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刻准备着》第2/4页
机会不能等(2)
很多年后，有一天，我和我侄子朱涛聊天，给他讲起自己当年的这段经历。小涛当时刚刚大学毕业，在北京找工作，会意地给我讲起了中学的一篇英语课文：名字叫《DAY DREAM》（《白日梦》），说是西方有一种做法，没事的时候幻想自己的未来，想得越具体越好，想得越遥远越好，然后将自己的“白日梦”大声地讲给周围的朋友听，让所有的人知道。从此，碍于“说到做到”的面子，不断激励自己，不断将别人的嘲讽做为前进的动力。据说克林顿从小就口出狂言“我长大了要当总统”。这是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与东方人不同。现在想想，这确实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我当年的那句狂言把自己逼到了绝路上，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背水一战，拼死一搏，却神奇般有效。
东南西北任你游(1)
稍事平静，我仍在家里琢磨，觉得自己属于温火慢炖的性子，总需要一点外力的推动，否则就是“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现在想想都有些后怕，因为很多选择都是一念之间的事情，稍不留意就会坐失良机。 1994年是农历狗年，春节放假，大年初八，我和谭梅骑着我的南方125摩托车在大街上转悠，不知不觉来到了位于兰州滨河路的白云观。这是兰州的一个著名道观，每到春节，香火鼎盛。闲来无事，我们也去凑凑热闹，求个签讨个吉祥话。在大殿里，我随意地摇着签，由于不太掌握摇签的方法，刚一动手就掉出了一只竹签，我捡起来，弹了弹土，上面用老旧的油漆写着一行字： “璞玉雕琢已成器，东西南北任你游，四海皆朋友。” 读完此话，我竟然一下子心惊肉跳，迟缓地将签放回去，一句话都没有说，示意谭梅也抽一个。谭梅拿着签筒摇了几下，竟然掉出了两只签，其中的一支原话我记不住了，但是清楚地记得那个解签的道士说的话：“你要想成事，你们两个谁也离不开谁，必须在一起。 ”另外的一只签子更加让我惊讶，竟然和我抽到的那个一模一样!我问谭梅抽签的时候在想什么？谭梅淡淡地说：“在想你去北京的事情，又在想假如你去了北京之后我们的事情……” 我明白她含蓄的表达，知道她一直和我一起忧虑我们的前程。我尽力让自己客观地想这个问题，尽量抑制着自己有些激动的心情。 “璞玉雕琢已成器，东西南北任你游，四海皆朋友。”原以为求个平安健康的祝福，换一日的好心情，原以为上天可以说句“知足常乐”之类的话，让我放弃久已萌生的不切实际的愿望。没有想到，是造物弄人，还是命运提醒，人生难道真有这么巧合的事情？说实话，从小在军人家庭长大，自己又是个军人，从不相信宿命的东西，但是自从杨澜的提醒和高立民的建议之后，我的心情就一直徘徊和躁动着。这次抽签更是推波助澜，给我愁上浇愁。 从白云观出来之后，我一直闷不作声，路还是原来的路，景还是原来的景，但我似乎开始冲动了，越来越感到不安，与路边人们的悠闲格格不入。我从来没有如此迫切地想马上离开兰州。 我到家拿了存折，取了里面仅有的2000元钱，径直到民航售票处，买了一张第二天早上8：50飞往北京的机票。说实话，这在我30年的人生经历中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以前花100元以上的钱都要反复考虑好几天，出远门也要周密地计划很久。而且在此之前，除了军用飞机，我从来没有坐过民航飞机。一切都毫无计划，一切都不符合我稳健的习惯做法，然而我怕我一回家认真考虑便会犹豫不决，我怕自己思前想后做出保守的决定。再说去趟北京怎么了？又没有生命危险，顶多花掉半年的工资，钱是可以挣回来的，过去看看，不行就回来，现在是放春节大假，管它哩！我把一切事情按照非常态的思路想了一遍，除了理智客观的困难不敢想，剩下的都想好了，就这么定了!谭梅一直保持着沉默，用女人的善解人意为我收拾着简单的行李，但是我从她平和的眼神和纤细的手指间看到了鼓励。梅梅身上有东方女人优良的美德，她的温和善良总让我心里 觉得无比踏实，借用一句歌词：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 我不敢多想什么离情别绪!第二天，带着坚毅的冲动，我登上飞往北京的飞机。拎着行李走在飞机的舷梯上，我不敢回头，我希望即便有一天后悔，也是在许多年之后。 记得《艺术人生――朱明瑛》节目中，她讲到自己为了到美国的伯克利音乐学院学习，放弃了在东方歌舞团已有的名气和地位，放弃了稳定温馨的生活，在登上飞机舷梯的瞬间，她说了一句话：“走是为了更好地回来。”后来的一切虽然遂了人愿，但其中的艰辛只有经历的人自己知道。每当听到嘉宾讲述这样故事的时候，我的心都跟着他们一起怦怦地跳，那种复杂的心理选择，会在经历过的人身上形成一种冲击，无论什么时候提起都会激动不已。人生就是这样，没有艰难的选择就没有后来的一切/
东南西北任你游(2)
我思忖着白云观签上的那句话：“璞玉雕琢已成器，东西南北任你游，四海皆朋友。”后来，我第一次担任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的时候，那档节目就叫《东西南北中》，尽管我唯物，尽管不信命运，但是我唏嘘慨叹人生的巧合！
漂在北京(1)
两个多小时的飞行，很快，很短，我没有那么多考虑具体问题的时间，整个旅程都处在亢奋和激动中。飞机是一种很神奇的交通工具，不仅仅因为快，它让我有恍如隔世的迷离感，因为起飞的地方和降落的地方是两个世界。 到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熙熙攘攘，虽然没有今天那么豪华，但是各种指路灯箱，五花八门的广告也足以让人目迷五色。机场挤满了离别和团聚的人们，而我即不属于离别，也没有人等待团聚。对于北京，我是异乡客，用现在的话说：我是一个“北漂”。 狠狠心打了一辆出租车，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出租车。上车之后坚定地说了一句：去中央电视台!当时北京正在修建三环路，像个巨大的工地。还没到正月十五，街上的人不多，节日的气氛依稀存在。晃晃悠悠40分钟，到了中央电视台东门。我拎着不多的行李，风尘仆仆地来到东门传达室，傻傻地递上军人证和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工作证，对值班阿姨说：“我去文艺部找人。” 在北京这个陌生的城市，我找不到属于自己的角落。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是男人！我拎着不多的行李，风尘仆仆来到中央台东门，傻傻地递上军人证和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工作证，对值班阿姨说：“我去文艺部找人。” “先打电话吧！”阿姨努努嘴指着放在窗台上的电话。 我想起了那个6850开头的电话号码，不用看通讯录，烂熟于心。 高立民的电话没人接。 又打了一个，杨澜的电话没人接。 之后，我再打，找高立民，找杨澜。 属于我歇脚的地方就是传达室的长凳，上面坐着一排人，两个上访告状的，三个等人的，一个学生模样的。不一会，上访的走了，等人的等到了朋友也走了，学生模样的人不断地打电话，终于得到了一个否定的答复，悻悻地走了。最有悬念的就是我，干等。 就这样，在那条长凳上度过了我在北京的第一天，从我决定来北京到现在，整整24小时。24小时，我的世界变样了，但是至少此时此刻我还没有后悔。 到了快下班的时间，我开始着手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 晚上的住宿是我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看似简单的衣食住行离开家全成了事儿。在家的时候听一个来过北京的朋友说，文化部附近有一些旅馆比较便宜，也许文化部招待所住的都是比较有文化的人吧，这就是我当时的逻辑。但是文化部在哪儿呀?和中央电视台一个性质，应该不远吧？此时的我一天都没有吃东西，我找了个小面馆勉强吃了一碗汤面，比我们的兰州拉面差远了，还特贵。我又狠狠心，再打一辆“面的”，坐在车上心里特别不踏实，文化部的招待所究竟在哪儿？车似乎又开了很远，看着计价器开始蹦字儿，我的心揪着疼，什么都没干成，就花了这么多钱，今后怎么办?也许自己真的太莽撞了，来北京之前竟然连个朋友都没有联系，弄得如此狼狈不堪。 好在出租车终于在20元之内到了文化部。当时的文化部在现在文化部的对面，是一个高大但老旧的楼，门口有警卫站岗。我被出租车丢下后孤零零地拎着行李在大街上没目的地走，眼中踅摸着有没有什么旅馆。我的衣着打扮和手中的行李都昭示着我是一个外地人，用现在的话说：外地来京打工人员。 文化部在沙滩儿，北京人说的时候加上儿化音，我不知道，只知道自己在“北京的沙滩” 转悠了很久。在天即将擦黑的时候，我在路边的角落里看见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招待所” 三个字。走进去一看，是一家人防工事改造的地下旅馆。走过一条很黑的楼道才看到旅馆的“前台”，一个胖胖的大妈操着熟练的北京话，盘查了我的军人证。登记之后，分给了我一间三人房中的一个床位，价钱是每夜14元。就这样，我在繁华北京的地下，找到了一个落脚的地方。值得庆幸的是，和我同住在一间屋里的是两个来北京寻梦的画家，沙滩离美术馆很近，他们住在这里到美术馆非常方便。在这个简陋的小屋，至少有三段不同的梦想。
漂在北京(2)
