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绵羊和山羊分开》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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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懿翎
这部小说里，有燃烧的激情、快意的幽默、尖锐的反讽、高贵的蔑视、温柔的怜悯、有趣的知识丰饶的意味以及会呼吸的语言。
它的出现不仅为知青文学写作增添了新异的样态，而且还将改变中国女性写作甚至中国当代小说写作的风格结构。
我坐着半腚腚的牛车赶到县一中时，夕阳已经红了。车上的十七只母鸡和一只公鸡饿得眼睛都闭上了。它们在大揽筐中窝憋了八十里山路，这会儿就剩下委屈又娇气的咕咕声了。半腚腚一路高唱《打连成》、《捡蓝炭》、《黄莺亮翅》，兴致够足，可一进县里的迎暄门就耷拉下脸说：“狗日的整整走了一天，路冤哩。”再等把我送进学校的大门就贵贱不肯走了，他抱着鞭杆说：“爷要打尖去，在西街哩。”我紧着把鸡们从大揽筐里倒在地上，比倒一堆花花绿绿的萝卜还高兴，眼睛忙着丰收，就忘了和半腚腚告别。幸好筐底除了软软腥腥、牡蛎颜色的鸡屎、鸡毛之外，还有三个红皮大鸡蛋。半腚腚说口渴，嗑个鸡蛋挺不赖，我就把沾着鸡屎的鸡蛋都揣进了他的袖筒里，又把车上的行李提下来，说：“你回哇，告诉支书常去关照一下我的猪，正壳郎着，最怕闪掉膘，还有，存放在福儿奶奶家的一窝兔、两只小松鼠，死一只我就不给她买胺茶硷，让她喘去……”半腚腚噢噢地答应，不耐烦地说：“操心你的学习哇，这地势可费脑筋哩……”
半腚腚的牛车嘎吱嘎吱地走了，我的汗也星星点点地落了，才觉得这学校不过是我生活中又碰到的一条豺狼，龇牙咧嘴地迎面扑来。学校的小操场上有五六成新的篮球架、生满红锈的单双杠、沙质平平的沙坑；西北角尖顶的欧式礼堂门口雕着工、农、兵三尊塑像，一条大道也选柳树为林荫礼宾；另一面有两个足球场大的小湖被荒草灌木丛乔叶林围绕，包括一排排灰色的平房，行距且都靡所不同。我想起鸡食糠落在半腚腚的车上了，转身再瞅洗沙澡、伸懒腰、四处食的鸡们时，发现连老气横秋的胡胡鸡，下巴上的那朵蘑菇毛都动若脱兔，和帽帽鸡在跳二人台。鸡们兴奋，鸡头摇成了拨浪鼓，脖子一纵，一送，南一伙，北一帮去溜达，去浏览校园了。
鸡队长是只公鸡，这位男子汉全身披锦绣，豪华的尾巴在求爱时缓缓地亮开，身子向前略略俯冲的瞬间，颈子变彩掸，左右一扫，母鸡便成了轻拂在彩掸下的灰尘……我想只要捉住了鸡队长，纲举目张，鸡队员们就会乖乖就范，可是，当我狂扑乱逮，终于把鸡队长抓住之时，鸡队员们又都变成那达慕的运动员，比赛去了。
一个大揽筐、一件行李，再就是我拎着鸡队长的翅膀，傻站在路当间就显得生动。再加上我梳着两个顶高的锅刷子，肥大的中山装长至膝盖，膝盖上各补着半块砖大的补丁，一双红怯怯的系带布鞋那么扎眼，来往学生、老师们的目光就像被螫了似的，避之不及。在村里肥羊咩咩，瘦羊也咩咩，老乡是窑洞一口，我是一口窑洞，甭说帮我捉鸡，就是到聚乐山去捉獾、逮蓝靛颏、捕豺套狐也是碎纷纷的小事。面对人不能理人，青杏蛋子生涩的一帮面孔，我把鸡队长放了。鸡队长喔喔——喔地叫着，倨高翘首地抻了抻脖子，又把一双翅膀当信号旗摆了摆，先是小心翼翼地起步，然后踏踏、踏踏飞跑进湖边的草匝里啦。
