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隋唐定局》第2/21页


  隋与秦堪称难兄难弟——都开创了统一的局面,也都是二世而亡,还都是前有长时间的动荡和战乱(春秋战国五百年,汉末魏晋南北朝四百年),后有强大兴盛的世界大帝国(汉四百多年,唐接近三百年),而且后面两个统一王朝都曾经断裂,汉有新莽,唐有武周,可谓惊人地相似。
  这恐怕不是巧合。
  当然不是。事实上,正如隋唐与秦汉颇为相似,明清与宋元也极为相同,即都是前面一个汉族王朝,后面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存活的时间则大体相当:宋三百年出头,元一百年左右,明二百七十六年,清二百六十七年。明和清的时间几乎一样,而且都只比唐略短一点。[9]
  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区别显著。
  因此,如果以朱全忠灭唐为界,中华帝国的历史便可以分为上下两段。上半段一千一百二十八年,下半段一千零四年,两段的时间差不多,堪称上下两千年。
  两千年表现为两种趋势。大体上说,上半段是先进行制度创新(秦和隋),然后变成世界帝国(汉和唐);下半段则是先进行制度改革(宋和明),走向糜烂之后再由少数民族政权(元和清)来输血和救场。也就是说,上半段是上坡路,下半段是下坡路,鼎盛与辉煌是在唐宋。
  唐宋是巅峰,也是分水岭。
  分野是明显的:前开放后收敛,前上升后下滑,前动荡后稳定,元与明甚至实现了无缝对接。然而宋元与明清的区别也很明显:宋元延续了秦汉以来的宰相制度和隋唐以来的分权制度,明清两代却是“有政府无宰相”,一切权力都集中于皇帝。皇帝大权独揽乾纲独断,一人身兼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结果是明专制,清独裁,最后走向崩溃。
  辛亥革命,也不是偶然的。
  显然,宋元与明清不能混为一谈,秦汉与隋唐就更不能。所以,上下两千年也可一分为四:第一帝国秦汉,四百四十一年;第二帝国隋唐,三百二十六年;第三帝国宋元,四百一十六年;第四帝国明清,五百四十三年。此外还有三百六十九年无法归类,只能“计划单列”。[10]
  这三百六十九年,就是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持续时间之长超过两汉以外任何朝代,统一时间之短相当于秦,政治制度和文化特质既不同于秦汉也不同于隋唐,社会形态和历史意义则接近于春秋战国。也就是说,魏晋南北朝跟春秋战国一样,是在为新制度和新时代做准备。[11]
  难怪隋会跟秦一样短命了,因为他们都是探索者和排头兵。前浪是只能死在沙滩上的,隋炀帝则不过是被送上祭坛的牺牲品,尽管他远非秦二世或陈叔宝可比。
  实际上,由于隋既是南北朝的终结者,又是唐文明的先驱者,担负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使命,因此难免表现出矛盾和分裂。结果,不但文帝和炀帝判若两朝,炀帝的前期和后期也判若两人。这就让史家和公众纠结:只看见后期的恨不能鞭尸三百,只看到前期的则力主翻案。[12]
  不过这并不重要。杨广是该被称为炀皇帝,还是该被称为明皇帝,其实毫不关我们的痛痒。重要的是通过他对第二帝国进行反思,从而更好地审视我们的命运和选择。
  但这一切,又都得从炀帝之死说起。
  血案与疑团
  隋炀帝是在江都被杀的。
  江都即今江苏省扬州市,远在长安的千里之外,当然不是隋帝国的首都,甚至就连陪都也算不上。隋的陪都其实是洛阳。洛阳和江都,都是隋炀帝的最爱。他即位之后就立即下令营建洛阳,运河开通后又三下扬州,被杀之前竟在江都住了一年半以上,便都是证明。[13]
  但,炀帝喜欢江都,不等于骁果也喜欢。
  骁果就是御林军,意为骁勇果毅。作为保卫皇帝的精锐部队,他们配置精良,个个头戴金盔,臂刺血鹰,骑着汗血马,身强力壮武功非凡,却对江都没有兴趣。原因也很简单:这些汉子都是关中人。来扬州玩玩可以,老死江都,不干。
  隋炀帝却不打算回到西北。
  不回去也不完全是喜欢江南,实际上是回不去。大业十二年隋炀帝离开洛阳前往江都时,他的事业就已经从巅峰跌入了低谷。征高句丽民怨沸腾,巡突厥则差点被俘,炀帝却不思悔改继续一意孤行,结果是从贵族到农民全都跟他反目为仇。这位刚愎自用的皇帝,真正成了孤家寡人。
  到炀帝被杀那年,天下大势对杨广已十分不利:长城内外烽烟四起,大河上下叛军遍野,就连帝国的首都长安也被唐公李渊占领,并另立隋帝,改元义宁。这个时候,炀帝就算回到西北又能如何?难道真去表哥李渊和孙子杨侑(读如又)那里做什么“太上皇”不成?
