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菲的选择》第2/10页
拜访第15节 这都是苏菲的主意
我赞同地点点头，尽管这显得有些怪癖、出风头，但至少不会造成伤害。他们看上去光彩照人，尤其是他那地中海东部黝黑的肤色和苏菲那张雪白的容光焕发的脸庞相互映衬，从各方面来说他们都是十分相称的一对美人儿。"这都是苏菲的主意，"内森又解释说，"看来她是对的。街上的人都显得那么呆板无味，看起来全一个样儿，穿着相同的衣服。像我们这样的衣服才有个性。人们盯着我们看时，我们觉得挺好玩。"他停了下来，把我的杯子倒满啤酒。"衣着很重要，这是做人的一部分，可以成为生活中美的东西。你只要这样做一次，就能体会到它的乐趣，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能给别人带来快乐。当然，那是次要的。" 服装、美丽、人生，这是一个我从小就很熟悉的话题。但仅仅几个小时前，说这话的人还是那么狂暴、痛苦，而现在却穿得像旧式电影中的金吉尔.罗杰.斯一样，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和蔼可亲地大谈这个话题。苏菲则忙忙碌碌，来回拿着酒杯、盘子、烟缸什么的。我完全放松下来，感觉啤酒的气泡正从两腋下冒出来。我不得不承认，他说的话很有道理。战后，人们都穿着那么丑陋的"制服"，尤其是麦克格雷那种男人的天地。除了有些怪诞，还有什么比这古怪装束更让人耳目一新呢？内森又一次展现他那预言家般的未卜先知。 "你看她，"他说，"她很迷人，不是吗？你见过这样的美女吗？嘿，美女，过来。" "你没看见我正忙着吗？"苏菲一边忙活着一边说，"我正在做福洛马各汉堡。" "嘿！"他吹了一声口哨，"嘿，过来！"他对我眨眨眼，"我简直舍不得把手从她身上挪开。" 苏菲走过来，一屁股坐进他的怀里。"给我一个吻！"他说。 "就一个。"她说，然后在他嘴角轻轻地吻了一下。"好了！你只配一个吻。" 她在他怀里扭动着身子。他一点一点地轻轻咬着她的耳朵，双手紧紧抱住她的腰。她那令人爱慕的脸顿时变得光彩照人。我敢发誓，他一定有一把开启苏菲快乐之门的钥匙。"我真舍不得把手拿开啊……"他哼哼唧唧地说着。如同别人一样，这种爱情的公开表演令我十分尴尬，甚至心生敌意，尤其当我只是一个孤独的旁观者时。我喝了一大口啤酒，把眼睛转向别处，看到那张罩着迷人的杏黄色床罩的特大号床。我的新朋友的大部分性爱就是在那上面完成的，也是我最近的烦恼之源。也许是我的一阵咳嗽声，也许是苏菲感到了我的尴尬，她一下子从内森怀里跳了起来，说："行了，够了，内森.兰道！不要再闹了。" "来嘛，"他抱怨道，"再亲一下。" "不行。"她甜甜地但坚决地说，"我们再喝点啤酒，吃点汉堡，然后我们就去地铁站，到康尼岛吃午饭。" "你是个骗子，"他用开玩笑的口吻说道，"你在戏弄我。你比布鲁克林任何一个长舌妇还坏。"他转过头来，用一种嘲笑但认真的神情看着我。"你怎么看，斯汀戈？我快三十岁了。我疯狂地爱上了一个波兰人，而她却把她的宝贝锁起来，锁得紧紧的，像雪莉.密迈尔斯特恩修女那样。我花了整整五年时间才打开它。你以为如何？"他又诡秘地眨眨眼。 "不怎么样，"我也用开玩笑的腔调说着，"这真够糟的。"尽管我确信自己能保持镇定，但仍对这意外的发现感到吃惊。这发现让我觉得有些不对劲儿。我一下子变得心事重重起来，就像格列佛来到了小人国。我本来以为我是这庞大的犹太人居住区中惟一的外人，惟一一个躲到耶塔避难所中的非犹太人，没想到苏菲也不是犹太人。我有点好奇地思索着。 苏菲在我们面前放上一碟烤好的面包片，在上面加了些金黄色的奶酪。我们喝着啤酒，吃得特别香。这小小的聚会让我慢慢地高兴起来，喝得微微有些醉意，感觉就像一条猎狗从潮湿阴冷的角落溜到正午太阳直射的地方一样。 "我第一次在这儿碰见她时，"内森说，这时她走过来，在他椅子旁边的一块小地毯上，靠着他的腿很舒服地坐下来。"她只剩下一身破衣服、一把骨头和一缕头发，时间是苏军解放她所在的集中营后的一年半。你那时多重，甜心？" "三十八，三十八公斤。" "是的，大约八十五磅。你能想象吗？她简直就是一个幽灵。" "你现在多重，苏菲？"我问。 "刚刚五十公斤。" "一百一十磅。"内森解释说，"就她的身高体形而言还不够重。她应该有一百一十七磅，不过快了，快了。要不了多久，我相信就会有一个美国牛奶喂出来的大女孩了。"他温柔深情地抚弄着她贝雷帽下的一缕金色头发。"不过，朋友，我第一次抱着她时，她简直就是一个骷髅。来，喝口啤酒，甜心，它能让你长胖。" "我那时真算是一个骷髅。"苏菲插言道。她看来心情很轻松，"我看起来就像一个老巫婆。我是说，那种用来吓人的人？稻草人？我的头发几乎掉光了，腿疼得要命，还患了坏血病--" "是败血症。"内森打断她，"她说的是败血症，但苏军刚一接管那儿，这病就基本上治好了--" "我得的是坏血病--是败血症。我的牙也掉了！还得了斑疹伤寒，猩红热，贫血。我什么病都有，真的是病魔缠身。"她像孩子似的数着这些病的名字，没有一点自怜的神情，就像在叙说一些宠物的名字。"可我遇见了内森，他很好地照料了我。" "从理论上来说，是集中营的解放拯救了她。"他解释说，"那时，她已奄奄一息，但已没有死亡的威胁。她在一个为躲避战争出逃的人开设的集中营里呆了很长时间。那里有成千上万的人，没有足够的医疗设施为那些饱受纳粹折磨的人医治创伤。于是在去年，当她到达美国时，仍然患有严重的贫血症，非常严重。我一眼就能看出。" "你怎么能看得出来？"我问他，对他显得非常专业的话十分感兴趣。
拜访第16节 南部乡巴佬的丑陋
内森开始解释，简明扼要但十分清晰，非常坦率又显得很谦虚。他说，他不止是一名医生，他还在哈佛获得了细胞学硕士学位，正是学业上所取得的成就使他在普费泽获得了一个研究员的工作。这是全国最大的制药公司之一，设在布鲁克林。他没有更多介绍自己的背景，而是说，他没有广泛深入地了解医学知识，不敢冒险对病人进行业余的诊断，然而他所受的训练使他对常见病或一些轻微的病症有着超过一般人的了解。所以，当他第一眼看到苏菲时("这甜心。"他无比深情而温柔地小声说道，用手抚弄着她的头发)，他就十分准确地判断出，她形容枯槁是严重贫血所致。 "我把她带到医生那儿，那是我哥哥的朋友，在哥伦比亚医学院教书。他从事营养学方面的研究。"内森的声音有些得意，但没让我感到不快。"他说我的诊断对极了，是非常典型的缺铁性贫血。我们给这甜心服用大剂量的硫酸亚铁，于是她像玫瑰花一样盛开了。"他停了一下，看着她，"玫瑰，玫瑰，一朵迷人的玫瑰。"他轻轻地把手指在唇上沾了一下，送到她的眉毛上。"上帝，你真棒！"他悄声说，"你真了不起。" 她抬眼盯着他。她看上去异常美丽，但却显得有些疲惫。我想起了昨晚那场闹剧。