早春三月，天黑得紧凑。夕阳还耗着，东北方压上来的荒草色云朵大大咧咧横了八叽地就把天地蹭暗了。我顺着大道走到苇席大的黑板面前寻找自己名字的同时，远处有饲养员喽喽喽喽找猪的喊声。架在乌黑树杈上的喇叭正在播发《人民日报》发表的广州中山大学杨教授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封建奴隶制的思想家》，一只似曾相识的乌鸦也站在喇叭上，扑腾着翅膀，热情地帮腔：一个好裁缝胜过三个古典的雕塑家！默守在路边的小牌子上写着“孔老二是个草，我们一定要除掉”。“成名成家哀哉啦，入校新生要记牢啦”等口号。在城里，我叫“唐小丫”，小名“小雅”，听母亲说，父亲当年凭《小雅》中的一篇《采薇》采撷了母亲的爱情，我的名字成了他们留籽的记号。在村里，我叫“小侉子”，绰号“笨窝瓜”。我不知道抓壮丁的支书给我报的是哪个名字。终于，我在第六块黑板、十三班的学名册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唐小丫。
我觉得支书还是和我不亲。
不亲就不亲吧，变软返青的柳条为我摇动着无奈疼人的风致。我不停地揪着柳条，回头再看来时的路烟一般散去，身边一伙叽叽喳喳议论着谁在谁班、谁教谁班的同学们，使用的都是生怕别人不注意的表情和声调。心忽悠一沉，我意识到离村远了，一排排教室的侧墙上都是苇席大的黑板，都是字。
刚走到十三班门口，就见同学们往后退着走，再转身尖叫逃走的都是面色煞白的男生。我亢奋地拨开人群，冲进教室一看，一个中年男子穿着羊皮袄上吊死了。死者面目庄严，他选择了入党宣誓的姿式，右拳头顶着右耳朵。身后有七嘴八舌的议论：有的说他用红裤带吊死，走近了风流，有的说他用红裤带吊死，是对现实不满。死者的脚上一只有鞋，一只没鞋，没鞋的袜跟有一个乒乓球大的洞，脚丫子前有三个蚕豆大的洞，深灰的袜子衬着浅灰的皮肤，像刻意搭配的。死者穿着的羊皮袄袖子很短，露出了一截红球衣的罗口袖。袖口磨出了毛边。我正仰着脑袋看死人青瓷般的容颜，来了一伙人，穿着黑制服或蓝制服，他们说唉，这事闹的！他们说死得过于麻利，吓人哩。他们说让你当个班主任，当不当两商量，想死就死，命不是命了？人群中有人说：废话，还不快把人抱下来！众人便喧嚷：快放下来，快放下来。大家都用“谁去？”“谁去？”的目光盯别人，却没站出个一马当先的人。
倒是有一个人跃上了讲台，他刚想冲上去抱死尸，可无缘无故地摔倒了，他哎哟哎哟抱着脚脖子说：“崴着了，崴着了！”“笨蛋，”我心里骂道，跃上讲台，跳上讲桌，一脚踩着黑板墙的框子，身子张成蒲扇，揪着尸体的胳膊，将尸体拥入怀抱。“剪子！剪子！”我大声说时已经有剪子递到了手里。我把尸体翻转个圈，踮起脚尖，把红裤带剪断了。尸体像一麻袋山药蛋沉，亏得我一只胳膊紧紧箍住了他。搭帮手的人都转过脸去，表情像在酝酿自杀或是不自杀。只有我，先拨拉掉他眼睛上的一粒眼屎儿，又把他拖出来的苜蓿花般又紫又长的舌头塞了回去，再等大家们的手脚都还利落，帮忙把尸体平放上讲台，继而又把尸体连同讲台一同移到校办工厂的模具车间，听到了喇叭一遍遍通知全体师生去看电影。
我三步并作两步跑进电影院时，预备铃都响了。激越清脆的铃声在我的脊背贴了一条冰挂，它凉颤颤的。城里的生活已如泉水古老，我攥着那张电影票，如同紧紧攥着从井底往上拔的牛筋绳，手潮潮的。