住在文化部招待所非常不方便。北京之大，出乎想像，到中央电视台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而且没有直达车，倒车就要倒好几回。我已囊中羞涩，不可能像头一天似的那么奢侈地打车了。向大妈问清了路线，第二天一早，我穿了一件干净便装，又辗转来到了中央电视台。当时中华世纪坛的位置是一个公共汽车总站，从那儿下车后，到中央台东门。 来到中央台东门口，武警森严地把守着大门，传达室的窗台上依旧放着几部分机电话，直拨6850之后的四位数字就可以。于是，我又开始拨打高立民的电话，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等待后，依旧无人接听。于是不厌其烦地拨打和等侯。从中午一直到下午四点多，简单的四位数字打了整整半天，这个号码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到了很晚的时候才听别人说，因为春节假期还没有完全过完，多数部门都没有上班，只有新闻部以及有晚会任务的部门在值班，其余的还在享受大假。估计高立民他们也是这种情况。 第一天就这样无功而返，回去的路上又随便吃了碗面条。整整一天，除了问路，我竟然一句话都没有说！是啊！跟谁说？说什么？没有朋友，更没有亲人，又舍不得打长途电话回家。 在兰州我虽然也是一个无名小辈，但是从来没有感觉到孤独。 人在一个没有亲情环境中的寂寞，是一种无法排遣的煎熬！回到地下旅馆，倒头便睡。同屋的画家也是寻梦未归，半夜听到他们回来的脚步，疲惫而沉重，尽管没有交流，但我知道他们也许遭遇了这个城市同样的冷遇，现在知道那种感觉就叫“郁闷”。 第二天，依然是同样的程序，依旧是无人接听的电话，我开始不奢望什么了。想想自己也挺莽撞的，为什么不在兰州联系好了再来？为什么不先确认人家上班的时间？看来光是鲁莽和激情远远不够，还要得要领才对。传达室的阿姨对我的到来熟视无睹，也许这样的人她们见得太多，早已见怪不怪。 晚上仍旧回到地下，仍旧到那个面馆吃面。其实中央电视台到文化部之间的这段路，要经过繁华美丽的长安街、天安门，可以看到北京最令人心动的夜景，我在黑暗的心情包裹之下，哪能看到亮丽的景致?当时中央电视台对我来说就是北京的全部。这一天显然对周围的环境熟悉了一些，我安慰自己：碰壁的主要原因是没有经验，没有找到要找的人，一旦电话打通，就会一通百通。“黑夜过去，就是早晨”我这样开导自己第三天依然执行旧的程序。早上，和我同屋的那个画家退房走了，临走的时候还向我道了声再见。真不知道他遭遇到什么，而今又在何方？也许已经如愿以偿地在巴黎开画展了?也许他不会想到当年那个天天上电视台找人的小伙子已经是观众熟悉的主持人了吧？青春岁月的那种执着追求是令人终生难忘的。 真是天道酬勤。第三天我竟然打通了杨澜的电话。 当电话忽然有人接听的时候，我的心都快蹦出来了，声音非常熟悉，是杨澜!“杨澜，你好！我是兰州的朱军。” “啊，你好。”她竟然记得我。 “我来北京了，我在中央电视台的东门，你能接我进门吗？” “对不起，我不在台里，我在外地呀！” 顿了两秒钟，杨澜问我：“你住哪里呀？” “文化部招待所。” “怎么住那么远呀！那边有招待所吗？干脆你住燕京饭店吧，梅地亚太贵了，我在外地不方便，等我回来咱们再联系吧。” “好啊，谢谢！”我急忙道谢，我是挺虚荣的人，绝对不想给人添麻烦。不管怎么，杨澜给了我一条切实的建议，我还是很感激的。 我一生都会记住，把我领进中央电视台大门的，竟然是一个我至今都不认识的陌生女孩高立民的电话还是没有打通，反正也没事，到燕京饭店看看吧。杨澜提到的梅地亚宾馆在中央台北边，当时显得特别气派，听说台里重要的嘉宾都住在那里，这个宾馆几乎和中央电视台齐名。而燕京饭店也属于老字号，离中央台步行20分钟可以到，就在长安街的边上。但是一走进大堂我立刻后悔了，这样金碧辉煌的地方我断定根本没有能力消费。
漂在北京(3)
在前台处，我轻声问一个值班的小伙子：“请问标准间多少钱一天？” 穿着笔挺制服的服务员，似乎从穿着和相貌上看出我是外地人，不屑地甩过一句：“二百六！” 接着追问：“您住几天？”不屑的眼神继续着…… “噢，谢谢！我替朋友打听的”我遮掩着自己的尴尬。 但是，我知道无论怎么掩饰，那种难堪一定写在脸上。我低着头快步走出大门，不长的路显得很远，我不敢回头，觉得许多眼睛在看我。其实我错了，除了自己，没有人会在意发生在这个异乡青年人身上的事情。走出大门，我在长安街上奔跑了很久，直到气喘吁吁地停在一个家属院无人的角落里。我倚着墙蹲了下来，抱着头，心绪如麻――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我找不到属于自己的角落，也不知道自己努力的价值所在，甚至没有了希望和幻想。 后来《艺术人生》中的很多嘉宾都有类似的经历，而且都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然而走过来了，发现挺庆幸，因为困难成了自己的战利品，成了属于自己的故事。当初置身其中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难以名状。 我努力平复着自己的情绪：住不住燕京饭店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找到自己要找的人。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是男人！至今我时常用这四个字鞭策自己。 于是，又回到了东门，继续等侯！高立民的电话仍然没人接。 第四天，我依旧一早来到东门打电话等待。看见台里上班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人拿着证件接台外的人进去办事。每当有人从书包里掏出证件直接被武警放行时，我都羡慕不已。在东门遥望中央电视台里面，一个高楼，一个矮楼，高的叫“方楼”，矮的叫“圆楼”，来来往往的人熟练地念叨着这两个楼的名字。 这时，我看见一个年轻女孩子从东门出来，大声地叫着一个人的名字，那人从远处跑来，跟着小姑娘办好手续便进了门。不一会，小姑娘又出来，又接进去两个人，看的出小姑娘可能是专门负责接人的，小小年纪，权力不小。传达室的阿姨见到她便直接办证，还笑呵呵地搭着话。 当小姑娘第三次出来的时候，我硬着头皮迎了上去，厚着脸皮和人家搭讪。以前从来没有和陌生女孩说话的习惯，这次实在被逼无奈，只能“不择手段”了：“小妹妹，你是哪个部门的？” “有什么事吗？” “我来找人，可是人不在，我想进去找，没有人接。我是兰州的军人。” “那你跟我说也没有用呀！” “给你看我的军人证，我不是坏人，我找《地方文艺》的人。” “我不能随便接人！” 女孩斩钉截铁地说，白了我一眼就又进去了，弄了我一个大红脸。30岁的人了，又是当兵的，跟人家中央电视台的年轻女同志“套磁”，人家怎么想我？ 我沮丧地站在门口，忽然多了一个心理负担，想挽回点面子，真希望高立民能马上出现救救场。没多久，那个小姑娘又出来接人，见我站在那里脸都冻红了，主动问：“那个军人，你过来。我问你，接你的人还没有联系上呀？” 我摇摇头。 “我再看看你的证件。” 我赶忙掏出军人证递上，照片上穿军装的我挺精神，至少比当时落魄的样子要神气得多，小姑娘仔细看着我的证件，我连忙解释：“千万别误会，我是实在没办法了，看你来回接人才求你帮忙给问问。” 也许我的长相实在不像坏人，要不就是当时的样子实在可怜。小姑娘想了想说：“这样吧，我把你弄进去看看，要是找不到你的朋友就赶快出来，千万别自己乱跑，千万别说是我接你进去的！” “真是太感谢了!”我简直觉得遇见了大慈大悲的菩萨，千恩万谢地跟着她来到传达室的阿姨那里，先将自己的证件递上，在一个小本上简单登记，阿姨将登记的表格撕下一半，盖个印章给我，再将一个写着号码的不干胶贴纸贴在证件的背后。
漂在北京(4)
我拿着那个半截的登记表和半截不干胶，终于在苦苦守候四天之后走进了中央电视台的大门。 小姑娘嘱咐我：出门不要忘记退卡。说完，径直走了。我赶紧说了声谢谢，当时一激动，忘了问小姑娘的姓名和部门。直到今天我都万分感谢这个善良单纯的女孩，真想知道她是谁，真想当面说声谢谢。我一生都会记住，把我引进中央电视台大门的，竟然是一个我至今都不认识的陌生女孩。 或许她早已不记得这件事，但是她无意中的举动给了我人生最重要的一次帮助。我多么希望她能看到书中的这个段落，接受我由衷的谢感。记得在《艺术人生》节目中，陈坤讲到当时他陪着同学考电影学院，本来自己没有什么考试的愿望，但是一个不太熟识的叫陈畅的朋友不但鼓励他试试，还主动帮他交了200元报名费，没有那位朋友的鼓励和帮助，也许就没有今天走红的陈坤。后来陈坤与这个朋友就此失散，陈坤对他却铭记在心。当我们节目的编导找到现在深圳的陈畅，并接通电话的时候，陈坤激动地说不出话来，而陈畅却在那里极力回忆，还不好意思地说，其实他根本记不清帮助陈坤的事情，只是依稀记得大家一起考过试。有的时候，无意中的一个举动可能成就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每每想起这件事，我都特别感动，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可是我连恩人是谁都不知道。然而，又一想，人生在世，其实每时每刻都在接受别人的恩惠，自己经常浑然不知，假如说回报的话，就让我们都善待他人吧！说不定你自己无意中一个热心、一个善举就可以给别人一个重要帮助，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帮助与被帮助中成长的。今天，每当我帮助了一个人，就觉得是回报了一个帮助过我的人，那个帮助过我的小姑娘现在一定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我相信善有善报!我永远祝福她！现在想想那支签子“璞玉雕琢已成器，东西南北任你游，四海皆朋友。”真神!我不想将自己的经历描述的太宿命，但是有些事情真的是人生机缘的巧合。 拿着这张珍贵的进门条，我终于走进了中央电视台的大门。 中央电视台像个迷宫，没人引导简直蒙头转向。上次有人领路还晕乎，这回心虚加胆怯，就更找不着北了！上了电梯，奇怪的是电梯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到中央台10年了，唯独那次只有我一个人。 电梯里有一面镜子，我看到了自己，算是那天见到的唯一的“熟人”。电梯的门关上，我不知道该上几楼，犹豫的时候肩膀碰到了“21”。“21就21吧，不行再下来”，隐约记得文艺部好像就是20多层。 随着电梯门打开，我眼前一亮，出现了“文艺部”三个字，真让我蒙上了！到了21层，除了“文艺部”仨字，剩下我都不认识。楼道里人很少，我转悠了一圈，看见了一个大办公室，上面贴着一张纸，花花绿绿地写着：东西南北中。当时一个挺胖的男同志警惕地看着我，问：“你找谁？” 后来知道，他就是文艺部有丰富经验的制片侯洪涛。他在这以后给了我很多的帮助。但是那天的样子着实吓了我一跳。现在想想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办公重地忽然出现了陌生人，当然得问问究竟。 我得到的回答是“高立民不在”，5个字。 又一次碰壁!于是，我只好在走廊上无目的地来回走着。毕竟进了中央电视台的大门了，就不能轻易出去!正当我徘徊不定的时候，电梯的门打开了，急匆匆下来一个人，个子很高，一身黑衣，定睛一看，竟然是高立民！我真是喜出望外，急忙上前叫了一声：“高老师，您好？您还认识我吗？ ” 原以为这么唐突地出现非常不礼貌，没有想到的是，她见到我之后，瞪大了眼睛，惊讶地问：“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啊？”我也愣住了。 听到这话，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难道高老师能掐会算，知道我要来?高立民也一脸疑惑地招呼我，两人在一种基本全晕的情况下，走进了她的办公室。