她轻轻拍打着他青筋暴露的手腕。"谢谢你，查尔斯.普费泽公司的研究员先生，谢谢你把我开得像玫瑰。"她说。我忍不住想：天哪，苏菲宝贝，我们该给你找一个语言教师。 我马上注意到，苏菲的很多措词都来源于内森。的确，他就是她的语言教师。现在，当我听到他细心地纠正她的语法错误时，我对此更加深信不疑。他很细致耐心，就像一个小学教师一样。"不是´开得我´，"他解释说，"要说´让我开得像´。你很不错。要不了多久，你就会说得很好了。你必须要学会，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才能在动词原形前加´to´，什么时候要省略它。这当然不容易，但你知道，学英语是没有捷径的。你必须用你的直觉。" "直觉？"她说。 "就是说，你要用你的耳朵来学，直到它变得敏感起来。让我举个例子。你可以说´让我像玫瑰一样开放´，而不能说´开得我像´。这没有什么道理，懂吗？这就是语言常常捉弄人的地方。你用不了多久就会学会的。"他轻轻敲着她的耳垂，"用你可爱的耳朵来学。" "什么语言呀！"她苦恼地哼了一句，丧气地皱起眉头，"有那么多单词。我是说，就一个´速度´[1]，就有´快´、´迅速´、´快速´。都是一个意思！真可恶！" "还可以说´飞快´。"我又加了一个。 "还有´飞驰´。"内森说。 "´急速´。"我继续找着词儿。 "还有´瞬间´。"内森说，"虽然有点细微的差别。" "吱溜。"我说。 "别说了！"苏菲大笑道，"够了！英语的单词太多了。法语就简单多了，只有一个单词´vite´。" "再来点啤酒？"内森问我，"我们把这一夸脱喝光，然后就去康尼岛。" 我注意到内森几乎没喝，而是用百威啤酒大方地款待我，把我的杯子装得满满的，从未让它空过。而我呢，在那一阵子，也开始觉得温馨、兴奋和激动。那种感觉十分强烈，以至于我有些控制不住自己，一个劲儿地直乐，得意洋洋地，就像夏日耀眼的阳光一样。我觉得自己被一双手紧紧地、亲密地、热情地拥抱着，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实际上有一部分是酒的作用，余下的则是各种各样的因素。用那个年代时髦的精神分析法来解释：六月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幸福快乐的心情，汉德尔先生欢快的"水上欢腾曲"，这间喜气洋洋的房间，从开着的窗户飘进来的阵阵花香，都让我产生了一种不可言喻的幸福感觉。我深信，在二十二岁，或者干脆说二十五岁后，我还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觉。自从"事业"中断之后，我似乎一直沉迷在悲天悯人的苦恼日子里。 然而，在到纽约的几个月里，这毕竟是我第一次感到快乐。我曾以为这些东西已从我的生活中永远消失：朋友，家庭，和朋友欢聚的快乐日子。我把自己禁锢在一个冷漠的龟甲里，而现在它被完全打碎了。发生在苏菲和内森--这对热心、欢快、活泼的新伙伴身上的事真是太奇妙了。我急切地想要冲过去，带着那种不含任何邪念的兄弟般的友情，紧紧拥抱他们。老斯汀戈，你又从冰冷的海里返回岸上了。我自言自语地咕哝着，对着苏菲傻笑，浑身似乎被百威的气泡包裹着。"干杯，斯汀戈！"苏菲说，把内森刚才硬要她喝的那杯啤酒喝了下去，给了我一个忧伤而动人的微笑。她那雪白的牙齿闪闪发亮，那张幸福的脸庞上还残留着伤痕。我被深深打动了，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满足的叹息。我觉得我快要完蛋了。 然而，在极度快乐之余，我仍然感觉到这里有些不大对劲儿。苏菲和内森昨晚上那可怕的一幕，对我来说应该是个警告，这短暂、友好、愉快、亲密的小聚，就像他们之间不曾发生过那样的冲突。但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很容易被假相所蒙蔽，轻信两个情人之间的令人恐怖的一幕是极少出现的，他们真正有的是鲜花和爱恋。后来我想，那时之所以会这样想，是因为我太渴望友谊--我被苏菲弄得神魂颠倒，又被那个充满活力、怪戾狂暴却又有着奇异魔力的年轻人的乖癖幻想所引诱。我不敢把他们的关系想成别的什么，只能是独特的充满玫瑰色光芒的结合。但即使这样，在欢乐、温馨和忧郁的背后，房间里仍蕴藏着一种蠢蠢欲动的紧张气氛。我不是说当时那种紧张气氛与两个情人有直接关系，但那是一种绷紧了的、烦躁不安的气氛，而且极有可能从内森那里爆发出来。他开始变得烦躁不安，心神不定。他站起身来，翻弄唱片，把汉德尔换成威尔蒂，喝了一大口水，然后坐下，随着圆号的节奏用手指敲打着自己的腿。 突然，他转过身来，用阴沉黯淡的眼睛质问般地盯着我，说："你不过是个采野玫瑰的老手，是吗？"他停了一下，用一种故作斯文的慢吞吞的腔调--这种南方腔从前是那么让我着迷--接着说："知道吗，我对南部联邦的蛮夷之族很感兴趣，你们全部(他特别加重语气说"全部")……你们全部让我觉得有趣儿，真有趣儿。" 我开始感觉或者说体验到什么叫慢慢燃烧。这个内森真是令人不可思议！他怎么会是如此粗俗、无情，如此卑鄙的一个人呢？我那欢快的感觉像肥皂泡一样，一下子全爆了。我心想，这个卑鄙的家伙，他这是在作践我！否则怎么解释他这种狡猾的情绪变化，除非他想把我逼上绝路！这不是粗俗便是狡诈，不可能会是别的。我开始认真地感觉到，要保持一种"友好的状态"--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他必须停止有关南方的议论。一股怒火从我心中冒出，就像卡在喉咙里的一块反胃的骨头。我一忍再忍，但最终无济于事。我用潮汐镇的方言点燃了那团怒火："怎么，内森老马，你们布鲁克林贫民也一样让我们乡下人觉得有趣儿哩！" 这话在内森身上明显奏效。他不仅马上变得恼怒起来，眼睛里还冒出一股想打架的凶光。他盯着我，眼睛里充满了难以抑制的怀疑。那一瞬间，我敢发誓，在那闪闪发亮的眼球上，我看到了一个浮燥的南部乡巴佬的丑陋形象。 "噢，去他妈的。"我说，想要站起身来，"我要去……"
拜访第17节 我们都要遭难了