  也只能赖在扬州,甚至往南京和杭州跑。
  于是骁果人心浮动。
  其实,思乡心切的御林军一开始并无意造反。他们的打算是开小差,约定日期集体逃亡。毕竟,隋炀帝平时待他们不薄。他甚至采纳谋臣的建议,为这支部队在江都就地解决了性生活问题。因此,如果不是由于炀帝身边出了吃里扒外的白眼狼,事情的结果也许就会两样。[14]
  白眼狼是三兄弟。
  三兄弟分别叫化及、智及和士及,是许国公宇文述的宝贝儿子。作为鲜卑贵族、关陇豪门和开国元勋,以及夺嫡斗争中的杨广死党,宇文述深受炀帝信任。于是这三兄弟便在老爹去世后弹冠相庆飞黄腾达,尽管他们原本是无恶不作的纨绔子弟,其中两个还犯有死罪。但,宇文述临终前的含泪哀求,让隋炀帝的心软了下来。[15]
  谁知道这竟是养虎为患呢?
  现在已不能确定三兄弟中是谁使坏。总之,骁果军的司令官司马德戡被告知:逃亡不是办法,造反才有出路。我们知道,宇文述生前就被认为最能代表关中人的利益,司马德戡等御林军将领也原本就是他的部下。因此,宇文兄弟与司马德戡很快达成共识,其他人更是纷纷依附。[16]
  兵变迅速酿成。
  经过一夜的调兵遣将,三月十一日凌晨,在门卫官裴虔通的策应下,司马德戡率兵长驱直入杀进宫中,御林军校尉令狐行达更是拔出刀来冲到了隋炀帝的跟前。
  炀帝说:你要杀我吗?
  令狐行达说:臣不敢,只想尊奉陛下回到关中。
  说完,令狐行达放下武器,扶隋炀帝下楼。炀帝来到乱军之中,发现带兵前来抓捕他的正是自己做晋王时的藩邸老部下裴虔通,不禁惊问:怎么连你也反了?
  裴虔通说:臣不敢反,但是将士们思乡心切。
  隋炀帝说:朕其实正准备回关中去,只不过在等待运粮的船只。既然如此,我们现在就走。
  裴虔通说:恐怕还得请陛下亲口对大家说。
  于是,裴虔通牵来一匹马,要隋炀帝去见群臣。炀帝嫌马鞍简陋有失身份,死活不肯上马。裴虔通只好换了一副马鞍,炀帝这才放下架子让他牵出去游街示众。
  然而乱党之首宇文化及却不想见隋炀帝了。这个家伙原本就是被两个弟弟和司马德戡他们硬逼着,才成为兵变领袖的。在整个兵变过程中他都胆战心惊,此刻则如梦方醒传出命令:把那人牵来干什么?还不赶快动手!
