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撵(子峭)》第2/98页
庭审上诉否：不上诉
被执行死刑枪决时间：2004年6月17日
枪决地点：昆明
孟荦荦杀人事件
杀人者：孟荦荦；所学专业：心理学
杀人地：ZS大学（广州）
杀人宿舍号：417
杀人时间：2004年2月13—15日
被杀者：贾力勍、关亨、金以恕、沈优子（女）
杀人工具：铁锤
假身份证姓名：彭皓人
逃亡路线：广州——重庆——贵阳——凯里——雷公山——三都——荔波——月亮山——榕江——黎平——镇远——岑巩——铜仁（在前去梵净山途中被捕）
被捕时间：2004年7月21日
狱中文字：写小说和两封信：一封给亲人一封给女友
庭审上诉否：上诉（为了争取时间完成小说）
被执行死刑枪决时间：2004年11月27日
枪决地点：广州
2.-第一章
你敢肯定一百万年后，地球依然存在，依然绕着太阳运行吗？
我不敢肯定。我只敢肯定这一点：到那时候如果还有“人们”的话，那“人们”早就把我忘掉咯。就算偶尔提起我，也多半是作为犯罪学的一个标本。孟荦荦？噢，想起来了，就是那个制造了震惊全国的“2•23”大学杀人案的恶魔！冷血动物！自大狂！这种人还提他做什么！
人们准会这样说，我敢打赌。
甚至出于某种道义上的情愫，人们还会喷出一连串色彩飞扬的话来，冷漠呀，变态呀，怪僻呀，反社会呀，偏执狂呀，神经质呀，自以为是呀，自我封闭呀，自我中心主义呀，因贫穷而自卑、又因自卑而极度自尊呀，诸如此类。我仿佛看到一顶顶奇形怪状的帽子，纷纷投向我的脑袋。
我知道我的末日快到了。我现在只求一死，血债血偿。要不是我的代理律师多次怂恿，我绝不想表露自己的内心，任由人们猜测去。从被捕到现在，我的律师跟我谈了三次话，最后一次聊了很长时间，差不多两个钟头吧。我这个律师戴副眼镜，看起来比我大不了几岁，可能二十八九，捧起律师这个饭碗估计没多久，应该是初出茅庐，正想大干一番的样子。可是他言谈中总喜欢显示自己很老练，对专业问题游刃有余，这多少让我觉得有点滑稽。
我们第一次聊天有点紧张；这主要是他，那时候他还不了解我，我知道他心里老横着“杀人犯”这鸟念头。虽然他故意显得没那么回事，可惜这种故意被我看出来了。后两次聊天就随意多了。他发觉我这人还蛮有点意思，问了我很多超出他职业范围外的问题。可是我得说，就凭他那律师的脑子，不可能理解我，更别说进入我的内心。话说回来，这律师人还是蛮不错的，至少他跟我说话不摆那种臭职业架子，不弄出好像他是社会正义的伸张者和维护者，我的生死都在他一张利嘴上，其实只是他妈想多挣点钱，或者借我这案子的影响捞一个混账知名度。
可以说我们无话不谈，看守所对我还是网开一面，不刻意限制我们谈话的内容。当然咯，公务还是首要的。比如我律师说，只要我愿意，他可以尽力为我辩护，争取弄个无期徒刑或死缓，虽然这大有难度（他说到“难度”时有一种架势，就好像他做这行就是要挑战难度，迎难而上似的）。他还劝我在初审判决出来后一定要上诉，这是体现法律公平性的一个必要程序，即便无法改变初审判决（他说初审定罪铁定是死刑），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至少可以拖一拖时间。当然，他最关注也最感兴趣的，还是想通过谈话找到我精神有问题的迹象和证据。可惜没有找到，谈下来他反而发觉我思维敏捷，逻辑缜密。本来就是嘛，我一向就是一个正常人，正常得不能再正常了。要是他竟然发现我精神有问题，那我敢说全世界的人精神都有问题。
律师找不到我精神有问题的证据，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在他观念里，一个精神没有问题的人做出杀人这种事，是不可理解的。越是不可理解，他越是对我的人生观起了兴趣。他转而想从人生观上找到一个解释的途径，也就是说，他想通过思想层面来追问我杀人的动机。总之，一定要找出一个动机，甚至我看他那架势，就算没有动机也要造出一个来，因为凭他所学，没有动机在犯罪学上说不过去。他说他看过一些犯罪心理学的教科书；我不用问就知道是些什么混账书。
顺便一说，我在大学所学的专业正是心理学。在我看来，那些教科学全他妈是瞎扯淡，那帮脑残的鸟人为了混个教授，你抄我我抄你东挪西凑胡编的，拣人家吃过的剩饭，自己的东西一点也没有。真正的经典却没几个人去读，比如我最欣赏的心理学家是弗洛伊德，可是一提到弗洛伊德，人们就把他说成是泛性论者，搞得弗洛伊德这名字简直成了性的代名词。其实这些鸟人压根儿就不懂什么是性，一说到性就全他妈想到男女之间那些混账鸟事上。
“作案总得有个动机呀！”这律师说（他坐在我对面一米五左右，以便近距离观察我），“你这样做究竟为了什么？”
“我没有动机。”我说，望着地面，“你看的那些书全是扯淡。”
“扯淡？”他笑了一下，“当然，我知道你学心理学的，不过……”他又笑了起来，仿佛在提醒我一个基本的常识：“杀人怎么能没有动机？”
“没有动机，——什么动机都没有，”我说，依然望着地面——近来我和人谈话总喜欢呆望地面，只偶尔抬头瞟一眼对方。
“那你怎么解释这一切，嗯？”律师问，顶了一下眼镜——他每半分钟要顶一下那混账眼镜。
“一定要解释？”我抬头看了他一眼。
“当然，这是我的职业习惯，也是分内之事嘛。”
我只能向他说，在我看来，人的行为不一定非得有一个动机；我干掉那四个同学完全是出于一时的情绪，傻瓜都知道情绪不可能有什么鸟动机，就像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憋久了要透口气一样，完全发自一种本能。
“你能不能描述一下那时候的情绪？”律师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