我还没能放下酒杯站起来，他已抓住了我的手腕。他抓得并不粗暴，但却很紧，很有力。他的动作十分迅速，里面有一种明显的不顾一切的意味，让我一下子感到一股凉意。 "这一点也不好玩儿。"他说。尽管他用力抑制着声 音，但我仍能感觉到隐隐的狂暴情绪。但接下来，他又用一种几乎有些喜剧性的咒语般的腔调说："博比.韦德，博比.韦德！你认为博比.韦德也是个只值得被幽默的人吗？" "那个棉花地里的人与我无关。"我反驳道，而且心想，博比.韦德！呸！他又扯到博比o韦德了，我还是赶快离开这儿吧。 这时候，苏菲好像感觉到内森情绪变化里的不祥征兆，赶紧走到他身边，小心翼翼地把颤抖的手轻轻放在他肩上。"内森，"她说，"不要再说博比.韦德了。求你了，内森！我们现在很开心，不要让他扰乱你的情绪。"她痛苦地朝我看了一眼，"整个星期他都在说这个博比.韦德，我没法阻止他。"她又央求着内森，"求求你，亲爱的，我们现在正玩得开心！" 但内森并不理会。"博比o韦德的事，你怎么看？"他用命令的口吻质问我。 "噢，什么怎么看，看在上帝的份上？"我叫起来，起身想挣脱他。我用眼睛瞥视着门和可能妨碍我的家具，开始策划紧急出逃的最佳路线。"谢谢你的啤酒。"我咕哝着说。 "我来告诉你博比.韦德的事。"内森固执地说着。他不打算让我溜之大吉，又往杯子里倒上啤酒塞到我手中。他的语气很平静，但能感觉到他内心的激动。他摇晃着那毛绒绒的爱教训人的食指，几乎把它摁在了我的脸上。"我来告诉你博比.韦德的事，斯汀戈，我的朋友。说到兽行，你们南方人有很多答案。你不承认？那你听着！我代表一个遭遇集中营死亡劫难的民族来说这些话，以深爱着每一个从那里幸存下来的人的身份来说这些话。"他用一只手握住苏菲的手腕，另一只手的食指仍在我脸上盲目地比划着。"但最主要的，我是以内森.兰道，一个普通公民，一个生物学研究人员，一个人，一个残酷暴行的见证人，以这样的身份来说话。我认为，博比.韦德在南方白人手中的命运，与阿道夫o希特勒统治时期的犹太人没什么两样！你同意我的话吗？" 我咬住嘴唇，努力想保持镇静："博比.韦德身上发生的事，内森，"我说，"的确非常可怕，令人发指！但我认为，一种罪恶不能拿来与另一种相比较，或是用愚蠢的价值观进行衡量。这没什么意义。它们都那么可怕！你能不能把你的手从我脸上拿开？"我觉得我的额头开始潮湿，发热。"而且我讨厌你像撒一张大网似的去罩住你所说的´你们这些南方人´。上帝诅咒你，我决不吃你这一套！我就是南方人，我为此感到骄傲，但我不是猪，不是对博比.韦德犯下罪行的野蛮人中的一员。我出生在弗吉尼亚的潮汐镇，如果你原谅我的措辞的话，我还想说我是个绅士！还有，恕我直言，你那些胡言乱语，你身上显露出来的那种高人一等的蔑视，都让我觉得恶心！"我听见我的声音不再被压抑，开始上升并颤抖起来。我担心我又要开始剧烈咳嗽了。这时我看见内森平静地站起来，与我面对面地对峙着。尽管他站立的姿式表现出一种令人害怕的要打架的神情；而且不管从体格和块头上，他都大我一号，但我还是有种冲动，急切地想狠击他的下颚。"内森，让我来告诉你，你现在就像纽约自由党人中最低劣的那类人，那些狗屁的伪君子！谁给你权力来审判成千上万的人，而且这些人中有很大一部分宁死也不会伤害一个黑鬼！" "哈！"他说道，"瞧瞧，你也这样说，黑鬼！我认为它很刺耳！" "我们那里都这么叫来着。这并不代表侮辱。好吧，我不这样说了。"我继续耐心地说，"谁给你这权利来审判？我觉得那才真让我恶心。" "作为一个犹太人，我认为是痛苦与磨难给了我这个权利。"他停了一下，直盯着我。我第一次从他的眼神中看到鄙视与嫌恶。"而说到纽约自由党，´狗屁的伪君子´这个字眼，只是对那些诚实描述的一个可笑无力的回击。你还不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吗？你还不能认清这该死的外表里掩藏的事实真相吗？你拒绝承认对博比.韦德的死负有责任，就如同德国人拒绝承认纳粹党的暴行一样，即使他们看见那些恶棍肆意践踏犹太人居住区也不会抗议，而是那么无动于衷！你看清你自己了吗？看清南方人了吗？残害博比.韦德的毕竟不是纽约人。" 他说的这些话，尤其是关于"我的责任"，明显的偏颇、缺乏理性、自以为是，是完完全全的错误论断，然而让我懊恼的是，我居然无言以对。我一下有些垂头丧气，喉咙深处只能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我双腿发软，蹒跚着走到窗户边，怒火中烧却又虚弱无力，半天找不到一个词。我又灌了一大口酒，沮丧地迷迷朦朦地看着弗兰特布西那片阳光照媚的草地。梧桐树和枫树在沙沙作响，平静整洁的街道的宁静已被周日晨练的声音打破，穿着便装的人在拍球，自行车轮转动的沙沙声，人行道上身上洒满斑点阳光的散步的人们。新剪过的草坪非常整齐，甚至能闻到它散发出的香甜味。这让我想起家乡那一望无际的茂盛田野，还有那乡间小路。我想，这与博比.韦德曾踏过的土地差不多吧。内森已把他注入了我的大脑。想到这里，我被一种痛苦绝望所压倒。这可恶的内森，他怎么能在这样一个令人陶醉的日子谈博比.韦德！ 内森的声音再次在我身后响起。现在他把声音提得很高，像在大声叱责什么。这让我想起那个矮矮胖胖、近乎歇斯底里的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头儿。在联合广场，他把嘴张得像个撕破的口袋，发表着我生平从未听到过的最空洞乏味的演讲。"现在的南方已没有权利和人类有任何关系了，"内森对着我滔滔不绝地说着，"每个白人都与博比.韦德的死有关，没有一个南方人能逃脱罪责！" 我的全身不可抑制地颤抖起来，手猛地抖了一下，杯中的啤酒溅了不少。1947年，1-9-4-7年！那年的夏天，差不多就是在纽沃克城被烧的二十年前，底特律的排水沟里流的都是黑人的血。任何一个生长在南部的敏感开明的人，如果了解那段恐怖残忍的历史的话，都会对这样的责难感到痛苦，即使他知道这其中蕴含着与新废奴主义不同的公正道德标准。那些冒险来到北方的南方人，都得为他们家乡的行为而忍受所有令人难堪的冷嘲热讽。直到1963年八月的一天，一切才宣告结束。那天早晨，在马萨诸塞州埃德加城的北水大街上，一个了不起的投资银行家、游艇俱乐部会长的十分年轻的妻子，手里挥舞着詹姆斯o鲍德温的文章《到山上去呐喊》，用一种凄凉的声音对朋友说："天哪，我们都要遭难了！"
拜访第18节 1947年的我
1947年的我对这一切都还不可能知道。那时，它还只是沉睡中的黑色巨兽，尽管已经开始觉醒，但还未被认为是北方的一个问题。虽然我早已对那些北方佬的抨击忍无可忍，甚至老好人范内尔也曾在我面前善意地挖苦过，但我还是不得不为那群野兽般地残害博比.韦德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感到羞耻。这事儿发生在布郎斯威克附近的松树林中，那儿正是我的恩人阿提斯特受尽磨难、最终惨死的地方。那些佐治亚人让博比.韦德成了南方私刑的最后一个殉难者。而且他所谓的"罪行"和阿提斯特十分相似，几乎可以成为那种陈腐题材的经典之作：他向一个叫卢拉的傻丫头抛媚眼，骚扰她(实际上从未得逞，更谈不上强奸)。就是这种老生常谈。不过，卢拉那张哭丧着的兔子脸在六家大城市的报纸上登出，她的愤怒的父亲--一个路口小店老板的"呼号"，迅速激起了当地暴民的一次行动。 我在一星期前读到了这则中世纪式的农民复仇故事。当时我正在行驶在莱克辛敦大道的慢车上，挤在一个巨胖的女人和一个高个子的波多黎各男人中间。