漂在北京(5)
这是我见过的最乱的办公室，像文化大革命被抄了家的书房，满桌子、满椅子的纸张和磁带，几张一头沉的办公桌毫无章法地乱摆着。高老师几乎是刨了个坑让我坐下，似乎和我已经很熟悉了，一一给我介绍里面的同事，有杨东升导演，刘真导演，崔亚楠导演，现在都是中央电视台赫赫有名的人物，当然还有侯洪涛大哥。电视台习惯上管同事按姓氏叫“什么哥” ，“什么姐”，反而很少叫“什么导”。“这样叫起来亲切”高立民说。 高立民坐定后告诉我：“我昨天还给你打电话，我们有一档节目想试试新人，我推荐你来，你那边电话没有人接。可是，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呢？是谁跟你说的？” 我支支吾吾地回应着，其实最迷糊的是我，天下怎么可能有这么巧合的事情？人家在找我，我正好就送上门来，不可能！这只能是电视剧编出来的故事，现实生活中怎么会有？ 也许当时高老师脑子里都是节目的事情，并没有太过追问我来北京的原因，既然想找的人到了，那就先留着看看吧。说话间，已经到了中午饭的时间，高立民叫上杨东升、崔亚楠、张海潮和我一起到二楼的咖啡厅。 那个时候，中央电视台的咖啡厅像个小食堂，可以点菜吃饭，我被带着在楼里转悠好几圈到了那里。当时看见台里的人既羡慕又敬畏。看到他们熟练地刷卡、买东西、招呼人，似乎都反衬出我的生疏和笨拙。其实在“兰战”我也可以豪放地呼朋唤友，但是不知为什么，到了中央电视台就有了极大的压力。 等菜的时候，相对无言，因为不熟，我不敢乱说话，从心里害怕。 杨东升问我：“你觉得自己行吗？”很突然，像在考试。 “行，我要是觉得不行就不来了。”我几乎是不加思考地脱口而出，其实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我根本不知道。 当时不知道怎么冒出这么一句硬气的话来，这是我来北京遭遇尴尬之后唯一一次挺着胸膛说话。很多年之后，东升在一个饭桌上提起那句话，记忆犹新，说“当时就是那句话让我们觉得你有一种做主持人的自信。”我一身冷汗，我当时真的不知道，他指的“行不行”是哪件事情，后来才清楚他们正在为名牌节目《东西南北中》物色一个男主持人，我是众多候选人之一。原来，高立民1993年9月回北京之后，就在部里向制片人孟欣推荐了我，并给大家看了我在兰州与他们合作时的录像带，因为工作很忙，这件事一直被搁置。直到大家筹备新一期《东西南北中》节目，需要物色一个男主持人的时候，导演们纷纷推荐合作过的主持人，我就成了候选人之一。春节期间高立民的电话打到我们团里，没人接听，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手机呼机，人家正在四处找我的时候，我竟然踉踉跄跄自己送上门来！我在心里说，天助我也！现在想想那支签子：“璞玉雕琢已成器，东西南北任你游，四海皆朋友。”真神!我不想将自己的经历描述得太宿命，太传奇，但是有些事情真的是人生的机缘巧合，我确信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 那天在我记忆中是快乐的一天，因为那一天让我看到了希望。 午饭后大家回办公室，临走的时候给我留下了一打进门条，说：明天进来的时候用。我如获至宝――直到今天我看到进门条都兴奋，每一张纸条都意味可以自由进入梦想的地方，都意味着新的希望。 我将文化部地下室的房费续交了几天，每天到台里“上班”。到了东门可以用那些条子进门，不用无目的地等待了。中央电视台是个工作性质特殊的单位，所有的事无需在办公室完成，大家在外面各自忙各自的。同一组的人假如不开会，半个月见不到面是常有的事。所以给我的感觉是：所有人进屋的目的十分明确，各司其职，根本没有闲聊天的人。如果无事可做，大家可以各回各家，总之无所事事的人几乎找不到。而我在这里似乎真正是一个多余的人，经常胆怯地坐在一个角落里，生怕碍了谁的事情，想帮他们收拾桌子却又不敢乱动，想和人说话，看他们忙得脚踩风火轮似的，又生怕打扰人家。
漂在北京(6)
后来才知道，崔亚楠和我一样，也是中央台寻找机会的打工族。原来我并不孤独，比我时乘命蹇的大有人在.
自卑的剧务(1)
当时我第一份固定工作就是早上到14楼打开水，中午到食堂买盒饭。当时全办公室的人中午吃什么都是由我决定。我去的早，他们就可以吃上排骨或红烧肉一类的好菜。所以中午十一点半之前我就开始惦记这件事情。打回饭，帮他们送到桌上，看着他们吃得开心，我有一种满足感。其实电视人的性格很多是外向和张扬的，并没有什么等级观念，日子一长，陌生感就消失了。直到今天我见到杨东升、刘真他们还常说：我给你们打盒饭去吧！同样，现在我接过组里年轻剧务送来的盒饭都不忘说一句：真不错，好吃！有时看着他们手拎盒饭上下楼的样子，就想起了当年的自己。 我非常庆幸初到这里，就遇见了这些真挚热忱的人，孟欣、高立民、杨东升、刘真、崔亚楠、张海潮、魏党生。直到今天，他们都是中央台许多重要节目的扛鼎之人。他们完全不会夸夸其谈、巧言令色，只懂埋头做事。我幸运地一进电视台，便进入“环保”的工作空间，在那里悟到电视台工作最重要的素质和品质――真才实学加敬业实干。 节目组开会是我最兴奋的时候，一来可以见很多人，终于可以了解大家都在忙什么事情。那时《东西南北中》是中央一套黄金时段的节目，每周六晚上20：10的CCTV-1播出，当时CCTV-3综艺频道还没有开播。中央一套的节目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可想而知。 当时正在策划《东西南北中》春节后的第一期节目。我在组里打了半个月的杂工，当了半个月的剧务。有一天高立民对我说，我给你介绍两个领导认识一下。这两个人，一个是当时《东西南北中》的制片人孟欣，后来她创办了著名的《同一首歌》栏目，另一个是当时文艺部主任邹友开。 孟欣身材不高，打扮入时，整个人透着一种精明干练，她一边走路一边比划着和旁边的人说话，语速很快，有浓重的东北口音，是电视台非常能干的导演。孟欣年纪长我几岁，看人的时候会直视你的眼睛，给人一种强大的压力。但是接触久了更强烈感受到的是，她身上东北人的豪爽和仗义。孟欣是在中央电视台遇见的第一个可以决定我命运的人。 见面之后的一天，孟欣提出要看看我的资料，我必恭必敬地把在书包中揣了半个月的录像带拿了出来，双手捧着交给了孟欣。看录像的时候，她一句话不说，我屏住呼吸惴惴不安地等待，邹主任正好经过，淡淡地问了一句：“这个小伙子是谁？” 我胆怯地说：“主任，是我。”说话的时候完全没有底气。 这是我第一次因为业务被人注意。这让我欣喜若狂，尽管依旧是无所事事的一天，但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却都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面。人是很怪的，遇到自己重视的事情，记忆力、意志力都非常好。那是一段没有什么私心杂念的日子，电视会带给我怎样的生活上的变化，想都没想过。想成功的心情是强烈的，但什么是成功呢？当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吗？来北京吗？懵懵懂懂! 孟欣在下班的时候，忽然问了我一句话：“朱军，你住哪儿？” 我照实说了。孟欣几乎是瞬间做出了一个决定，对崔亚楠说：“亚楠呀，朱军住的太远了，搬来和你住吧。” 亚楠二话没说，痛痛快快地答应了。孟欣走了，崔亚楠就和我商量搬家的事情。亚楠是内蒙人，长得人高马大，性格看得出来非常爽快。崔亚楠现在是文艺中心的著名导演，综艺频道（CCTV-3）的频道形象宣传片几乎都是他的手笔。你现在随意打开电视调到中央三套，每个节目结束后，都会播放崔亚楠的宣传作品。当时，他是《东西南北中》的一名普通导演，就住在剧组驻地宾馆的一个房间里。由于电视台的办公室非常狭小，节目组都会在附近的宾馆或写字楼租个剧组驻地，晚上还可以给“无家可归”的外地同事当宿舍。我的到来侵占了亚楠的单间，但是看得出来他从心里接纳了我这个来自西北兰州的青年。
自卑的剧务(2)
