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星》第2/92页
顾小莉 你一直在写东西，不过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影响大的只是几个点，而每个点又不一样，就觉得你变化很大。也许你觉得变化并不大，还是有一以贯之的东西。其实我倒是觉得，从你对现实的认识，从写作的风格上看，《龙年档案》和《新星》、《夜与昼》还是一样的。
大的路数还是有相同的地方。
属于你所说的探索式的写法。
它是这样，前些年的探索，有些成果被我用在《龙年档案》里，我希望，用最少的语言传达最多的社会、人性、情节的要素。比如“月是故乡明”，我很喜欢这句诗，我认为这是唐诗中最佳诗句之一，景写了，情也写了，哲理还写了，话又很白，写在小说里大家会认为是句白话，口语，但这里东西最多。我在《龙年档案》里就想用这种方式写作，最初想写七八十万字，后来我想，一定要写得短一些，写了不到五十万字，又删成三十八万字，描述全部都不要，心理分析全部都不要，通过最简单的言行能把人物带出来，我想写个严肃的东西，但比那些通俗、悬念的东西还要好读，要做这样一种探索，在这一点上，《龙年档案》还有一点儿成功。
这个书可读性确实特别强，拿起来放不下，你可以一口气把它读完。
下面还想这样，用更短的篇幅，表现悬念要素和人性内容更多的作品，文学的要素更丰富，包括传统的，也包括先锋的，像“月是故乡明”一样，这是我的尝试。
你在写这部小说前是不是采访过吕日周？
吕和我比较熟，长治我去了两次，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也就是我说的，一个作家要敏感，同时还需要采风。
你是听说了他的事以后去找他呢，还是以前你们就认识？
我们认识快20年了，我构思这部小说的时候，他还没去长治呢，他还陪我在山西走了些县市，后来他出任长治领导，又有一番故事，是我没有想到的。别人又会说我赶了一个热点。
你给人感觉总是在风口浪尖上。
我写这个小说时，吕日周不仅没热，都没有去长治，我写小说以后他热了，是碰到一起了。说我有什么预见，我也没有什么预见，如果是吕日周热了你再赶，你赶的过来吗？今天有个陕西记者打电话采访我，问起所谓变脸不变脸的问题，我说我是又变又不变，但根本的东西是不变的，我肯定还写重大社会、重大人性、重大历史题材，不是说我装样子，是我喜欢这个东西，我有叙述热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叙述热情，有些事有些人可能津津乐道，但我没有兴趣，有些东西我有叙述热情，对作家来说，我觉得必须写自己有叙述热情的东西，如果没有叙述热情，两个人聊天都很尴尬，纯粹的应酬，很疲倦的。这个叙述热情就是写作的奥秘，并不是所有作家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一个人认识自己很不容易，我已经写了20多年了，我还在认识我自己。到底自己的叙述热情在什么地方？是你独特的，对一个题材的叙述热情我想有几种可能，第一，确实你有一种要表达的渴望的东西，你对它有足够的体验和感受，你想把这东西传达给别人，这是你有兴趣的地方；第二，是别人还没有叙述过，还不太会叙述过的东西，你都讲过了，再让我重复，我没有讲话的热情了。我要寻找的是，对我还有新鲜感的，别人听着也很新鲜。解玺璋，咱们之间还有相处的过程，我一贯做这些事，我也百折不挠，我不怕挫折，比如我走红一点，解玺璋你看着，我绝不会忘乎所以，不会停止一天写作的，绝不会到处去讲学，我还是会写作。我每年写作三百多天，20多年几乎没有变化，而且绝对不会去应酬，我一定要保持写作者非常独立的状态，我绝对不应酬政治，绝对不应酬文坛，我没有应酬过任何一个人，我绝对不参加任何流派，绝对不参加任何群体，因为这些都需要付出时间的代价，当然也有很大的损失，人际关系会显得非常单纯，这些年来，我是文坛最孤立的一个人，这点我感受特别深，我没有和任何人有什么来往，当我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人表示过问候，我已经很习惯了，而且我为这点感到很自豪，我不怕事。
是不是和你求新求变的个性也有关系？
对我来说，一个东西写成功了，再让我重复，一点兴趣都没有，写“文革”的5部小说，是五种叙述方式，每种都有变化，《夏天》是一种方式，《黑山堡》是一种方式，《牺牲》是一种方式，《蒙昧》是一种方式，形式上也在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就可以了，其宗就是你的本分，一个作家必须有万变的地方，又必须有不变的地方。