那女人手中拿着圣.克莱恩手提包，那男人穿着公共汽车乘务员的制服，身上发出一股熟透了的桔子香味，直冲我的鼻子。他也呆呆地看着我手上的《镜报》，对着那张魔鬼一样的照片出神。博比.韦德还没死，他的阴茎连同睾丸一起被切下并塞进他的嘴里(这些没有登出来)。等他快要死去但还神志清醒的时候，胸前被火烙出一个弯曲的"L"。"´L´代表什么？私刑[1]？法律与秩序？爱？就在内森对我近乎歇斯底里地嚷嚷着的时候，我记得我摇晃着从车厢里挤出来，走到八十六街。街上夏日的阳光十分明亮，到处飘着熏牛肉的香味，还有地铁栅栏的铁锈味。我本来是去看罗西利亚电影的，但那天下午我却没有进电影院，而是来到河边的格雷西广场，在那儿出神地想着那些骇人听闻的丑行，一直无法从心中抹去博比.韦德血肉模糊的影子。我不停地无休无止地悄声念着《圣经》里的段落，那还是我在孩子时就能背诵的："上帝会擦掉他们脸上的泪水，再没有死亡、悲伤与哭泣，再也不会有痛苦……"也许是因为太难过，但是--啊，上帝，即使这样，我欲哭无泪。 内森还在不停地叫着，他的声音硬挤进我的耳朵："瞧瞧，集中营里也没有他们这样的兽行！" 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这很难说清。我讨厌争吵，讨厌狂热与盲目的行为。我无法避开博比o韦德的影子，但不想再谈下去，尽管我与佐治亚的那次暴行没任何关系。我突然对过去的事、那个地方都厌恶起来。我现在有一种渴望，想要冒着被打破鼻子的危险，把杯里剩下的啤酒泼到内森的脸上。我克制着自己的情绪，挺直腰，绷紧肩膀，用一种轻篾的口气说："作为一个民族的代表？几个世纪以来，这个民族因被指责出卖耶稣而受到迫害。你……是的，该死的！你……你应该明白，就任何行为而谴责一个民族都是毫无道理的！"我那时太气愤了，一些针对犹太人的话脱口而出。对那些最近几个月才刚刚从焚尸炉的痛苦中解脱出来的犹太人来说，这些话显然太过分了，它们刚一溜出我的嘴唇，我马上就后悔了，但我没想要收回它们："那对任何人都一样，"我说，"甚至对德国人也一样！是上帝这样做的。" 内森的身子往后缩了一下，脸涨得更红了。我想，这下我们终于可以决一胜负了。但就在这时，苏菲穿着那身滑稽可笑的服装，猛地一下子扑到我们中间，奇迹般地化解了即将燃烧的紧张气氛。 "不要再说这些了，"她命令道，"都给我住口！这些话题对星期天来说太严肃了。"她的样子有些滑稽，但显得很认真，"不要再提博比.韦德！我们要说点高兴的事儿。我们要去康尼岛，在那儿游泳，吃饭，过上愉快的一天！"她快活地转着圈。我很惊讶，但看到她很快抛掉那可怜的受虐的角色，这样活蹦乱跳地站在内森跟前，十分熟练地用她的美丽和活泼驾御着他，我又觉得轻松了许多。"你对集中营了解多少，内森.兰道？你一点儿也不了解。不许再谈这种地方，不许再对斯汀戈喊叫，不许再对他大喊大叫什么博比.韦德了。够了！斯汀戈与博比.韦德毫不相干。斯汀戈太可爱了。你也很可爱，内森.兰道，真的。我爱你！" 我注意到，那年夏天，他的思想和情绪有一种神秘变化，而这种变化和某种环境有关。苏菲就像会炼丹术的巫婆一样，可以使他立即发生变化，从一个大吼大叫的吃人恶魔变成一个迷人的王子。欧洲妇女常常能这样驾御她们的男人。而对大多数美国女性来说，就似乎有些力所难及了。现在她轻轻地"啄"着他的面颊，用指尖捏住他那双伸出的手，用一种欣赏的期待的眼神盯着他，直到他脸上那狂暴的红色渐渐消退下去。 "真的，亲爱的，我爱你！"她轻轻说着，接着使劲拉他的手腕，用那天最兴高采烈的声音叫着，"到海滩去啦！到海滩去啦！我们要用沙子筑一个城堡。" 于是，雷霆过去了，阳光又洒进色彩斑斓的房间，窗帘被花园飘来的轻风吹得微微作响。我们三人朝门口走去的时候，内森--他看起来像个过时的时髦赌徒--用手搂住我的肩膀，向我真诚坦率地道歉。我也只好原谅他对我的侮辱和偏见，以及其他的冒犯。"斯汀戈老伙计，我是个傻瓜！一个大傻瓜！"他对着我的耳朵吼着，声音大得吓人，"我并不想这样。这是个坏毛病。我说话时一贯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我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南方人都是坏人。嘿，我向你保证，我今后决不把南方的问题强加于你！好吗？苏菲，你来保证。"他用手使劲搓着我的头发，就像揉面团一样，还把他那高贵的鹰勾鼻子像可笑的德国狗那样凑到我的耳旁，使劲向里乱钻。他又回复到我所了解的那种愉快的样子。 我们兴高采烈地朝地铁站走去。苏菲走在中间，用手臂挽着我们俩，内森又开始用那种怪里怪气的南方甜腔说话，不过这次没有挖苦的意味，他没有想要刺激我。他学得简直惟妙惟肖，足以骗倒孟菲斯或莫拜尔的本地人，逗得我差点被笑噎住。他的天才还不止语言模仿；还有更绝的一招，那便是他自己发明的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花招。他夸张地学着各种各样的乡下人的腔调，说着我从未听到过的方言。他的表演令人捧腹，我完全忘了他模仿的就是刚才他毫不留情地痛责过的那些人。我敢肯定，苏菲忽略了他行为上的许多细微变化，而完全被他感染，和我一起把欢笑洒在弗兰特布西的大道上。我隐约感觉到，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丑恶、自私、令人惧怕的情感的净化；那情感曾在苏菲的房间里像急风暴雨般肆虐无忌。 我们沿着周日熙熙攘攘的大街走了一个半街区，他编演了一出带有纯粹的南阿巴拉契亚山脉一带的阴沉风格的色情闹剧。在剧中，快乐的尤康成了一个乱伦的老农民，成天和女儿在一起厮混。内森给那个女儿取名叫"粉红色的眼睛"。"有没有让一张兔唇吸吮过你的阴茎？"内森学着那种咯咯的腔调尖声说着，声音很大，把街上两个闲逛的家庭妇女吓了一大跳。她们一脸无法忍受的样子，赶紧从我们身边逃开，而内森还继续着他的恶作剧。"你又让我怀孕了！"他用假嗓子学着女人腔又哭又闹。他的声音十分逼真，几乎可以说是乱真，活生生地再现了那些呆头呆脑的、被婚姻生活拖得不成样子的被冷落的妻子或受气包。就像音乐的神韵令人无法捉摸一样，内森那场欢闹、下流的表演里也隐含着某种东西。后来我才意识到，它源于一种极度的绝望。而当时我发出阵阵狂笑，看到的只是那种天才的形象展现。二十年后，在莱尼o布鲁斯那耀眼的形象中，这一点才得到证实。 因为早已过了中午，我们决定把那顿美妙的海鲜宴会推迟到晚上，只买了些东西打打尖。我们在小摊上买了酸泡菜，犹太人吃的那种长长的做得很漂亮的猪牛肉混合腊肠，还有可口可乐，然后朝地铁站走去。地铁里挤满了渴望海滩的纽约人。他们带着巨大的鼓鼓囊囊的汽车内胎和哭哭泣泣的孩子。