第二天，我拎着自己的行李，“三牙一毛”，加两件衬衣，和崔亚楠一起来到了位于翠微宾馆的单身宿舍。这是一个普通的标准间，两个大男人住显得非常小，但是房间有一个向阳的窗户，在我看来这间房子象征了太多美好的事情，我不但可以不交钱，白吃白住，而且终于可以在早上醒来的时候看见阳光了。 为了庆祝我的“乔迁之喜”，我和崔亚楠到附近的菜市场买了一些火锅原料，羊肉、白菜、毛肚、豆腐、蘑菇，还买了地道的北京二锅头。回到宿舍，用他的电饭锅烧了一锅热水，这是我到北京之后最丰盛的一顿饭，不仅有酒有菜，更重要的是有了一个朋友的陪伴。西北人很能喝酒，但是在北京的这几天，为了避免一个人喝闷酒，我很少沾酒。水烧开了，冒着暖烘烘的热气，肉和菜的香气散发着诱人的味道，我和亚楠用茶杯倒满了酒，一口酒，一口菜，让我真实地感到了一阵温暖。 亚楠喝了一口酒，说了一句让我终身难忘的话：“兄弟，我看你行，好好干，我不会看走眼的……” 说完我们一饮而尽，这杯酒的浓烈，这句话的温暖，不知给了我多少信心和勇气。亚楠是我来中央电视台结识的第一个朋友，他给我的鼓励和自信犹如雪中送炭，直到今天我们都是莫逆之交。 后来才知道，亚楠和我一样，也是在中央电视台寻找机会的打工族，只是比我早来半年，他还告诉我，中央电视台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很多，大家全力投入，不计名利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听他这么一说，原本非常封闭胆怯的我反倒更有了自信。原来我并不孤独，比我时乖命蹇的还大有人在。现在想想，人是多么需要交流！又是多么需要朋友！记得在《艺术人生――周华健》节目的结尾处，我提议节目组准备了好酒和华健畅饮，那天我兴奋地和周华健以及现场的观众大声地唱到：“朋友不曾孤单过，一声朋友你会懂，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当时的心情非常激动，脑海中浮现着10年前和崔亚楠的那次难忘的晚餐――从那之后，我和崔亚楠便成了行影不离的好朋友。 我心里偷偷琢磨，奋斗10年，我怎么也能开上辆“奥拓”吧! 住在翠微宾馆的日子开始让我觉得踏实了一些。每天早上，我和亚楠坐地铁上班。兰州没有地铁，北京的地铁很快，我们只需要坐一站就到了。那时候地铁票价是五毛钱，对于我们这样的短途来说实在是不值。于是为了省钱，捎带着锻炼一下身体，我们每天跑步上下班。看到长安街上来往的车辆，我心里偷偷地琢磨：奋斗10年，我怎么也能开上辆“奥拓”吧！简单而有目标的生活是快乐的，能如愿以偿地做自己向往的事情，再加上年轻和健康，我已非常满足。由于以前当过相声演员，天生的活跃和开朗让我的心境打开了很多，尽管还不时有惶恐和不安，但是我总对自己说：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初春的一个午后，孟欣对办公室所有的人说：“今天晚上开《东西南北中》新一期的策划会，大家该准备的准备一下。” 于是，编导们纷纷打电话请人，整理材料，我没有什么可准备的事情，也不敢问，心想：只要他们能带我去就行了。 晚上，我们从台西门出来，打了一辆“面的”，这是我来北京之后第二次坐出租车。那个时候的公主坟还没有立交桥，是一个巨大的环岛，环岛中心是一个彩色音乐喷泉，平时不开，只有过年过节才开放。这里是北京的一个景点，很多人专程坐车来看。“面的”绕过环岛，到海军大院的门口停下，车门打开，上来一个漂亮女孩，穿着时髦，与大家非常熟悉，一上车就说说笑笑，她就是当时《东西南北中》的主持人许戈辉，一个漂亮且礼数周全的女孩。许戈辉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现在凤凰卫视主持一档访谈节目《名人面对面》，我们依旧主持同类节目。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即将得到的工作便是做许戈辉的搭档。大家介绍我们认识，我的称谓是“这是新来的朱军”，大家都这么说，我差不多习惯了。我对许戈辉第一印象很好，加上前面的杨澜，幕后的孟欣、高立民，感觉中央台女同胞的气质整体出众，她们知性、活跃、干练，而且不失女性的俊美与文雅。我始终确信，高素质人才聚集的环境，会不断提升个人品质。这也使我更加坚定决心，进军中央台。
自卑的剧务(3)
接上许戈辉，我们到了京丰宾馆的一个会议室，在那里我又见到了另一位仰慕已久的著名策划人焦乃积先生。请外脑策划是电视台做节目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方式，无论是《东方时空》、《实话实说》，还是我们的《艺术人生》都是如此。策划是一个由虚到实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是结构节目，更重要的是探讨节目理念。我在策划会上学到了很多东西，知道了做节目不仅要懂得制作方面的技术，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时时处处敏锐的思维和创新大胆的意识。 此时我坐在一个角落里一言不发，当然也没有发言的资格。听着大家各抒己见，侃侃而谈，我觉得自己的汗毛孔都张开着，脑子跟录音机似的，几乎能背下他们所有说过的话。也许是因为那个时候太过敏感，对专业的敏感，对每个人、每件事情的敏感，还真让我学到了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 现在《艺术人生》的策划会也常有这样的情形，专家老师和组里的制片人、导演侃侃而谈，作为主编和主持人的我可以坐在会议桌显著的位置上，信马由缰地说话，在会议桌的外围也会经常坐着一些陌生、年轻的实习生，我有时偷偷地观察，他们有的瞪圆了眼睛随着大家喜怒哀乐，有的坐在一边无所适从地东张西望，有的干脆莫名其妙地玩着手中的笔记本……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发现：瞪圆眼睛的人依旧在，而且开始侃侃而谈地发言，无所适从的年轻人已不知身在何方。我无法对他们进行“培训”，因为时代不同，大家想法各异，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那句老话：机遇，从不光顾毫无准备的人。 策划会一连开了七天，天天挑灯夜战，而且越是深更半夜大家越是才思泉涌。最后一天的晚上，节目的基本样式确定了。邹友开主任来了，大家需要将策划的结果汇报给他，批准后就可以领经费开始拍摄工作了。 忽然，孟欣说―― 孟欣常常会说出一两句惊人的话，作出一两个惊人的决定，瞬间迸发。也许这是电视人的思维习惯，现在我也这样。当时确实非常不习惯。 忽然，孟欣脱口而出：“朱军，你给邹主任说说我们这几天讨论的结果吧！” 要我说？我连自己在这期节目里干什么还不知道呢！但是，她确实要我说，我没有紧张，因为我连紧张的时间都没有。 那就说吧！在这个节目组中，头一次，不是说中午盒饭的事，而是1994年第一期《东西南北中》的策划方案。听我说话的人是能决定我命运的人。 相声演员，记性好，再加上太多敏感，竖着耳朵听的东西一句都没落，我当时连相声“贯口”的工夫都用上了，一气呵成。尽管仅仅是转述别人的观点，20多分钟吧，房间中就我一个人在说话，大家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事后很久，孟欣说，就是在那一刻决定用我作这一期的主持人。 那天晚上，我的命运改变了。 转述完毕，没有赢得什么“好评”，因为这点成绩是电视台的导演们都必须具备的素质，那天我觉得自己超水平发挥，其实和大家相比也就是个平手，但是平手对我来说就是胜利！邹主任点点头，批准了策划方案。 散会后，老孟说，“朱军，没事和许戈辉好好聊聊，熟悉熟悉，这期你俩搭挡试试！”说完转身走了。 奇怪！求之若渴的东西来了，却没有瞬间的狂喜，也没有什么人向我祝贺，高立民、崔亚楠他们都没有，一切显得异常平静。 在《艺术人生――羽泉》节目的时候，我清晰地记得两个小伙子一唱一和地讲起当年千辛万苦得到第一张滚石的唱片合约，也就是他们的成名作《最美》时，也是平静之极。海泉说：“得到一张唱片合约并不意味着成功――” 又一次暗下决心，我必须成功，不然都对不起这两套衣服。 现在回想，自己所谓最重要的人生关卡，也并非那么步履艰难。在《艺术人生》中与众多嘉宾畅谈人生经历之后，觉得每个人都有一个难以逾越和战胜的关口，旦凡成功者，几乎没有顺风顺水的，都有逆水行舟的经历。但恰恰是这一点，摔打出好水手，使他们成为驾驭生活之舟的胜者。当然仅有勇气还不够，还要成为智者。当年邓婕在是否争演《红楼梦》中王熙凤的时候，犹豫不决。她看到墙角有红白两只蜘蛛，就将自己比成红的，假如红蜘蛛先爬到墙角就力争，白蜘蛛先爬到墙角就放弃。结果，白蜘蛛拐弯了――假设那次红蜘蛛真的没有胜利，那么今天的邓婕会选择什么样的生活呢？人生中有很多的机缘巧合，也有很多的情绪左右我们，那一瞬间没有任何榜样，只有崇拜“自己”。人生中真正的艰难困苦，是选择和等待机会的耐性，以及延续这一耐性所付出的努力。 真的要录像了，真的要在中央电视台主持节目了，准备比等待更加紧张。于是我每天很早来到办公室，把一切相关的带子和节目资料都看一遍，回到宿舍趁亚楠不在的时候对着卫生间的镜子说：“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东西南北中》，”尝试着各种表情、各种肢体表达，活活一个神经质。和许戈辉也是天天打电话，一到办公室就对词，其实充其量不过十几句话，对了一遍又一遍，我生怕因为自己的一点闪失而前功尽弃。 还有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我根本没有出镜的衣服，来北京时就带了两件衬衫，毛衣穿了一个冬天。那时主持人的服装都是自己准备，再说我还不是主持人呢，也不好意思问大家。来北京时带的钱几乎用光，好在吃饭住宿有了着落，可当时身上的钱连一套“假冒伪劣”的西服都买不起。来北京个把月，从没去过服装店，根本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买到便宜衣服。 这件事老是困扰着我，越临近录像我越心急火燎。 和我同住的崔亚楠看出了我的心思，问我：“到时候你穿什么呀？” 没等我说话，他神秘兮兮地拉着我就出去：“我给你弄套衣服去！” 我们出门坐上地铁。路上他才告诉我，他认识一个叫“仕奇”西服专卖店的老板，也是内蒙人，他的老乡，我们可以先向他借身衣服应应急。那时还没有“服装赞助”一类的说法，完全是朋友帮忙。仕奇的专卖店在沙滩儿美术馆的后面，这是我在北京唯一熟悉的地方，算是“故地重游”吧。 进了门，老板正好在，一看亚楠和就他很熟悉，寒暄了几句就开门见山说明了来意。那老板40上下，也是人高马大。我感到特别羞愧，堂堂男人向人家要东西，有嗟来之食的感觉，心里不是滋味。看着亚楠嘻嘻哈哈的样子，我也故作满不在乎。没想到，人家老板听明白我们的意思后，二话没说，指着一屋子的西服，就说了仨字：“随便挑！” 我的心情一下子畅快了很多，不知道是感激还是兴奋，觉得心里暖暖的。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我非常感谢这个西北汉子的仗义。