你不变的宗旨是指什么？
对重大社会命题的关注。
这是不是这一代人突出的特点？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基本上没有和别人说闲话的兴趣。
一脑门子官司似的？
那倒不是，我平时生活中是一个很爱安静的人，很简单，散步、看书、写作。
你写作靠什么维持精神呢？
什么也不靠，烟不抽，酒也不喝，茶也不喝，每天写10个小时。搞写作不要光研究写作，研究如何把小说写好，这是特大的误区，一定要研究你是怎样在写，你的写作状态，就像看许多球赛，大部分输赢还不是技术原因，是状态不好。球员的问题是教练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当好自己的教练，要把自己调试好，人的状态如果不好根本写不出好东西来。
第一部分我的五部“文革”小说
1998年至今，仅有短短的四年，即使对于一个作家的创作生命而言，四年也不能说很长。但它在人类历史上却是值得纪念的一段时间，因为在这四年中，纪元千年从“1”跨向了“2”，而世纪之钟则从二十世纪走向了二十一世纪。
我在这最近的几年中，接连写了几部有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长篇小说。
第一部是《芙蓉国》，写了那十年历史的全景。感谢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了这部看来有些敏感的作品。作者当时化名“辛克”，也得到了许多读者的理解。
第二部是《蒙昧》，写了十年苦难中一个男孩和一个年轻女教师的生死离别。《花城》杂志2000年第4期刊载，同时出版了单行本。《蒙昧》描绘的南国风貌及社会动乱中男孩的蒙昧性心理成长过程引起了很多读者的共鸣。
第三部是《牺牲》，写了那十年中发生在北国山区的一个故事。那是对一个经典爱情故事的非经典叙述。《大家》杂志2000年第5期刊发了全文。云南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第四部是《黑山堡纲鉴》，通过一个独立王国形成及覆灭的过程缩影了一段极端的历史。这部作品对“文化大革命”赖以发生的封建主义文化或许具有杀伤力。《花城》杂志于2000年第6期发表，花城出版社同时出版了单行本。
2001年在《收获》杂志上发表的《青春狂》（又名《那个夏天你干了什么》），背景仍旧是“文革”，算起来，这是我关于“文革”的第五部小说了。这部作品通过对一个事件的调查，表述了我对人性、对历史的一些思索。人是怎样在正义的口号下对他人实行着最残忍的迫害；记忆又怎样“利己”地改造着历史；人们是怎样在对“文化”的反思中回避着自己的责任；而“弑父”这一人类的情结又怎样在社会提供的机会中冠冕堂皇地张扬着进步的旗帜……
这些作品得以问世，自然要十分感谢上述杂志编辑部与出版社。
这些小说问世后，收到不少读者来信，他们中除了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年人、老年人以外，还有很多是二三十岁甚至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在这里一并对他们表示感谢。
我一直在写作。
就写作而言，生活中的一切曲折和困顿都是滋养。它可以使人用更安静的眼睛审视不安静的生活。
――摘自《那个夏天你干了什么》
第一部分柯云路：我想写出中国的“文革”史
夏 榆
[ 文坛久负盛名的纯文学刊物《花城》，在即将出版的2000年第4期隆重推出柯云路的长篇新著《蒙昧》，同时推出单行本，这是柯云路继以“辛克”笔名发表长篇小说《芙蓉国》之后，反思“文革”的又一力作，此书是柯云路在被媒体围剿之后隐姓埋名深居简出长达两年的首度亮相，也是他寂寞刻苦的著述生活的硕果之一。
日前，在北京友谊宾馆一处幽静的茶舍，久没露面的柯云路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我愿以我的坦荡和真诚赢得理解
记 者：你现在重返文学是因为对生命科学的研究走不通吗？
柯云路：我一直跟文学在一起，从来没有离开过文学，有可能只是我对文学的理解和别的作家有所不同，我接近文学的方式不同。我理解的文学更宽泛，更深广，它包含众多人文学科当然也包含生命科学。
记 者：你的《芙蓉国》是以“文革”为背景，《蒙昧》也是以“文革”为背景，但一部是匿名，一部又不是，为什么？