我们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可以容三人并肩坐下的座位，开始共享不算丰盛但很宜人的食物。苏菲专心吃着热狗，内森在吵闹的车厢里开始对我亲近起来。他一副巴结我的模样，好奇地打听着我的一些事，不过没让我产生"包打听"的感觉。我只简单地回答了几句，如为什么到布鲁克林，我做过什么事，靠什么生活。当得知我是一名作家后，他显得很感兴趣，甚至有些高兴。说到靠什么生活时，我差点就要说出种植园的那段往事，以及诸如此类的话："唔，你瞧，有那么个黑鬼--黑奴--我家的一个奴隶被卖掉了……"但我想，这些话会让内森认为我是在故意找茬儿，他又会开始那滔滔不绝的独角戏，唠叨个没完，让人心烦，于是我只淡淡地笑了笑，含含糊糊地回答他的问题："我有一笔个人收入。" "你是作家？"他又问道，急切地点着头，好像还在为此惊讶。他靠在苏菲身上，用手紧紧抓住我的胳膊，那黑色、阴郁的眼睛直盯着我。我这时才感觉到他的那股热切劲儿。他大声地对我叫道："你知道吗，我想我们会成为真正的好朋友！" "对，我们都会成为好朋友的！"苏菲附合着他。火车钻出阴森的隧道来到布鲁克林南边。快接近海边了。这时，一束阳光直射进车厢，苏菲的脸被照得光彩照人。她的脸与我挨得很近，充满幸福的红靥。她又用手臂把我和内森的胳膊连接起来，那种亲近让我有些感动。她嘴角残留的一丝香肠拖到我的手边，我用拇指和食指把它摘了下来。"噢，我们会是最好的朋友！"在火车轰隆隆的嘈杂声中，她用颤抖的声音高叫着，并在我胳膊上捏了一下，当然没有轻佻的意味，而是意味深长的。这是一个表示肯定的信号，是向一个新朋友表示她对他的信任与影响。 他们的和解真令人难以接受，我默默地想着。这真不公平，让内森来做这么一个美妙绝伦的战利品的管理者。不过，有面包屑总比一点没有要好一些。我也笨拙地捏了一下苏菲。这可是一个害单相思的人的动作。我做这一切时，发觉自己是那么猥亵，以至我的阳物都有些胀痛。早些时候，内森曾说他会在康尼岛给我找个姑娘，他认识一个叫莱斯丽的"味道不错"的姑娘。这让我觉得有些安慰。我尽量用淡泊的心情看待自己永远充当的次要角色，并把裤子里胀起的玩意儿悄悄地按下去。这有些无趣，但我努力说服自己：我还是高兴的，这肯定是我记忆中最高兴的一天。就这样，我决定耐心等待幸福时刻的来临，看看这美丽的礼拜天会给我带来什么。 我打起了盹。苏菲近在咫尺，赤裸的潮湿的手臂靠着我，身上发出像麝香一样的阵阵幽香，毫无疑问是那种波兰式的杂香。我胡思乱想着，在睡梦的波涛里飘荡。我开始做起梦来，在梦里回到早些时候我无意间偷听到的那一场景：苏菲和内森躺在杏黄色的床上。我无论如何也赶不走这个场景。还有他们说的话，他们疯狂的爱语像大雨一样倾盆而下！ 接着那景象突然一亮，从我的梦中慢慢消逝不见了。我耳边响起了另外的声音，吓得我一下子坐了起来。这是昨天狂乱吵闹中的那些话语。真的是从内森的嘴中听来的吗？不，我想起来了，是后来他们那没完没了的打闹时，从天花板上传下来的，伴着音乐和哭喊声。如果不是因为里面带有一种令人十分恐惧的感觉，人们还以为是佯装出来的气愤。那声音说："你--还--不--明--白--吗，苏菲！我们--就要死了！--死了！" 我猛地颤抖起来，好像有谁在隆冬时节把北冰洋撕开了一个大口子。这就是那种所谓的预兆吧。这种又冷又湿的感觉困住了我。天很快黑了下来。我突然一阵心慌，想要冲出车厢逃离这地方。如果真如当时所想，我在下一站下车，匆忙回到耶塔公寓，取出行李一走了之，就不会有下面的故事了，或是说根本就没有故事可讲了，但我却让自己到了康尼岛，帮助苏菲实现对我们三人的预言：我们要成为最好的朋友。
教授的女儿第19节 我的小时候住在克拉科夫
"我小时候住在克拉科夫，"苏菲对我说，"我家在一条宛延的老街上，在一幢古老的房屋里，离大学不远。那房子很古老，我相信其中一部分修建于好几百年前。奇怪的是，你知道吗，那幢房子和耶塔公寓是我住过的仅有的两个地方。我是说真正的房子。因为，我在那儿出生，并度过了整个童年时期，结婚后还住在那儿。直到德国人到来之前，我才不得不到华沙住了一段时间。我很喜欢那房子，非常幽静，四楼上有很多阴凉之处。很小的时候，我就有了自己单独的房间。街对面也有一幢老房子，烟囱是弯的，白鹳在那上面筑巢。白鹳，不会吧？很好笑吧。好了，不管它了。总之我记得那烟囱上的白鹳，它们就像我在德国读过的格林童话一样。那些书我记得十分清楚，封面上的颜色，上面的鸟和人。在学会看波兰语时，我已能看懂德语。你知道吗，我甚至在学会说波兰语之前就会说德语了，所以以后我第一次进教会学校时，我就能用德语去骗骗别人。 "你知道，克拉科夫是个很古老的城市。我们的房子离市中心广场不远。广场中心是一栋很漂亮的建筑，大约建于中世纪时期，它的波兰名字叫Sukiennice，在英语里应该是纺织大厦之类的意思。那里面是一个大市场，买卖各种各样的布料和纺织品。圣玛丽教堂上有一个钟楼，很高，但并不敲钟报时，而是由真人站在栏杆前，吹号报时。晚上，那声音很美，有一种很悠远、忧伤的感觉，有些像巴赫管弦乐组曲中的号角声。这声音总让我想起神秘的古时候。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总爱躺在黑暗的房间里，听着楼下的马蹄声。波兰那时还没有多少汽车。快要睡着时，我总能听见那些人在钟楼上吹号，那么忧伤、遥远。那时我总是想着时间这个神秘之物。要不，我就躺在那儿想着钟。在我家走廊里有一个很古老的座钟，是祖父母传下来的。有一次我把后盖打开了，钟仍然走着，我朝里看去，看见了里面所有的杠杆、齿轮，还有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红宝石。于是，到了晚上，我就躺在那儿，在钟里尽情发挥着一个孩子的想象：我吊在那大钟里的一个弹簧上，看着那些杠杆摆动，各种各样的齿轮转动，还有那美丽晶莹像我的头一般大小的红宝石。想着想着便睡着了，带着那钟进入了梦乡。 "噢，克拉科夫留给我的回忆太多，太多了。我简直无法一一描述！那是多么好的年代啊！那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黄金岁月，即使波兰这么一个贫穷的还在经受内乱的国家也是如此。内森认为我在夸张我的那段好日子。他总是挖苦波兰。我告诉他我的家庭，以及我们过着多么文明的生活，你能想象的最好的生活。真的。´你们在星期天玩什么呢？´他对我说，´朝犹太人扔土豆吗？´你瞧，他能想到的波兰就是如何反犹，而且总是讽刺挖苦，拿它来开玩笑，这让我觉得很伤心，因为确实如此，我的意思是说波兰的确以反犹著称。这让我觉得十分羞愧。就像你，斯汀戈，就像你面对南方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和虐待一样。