还没等我找到座位，电影就开始了。顿时，整个电影院响起狂野的呼哨声、掌声和放肆的嗷嗷乱叫。我担忧地看了一眼电影院的顶棚，然后胡乱摸到一个空着的座位赶紧坐了下来，污浊不堪的空气闻起来甭提多提气了，熟悉亲切得一塌糊涂。
上映的是一部朝鲜电影，片名叫《劳动家庭》。
“对不起，你坐了我的位置。”
所有电影的片头都强调安哥拉兔子带毛，多余！尤其是朝鲜电影，节奏比羊拉屎还要稀松。
“请起来，你坐错位置了。”
出来啦，出来啦，朝鲜姑娘从花开烂漫的苹果园走出来啦，瘦的懒得形容，胖的像布袋装冬瓜……
“你可以起来了，况且你的屁股下面坐着我的围巾。”我身边有个男人的声音，他鼻音重，讲一口南蛮普通话。“啪啪，啪啪，”他用手中的笔记簿拍着我的肩膀，这时，我才发现身边站着的这个男人如绞架又直又高。
我胳膊交叉着搭在前面的椅背上，目不转睛盯着银幕，我欠了欠屁股，示意他把围巾抽走。
“不行，还不行！”他强调着，我一边欠着高高的屁股，一边用土话说：“麻烦哩。”“你趁早起来，甭费事。”他的音调一下拔高了。“讨饭还要戴手套，你才费事哩。”“你说什么？太不像话了！”那男的又拿笔记簿拍我的肩膀，他人斜倾，就更像欲坠的绞架，我从插队到今天，三年来可是第一次坐在电影院里看电影，“走开，操心爷里外耳光子打你个风雨不漏！”我顺口说道。目光紧追着银幕上胖得像布袋装冬瓜的姑娘去了小河边……“你是哪儿的？你叫什么名字？”我抬眼看到他奇窄极高的额头，眍眼又大又黑，断他是广东人。面对老乡，一下子心就软了，屁股就撅得更高了。谁料，他说围巾我不要了，请你必须走开。我心里骂赶情绵甜瓜擦屁股，没完啦，又见我身右边还有一个空位子，就噗通挪了过去。挪座后，我才发现我的左脚一直踩着人家的围巾，难怪他揪半天也没揪出来。
我把围巾揉成一团给他，他起手推挡，表情阴沉。我再给，他再推挡。我总不能把围巾变成哈达献上吧，于是，我就把围巾放在我和他之间的扶手上，继续看有着布袋装冬瓜风范的那位朝鲜姑娘头顶着水罐从小河边往家走……
看到半截儿，我偷眼斜视左边的他，发现他已经不厌其烦地睡着了，嘴巴愚蠢地半张着，头微仰，双手抱着的笔记本放在肚皮上。他穿一件改良过的青年装，领口翻得斜小，有三个扣眼，明上的口袋没有盖子，这是典型的外省人穿的外套。看三流电影等于骑在一匹识途的马上，纵情地想入非非……昨晚支书通知我到县一中读书时，我正从灶坑里捡拾烧好的山药蛋。我是来插队的，不是来读书的，我抗议着。谁让你小侉子又是褥又是被的，全村谁家抽得出一床被敬供读书哩，支书双手来回着烧山药蛋，边剥吃边说。我说我捐被。支书说：“肥羊躲不过屠夫手。”我哭丧着脸说：“我哪里走得开，猪呀鸡呀兔呀的一伙伙，肉肉实实正成长着，朝朝暮暮要我喂吃喂喝……”“放屁！”支书打断道，“县上来了文件，说教育要回潮，村村有指标，完不成任务的要撤职，还要在县三级干部会上批判哩。”我说：“自古听说鸟儿回巢，没听说教育回巢，爷大不了嫁给你侄儿就是了，也用不着让我去坐冷板凳吧，不去！”“爷要是抓壮丁，认准了你呢？”支书咽下最后一口烧山药时，声音充满了央济的慈爱；“娃受了三年，你瞧你车轴脖子不洗涮，脸蛋脏成灰瓦罐，不读书哪里有拾掇的功夫，娃乖乖去哇，你养着的牲灵爷让人帮你照看着……”接着，支书一边用火铲拨拉着灰堆里的山药，一边说：“小侉子你在村里应承嫁谁都是戏言，到了县里，可再甭张口闭口嫁人敷衍，被人耻笑哩……”支书话音没落，一伙人拥入窑内，这帮家伙天天晚上都在我的窑里摆龙门，捣旧古，夏歇凉，冬取暖，春秋聊女人。我自打进村，村里人就说我说话侉得吓跑秤盘星，起名叫我小侉子。最初，我请胡蝶、牛板筋、屈虎豹等人教我说土话，自然油灯的捻儿挑得高，锅里的滚水放糖精，筐里的焖山药蛋，盆里的稠粥，黍秫糕随便掰吃，不多久，我的土话学得麻溜溜光了，这帮家伙也和我打成一片毡了。
