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晓明小说集》第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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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坏处是不吸水，好处是不渗漏。知青用这种纸，把城里带去的纸
包在外面。于是好处和坏处都得到，比如双抢的时候可以管你挑担子走远路，
保证不会漏怯；晚上收工就有好看，磨得你两腿之间血肉模糊。

我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卫生巾是１９８４年在北京，在一个女友家的
冰箱里。放在冰箱里，说明是贵重东西。出于好奇，我就打开来看，琢磨了
半天，想不到用处。女友就说了句切口，那时我们看周立波的《暴风骤雨》，
记住里面有句土话，骑马带子。这东西，可是省了那叠纸的工夫，尤其是省
了最费劲的洗带子的工夫。年轻时住女生宿舍，谁没见过那种藏掖在内裤里
迎风飘扬，永远休想洗净的布带子。

后来某个女友还曾送我一条这玩意当礼物。她学外语，老去陪外宾。
也许急用就拿了人家的一包。我看见那是浅兰色的无纺棉包着里面轻柔的棉
垫，那浅兰色的表层上压出了了细密的花纹，飘着淡淡的香味。当时的感觉
是，这么幽雅的东西，天天例假也值了。

消费卫生巾现在对城市里的职业妇女不算一回事。但有时我想到母亲
那一代，她们下乡、到干校、挨批判，搞斗争，脱胎换骨；其间包括例假时
折纸、洗带子，一直到更年。

无名怀想

远方的朋友托我给买知青歌曲，ＣＤ碟是找不到，不过意外地找到一
包ＶＣＤ，名字叫《自己的年代：知青歌曲珍藏版》，还是九七年版的。有
股怀旧的潮流一直缓缓地流，今年上半年，广州上演了早年间的革命芭蕾舞：


《红色娘子军》，到了年底，上海芭蕾舞团又来演《白毛女》。知青的演出在
广州还没听说过，不过据说在北京和武汉，都曾有过以老三届为题的大型文
艺表演。至于什么“老三届”的餐馆，我们在流行的电视剧里早已看到，专
供满面于思的中年人到那里接头。杯盘狼籍时可能就谈成了好几笔生意。如
今下海、重新就业，必要接老关系。

看这个《自己的年代》第一盘的时候，确实让我激动了好几分钟。那
肯定是从当时的什么记录片里找到的镜头，穿了军装的中学生们，在锣鼓声
中欢呼出发，他们的父母也豪情相送。我激动的就是当时下乡知青的年轻，
当然也不免想到自己。我下乡是刚满十六岁，也是坐那种敞蓬车出了学校门，
一路鼓声喧天。那些孩子们当年是何等的风发，一颗颗天青色的心，好象没
有一点杂质。但我激动了一会儿就激动不起来了，因为作为经历了那个年代
的人，我们全都知道，广阔天地并没有因为我们的到来而改变面貌，倒是我
们被乡村改变了面貌，我们的青春失落在那里，尽管我们当时很虔诚，也很
努力，但是我们的壮志成灰，最后闹到自己也养不活自己，父母在家里愁白
了头。

看见绿草飘摇的原野，看见那么多无忧无虑的笑脸，我心里无端悲戚。
幸亏后来一切改变了，不然，在那贫困的山乡，今天的我，该是围个大围裙，
拿个老葫芦瓢，正在灶台边舀猪食。在我背后，没说的，起码有三个鼻涕虫，
穿着清朝式太监一样的大襟棉袍──当时我们那儿的小孩都穿这样式的棉
袍，等着我给他们分稀饭吃。我在乡下时，遇到过分到那些乡村中学教书的
大学生，他们成了家，就是这样。他们的孩子里有个男孩，得了一种病，裤
裆里吊着的东西像个烤白薯，沉甸甸地走来走去。想想就这样日复一日地活
下去，脑子里钝钝的，好象古诗曰：不知今夕何夕。

也许我是个不知好歹的人，我对在乡村度过的生活本身，不怀好感也
不爱回忆。大约是八年前，我第一次出境到香港，见了许多和我们生活不同
的中国人，其中最难堪的经验是国际会议上，一帮人吵起来，渐渐地港人也
不说中文，全说上了英语。我也是学了点英语的，但到了人家那种场合，什
么也听不懂。干坐着真不是滋味，那会儿就想到了，人家念书的时候，咱们
在干什么呢？要是比挑牛粪，咱们可有一比，可是开的是比较文学会，谁跟
你比挑牛粪。

说到干活，这个影碟里干活的镜头很有一些，现在来看当年劳动，有
一点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就是人那个多。什么叫人海战术，看看当年的工地
场面、抢险场面就明白了。看着看着我就奇怪了：人们都站在水里，传一个
簸箕，簸箕里一把泥沙；人有多密呢？是真正的肩并肩，就像亚运会上用人
群拼出词语的体操队。那么多的人传那么少的一点东西，换个老外来看也许
以为是做集体游戏。我奇怪的是，那时机器都哪去了？

应该感谢那些迎向人们的怀旧潮的制作者，他们还真收集了些当年知
青中曾被查禁的坏歌，让那些“佚名”的歌词保存了下来。这些歌，和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