不过我告诉内森，不错，波兰的确有过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但他必须明白，真的[1]，必须理解，并非所有的波兰人都像这样，还是有一些好人、正派人的，比如说我的家人，他们……噢，这一切都让我为内森感到伤心，他太……他完全被困扰了。我想我得换个话题…… "对，谈谈我的家人。我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回忆总与大学有关。那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大约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纪。除了教师女儿的生活之外，我几乎不知道还有其他类型的生活。或许这就是我对那时的记忆总是那么美好的原因。斯汀戈，将来你一定要去波兰看看，写一写她。她太美，太令人伤感了。想想吧，我在那儿生活的二十年，也就是波兰仅有的自由的二十年。我的意思是，那也是波兰几百年历史上惟一的一次自由！我想，难怪父亲常常说，那是波兰最阳光灿烂的日子。因为这是第一次完全的自由，知道吗？在大学和中小学里，你可以学到任何一门你想学的功课；人们尽情享受生活，学习，读书，听音乐，在春季夏日的周末到乡间度假。有时候我都觉得，我对音乐的热爱不亚于对生活的热爱。真的，我们总在听音乐会。我小时候住在这所房子……这所古老的房子里，晚上我总是醒着躺在床上，听妈妈在楼下弹钢琴，舒曼，或是肖邦，要不就是贝多芬，史卡拉特，巴赫。她是个不错的钢琴家。我就躺在那儿，听着音乐在屋子里飘荡，觉得是那样温暖，舒适，安全。我总想，没有人有我这样的父母，有我这样的美好生活。我还会想，我长大成人后会是什么样子？也许会结婚，嫁给一个像父亲那样的优秀教授；也像母亲那样当个音乐教师，演奏美妙的音乐，和教孩子。这样的生活太美了！ "我的父母都不是克拉科夫本地人。我母亲出生在洛兹，父亲是卢布林人。他们在维也纳读书时相识。父亲在奥地利科学院学法律，母亲则在同一城市学音乐。他们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以我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经常去做弥撒，上教会学校。但并不是说我是个狂热、顽固的宗教狂。我十分信奉上帝，但我的父母并不如此……你看，我不知道英语该用哪个词，法语好像是……是的，严厉。他们并不那样。他们非常开明，甚至可以说是社会主义者，总是投劳工党或民主党的票。我父亲仇视毕苏斯基。他说，这个人比希特勒更仇恨波兰。毕苏斯基死的那天晚上，父亲喝了好多荷兰杜松子酒以示庆贺。他是个和平主义者。尽管他总是喜欢谈论波兰那段好日子，但我知道他很郁闷，很焦虑。有一次我听见他对母亲说--那已是1932年了，我听见他用一种忧郁的声音说，这日子不会长久了，就要打仗了。命运总是不让波兰永远和平安宁下去。我还记得，这话他是用德语说的。在我的家里，我们说德语的时候比说波兰语的时候更多。至于法语嘛，我在学校里说，而且相当不错，但我觉得不如德语那么容易。这就是维也纳对我的影响。我父母在那里住了很长时间，父亲在那里当法律教授。那时学术界都用德语交流。母亲做得一手相当出色的维也纳风味菜，当然她也烧波兰菜，不过波兰菜还没有形成为一个菜系。至今我还记得我们在克拉科夫那间大厨房里做的那些菜，噢，还有她做的那些美妙无比的甜食，有一道叫梅特尼布丁的东西，里面有栗子、黄油和桔子皮。 "我知道，我这样唠叨会让你心烦，不过我父母真的都是很出色的人。你瞧，内森现在很不错，很平静，他正处于良好状态之中。说´状态´，对吧？但如果他处于不良状态，正在气头上的话，就会像你第一次看见的那样，我这样说他，他便会对我尖叫，不停地骂我是反犹的波兰猪。噢，我从没听过他骂的那些脏字，不管是英语的，依地语，还是别的什么语言。他总是骂着同样的话：´你这肮脏的波兰猪，你要杀死我了，就像你们这些肮脏恶心的波兰猪杀死犹太人一样！´我想和他说话，但他根本不听，只顾气得发疯。我也知道，在这种时候跟他说波兰人的好处，跟他讲像父亲那样的人，根本没用。我父亲生在卢布林，那时还由俄国人控制着，有许许多多的犹太人在那里惨遭屠杀。父亲年轻时，曾和他的一个当教士的哥哥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将三个犹太家庭藏起来，躲过了那场大屠杀，躲过了那些哥萨克士兵。这是妈妈告诉我的，因为父亲从不愿提起这事。但我知道，如果在内森怒气冲天时对他说这些，他只会骂得更厉害，说我是又臭又脏的波兰骗子。噢，那种时候，我只能对他耐心些。我知道，那时的他十分虚弱，状况十分糟糕。然后，我只能走开，一声不吭地想想别的事儿，等着他把气发完。到时他又会对我非常和蔼、温柔，充满柔情蜜意。 "我第一次听父亲说起大屠杀，已是十年前的事了，也就是战前一二年吧。那是报纸上刊登纳粹对德国的犹太教堂和犹太商店进行惨无人道的摧毁的时候。我记得父亲第一次提到卢布林的那次大屠杀。他说：´先是从东边往西，这次是从西边往东。´我并不完全懂他的意思。我想，大概是因为克拉科夫犹太人居住区的犹太人不像别的地区那么多吧，不管怎样说，我觉得他们和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同，也不该受到迫害或成为牺牲品。我想我还不怎么懂事。那时，我和卡什莫尔结了婚。你瞧，我结婚很早，太年轻了，还像个小姑娘，以为美好的生活会永远这样舒适、祥和、安宁地继续下去，妈妈、爸爸、卡什莫尔还有卓娅(这是我的昵称)幸福地生活在这幢大房子里，吃着别致的波兰菜，看书，学习，听巴赫的曲子，直到永远。我真不明白我怎么会那么傻。卡什莫尔是数学教师，我是在父母所在的大学为青年教师举办的晚会上认识他的。结婚后我们曾打算去维也纳，就像我的父母那样，卡什莫尔到奥地利科学院读数学博士，我学音乐。我从八九岁时便开始学弹钢琴，到那里后可以在名师弗罗o西曼的门下继续深造。她曾教过我的母亲，尽管那时她已经很老了。但就在那年，奥地利被吞并，德国人涌进维也纳，形势变得严峻起来。父亲说，战争肯定会来的。 "我还记得我们一家在克拉科夫度过的最后一年的日子，不敢相信这样的日子即将结束。我和卡什莫尔在一起的时候非常幸福，我非常爱他。他是那样的风度翩翩，英俊潇洒，而且十分睿智。斯汀戈，你瞧，我只对那些聪明的人着迷。我不能肯定自己对卡兹克[1]的爱是否超过了内森。我太爱内森了，爱得让我心碎。也许我不该将爱拿来相互比较。我爱卡兹克，爱得很深、很深。一想到战争就要临近，卡兹克就要上战场，我就感到无法忍受。于是我们干脆把这一切抛在脑后，什么也不想。那一年，我们听音乐会，读很多很多的书，到剧院看演出，在街上散步。就在那时，我开始学俄语。卡兹克原来在俄国占领区布列斯-利托夫斯克长期居住，他的俄语说得和波兰语一样好。这一点不像我父亲。他也长期生活在俄国统治之下，但他仇视他们，只在迫于无奈时才说那种语言。总之，我那时知道肯定会有一些变化，但以为那是很自然的事儿，比如从父母家搬出，如果需要的话安一个自己的家。但我想把这些留待战后再说，因为我想战争不会很长，德国人很快就会被打败，我和卡兹克很快就可以照原定计划去维也纳。