这天晚上，当他们知道我要去县一中读书，自觉组织成一支发引送葬的队伍来到了我家。“就应该送屈有财去读书，那狗日的地主管得爷麻烦。”贫协主席胡富裕气哼哼地说。“娃一整天要学习两个半日，屁都压在腚下面偷悄悄放，苦情哎。”说这话的是妇联主任粉粉婶，她和我的交情绝非一般。“自古以来有抓差的、抓丁的、抓鸡抓鸟抓蚂蚱抓阄的，没听说抓人读书的！”会计屈邪邪说。再后来，有劝支书另选人头的，有劝支书让指标报废的，可就是没人自告奋勇替我承当。我看支书抱着个羊皮烟袋，使劲儿在烟锅里面掏个没完，就知道支书为难了。我说我去，读书吃盐齐没坏处，我去学校改造去。支书生怕我反悔，说读书出工一个待遇，每天照计五分工，还答应年底发展我入团和加入基干民兵连。
……我出来读书，最难过的是福儿奶奶，哭得调门乱跑。嘿，不说她了。我都出村了，又让胡生花送来一个净水瓶，里面除了一枝杨树上黏腻芳香的花苞鼓起来之外，还有一朵蜡纸做的凄白艾艾的荷花，她殷殷得真可以。
《劳动家庭》故事寡淡，一帮获得金日成勋章和人民功勋演员奖章的男女演员们都为了什么而什么，不如我们村里的二人台，即兴性很强，把“三爷有令带溜子喽——”说成“三爷尿炕晒褥子喽——”的现象很普遍。这中间，片子还烧了一次，油饼大的蓝紫色窟窿一股刺鼻的焦味。坐在我旁边的他被骤然间通明的灯光和不满的口哨声、鼓倒掌弄醒了，他以为电影演完了，都站起来又坐下了。他瞅了瞅搭在扶手上的围巾，看着我边跺脚边鼓着倒掌，目光里全是避之不及的反感。我离开村后就难受，我对付难受的方法就是打榧子，吹口哨，嗷嗷乱吼，双手捂着嘴学驴叫，包括让头上的两个锅刷子变成深秋肥嘟嘟的鼹鼠，吃力地雀跃不停。
我注意到他不屑地瞥了我几次，甚至都要指责我了。但是他那悒郁持重的举止以及他那充满孤癖梦幻的目光注定了他欲言又止，犯不上抒发廉价的指责。他灰心丧气地摇着头，并不是对我而是对电影，旋即，他打开了笔记本……
电影结束了。他合上笔记本，起身。我说给你的围巾，他充耳不闻。我把围巾搭在他肩膀上，他在掸掉一片枯叶——把围巾甩在椅背上，表情决绝。深灰色的围巾瘫软地搁在那儿，围巾的缨穗颤抖了几下，无非是想索要一份绵长。我发现有熟人在和他点头，打手势，其中一个圆脸、戴顶前进帽、眼睛笑眯眯的男人还和他说了句什么，他摆摆手，不值一提的表情。我心里斜刺出另外的主意，就想再诚意一次，反正我草筛饮驴做过了，也就对得起良心了。“我的腚又没长眼睛，坐了你的围巾是不小心，又不是故意的，你要咋么？”我在他背后磨磨叨叨说着，又拿起围巾劝他收下。他扭头看了我一眼，满脸鄙夷，于是，我一跺脚，跨栏一般越过几排椅子，噌噌噌地挤入人流，将围巾不由分说地交给了头戴前进帽的男人之后，朝他比划着，神气活现地做了个鬼脸。他愤怒地似乎说着咒语，而我离开了电影院。离开了一排排剥落漆皮的乌黑座椅。
在课上