  结果,隋炀帝又被牵回寝殿。
  面对持刀环立如临大敌的司马德戡等人,在问了几个问题并眼睁睁地看着十二岁的爱子被裴虔通所杀之后,隋炀帝坦然地说:天子自有死法,拿毒酒来。
  毒酒是老早就准备好了的,就藏在炀帝的那些漂亮女人那里。炀帝曾经对她们说,将来万一有难,你们先喝,朕接着喝。可惜这时那些女人一个都不见,司马德戡他们又不肯耽误时间,炀帝只好让令狐行达把自己绞死。
  隋帝国,也同时宣告灭亡。
  亡国并不奇怪。就连炀帝,恐怕也认为自己的死是在为大隋之亡履行手续。他似乎早就想到了这一天,以至于摸着脖子对萧皇后说:这么好的脑袋,谁来砍呢?[17]
  但,这绝不意味着本案没有疑点。
  事实上司马德戡他们密谋时,信息是泄露了的,一个宫女甚至报告了萧皇后。萧皇后却只是说:你想上奏,就上奏好了。结果炀帝把那宫女杀了,理由是国家大事不该由奴婢过问。因此,后来又有人报案,萧皇后便说:天下事已不可收拾,何必再让皇上增添烦恼。
  从此,炀帝身边再也没人通风报信。[18]
  没人知道萧皇后为什么会持这样一种态度,我们只知道隋炀帝在江都怠慢朝政放荡不羁纵情声色,这位皇后不但不加劝谏,反倒参加了所有的酒宴和派对。没有证据表明她有过任何说法,也没有证据表明她有过任何不满。换句话说,她对夫君的自取灭亡竟是听之任之。
  呵呵,贤妻原来是这样做的。
  炀帝被杀时她当然更是袖手旁观,也没有像炀帝的某位红颜知己那样从夫而死,只是跟宫女一起用床板做了一副棺材,默默地为相伴了三十五年的夫君料理后事。也许,在她看来,只有这才是她该做和能做的。[19]
  作为知书达理的妇道人家,她这样做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叛军对她也秋毫无犯。我们知道,皇帝被杀一般都是会株连皇后的。南朝刘劭的殷皇后就曾质问执法官为什么要祸及无辜,得到的回答是:当了皇后便是罪过。
  那么,萧皇后怎么就无罪?
  萧皇后不该无罪。因为她是南方人,而且是南梁皇室之后——高祖是梁武帝萧衍,曾祖是昭明太子萧统,祖父萧詧 (读如察)和父亲萧岿(读如亏)都是后梁皇帝。隋炀帝那么喜欢江南,与这位萧皇后是有关系的。
  何况萧皇后在隋炀帝那里并非摆设。从嫁到晋王府那天起,她跟炀帝就如影相随,影响力也众所周知。因此,如果说隋炀帝是因为赖在江都而得罪了骁果,萧皇后就该负连带责任;如果说炀帝是因为贪恋女色而怠慢了朝政,那么,作为六宫之主,她应该负领导责任。
  萧皇后岂能无罪?
  然而,无论弑君的御林军,造反的窦建德,虎视眈眈的突厥人,还是以隋为鉴的唐太宗,都对萧皇后礼貌有加。毫无疑问,萧皇后聪慧、柔顺、节俭、识大体、善解人意,堪称温良恭俭让,确实让人敬重。但联想到炀帝被杀前她的知情不报和见死不救,却又不能不让人疑窦丛生。[20]
  这个疑案,也许永远无法破解。
  隋炀帝自己,恐怕就更想不通。
  败家子
  据说,隋炀帝死前问了三个问题。
  他先问:我有何罪,以至于此?
  兵变方面当然自有说法,还说得炀帝哑口无言。不过炀帝还是想不通。他说,我确实对不起老百姓,但对你们这些人可是一点都不亏呀,为什么要如此相逼?
  这个问题无人回答。
  于是炀帝再问:今日之事,是谁挑头?
  司马德戡终于忍无可忍,脱口而出说:普天之下无不怨声载道,想杀你的又何止一个两个![21]
  那么请问,此人说的是事实吗?
  恐怕是。据统计,隋炀帝执政的后期,仅历史文献中可以确认的反政府武装力量就有二百多个,其中既有勋贵出身的李密,也有农民出身的窦建德。按照唐代名臣魏徵等人所撰《隋书·食货志》的说法,当时为盗为寇造反起义的,竟多达天下人的十之八九。[22]
  魏徵的这个数字当然未免夸张,但即便打个对折也很恐怖。可以说,死前的炀帝已是人神共愤千夫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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