教授的女儿第20节 我真是太傻了
"我真是太傻了，斯汀戈，像我的叔叔斯坦尼斯罗一样傻。他是我父亲的兄弟，是波兰骑兵部队的上校。他是我最喜欢的叔叔，对生活充满希望，一直很乐观。他对波兰始终有一种天真的自豪感，好像波兰从没长时间地被普鲁士人、奥地利人、俄国人占领过，和英国、德国或别的什么国家没什么不同。他总是穿着那身漂亮花哨的骑士制服来拜访我们，身上佩带着马刀，嘴上蓄着轻骑兵的那种小胡子，高声大论，还不停地大笑，说如果德国人敢来与波兰打仗，他们得到的只会是教训。父亲委婉地与叔叔开玩笑，卡兹克却直截了当、有理有据地和叔叔争论起来，问他：´如果德国装甲部队开着坦克来波兰，你们骑兵能抵挡吗？´而叔叔总是说，最重要的是地形条件。波兰骑兵知道怎样利用熟悉的地形，而德国人肯定会在陌生的地形中失利。这就是波兰军队对德国人的致胜秘诀。你也许知道那次对抗战中发生了什么--在不到三天的时间里，波兰骑兵一败涂地！啊，这种充满绅士风度的民族自豪感真是太蠢了！毫无意义！所有的人和马！太惨了，斯汀戈！太惨了…… "德国军队进驻克拉科夫时，是在1935年的九月。我们都吓坏了，对发生的一切充满仇恨。但我们都保持着镇定，尽可能地把事情朝最好的方面想。刚开始时还不算太糟，斯汀戈。我的意思是说，刚开始那阵子，我们觉得德国人对我们还不错。他们并没有像轰炸华沙那样炸毁这座城市，所以我们觉得有些特别，有一种受到保护、躲过劫难的感觉。那些德国士兵也算行为良好。记得父亲说，这证实了他很久以来的一个想法，那就是德国士兵延袭着古普鲁士军队的良好传统，即恪守荣誉与正派的准则，所以他们不会伤害或虐待平民。同样，听着成千上万的士兵说德语，也使我们觉得安心。对我们家来说，这种语言像母语一般亲切。就这样，刚开始的那种痛苦慢慢淡了。尽管父亲对华沙所发生的事感到焦虑和痛苦，但他说，我们可以照老样子生活下去了。他说，他不知道希特勒会怎么对待知识分子，但在其他城市，比如维也纳和布拉格，许多教师都被允许继续工作。所以他认为，他和卡什莫尔也能如此。几星期过去了，什么事也没发生，克拉科夫城还算平静，我的意思是说，还可以过得下去。 "11月的一天早上，我到圣玛丽教堂做弥撒，就是我说的那个真人吹号的教堂。在克拉科夫时，我常去做弥撒。德国人来后，我也去了很多次，祈祷战争快点结束。这听来有些自私吧，斯汀戈，但我真的是一心祈盼战争尽快结束，我就可以和卡兹克去维也纳读书了。噢，当然还有太多的事需要祈祷，但人总是有私心的。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家人都还安全、自由，所以我希望战争快点结束，让我们重新过上以前的日子。但就在我做祷告时，突然产生一种……一种感觉[1]，是的，一种预感，一种恐怖、可怕的预感。我不知道这恐惧从何而来，但突然间我停止祷告，感觉被教堂里一股又冷又湿的寒流所侵袭。我猛然意识到，这像闪电一样袭来的恐怖来自何处。因为我记得，就在那一天早上，克拉科夫地区的新任纳粹总督，一个叫弗兰克的家伙，让大学里的所有教师在校园广场上集合，要向他们宣布占领区必须遵守的新规定。这没什么，只不过是一次单纯的集合，通知他们那天早晨必须到会。我父亲和卡兹克是在头一天听说这事的。你知道，这听起来十分自然、合理，没人会联想到其他什么。但现在，这道闪电让我感觉出事儿了。我冲出教堂朝街上跑去。 "噢，斯汀戈！我现在告诉你，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能见到父亲和卡兹克，再也见不到了！我跑啊，跑啊。那地方并不太远。等我跑到学校时，校门前围着一大群人。街上已戒严，只有一些庞大的德国篷车，还有端着来福枪和冲锋枪的一群群德国士兵。那儿设了一道路障，那些德国士兵不让我过去。正在这时，我看见一个熟人--沃西纳教授夫人，她丈夫是化学[1]教授。她一下子扑倒在我的怀里，歇斯底里地哭喊起来：´噢，他们走了！他们被带走了！所有的人！´我简直不敢相信。但另一个教师的妻子也走过来，哭喊着说：´是的，是真的！他们被带走了！我丈夫斯莫伦教授也被带走了！´我仍然将信将疑。直到看见那些遮得严严实实的篷车朝西开去时，我才完全相信了，也开始歇斯底里地哭叫起来，接着我跑回家去告诉母亲。我们俩抱头痛哭。母亲说：´卓娅，他们去了哪儿？他们被带到哪儿去了？´我说不知道。一个月后，我得到消息说，父亲和卡兹克都被带到了奥斯威辛集中营。我们还听说，他们都是在新年那天被枪杀的，因为他们是波兰人，是大学教授。另外还有许多教师，我想也许有一百八十多人吧，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没能回来。这事发生后不久，我们去了华沙。我必须得找工作了…… "几年后，到了1945年。战争结束时，我在瑞典的难民营里。我总是回忆起父亲和卡兹克被杀害的那段日子，回忆我流过的全部眼泪。奇怪的是，在这一切发生后，我再也哭不出来了。这是真的，斯汀戈！我再没有什么情感了。我没有了感情，就像我再流不出眼泪一样。在瑞典的那个地方，我和一个阿姆斯特丹来的犹太妇女成了朋友。她对我很好，尤其是在我企图自杀的那段日子。我用玻璃片割破手腕，我想我并没有用太大的劲儿，所以没流多少血。那年夏天，我们在一起谈了很多，她也曾在我呆过的集中营关过，失去了两个姐姐。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幸存下来的。那里有相当多的犹太人被杀，幸存者寥寥无几。她说一口漂亮的英语。那便是为什么我要开始学英语，因为我知道也许我要到美国来。 "这老太太是个十分虔诚的教徒，常去她们那儿的犹太教堂祷告。她告诉我，她非常相信上帝。有一次她还问我是不是也相信上帝基督，就像她相信他们的上帝亚伯拉罕那样。她说，尽管很多犹太人都认为上帝不存在了，但发生在她身上的一切，使她对上帝的信仰更加坚定。我对她说，我以前也相信基督，相信圣母，但经过这么些年之后，我也像那些犹太人一样，发现上帝已永远不复存在。我说，我知道基督早已把脸转向别处，我不能再向他祷告，向他哭诉。她问我怎么知道上帝不再看我，我说我就是知道。我知道只有上帝--耶酥，才会允许我所爱的人死去，让我独自生活在愧疚之中。上帝已不再怜悯我，关心我。