第二天一早醒来，就觉得昨夜的梦做得日怪：一群书生模样的人下饺子似的从城墙上往下跳，人死是死了，但每一个人脚踝都埋在土里，立着，脸色或雪白或黝黑，如经幡不倒。我紧着揉揉眼，先放了一个起床屁，再放一个出门屁，就赶忙到校园门口去找我的鸡队长和鸡队员们。我想鸡们见到我如企鹅见到南极，扭扭摆摆地走过来，诉说它们在春风沉醉的夜晚又冷又饿的体验，我抱起毛球球，放下绒朵朵，再抱起芦花和白白，顺手把中指戳进热乎乎的鸡屁眼儿，验验有没有蛋。想象是我的浓雾，清晨越发舍不得它们弥漫。我双手恍惚地端着鸡食槽子，觉得昨晚睡在只有鸡食槽子宽的大通炕上，骨疼背酸是罚，炕冷得脚后跟直抽筋是苦，见满眼生涩的面孔是难，来这学校是我和鸡们的灾，见到那个绞架高的男人是霉，想到这儿，恨支书就恨得不轻。泛滥了恨的心思，步子就快疾，在林荫道上，迎面见到一位教师模样的中年男子，他戴着卢嘉川一样的围巾；宽，前摆后搭，提着水壶，步子适中，肩膀平端，目矩对称，一副到领奖台去接受绶带的神情，便让我不由也想起昨晚在电影院，见到的那个奇窄极高额头的家伙，那哪里是一条围巾，分明是绶带嘛！ 我问传达室的老头，“见我的鸡没？”那老头一只眼瞎着，歪着嘴说：“鸡？噢鸡？”那老头边说边摇头：“你以为在这地势被日本人杀死的四千多号人白死哩，冤魂可是四处游荡，奈何不了跑走了的日本人，就迁怒跑来的外省人，屠场变学堂，神鬼事发生就很正常，你的鸡不发生点什么，你说正常不正常。于拙先生死得都很正常，不是么？”
传达室老头的话，让我想起了昨日抱过的死尸——于拙老师。想到他一个人冰凉凉地呆在模具车间，想到他死时一脸的睚眦之忿，就想和他说说心里话儿。走到模具车间，只见一个女人悲痛万分地掩面夺门去了，而另一个男人——事后才知道他是贾校长，跪在死尸前，非常不情愿地跪在死尸前，很痛苦地向死者解释着。无意之中，听见了贾校长说：“于拙啊于拙，我睡了你女人不假，我已经得到报应啦，我阳萎啦，你一死，我就阳萎啦，你放心哇，我再不会碰你的女人啦！你放心哇。”天啊，这可是致命的秘密，我惊愕地捂住了嘴，贾校长也惊愕地捂住了嘴，用一双死羊般的眼睛瞪着我，吓得我又赶紧捂起了耳朵，贾校长做出了要抓住我的动作，但他像站在戏台上表演，像十九世纪欧洲贵族家的小姐们一样动辄害上了眩晕病，扑通一声，倒得像花盆砸碎的声音，我把那声音当成了起跑令，飕地风一样跑掉了。
等再坐在教室里，我已累得一身臭汗。而那个不要围巾的家伙出现在讲台上，他说他是我们班的新班主任，负责教数学，一周上八节课，辅导课待定。我们村里人通常会将这一情形比喻为耗子掉进面缸里，瞪白眼。是啊，风来了，雨来了，坐进学堂罪来了，我当然很败兴。那家伙说他叫江远澜，广东人，普通话说得不好，“我尽量讲慢一点，慢一点，”他说时，手势发抖地往下压，神情中有一种委屈无助的想来就来的惶慌，这样一来，台下的学生反倒变成了监考，所有的目光紧紧地攫住了他。江远澜怔了片刻，目光垂下，奇窄极高的额头全是汗，声音开始结结巴巴，“对……对不……起，我不……不准备……点名了。”说完，他逃避似的急匆匆背过身在黑板上画了一口井，我注意到他开始写字时，手抖得粉笔断了好几截，他的背影被初升的太阳拉成幡一样凄清的轮廓，我忖思现在倘若有人站在他身后拍他一下，他会吓得弹上房顶。与此同时，一个男生虎背熊腰地站起来先说报告，后说撒尿，惹得全班哄堂大笑。江老师走到黑板的最左侧，竖着写下两行字：人不是羊，焉能随时便溺。接着他又在黑板正中写下极为漂亮工整的板书：
坟中安葬着丢番图