柯云路：我最先写下的是长篇小说《芙蓉国》，以“辛克”的笔名出版，那是一部反映“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全景式长篇小说。我试图以这一历史长卷表达我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思考。化名出版是因为我的名字和这个题材在此前比较敏感。接下来，我又用有别于自己过去的叙述语言写下了《蒙昧》，这又是一部对“文革”进行反思的作品。这部作品是通过一个处于蒙昧期的少年和一个成熟女性的人性激荡，反应那个蒙昧时代的人性悲剧。这部作品出版之际正逢我的境遇开始好转，作为一个作家我开始重新享有出版自由。不久我的另一部写“文革”的新著也将问世。我愿意我的这些作品能以它的坦荡、真诚赢得我的读者的理解。
我想写出中国的“文革”史
记 者：几部小说都以“文革”为背景，你好像对“文革”格外关注。
柯云路：我觉得每一个严肃的有良知的中国作家面对“文革”这笔历史遗产都不能掉头而去。我一直在研究“文革”，我的成长经历，我的思想历程使我无法绕开这段历史。我觉得这是历史留给中华民族的一笔独特的苦难的资源，它是一个镜面，由此可以映照一个社会和一个时代的荒诞、谬误，映照人性的残暴、黑暗，它成为20世纪人类的非战争暴行记录之一，它的深刻性、严峻性使它成为一个永久的警示。但我也看到我们正在遗忘，正在失去对它的警惕，逐渐远离对它的反省，我们的年轻一代甚至不知道“文革”为何物。在写作中，我经常翻看书稿中有关刘少奇的描写，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那时都无法借助宪法保护自己最起码的公民权益，他的令人深切同情的悲惨命运，大概是中国那一段可以称之为“浩劫”的历史缩影。我希望能通过我的写作对这段历史作出一种理性的检视和深刻的永久的呈现。
记 者：实际上知识界已经在反思“文革”了。
柯云路：但我觉的远远没有深入，这样一段历史，不对它作深入的剖析研究我认为是中国知识界的悲哀，是这一代作家的失职。现在我把写“文革”看成我的使命，就像巴尔扎克写出《人间喜剧》，托尔斯泰写出《复活》一样，我想写出中国的“文革”史。正好我这几年的经历和境遇也可以让我更专心做这件事。
记 者：你对写“文革”准备很久了吗？
柯云路：我从80年代起就开始做准备，一直没有写出来，是因为那时的艺术准备不足，90年代开始写了一些，结集成《十年梦魇》，那是写“文革”的尝试。以后一直在构思，做更深入的研究，做各种艺术准备，这个过程很漫长。直到1998年，我在被媒体声讨和围剿的热闹时刻冷静地开始了对这一段历史的写作。
记 者：你的新的写作跟以前的写作接上了气脉。就像《新星》、《夜与昼》、《衰与荣》一样，我们又见你的社会关怀现实关怀了。
柯云路：有联系，但我希望这种联系不是等同的意思。实际上我对我以前的文学表达非常不满意，包括《新星》、《夜与昼》、《衰与荣》。作家的切近生活、干预生活的方式在那时是普遍的，但从艺术上讲是不足道的。实际上艺术家要有历史的超脱感，要有更适当的超脱感去看历史。我一直在寻求艺术的突破，我不喜欢在中间地带徘徊，我愿意我的写作能不断超越自己，让自己向前走。看《蒙昧》你能看到我对自己的否定。但作为一个作家我的社会关怀、现实关怀一直在，只是我深入到了更广阔、更细微的领域。
第一部分人有时需要不断否定自己
人有时需要不断否定自己
但有时更需要坚持的勇气和能力
记 者：我想知道经历了这几年的浮沉，如果重新检视你的思想，你认为有哪些是该坚持的？有哪些是该扬弃的。
柯云路：我现在不知道有哪些是不该坚持的。我对我过去的研究、探索、我的初衷、努力和我某些方面自认为取得的某些成果，我都坚持。也可能我都不坚持，不坚持的原因是我要超越我自己，也可能我的探索还不够完善，不够深入，不够扎实，不够完美。就是说我对自己曾经做过的工作还坚持，没有后悔之说，但我可能要求自己做得更好，更严谨、更扎实、更全面、更妥当。
记 者：一个真正的思想者，如果认定自己的发现是真知灼见，还是应该具有坚持的勇气和能力。我们周围太多的见风使舵者、太多的无脑者、落井下石者。
柯云路：这一方面我还行。人活在世上有的时候需要不断否定自己，但有的时候更需要坚持的勇气和能力，比如你获得的真知灼见，你获得的认识和信仰应该敢于坚持，这时候的坚持能力表现为不受干扰、压力、不受威胁、利诱、迫害，这叫坚持的能力。但同时我们要有敢于否定自己的能力，不要沾沾自喜，自我迷恋，要不断往前突进，用新的东西否定自己，我喜欢站在明天否定今天，而不是推倒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