生分解。

在这一认识的指引,科里夫『妇』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工作,终于取得了科学上的突破。至于这一想法是出自于格蒂还是卡尔,两个人后来的说法就不尽一致了。

接下来的两年,格蒂和科里全力以赴探索这种后来被称为"科里酯"的新物质的结构。特别是1936年那个酷暑难当的夏天,格蒂正在怀孕,40岁的她天天挺着大肚子站在实验室的工作台前,那时还没有空调,实验室里的气温高达37c,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们近乎狂热的工作。很快便弄清了,糖原在转化为肌肉能量时最初的中间产物为"葡萄糖-1-磷酸",磷酸残余连接的不是葡萄糖的第六个,而是它的第一个碳原子。这是对全面、准确地描述"生命"是如何形成的所作的第一批重大贡献之一。格蒂在1936年8月一直坚持工作到最后一刻,临近分娩才直接从工作岗位进了『妇』产医院,并在那里生下了他们的儿子托马斯。

在家庭生活中,科里夫『妇』基本遵循着传统的角『色』分工,家务事从来都由格蒂掌管,不过她雇了一个女佣,就像他们家的一位朋友小埃瓦茨・格雷厄姆医生所说的,她只是"进行遥控"。谈到这个话题时格蒂会说:"有些事总还是需要商量的。"

只有一件事格蒂一定要亲自安排:那就是为了同访问圣路易斯医学院的科学家交往偶尔举行的大型聚会。

1950年加入卡尔和格蒂的研究小组、现在担任圣路易斯生物化学教授的芭芭拉・伊林沃斯・布朗回忆说,格蒂对她自己的工作质量要求非常高。不管是对她自己还是对其他所有的科研人员,她都制定了很高的标准。不管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从来不会影响她对你的评价,也根本不会影响她对你取得科学成就的期望。很可能这是由她自身的经历所决定的。

"把全部身心都奉献给了科学研究"--记者和同事们都这样形容她。

终生的课题

发现了科里酯以后,卡尔和格蒂继续进行他们"终生的课题"糖类转化的研究。他们分析糖原的分解。葡萄糖在肌肉里的"燃烧"以及荷尔蒙对体内糖的转化所起的作用……围绕着一个大题目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系统而又小心地探究各种答案。格蒂的工作极其严谨。同事们一致认为,凡是经她手出来的测量结果,人们完全可以放心。

在长达35年的合作过程中,无论任何时候,格蒂和卡尔在别人眼里都已经融为了一个统一体--科里。两个人在工作中配合得天衣无缝,不了解内情的人根本无法看出,他的工作是在哪里停止的,她的工作是从哪里接续的。整个时间的活动他们都能够协调一致,遇有问题立刻交换意见,并共同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

他们家的一个朋友用下面这段话描述了格蒂和卡尔之间那种智慧的交流:"如果两人之中有一个产生了某种想法,另外一个便会吸收过去,经过细化和扩展,最后再还给第一个人,让他得以作进一步的补充。如果一个来访者碰巧听到他们在讲解什么,那么他回家时一定会有这样一个印象:两个声音在表达一个脑袋的思想。"

这段话的最后一句被印在了一种带有格蒂和卡尔肖像的淡黄『色』卡片上,到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参观访问的人都可以得到一张。

1947年夏天,科里夫『妇』按照他们的习惯,决定放下实验室的工作休一个月的假。准备到科罗拉多州的落基山中去爬山,但格蒂感到呼吸困难,浑身发软,而且头晕目眩。这种患了重病的初期症状使这个夏天的休假变得有些沉重。

此后不久,格蒂和卡尔便登上了他们在科学事业上的最高峰。1947年夫妻双双获得诺贝尔奖,而他们平静如常。

格蒂打电话告诉了11岁的儿子汤姆,儿子马上提出要从这笔总数为24460美元的奖金中分给他一份:几个月以来他一直想买一套蒸汽机车玩具,现在终于有可能实现这个愿望了。格蒂爽快地答应了儿子,然后和卡尔手拉着手来到记者们面前,向众人解释他们的工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一天他们提前下班回到家中,他们不希望闹得『乱』哄哄的,但作为刚刚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又不可能完全避开这类事情。

1947年12月,当科里夫『妇』在乐曲的伴奏下并排走到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面前领取诺贝尔奖章和证书时,斯德哥尔摩音乐大厅中的两千多位外交家、政治家、科学家和艺术家全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授奖仪式之后,这对羞怯的科学家伉俪需要用英语作一场报告介绍他们的研究工作。

获奖后的日子

科里夫『妇』从欧洲回到美国之后,格蒂立刻一一回复在此期间积存的、堆得像山一样的贺卡和贺信。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她说:"寄发统一打印的东西还不如干脆不回信。"她处理完这些事情后立即回到了实验室:一个自然科学家的日子就应该在那里度过。

荣获诺贝尔奖以后,格蒂・科里在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坚强毅力使很多人深受感动,人们常说她"简直就是超人"。她在爬山时呼吸困难的原因已经查明:格蒂・科里患有骨髓纤维增生,一种罕见的、无法治愈的骨髓病。这种不治之症一点一点地耗尽了她的体力,但格蒂却没有在它面前屈服。在她生命的最后十年中,只要不是为了输血去住医院,从上午9时到下午5时,在生物化学研究所肯定可以见到她。

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她又额外承担了一项任务:为自己和研究小组收集和跟踪最新、最重要的科技信息。不知疲倦的大量阅读并满怀激情地拼命工作。她那种在大学时代就让卡尔深为倾倒的青春活力变成了不屈不挠的顽强毅力。一个同事这样评价她:"疾病只起了一个作用,就是让格蒂・科里进一步提高了对自己的要求。"

最后几年把格蒂的人生轨迹画成了一个圆:这位从事基础研究的女科学家又重新回到了儿科医生的起点。并且彻底弄清了在各种类型的糖原累积病中都是什么地方代谢出了问题。这是一项开创『性』的成就:在医学史上,由一位女科学家首次查明,一种遗传病的根源在于一种遗传『性』的酶缺乏症。

但遗憾的是三十多年过去了,人们尚未找到治翕此病的途径。

面对记者们提出的这类问题,格蒂在大多数情况下会迅速作出回答:她希望其他科学家能够运用他们的知识,早一天揭开这方面的秘密。

格蒂・科里在61岁那一年终于告别了她心爱的研究工作:1957年10月26日,她因骨髓病导致肾衰竭而去世。在葬礼上,来宾们从广播录音中又一次听到了她的声音:

"在一个研究者的生活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很少有的、经过常年累月的辛勤工作才会到来的时刻:笼罩着大自然奥秘的云雾像是正在飘散而去,那些曾经模糊而又繁『乱』的东西,在阳光下显得那么清晰,排列得是那么美丽。"

卢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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