多么令人惊讶
它忠实地记录了所经历的道路。
上帝给予的童年占六分之一，
又过了十二分之一，两颊长胡须。
再过七分之一，点燃起结婚的蜡烛。
五年后天赐贵子
可怜迟到的宁馨儿
寿仅及其父之半，便进入冰冷的墓。
悲伤只有用数字去弥补。
又过四年，他也走完了人生的旅途。
这相当于方程
16x+12x7x+5+2x+4＝x
……再等江老师转过身来，发现同学们变成酒塘里的醉蛙，目光迷离。“一口普通……的水井，本身……没啥，但……要是珍妃井，观井者立……立刻会产生遐……遐想，免不了要多看几眼，对……对不对？”同学们说对。“我的课不是普通的水井，”江老师说话的口吻如同打赌，接着，他又指着板书说：“丢……丢番图是希腊亚历山大后期最伟大的数学家，他的《算术》有划……划时代的意义，和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一比高下。”继而他拍着黑板，神色逐渐稳定，“这是丢番图的墓志铭，一个从……从思想方法到整……整个科目结构都是全新的数学家才配有这……样的墓志铭！奇怪吗？”“奇怪，”“不奇怪，”同学们文化很初级，回答不一。我身前的一位女生转脸告诉我：“他是山西大学的副教授哩。”江老师说“x＝84，丢番图享年84岁，简单……简单的是题，不简单的是有兴趣，有逻辑地去学习代数……”
自从我到了村里，数学的兴趣就阉咧。叫一个小学程度的人去读高中，学代数，况且在她丢了一群鸡的情况下。我问同桌的男生叫什么名字，哪村的，他说我叫康德一。“康德一比康德二强，”我没话找话说时，无意中瞅见对方耳朵垂上竟然还挂着一粒蚕豆大的瘤子，“啊！”我夸张地、别有用心地尖叫起来。
江老师和同学们投来惊诧的目光，我用手戳指着康德一右耳朵上的瘤子：“这……瞧这儿……”江老师走下讲台，一声不吭地审视了我一会儿，原来是你！他的目光锐利，绝无刚才授课时怯生生的表情。江老师安慰地拍拍康德一的肩膀，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唐小丫。”江老师转身朝讲台边走边说：“唐小丫下课请到数学教研室。”
头一天，上头一堂课就被老师往办公室提溜，以为我是乱窜的野狗惊扰了小白兔的午睡一样地惩罚。去办公室，去就去，连监狱都去过了，再大的场面也不过是个场面而已。“你该找一枚屎壳郎戴在那边耳朵上，既对称又别致。”我报复地说道。同桌的他瞥我一眼，没说话，突然，他朝我脚背狠狠跺了一下。“啊！”我的尖叫顿时使教室大乱。“到外面叫去！撵她！”一个叫杨美人的女生拍桌站起。叫哩，狗才叫哩，男生们骂得更是难听。江老师用教鞭打了三下桌子，正要发话时，门突然推开，冷风飕地进来，教导主任张菊花脸青青地闯入：“快，瞿昙海伦晕倒了，流了一地的血，江老师请你喊几个岁数大的同学去医院，输血应急！要快哟！”
抱着脚丫子直哎哟的我第一个冲出教室。“唐……唐小丫你回来！”江老师的喊声气急败坏，我心花怒放不搭理他，嘻嘻，走为上计谁不懂噢。
事后听瞿昙海伦老师说瞿昙是西域国家的姓，她的祖先是天竺人，也就是现在的印度人。她说一千多年前，她的祖上移居长安，老祖宗瞿昙悉达还是唐代著名的天文学家。海伦老师是我们班的语文老师，她这么说，我们就这么听着，谁让我和同学们每人献了400CC的血给她呢。