直到今天，仕奇的专卖店依旧在那个地方，门脸儿大了，生意更红火了。好人有好报呀！ 我拿了店里最便宜的两套衣服，一身灰兰色，一身浅色，店员帮我打好包，我们道了谢，走出店门。迎面看到了美术馆的大楼，到地铁的路上还经过文化部招待所。我拿着这两身珍贵的衣服，心中又一次暗下决心，我必须成功，不然都对不起这两套衣服。 录像的当天简单而顺利，是中央电视台的资深化妆师李英给我化妆。很久没化妆了，已不习惯看粉墨登场的自己。我到卫生间将化好的妆擦去了一部分，想尽量自然些，直到今天我都不喜欢化妆，只要不影响拍摄，总是素面朝天。 节目的要求很简单，我只是和许戈辉在演播室中将串场的词录一遍就行，每回几乎都是一次通过，因为词我已经背得滚瓜烂熟。录像后，我换下衣服。到中午了，继续去打盒饭。 我和导演高立民一起进机房，剪片子。每每剪到有我的片段，我都特别仔细地看自己，明显有点傻，明显不自然，说话再慢点就好了……我给自己找出无数的缺点，摄像机总是能夸大人的缺点，经常在机房里觉得自己“惨不忍睹”。也经常有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到机房看上一段，忽然就问：“这小伙子是谁？” 每听到这样的问话，我都自我安慰地当成是在夸我。 我坐在机房的角落里，像个剧务一样地送水送饭，进来的人不会注意我，但是他们至少注意了屏幕上的我。我是一名电视节目的主持人，我不求在生活中光彩照人，但要在屏幕上引人注目。假如我能被中央电视台接纳，首先我要被观众接纳，我相信，命运在自己手里！那个时候，白天工作，晚上做梦都说：“东西南北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一天到14楼打水，我在电梯里碰见了赵忠祥老师。赵老师长得和电视上一样，有点胖，站在他身边，我的心突突地跳。赵老师在观众尤其是中央电视台员工中有一种莫名的威信，大家对他的尊敬既不是出于地位也不是名气，来自一种内在的力量。赵本山和宋丹丹的小品说到了心里“十分想见赵忠祥”。站在他身边手拎着开水瓶，心想：有没有那么一天可以和他一起站在屏幕上呀?我捡了根竹竿，颓废地躺在床上，捅电视上的频道按钮，从一捅到八，再从八捅到一。 熬机房是一个艰苦的工作，空气浑浊，不见阳光，“躲进小楼成一统”，却令精神十分集中。直到有一天晚上，终于编完了，孟欣要来审看，之后就可以合成，上字幕。我站在旁边心里盘算：会给我打一个什么字幕呢？ 我有些忐忑，隐隐地期待着什么。 于是等待。 这不是第一次等待了，在东门；在办公室；在策划会上―― 今天的等待最具体，我做了最坏的打算：只让我玩一把，过把瘾就走！没关系，只要曾经拥有过，至今我不后悔。我站在一边胡思乱想。节目审过皆大欢喜，机房的技术员熟练地上字幕。这时，技术员头也不抬地问了一句：“朱军名字前面打什么字呀？” “‘主持人’呀！”孟欣极其不经意说出了三个字，技术员照办。周围没有任何人流露出惊异或是质疑，依旧没有喝彩和祝贺，大家平静地继续后面的工作。只有在我的心中，经历了翻江倒海的激动，我强忍着―― 我害怕，没有任何名分的我可以被叫作“嘉宾主持人”，或者“特约主持人”，如果这样就意味着我只有这一次机会，就意味着我只是在中央电视台领了一个纪念品，接下来我就要打道回府，而我的努力都将化作遗憾。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1994年3日28日，我终身难忘的一天，我庆幸它成了一个起点而不是终点。 孟欣走的时候，我胆怯地说：“谢谢孟导。” 孟欣只是笑了笑，高立民也冲我笑了笑。现在回想，当时我没有任何正式手续，身份还是兰州的军人，高立民老师毫不介意地将我领进大门，孟欣导演坚决爽快地收留了我，邹友开主任广纳贤言认可了我，而每遇关键时刻，又会有崔亚楠、杨东升、刘真、张海潮他们的侠义身影，伸出援手，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人生路上会遇到很多朋友，很多恩人，我是幸运的。他们的出现给了我人生路上最重要的帮助。今天我们都是非常熟悉的同事，常常可以见面。是他们陪伴我度过了人生的一道关卡……。 我终生祝福他们
就当是兰州军区交给你的任务(1)
节目顺利播出。播出就播出了，三秒钟激情之后留下了更加现实的生活。 将自己的名字前面打上“主持人”三个字，在我看来是人生的转折，其实什么都不能代表。 那短暂的三秒之后，我需要处理的是一系列更加具体和棘手的问题。如果之前的困难还带有很多的人生命运感，以后的问题就更加现实――现实就意味着一时半会儿靠我的力量难以解决。 节目播出那天，我只是通知了兰州几个要好的朋友以及自己的家人，不想再口出狂言给自己更多的压力。更重要的原因是，出来很久，既没有向团里正式请假，也没有和哪个领导私下打过招呼，我依旧是个军人，部队的一纸命令可以让我所有的努力灰飞烟灭。 而这边，自己的业务水平时时处处都需要提高。更麻烦的问题是，我带的钱几乎花光了。 我不敢向任何人提任何要求，因为我什么资格都没有，也不敢打电话回家，因为我知道我出来的时候带走了家里所有的钱，就像歌里唱到的：“所有的问题都自己扛――” 不久，《东西南北中》剧组搬家到了京丰宾馆，在北京丰台区，离台里的距离更远了，跑步肯定不行了，于是我又多了坐车的开销。每天上班依旧和以前一样，早晨打开水，中午买盒饭，乐呵呵地和大家一起研究节目，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着。那时，中央电视台只有两套节目，节目量不大，我们的《东西南北中》是每月播出一次，节目制作周期很长。 周末，不上班的时候，是我最难熬的，因为那时暂时搁下的烦恼都回来了。 我一个人在宾馆的房间里看电视，中央台和北京台一共才有几个频道，更没有卫视节目，那种8个按钮的电视机就足以排满所有的电视台。没有遥控器，在楼道中捡了一根竹竿，长度正好够得着电视，我颓废地躺在床上，用竹竿捅电视上的频道按钮，从一捅到八，再从八捅到一，反反复复，在烂熟于心的几个节目中倒腾。实在饿了，就来袋方便面泡泡，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白天睡多了，晚上睡不着，夜里连电视都没得看的时候，我难以抑制地开始思念自己在兰州的家，回味咀嚼惬意的小日子。房间里没有电话，即使有也打不起长途，于是漫漫长夜让我阵阵恐惧和狂躁，毕竟我不是初涉人世的小青年，眼看30岁了，上有父母双亲，下有妻子家庭――以后怎么办？沮丧时想到了回去。然而那3秒钟的电视镜头，给了我生命的全部期待和信心!全部的关键就在挺一挺!很多时候，成败就在一念之间，我不害怕具体困难，但是心灵上的孤寂，那种在异乡的不安全感让我难以自拔，我仍然在漂…… 有一天中午休息的时候，我想到商场买点主持时用的化妆品，因为经常在外景出镜，化妆师不能常在身边，常常需要自己化妆。我和崔亚楠到离中央电视台不远的百盛购物中心，两个大老爷们儿来买化妆品，又不熟悉品牌，转悠了一圈终于来到了“羽西”化妆品柜台前。小 姐热情介绍一番，我们随意买了一瓶深色的粉底，一个浅色的唇膏。小姐好奇地问我们为什么买这些东西，崔亚楠快人快语跟人家小姐逗贫：“小姐，他是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过几年肯定是一个大明星，你还不赶紧让人家给签个名!” 小姐听了他的话，上下左右打量了我一番，一脸的莫名其妙，很不屑地问了一句：“您是主持什么的？怎么还自己买化妆品？”边说边低头熟练地帮我们包装。 小姐的话真伤了我的自尊，就觉得臊得慌。后来在录制《艺术人生――黄磊》节目的时候，他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刚刚和陈凯歌导演合作拍完《边走边唱》，心气正高，却没有什么新戏可拍，闲在家里。一次家里来了一个电工，修理完了电器，黄磊的爸爸为表示感谢，非要送给人家一张黄磊的照片，还要黄磊在照片后面签名，电工愕然地看着黄磊问：“他演过什么？”
就当是兰州军区交给你的任务(2)
黄磊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显然有成功者的自嘲和幽默，但在当时一定是尴尬的。对于演艺界的人来说，成名意味着一种成功，那种站在大家的面前却被熟视无睹的滋味并不好受。人有些正当“虚荣”是很自然的。但在当时，经常遇到的嘲讽，像针一样地刺伤了我，不管有多么俗不可耐，在我的心里，我开始真实地渴望被大家认识，因为我知道那是我真正成功的一个标志。 “别在我这晃悠了，下午我们就走了，找谭梅亲热去吧!”刘部长善解人意地把我“轰”了出去。 我“擅离职守”到北京后不断地接到团里的同志捎来的口信，甘肃电视台的节目也要定期录像，我就想方设法周旋，什么生病请假、有事外出等等，时间长了总觉得不是个办法。但又有什么其它办法呢？ 1994年4月26号，谭梅她们到朝鲜访问演出回国，要在北京转火车回兰州。她们的日程安排得很紧，深夜到京，只休息一个上午，下午一点多要离开。这是我和妻子分别好几个月之后唯一一次见面的机会。同时我也知道，这次带着她们出国的是兰州军区文化部刘部长，这真是难得的机会，我得见机行事，把“擅离职守”的事向领导汇报。当然同时就意味着我和谭梅见面的时间又会缩短很多。 那天上午，我向台里请了假，早早来到谭梅她们住的空军指挥学院招待所。说来也巧，上午10点10分正好是《东西南北中》重播的时间，我到了驻地先没找谭梅，径直来到了刘部长的房间。刘部长对我的突然出现深感惊讶，这么久没有见面，忽然出现在北京。寒暄之后，我打开电视机，不一会儿，片头闪过，我的影像出现在屏幕上。刘部长惊讶地睁大眼睛：“朱军，你？这是怎么回事？” 我没有说话，节目播出了20分钟。我一语双关，斗胆问刘部长：“您觉得行吗？”。 刘部长仔细地看看台标，CCTV-1，又回身看看我，将信将疑。我怕惹恼领导，于是寻章摘句拣好听地说，把自己来中央电视台实习的事情，谈了个大概轮廓，然后非常委婉地说出了我的耽心。 刘部长是个老军人，性格刚直，说话不拐弯，看看电视又看看我，似乎全明白了，然后坚定严肃地说了一句让我终身难忘的话：“朱军同志，你要好好在中央电视台实践，而且要把它当成兰州军区交给你的任务来完成。懂了吗？” 一语惊人！早知道刘部长开明通达，但这样地痛快淋漓是我万没想到的!“谢谢首长！”我便装，敬了一个军礼。 “别在我这里晃悠了，下午我们就走了，找谭梅亲热去吧！”刘部长善解人意他把我“轰” 了出去。 从刘部长那里走出来，如同吃下定心丸，气定神闲。只有当过兵的人才能理解我那时的心情。从入伍的那一刻，我就懂得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父亲是老兵，从小严格的家教绝对不允许我违抗组织。假如团里一纸命令让我回兰州，别说是中央电视台，就是上月球我也不敢。我是军人，我可以追逐梦想，但是我必须服从命令，我没的选择。刘部长命令我“好好在中央电视台实践”，就像小时候有一回生病，医生没给开苦药，竟然让我“连吃三根冰棍” ！我一听，什么病都好了。 眼下，刘部长又命令我“和谭梅亲热去”。哈！这就叫时来运转吧!匆匆见了见谭梅，很久没见，彼此都瘦了。房间里人来人往，两人只好客气地互相问候一番，紧接着就得出发去火车站。我拿着她们好几个女同志的行李，将她们一直送到车站。我俩都有一肚子话想说，想给她讲讲在北京遇到的人，听她说说家里的事，一切都没有时间，没有机会，只能在她和同车的女伴们嬉戏玩笑的瞬间，交换一下会意的眼神，默默地思念和鼓励。 拥挤的站台，熙熙攘攘的人群，我悄悄嘱咐一个熟悉的战友，车开了帮我照顾梅梅。一阵忙碌之后，安顿了下来，车还没有开，我们隔着厚厚的窗户对望。这三个月，我知道她和我一起承受着很多，而以后还要承受更多。尽管我今天得到了一个有分量的默许，未来对我仍旧是个谜