献血回校的路上，陈皮实、王有富、丁丁宝和我四个献过血的走在一块儿。县城西门外的道路尘飞土跳，过往的拖拉机、运煤车、化肥车交错着开过，却摆出一副往死里撞的架式，马车、驴车、牛车也都走得气喘吁吁的，比较色情。见一路上淋漓的马粪蛋子牛粪饼子没人捡拾，我就恨出门没带个筐，就恨这城里糟践东西。陈皮实是大白登人，来读书前是村支部副书记，结婚若干年，有儿女若干，他说头天上课就献血，亏哩。你不觉得？他反问我。血是红水水，流走多少补回多少，没事。我望着一对骑车带人的男女心不在焉地回答。漂母一餐饭，韩信酬千金哩，等着海伦老师谢我们吧。王有富说。江老师咋不献？丁丁宝发问。王有富说血型不对号，你们注意没，江老师对海伦老师寡淡，一句暖人的话都不给。她海伦没结婚就小产，还想张灯结彩庆祝她？陈皮实和丁丁宝拌嘴时，王有富突然冒出一句：江老师还是光棍呢！你是甚意思？不知何时钻进我们队伍的杨美人问道。能有甚意思，爷还是光棍哩，惶在一起了呗。王有富填写献血表时年龄填了36岁，大我22岁呢。光棍有啥大张旗鼓的，我们村一百多光棍呢。陈皮实耍着神气说。分来咱校的老师几乎全没结婚，一帮孤男寡女，景老师结了又离，也算一个，白老师的女人是在上个月死的。还有传达室的赵大爷也是老光棍队伍里的人。同学们你搭一句，我补一句走进迎暄门时，凉风爽爽，就让我想起了瞿昙海伦：她穿的那件白色圆点湖蓝底的衬衣在喜城像汝窑的碟子一样珍稀。当我走到她病床边时，她的脸上出现了一丝微笑和一滴眼泪，似乎在告诉我利刃打开了她宽广的胸口，而目光的余波却扫向门外进进出出的人流——一条甜蜜、丰满的河流。这种近乎极端的独创使我一下子就认同了她。她那苍白瘦削的容颜迫使我不问青红皂白喜欢上她。我说：“海伦老师别安息快好吧，学语文多少还能认几个字，学数学记几个数有屁用。”我说这话时，身边的杨美人哧哧地发笑，丁丁宝朝我眨眨眼睛，我一回头，见江老师押犯人似的走在我身后，显然，我的话他全听到了。
警察最得意的时刻也不过是抓了个小偷而已。
我逃窜到校门口时，先是看到传达室的独眼老头在门口架一锅热水在拔鸡毛，然后马上看到一位英俊的小伙子在寻人问路。“你去哪儿？”我用手扇着脸上的热汗，喘息未定地问他。他说他是北京体育学院来实习的老师，问我县一中和县中学是否有区别。我刚想说茅房和厕所没甚区别，但一想不雅，就说老兵和老卒一个意思，这里就是了。那位小伙子喜眉笑目菱角嘴，头发蓬松如新扎的笤帚，他说：“我叫程星辰，你呢？”“小侉子。”我笑盈盈地告诉他。他神情开朗，笑我的名字怪，我就说虫以臭得名，嘻嘻，蛮好。说话之间，一辆上海牌小轿车开出校园，黑色的铁壳如一座坟渐渐走远，幽幽的尘土便支离破碎又你追我赶地浮在我的鞋面上，我怔了一下，缓过神来时，程老师已走出三五步，摆手和我再见。程老师双肩背着行李，手中拎了一个人造革的马桶包，稍微走得远一点时，身影一跳一跳的，好似皮影赶路呢。
陈皮实追上来，说阿尔巴尼亚让你到数学教研室去。阿尔巴尼亚？陈皮实见我的神情成了问号，就说嘿，说江老师呗，有人叫他阿尔巴尼亚，也有人叫他莫名其妙，这个人的心思可是比十八层圆白菜包得还紧，怪得你发蒙哩。福儿奶奶总说城里人是精，哪是人哩！到底是鳖老了英明，村里的牛不丈老师从没喊过学生去办公室，可学生都崇敬碑一样崇敬着他。我不想心不烦，一想心很烦，所以我很不情愿地来到了数学教研室。
我喊报告进了屋。十来张桌子，坐着五六个老师，男多女少，有伏案备课的，有哗哗哗翻本本判作业的，还有喝茶抽烟的，一个梳刘胡兰发型的女老师侧过身，手搭在椅背上看着我，她脸长得比膝盖还丑，声音却比夜莺动人：你是哪班的？谁叫你来的？
靠窗的那位老师被跃上窗台的阳光打亮了半张脸，剩下的那半张脸就反差成黄裱纸，目光眄过来时，我赶紧说我是13班的。对门而坐的那位女老师长了一张海狗脸，怄气的表情天生的，看我时极其冷漠地转动了一下蜡白的眼睛，就忙着又怄她的气去了，这位海狗脸的老师毫毛重，嘴巴一圈发灰，头发油亮油亮的。我注意到她十个手指甲上都长满了倒刺，我听福儿奶奶说贪婪又笨瓜的女人手最容易长倒刺，所以我就紧盯着她的手看……心思烂漫，还看到靠左墙的一位老师头发和墙一样灰白，藏蓝色的干部服比我穿的还要旧，还要暗，他耳朵薄如荔枝皮，呈透明状，他穿一双军用胶鞋，踝骨比槟果还大，圆鼓鼓的，就显得他比锅刷子还细的小腿有些吓人，尤其当他架着二郎腿抖索时，真让人担心他的腿不够结实。我还看到了两条醒目的标语：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为工农兵服务。尤其是后一条标语，让我心思邪开了。我被注销城市户口已经三年了，口粮拿的是516斤，按知青的待遇。我要是正牌农民，我能来这鬼地势，鬼教研室，被一帮歪瓜裂枣的男女说长论短吗？支书仁义，去年还分了我98斤自留地粮，半斤麻油，二斤金针菜和三斤山杏干。福儿奶奶说得没错，吃人家碗半，由人家使唤。我要是不那么财迷，我就拿老乡312斤口粮，我也不会被撵到这儿来，一具死尸被我掇弄了，一群乖乖亲亲的鸡丢了，一碗热热乎乎的血被抽了，连口滚水都没喝，又来到教研室这破地势罚站，想到此，难过来的难能可贵，眼睛发胀放酸之间，一阵极怪的脚步声嗵嗵地响起，一件黑物从我身侧嗖地飞到了我面前的办公桌上，再嗖的一声，又有一个黑物也飞到了办公桌上。
“是你的手套吧？”江老师问。
这双麂皮手套是母亲留给我的，那上面有古老的翱辫刺绣的纹样，有凤凰站在花枝上鸣叫。我猜想是丢在医院了。此刻，它如柔软的缅刀，轻吟锋利。我几乎伸手去抓了，手伸到一半改成了挠头发。昨天晚上，我刚躺下，就被头戴前进帽的男子给喊出了寝室，他说江老师拒不承认那围巾是他的，他是打听了半天才找到我的。他觉得这件事很无聊，他还说只有女生才会制造性质不明的麻烦，巴结班主任的方式五花八门，如此这般令他嗤之以鼻。寝室前一排桶粗的白杨，夜光下翻抖着如冰页一样的叶子，我对人是三春雨，可别人对我是九月霜，此刻，那条围巾还塞在我的铺盖卷里，“这双手套不是我的！”话一出口，我发现了自己的应变能力。
江老师有着织网只为捕风的从容，他不动声色地坐下，看都没看就把那双手套推到了一边。他打开一本书，旋即又阖上，他拉开抽屉，翻找笔时是哗啦哗啦一片响声，再后，他把活页纸夹又翻了一会儿，才将身子后仰在椅背上问我：“想知道叫你来的原因吗？”“不想。”我不加思索地答道。“什么？”江老师用目光审问着我。“我想回村。”说这话时我是不图柴烂，只求斧头柄脱。江老师抬起手拢了拢头发，我马上发现他袖口褴褛，脱落的线头有点长，“一个三角形有几个直角？”他突然发问。“三个！”我话音刚落，引来一屋的哄笑，“没说四个直角就挺不赖喽。”屋里众老师你言我语，认定说死莲花还有藕，其中有一位老师还走到我面前仔细端详了我半天，试探地问道：“你神经没毛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