就当是兰州军区交给你的任务(3)
我望着车窗中熟悉的面庞，一时间强忍着哽咽，刚刚经历了重逢喜悦，马上又要面对离别之忧，而且还有一个只有我俩知道的心事，一直不敢提起。那天，1994年4月26日，正好是我30岁的生日，真正的“而立”，老天给我的生日礼物仿佛是一颗希望的种子，充满了悬念，似乎只有耐心地耕耘，假以时日的培植，才有收获的可能，可是谁又能知道它将会经历怎样的风雨？ 我必须先走，不等车开，不等自己的眼泪流出来…… 我扭头就走，没有人陪伴的生日，没有蛋糕和蜡烛，我在心底里默默许给了她和自己一个美好的未来…… 后来，听朋友说，火车开动的刹那，谭梅号啕大哭。
走到一起来(1)
《东西南北中》在1994年经历了一段非常“火爆”的日子。由于那个时候，节目少，它别开生面地脱颖而出。当时没有详细收视率的统计，但是它的那首主题歌《走到一起来》早已家喻户晓。长期担任主持人，北京的观众竟然也偶尔会认出我，只是还记不住我的名字，我经常被人这么称呼：你不是那个什么军吗？或者见我面张口就唱：“走到一起来……”每当这时，我都特别高兴，观众记忆是对主持人最好的肯定，我太需要鼓励和肯定去不断浇灌我的信心。 我一边解决各种棘手的问题，一边认真钻研主持的各种技巧。兰州团里几次给我警告提示，甘肃电视台也不断催促我。但我决心已定，选择“不归路”，只有孤注一掷地向前行!除了软磨硬泡地和团里拖着，没有其他办法。如果选择退伍转业，中央电视台的门槛又何其容易进入？当时，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我努力，我让观众都认识我，都喜欢我，我相信中央电视台是公平的，中央电视台会接纳观众喜欢的主持人。我孜孜不倦地努力，争取让自己的每一期节目都精彩。 我跟着《东西南北中》剧组走遍了祖国大江南北。我精神压力很大，不像现在的年轻人，可以放开手脚，毫无顾忌。我知道，我首先是男人，我要对得起自己的承诺，我得照应在家乡年事已高的父母；第二我是军人，我得服从命令，我甚至还有保家卫国的重任；第三我才是主持人，假如有一天前两个中任何一个出现问题，我都必须放弃第三条。我做梦都怕发生这样的事。 我一边故镇静，一边踅摸屋里有没有穿军装的人，拿眼瞟着桌上有没有“兰州军区”之类牛皮纸信封。心里那个忐忑不安呀，活像个逃兵!1994年9月24日，我跟随《东西南北中》到湖北石堰的中国“二汽”录制一期特别节目。头天我们乘火车到了石堰，刚下车，还没来得及舒展一下筋骨，当地来接我们的人就着急地说：“朱军，我们今天一大早接到了你们台里的电话，叫你马上回北京。一会就有一趟回北京的车，你不用出站，我们把票给你买好了。” 说着，递过来一张“石堰――北京”的车票。 节目怎么办？随行的导演也觉得纳闷。台里的指示是，这期节目暂时换人，朱军马上回来。 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对面停着的火车就是回去的火车，我跨过铁轨直接上了车，满腹疑虑和担心。当时没有手机，又无法打长途，再说我打给谁呢?从石堰到北京大约15个小时，这十多个小时，我几乎将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都想了个遍，再想怎么应对，接下来宽慰自己。那一夜，我心里是翻江倒海，别是兰州军区让我回去?!真怕来北京的这半年成了一枕黄粱，醒来时两手空空…… 到北京站，下车，脸都没洗，飞奔回台，上21楼，见到孟欣。 “回来了，这么快，辛苦了，歇会儿。”孟欣倒是一脸的轻松。 “什么事情呀，孟导！”我一边故作镇静地问，一边踅摸屋子里有没有穿军装的人，拿眼瞟着桌上有没有“兰州军区”之类牛皮纸信封。心里那个忐忑不安呀，活像个逃兵！ “有急事!你到对面办公室找一下邹友开主任。”孟欣说啊！找邹友开主任干什么？我又是一惊。 到了邹主任办公室，他又让我找张晓海导演。 找张晓海做什么？在电视台我只听说过他，还从来没有和他打过任何交道。 张晓海是中央电视台的著名导演，当时还是名牌节目《综艺大观》的制片人。张晓海和赵安都是一脸络腮胡子，很多相声小品中说的“导演都是留大胡子”很大程度上都是拿张晓海和赵安作生活原型的。 张晓海不在。一个副导演接待了我。 原来，张晓海负责筹备建国45周年天安门广场群众联欢活动的现场直播。直播一共需要将近10位主持人，在不同的地点向观众介绍现场情况。于是张晓海在全台主持人中挑选。我是在前天夜里的会议上被选中，负责正阳门下礼炮礼花分队的报道。后来他们回忆说，当时记不住我叫什么名字，就说找那个“走到一起来的”小伙子吧！
走到一起来(2)
一颗悬着的心落了下来，又一颗心悬了起来，责任重大，我该怎么把握这个机会呢？因为我在中央电视台还没有正式名分，做事一直谨小慎微，不敢有丝毫张扬，常有的是一点点从不示人的自卑。 第二天，就是彩排。 头天晚上我美美睡了一觉，这几天都在火车上颠簸劳顿，心情高度紧张，一觉醒来却是新的一天。说来也怪，闲着的时候，我老胡思乱想，一旦化好妆，拿着话筒，面对镜头就只剩下兴奋。我知道这镜头不仅仅有观众的期待，更有一个属于我的未来。 我竭尽全力。 1994年9月30日，我在直播岗位上等待一天了。我的位置在正阳门下，我的口播内容一共几十个字。正阳门在天安门的南面，礼炮礼花分队点火之前这里很安静，我一天几乎都在角落里静静地等待。天擦黑的时候，天安门广场热闹起来，集体舞开始了，到处欢歌笑语。我像诵经似地不停地重复那几句词。要知道这是全国范围的直播，会有数亿人收看，一定不能出错!一旦出错不仅给中央电视台丢脸，自己的前程岂不也毁于一旦!快轮到我了，我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要到前面转悠转悠，感受一下气氛，他们叮嘱我回来的时间。我快步走到前区，当时听到一片鼎沸的人声，狂欢的人流潮起潮落。我活动了一下身体，围正阳门跑了一圈，气喘吁吁地回到了安静的直播现场。时间没到，工作人看我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还说：着什么急，早着呢！ 我继续在原地做运动，高抬腿，上下跳，大家笑话我说：瞧，给朱军紧张的！ 其实，倒真不是紧张，我只是觉得主持人气场要和前面的气氛能衔接上，礼花的前一个环节是集体舞，而正阳门相对比较安静，会给观众造成情绪上的中断，我就是想让直播接上这口气。 到我了，我稍带着喘息，激动地对着镜头，高八度地开始播音：“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是在正阳门下，再过一会，灿烂的礼花将从这里点燃――站在我身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礼炮部队，他们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向祖国母亲献上最真挚的祝福―― ！”
这个小伙子是谁？
10月2日，我再次意外被通知马上到文艺部，找张晓海导演。 那时，国庆是没有长假的，一号照例是放一天假，二号正常上班。 后来听文艺部一个同事说，那天晚上，当我的直播信号通过层层传递，到达总导演张晓海手中切换按钮的时候，张晓海惊讶地问了一句：“这个小伙子是谁？” 这句话几乎是我的吉祥语。 张晓海找我，确定是好事。 10月7日，中国纺织系统有一个名叫《七彩欢歌》的行业内晚会，晚会的规模很大，而且是直播。地点就在中央电视台最大的1000平米的演播室。现在春节晚会的一号大厅那时还没有，当时那里只是一个圆形草坪。而1000平米的演播室是中央电视台重大节目的录制地点。我第一次进中央电视台参观的时候，曾经扒着门缝向里面张望，没有想到终于有一天自己能在这里主持节目。 我的搭档是中央电视台《艺苑风景线》的主持人陈鲁豫。鲁豫也是主持人中后起之秀，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后在中央台一炮走红，清汤细面式的发型透着清纯和本色，至今未变，成了她标志性的造型。鲁豫比我小，却显得沉稳持重，天赋的伶牙利齿，也没有晚会主持人的珠光宝气，这样反倒让观众看着舒服。现在，她在凤凰卫视主持《鲁豫有约》，也是一档非常有影响的谈话节目。我们不常见面交流，但却是彼此的热心观众。 晚会直播即将开始，我和鲁豫穿戴整齐，站在舞台中央待命，因为是大型晚会的现场直播，和我前几天的十几秒不同，我们都有些紧张。 张晓海走到我们面前说：“记住了，别紧张，对了都是你们的，错了都是我的!希望你们掀开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新的一页！” 这句话，我终身难忘。张晓海破例启用新人主持重大的直播晚会，究竟有多大风险，我全然不知，但是他的魄力和勇气，却让我觉得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江老师忽地一下站起来，拍着胸脯说：“就凭你这个楞劲，我喜欢，这个忙我帮定了!”
凭你这个愣劲，我喜欢！(1)
我开始被中央电视台更多的导演注意，走在台里也常常碰见熟悉的人打招呼。慢慢地我觉得中央电视台冷冰冰的大门变得亲近了。然而，生活上依然的清苦和孤独，时时让我感到不踏实。 在兰州的谭梅，经常托人给我带来各种生活用品，北京什么都有，但北京什么都贵。少了我军队上的收入，只靠谭梅自己养家，已很窘困，还要在不多的收入中给我添置演出服装，这无疑是一笔沉重开销。演出服都很贵，而且只能穿一次，于是我买衣服的时候总买同一色系不同深浅的，这样排列组合着可以多穿几回。有一次谭梅的单位发了300块钱的服装费，她兴高采烈地到商场给我买了一双鞋、一件衬衣，回家的路上挤公共汽车，下车前忽然发现崭新的衬衣不见了。小偷刚刚下车，大喊，已经没用，眼巴巴放走了小偷。谭梅怕我担心，只是轻描淡写地讲了这些事情。但是我却深深内疚，丈夫不在身边，一个柔弱的女性要支撑沉重的家庭需要怎样的坚强!于是，我又果断作出了一个人生重大决定：让谭梅来北京!贫贱夫妻，同舟共济嘛!那个签上不是说了，“要想成事，我们就得在一起！” 然而，像我这样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状态又怎么照顾她?思来想去，有一个两全的办法，让谭梅考学!只要考上北京的大学，不但可以名正言顺留在北京，而且还可以保留军人的身份和工作，带薪读书，这是我们最理想的选择。我的想法和梅梅一拍即合，于是她捡起了放下多年的功课，准备报考解放军艺术学院表演系。而我也在中央电视台这个“让我欢喜让我忧”的地方继续奋斗着。 人算不如天算，原以为考学是个人的事情，后来才知道军队干部上学需要繁杂的手续，要有报考的指标，要有团里的批准。当时，谭梅是舞蹈演员，军艺当年的舞蹈专业恰巧不招生，只有戏剧表演专业招生。谭梅几乎没有考试资格。但是团里有个规矩，只要自己找到大学里的老师，老师愿意接收并给报名指标的话，团里便可以开绿灯。 解放军艺术学院在紫竹院公园附近。那天早上一冲动，我决定亲自去碰碰运气。那个时候想法单纯，又没有人情事故的历练，就凭着一股傻楞傻楞的劲儿。 招生季节，很多的人，都不认识。当时从学校告示上看到新一届戏剧表演专业的招生班主任叫江命夏，就到处打听江老师家的住处，还真遇到一个毫无戒心的传达室阿姨，指着院子里的一栋楼房说：“就那儿！” 知道地方，我就真去了。两手空空，甚至连点水果都不懂得带。 敲了敲门，门只开了一道缝，出来的人不认识。其实那个时候，江老师是男是女我还不知道呢。 江老师家里，人特别多。 我礼貌但却坦率地对江老师说：“江老师，我是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朱军，我有重要的事情想和您单独聊聊。” 江老师惊讶地看着这个愣头青―― 后来看陈凯歌导演的电影《和你在一起》，琴童的父亲领着孩子冒冒失失地到俞教授家里求教，唐突而局促，但是充满了勇气和真诚，俞教授被打动了，竟然收下了这个乡下孩子。 当时的我几乎经历了电影中全部的情节，江老师疑惑地看了我很久，把我领进了他的卧室，让我坐在床上，他一盘腿坐在地毯上，特别的男人，眼中既有好奇又有警惕。 “你说吧！”江老师的语气听上去很锐利。 我一口气介绍了自己和谭梅的情况，倾诉了我们的难处。最后，掏着心窝子说：“江老师，和您直说，我和谭梅就是希望通过考试上学解决两地分居的问题，我们不是求您走后门，就是希望您给个考试指标，假如成绩不行考不上，我们绝不会赖着您！” 话一说完，我就准备着被轰出去。和江老师素昧平生，上来就冒昧地提出这么私人的请求，我真是很莽撞！ 江老师眼睛直视着我，忽然说道：“小伙子，你说得都是真的吗？”
凭你这个愣劲，我喜欢！(2)
我点点头。 江老师忽地一下站起来，拍着胸脯说：“就凭你这个楞劲，我喜欢，这个忙我帮定了！” 我目瞪口呆，喜出望外。 我又意外遇到了一个好人，一个秉性相投的好人。 后来江老师还介绍我认识了现在已经过世的王铁虎老师，因为两位恩师的帮助，谭梅拿到了报考的指标。而梅梅更没有让恩人们失望，她很争气，考了当时的专业第9名，被顺利录取。今天想想，由衷地感谢两位萍水相逢的老师，我也因此成了“傻大胆”、“愣小子”。直到今天江老师依旧这样称呼我。 此时，我十分怀念过世的王铁虎老师：谢谢您当年的恩典，谢谢您成人之美，祝愿您在天堂里面一切平安――
主持成这样，还想和程前叫板？
谭梅的事情解决了，其它事接踵而来。我清醒地看到，全部问题的关键是在中央台站住脚，于是只有刻苦地努力。我给自己设计了一个追赶目标，就是中央电视台当时《正大综艺》的主持人――程前。程前当时人气极旺，长相英俊，潇洒倜傥，一举手一投足充满自信。我反反复复看他的节目，看了首播，看重播，独自关在房间里亦步亦趋地学，差距在哪儿?声音？形象？还是气质？文化底蕴？不知道！ 我们的驻地又搬到了菜户营的一个小楼里。有一天，孟欣在长春电视台的朋友李伟来北京办事，也住在了我们这里。老李岁数比我们大，东北人爽快，吃饭的时候大大咧咧地讲笑话，一不小心，把一锅热汤洒在了身上，烫了满身大泡。当时我的工作不忙，就主动担负起照顾他的任务，一来二去，我们俩相处熟了，也就无话不说。我悄悄地告诉老李，我的目标是程前。 老李人直率，经常一语道破我的痛处：“朱军，你都30岁的人了，整天这么晃悠，和兰州那边也说不明白，你以后怎么办呢？” 这句话，几乎成了老李的口头语，天天念叨。 老李瞥了我一眼，不屑地说：“就你这水平，还想和程前叫板，到我长春台，我都不用你。” 我们的驻地又搬到了菜户营的一个小楼里。有一天，孟欣在长春电视台的朋友李伟来北京办事，也住在了我们这里。老李岁数比我们大，东北人爽快，吃饭的时候大大咧咧地讲笑话，一不小心，把一锅热汤洒在了身上，烫了满身大泡。当时我的工作不忙，就主动担负起照顾他的任务，一来二去，我们俩相处熟了，也就无话不说。我悄悄地告诉老李，我的目标是程前。 老李人直率，经常一语道破我的痛处：“朱军，你都30岁的人了，整天这么晃悠，和兰州那 边也不说明白，你以后怎么办呢？” 这句话，几乎成了老李的口头语，天天念叨。 有一回，我们一起看我主持的新一期《东西南北中》节目，这是我比较得意的一期。和傣族朋友们过泼水节，我骑着大象，在祝福中被水泼成“落汤鸡”，我挥洒自如地说了些即兴发挥的话。整个节目风格活泼，突破了对着镜头背词的常规形式。我得意地放给老李看，等着听表扬。 老李看完，一言不发，抽了一阵烟，瞥了我一眼，不屑地说：“就你这水平，还想和程前叫板，别说中央电视台，到我长春台，我都不用你！” 当时我像被当众扇了一个大耳光，顿觉七窍生烟。我“腾”地一下站了起来，回到自己的房间，踹开门，把衣服摔在地上，号啕大哭―― 那天中午，我没给他送饭。 老李在楼道里大喊：“你这个臭小子，这么不经说，你没良心，你不管我了?” 现在回想，当时他的话深深地刺激了我，我刚刚建立起来的信心被他打击得体无完肤。然而，就是那回的刺激，让我更清醒地认识了自己，知道了就凭自己当时的实力，凭自己浅显的经验，凭很局限的自我训练，是远远不够的。成功是一个科学的理性的学习过程，台上的举手投足都反映着一个人的综合素质。一个主持人真正的成功不是拿到中央电视台的永久“进门条”，也不是家喻户晓的名声，这个行业是公平的，即使你有如雷贯耳的名气也不代表你被大家接受。我意识到，其实我选择了一条异常艰难的事业之路，对主持人来说，有出镜的机会和节目并不是什么成功，一个真正的主持人一生都走在路上――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多少年了，老李还是那个脾气，我还经常收到老李发来的短信：“臭小子，今天的节目什么呀，退步了!” “臭小子，今天还不错。” 我庆幸身边有这样坦诚直率的朋友，让我随时随地保持清醒。在这里我真诚地说一句：老李，够哥儿们!原谅我上次的小肚鸡肠。什么时候还需要我送饭您说话！
不是台里的正式的人不能上台主持节目！(1)
1995年8月3日，谭梅接到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戏剧表演大专班的录取通知书。 我知道消息的时候正和几个朋友在北京广播学院餐厅吃饭。广院是广播电视的人才库，台里的同事一半以上都是广院毕业生。所以广院学生有着非同一般的优越感，令我这样没有受过电视科班教育，又半路出家的人，不免自惭形秽。 正吃着饭，孟欣呼我。那时候，台里发了我一个呼机，带在身上还挺神气。 孟欣在电话那头语气严肃地说：“朱军，今天人事处让我转告，说兰州那边出了点事儿，让你明天上午八点到人事处去一趟，还说以后不是台里的正式员工不能当主持人。不知道什么意思，你明天好好问问，具体事人家没告诉我。” “你千万别着急啊，大家都挺惦记你的。”随后，老孟又体己地跟上一句。老孟很少这么软绵绵地说话。 那一刻的心情，用赵本山的话最贴切：我那心啊，顿时拔凉拔凉的…… 谭梅考上了，我不会又要回去吧?人生为什么总是这样阴差阳错？食欲没了，垂头丧气地一言不发。回去的路上，我们又经过灯火辉煌的长安街，一年多的时间，撇下兰州的事业和家，漂在这里，难道今生今世真的无法圆梦?还是命运考验，好事多磨？ 算了，听天由命吧―― 第二天一早，我收拾整齐，不到八点就站在了人事处门口。人事处这样的“重地”我是第一次来。 不一会儿的工夫，就碰见了三个熟人：《音乐电视》的亚宁，《综艺大观》的周涛和王刚，全都是一脸的紧张，当时我们都是漂在中央台的打工族。 八点一过，主任出来了，热情地让我们进屋，给每人沏了一杯茶。大家坐成一排，端着茶，像是等待宣判的犯人。主任笑嘻嘻地说“你们都紧张什么呀?”“是这样的”他拿着一张纸，很正式地宣读：“经中央电视台分党组研究决定，亚宁、周涛、王刚、朱军四位同志在主持工作的实践中表现突出，特将此四位同志调入我台工作，即日起办理手续，请各部门配合。1995年8月2日。” 是真的?！ 我已经忘记了当时的感觉―― 只觉得像在做梦。 “亚宁和周涛可以直接办手续，朱军和王刚是现役军人，你们俩的手续会比较麻烦，等等吧！” 没关系，等一辈子都行!我激动不已，原来自己苦苦求索的东西一旦得到，是这样的不知所措!我觉得自己当时和领导说谢谢的时候一定带着颤音―― 迅速回到21楼的办公室，脸上一副木然的神情。一进门，大家都在，见到我，立刻一片哄笑，老孟笑得前仰后合。 “朱军，昨天晚上差点被我吓死吧？” 说着又大笑，老孟绘声绘色地模仿昨天我在电话中的“颤音”――老孟始终是个爱开玩笑的人，大家习惯遇事就追问“真的，假的？” 我得到的祝贺永远是淡淡的，没有狂喜，没有豪言壮语，再说手续还没有“落听儿”，两厢情愿之后，生活才能重新开始。 时至今日，我发现用各种词汇都写不清那天的心情，是狂喜之后的冷静，还是艰难之后的踏实？ 人事处谈话之后，我开始了平静的等待。这时才发现，等待其实是一种磨练。两年时间，我在不同的地方等待着各种人来决定自己的命运。那以后呢，手续办好之后我又该等待什么呢？我似乎习惯了等待，因为等待中的那种悬念感，让生活充满着许多乐趣和意义。 我的手续经过了广电部人事司、国家转业干部领导小组，直到总政治部，转悠了大半年的时间，每遇一个关卡，都令我心惊肉跳很久。最终好事多磨，终于在1996年的3月拿到了正式调入的文件。看到上面总政的大红印章，一颗悬了两年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那个时候，我向台里请了几天假，回到兰州。当把调令交给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瞬间，我心中忽然有了那么一种留恋。部队的领导依依不舍，但顺顺利利地为我办好手续。
不是台里的正式的人不能上台主持节目！(2)
至此，我正式转业退伍，交回了领章帽徽，结束了我15年的军旅生涯。 站在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门口，我感慨万千，止不住的泪水，无限的依恋。 我对着大门，深情地敬了一个军礼！ 今生今世，我最骄傲的事情就是：我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战士。
我是一名侦察兵
一件东西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感觉到它的珍贵。 当我实现了在中央电视台工作梦想的瞬间，也意味着一个伴随我15年的身份的结束。我拿到了北京户口和身份证，从此我不再是一名军人了，只有当过兵的人才能感受退伍的心情，毕竟我在军营中穿着绿色的军装度过了一生只有一回的“青春期”。 1980年，我高中毕业，当兵是一种“时尚”，尤其是我这种在军队大院中长大的孩子，似乎从小就在等着18岁可以当兵的那一刻，比现在的孩子对大学的渴望还要强烈。我小时候甚至幼稚地认为，我生来就是为当兵的，连名字都叫“军”。于是别无选择，顺其自然地继承和延续了父亲的军旅生涯。
真实的谎言(1)
部队的生活简单而有规律。每年的三月都要例行植树。我们部队的驻地海拔1700多米，三月份基本上还冰冻三尺，但是冰冻三尺也要种树。于是我们用麦子秆烧火，烤化地表的冻土，再用铁锨将冰冻的土地挖开，挖成一个直径40公分，深50公分的树坑。今天挖好了，第二天一大早就又冻死了，然后再烧再挖。每人每天要利用业余时间挖20多个这样的树坑。在寒冷的西北风中，低着头，一个40公分的树坑就是我能见到的最直接的劳动成果，那时候心里并没有什么怨言，但是身体明显吃不消，几乎到了极限。 初中时，我得过一次阑尾脓肿，打了两个月的吊针，算是治愈了。但是在冰天雪地中一折腾，旧病复发。我的阑尾处一阵阵揪心的剧痛，疼得我在数九寒天中竟然大汗淋漓。 小时候的阑尾脓肿导致周围器官的粘连。但奇怪的是，化验了三次，血相都是8000，属于正常。后来了解到，可能是因为阑尾本身没发炎。而血相正常，就没有请假的理由，就意味着必须继续干。我咬着牙，在寒风中坚持挖树坑，晚上冻僵的身体蜷缩在被子里睡不着觉，老是希望明天一早醒来就不疼了。但是，每天早晨，我都是被生生疼醒。 有一天，我实在疼痛难忍，就又到医院化验，血相依旧是8000，看到化验结果，我下意识地作出一个决定：那时侯的化验单不像现在都是电脑打印，就是一个简单的手写数字。于是我拿起笔，在8000前面加了一个“1”，血相“18000”。我知道那么高的血相意味着病情严重，一定会引起大夫的重视。 我实在已经疼得无计可施。 主治大夫显然觉得疑点重重，但还是马上将我推进了手术室，切开一看才知道，阑尾周围的器官粘连在了一起，医生迅速做手术，将阑尾切除。尽管找到了病因并进行了治疗，但是医生对于“18000”的血相化验还是觉得十分可疑。 疼痛一消除，我回过神来，马上开始害怕和后悔，篡改化验结果，欺骗医生，欺骗领导，对于一个新兵来说，后果不堪设想。疼痛时的“不管不顾”变成了一种强烈的自责。躺在病床上辗转反侧了好几天，终于有一天，在指导员看望我时，忍不住说出了真相。 指导员马上告诉了大夫，大夫几乎是暴跳如雷地质问我：“为什么这样做？” 又说，知道你是一个优秀战士，为了研究那么高的血相用了好几天时间，生怕延误病情。没想到竟然是你纂改，胆子太大了。 接着是一通严厉批评。 没有什么理直气壮，我知道我错了，我老实地承认了一切错误，因为我不疼了，我愿意接受任何的惩罚。看来疼痛对人的意志力真是考验，我似乎没有经受住考验。 玩笑归玩笑，军纪却是严明的，你有千万条的道理，只要违纪便无理可讲。病好后，我在全连大会上，当众接受了最严厉的批评。但鉴于有“自首”表现，又确实“事出有因”，并没有给我书面处分。那是1982年，我18岁，这一年我经受了人生第一次挫折。 从那之后，我努力挽回“面子”，处处积极表现自己。或许因为有了“前科”，我们的指导员王培芳也对我严加看管，别人的小错可以原谅，我芝麻大点的事只要让他发现，一定是他职权范围内最严厉的惩罚。那一段时间，我见了他就像老鼠见了猫，无论怎样小心翼翼，他都能找出理由收拾我。有一天下午，我又不知因为什么挨了他一顿数落，心里挺不服气，晚上躺在床上老大不高兴。这时，值班哨兵走过来对我说，指导员叫你到他宿舍去一趟!大半夜的，干什么呀?!难道白天还没有数落够啊？我极不情愿地爬起来，穿戴整齐来到指导员宿舍。进门一看，通讯员明国灿、老班长陆全胜，还有指导员的爱人在屋子里说话。 我一进门，王指导员就招呼我坐下，那口气比白天亲切很多。 我还没坐稳，见炊事班长急匆匆跑过来：“报告指导员，您让煮的东西煮不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