而且他们的死又是那么可怕，让我觉得有更多的愧疚，几乎忍受下去。噢，人类要忍受痛苦，只好忍受…… "斯汀戈，也许你会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没和任何人告别就让他死去，没有一点安慰和理解就让他死去，这太可怕了！太让人无法忍受！我在萨斯赫森给父亲和卡兹克写了很多信，但都被退了回来，上面盖着´查无此人´的邮戳。我只是想告诉他们，我非常爱他们，特别想对卡兹克说这话。这不是因为我爱他胜过爱父亲，而是因为在最后那段日子里，我们大吵了一架，吵得很厉害。我们几乎没吵过架，不过我们结婚已经三年多了，我想有时拌拌嘴也是很自然的事。不管怎样，出事的头天晚上，我们吵了起来。我已经想不起是因为什么，真的，我对他说：´去死吧[1]!´。他冲出门去。那晚，我们没睡在一起。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能见到他。我想这就是我无法忍受的，我们没有亲热地告别，没有亲吻，没有拥抱，什么也没有。噢，我知道卡兹克明白我是爱他的，我也知道他爱我，但一切都那么糟。我们不得不承受痛苦，因为我们再也不能把这些告诉对方…… "所以，斯汀戈，这么多日子过去了，我仍然有一种无法摆脱的愧疚感。我也知道这没有什么道理的，就像在瑞典时那位犹太老妇人对我说的那样。她试图让我明白，我们的爱才是最要紧的，而不是那次愚蠢的吵嘴。但我还是十分内疚。很可笑吧，斯汀戈。我想我又学会哭了，或许这表明我又是一个人了。是的，一个人。我常常独自一人听音乐，那乐曲声总让我想起卡兹克和过去的岁月，我便忍不住想哭。有一首乐曲我几乎无法去听，因为它总是让我哭个不停，鼻子塞住，出不了气，眼泪像溪水一样哗哗直流。那就是我在圣诞节得到的那张汉德尔的唱片，里面那首《我知道救世祖还活着》的曲子总让我想哭，因为我的愧疚，还因为我知道我的救世祖并不存在，我的身体早已被寄生虫残蚀，我的眼睛永远永远看不见上帝……" 我叙写的这段时间是1947年的夏天，苏菲对我讲述了许多她过去的事情。我命中注定要被苏菲和内森的情感所诱惑，就像六月里那些不幸的小虫子被蜘蛛网罩住一样。那时，她正在一个叫布兰克斯托克的医师开在布鲁克林一个偏僻街角的诊所里当接待员。布兰克斯托克是个按摩师，很早以前从波兰移民而来。他的病人大多是过去的老移民或新近入境的犹太难民。苏菲在一个国际救援组织的帮助下来到纽约后，不久就找到了这份工作。起初，布兰克斯托克(除依地语之外，他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波兰语)对派给他的这个年轻女人十分恼火。她不是犹太人，只会几句弊脚的依地语，还是在集中营里学来的。但医师是个好心人，而且毫无疑问被她的美貌所打动，考虑到她的难处，还有她讲的一口漂亮的德语，便雇用了她。她太需要这份工作了，她的所有财产就是瑞典难民营发的那些又薄又小的衣服。其实布兰克斯托克根本无须顾虑苏菲的语言"缺陷"，没过几天，她就能用依地语和病人聊天了，就像她本来就出生在犹太人居住区一样。她在耶塔公寓租了间便宜的房间，这是七年来她的第一个真正的家。她差不多在找到工作的同时租下了房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周三天工作日，使苏菲能把她的精神与肉体都支撑下去。同时她还用空余时间到布鲁克林大学的学习班学习英语，以期能够完全溶入纽约那生气勃勃、热闹非凡的都市生活。
教授的女儿第21节 为生活感到厌倦
她告诉我，她从没对这种生活感到厌倦。她决心要把过去抛在脑后，或者说尽可能这样做，如果受尽磨难的脆弱神经允许的话。所以对她来说，这座庞大的城市从现实到精神都是一个新世界。她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还很差，但这并不妨碍她享受快乐。她就像一个孩子泡在冷饮室里那样轻松愉快。首先，音乐，仅仅是能听到音乐，就足以使她内心充满快乐，好比一个人在刚刚得知有一顿丰盛的晚餐等他享用时的那种欢快的心情。遇见内森之前，她还买不起留声机。不过没多久，她就有了一台廉价的小型便携式收音机，能播放出美妙的音乐。她分不清那些著名的有着怪异的开头字母的音乐家的姓名，也弄不懂WQXR、WNYC、WEVD等广播电台。她只是沉浸在音乐中，沉浸在播音员迷人的磁性嗓音中。她与音乐已经久违了，甚至一些陌生的作品，像舒伯特的未完成乐章，都能让她耳目一新，激动不已。当然，还有音乐会。音乐学院不定期举办的音乐会，以及夏季在曼哈顿列维山体育馆举办的音乐会，都给了她美妙却又便宜得几乎称得上免费的音乐享受。一天晚上，她到体育场听梅纽因乐团演奏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那乐曲充满柔情与激情，几近疯狂。她坐在圆形看台的边上，身子在星光下瑟瑟发抖，内心却感到一种奇妙的宁静与安详。这让她大吃一惊，同时也意识到生活有了希望。她可以将支离破碎的生活重新拾起来，开始一种新生活。 最初几个月，苏菲大半时间独自呆着。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很快解决了)，她很害羞，而且她喜欢一人独处，尽情享受孤独。因为那几年里她几乎没有独处的时候，也没有书或任何印刷品可看。现在她贪婪地读书，订阅了波兰版的美国报纸，经常光顾富尔顿大街的波兰书市，那里有一个大型的图书馆可供阅读。她回忆说，她读的第一本书是多斯o帕索斯的《曼哈顿大转移》，然后又读了《解甲归田》、《美国悲剧》，还有沃尔夫的《时光与河流》。最后这本书的波兰译文很拙劣，以至于她不得不打破在集中营中立下的一生不看德语书的誓言，到公共图书馆借了一本德语译本来看。或许是因为这个译本的译文生动流畅，也或许是因为沃尔夫伤感而又乐观的抒情文风，所以尽管苏菲那时对美国只有粗略的印象，只有一个异乡人对这个广袤而繁华的国家的一丁点了解，这本书仍让她激动不已，以至整个冬天和春天都在读它。事实上，沃尔夫完全抓住了她的心。她决定再读读他的《看看家乡吧，安琪儿》的英文版本，不过很快便放弃了，因为她发觉这对她太难。对一个初学者来说，英语确实很难，那些异体性、缀字法等等都不那么明显，而苏菲的读写能力也明显不及她那迷人动听的口头表达能力。 苏菲在美国的全部经历仅限于纽约，而且大部分是在布鲁克林。不久，她开始热爱这座城市，与此同时也被它吓坏了。在她的一生中，她只知道两座城市：小巧宁静、充满宗教气氛的克拉科夫，以及轰炸后断壁残垣、狼籍一片的华沙。她的出生地那些古老房屋的屋顶，弯弯曲曲的大街小巷，都已成为她无法追忆的往事。而克拉科夫与布鲁克林的日子常常搅和在一起，使她几乎难以保持清醒。她说，在耶塔公寓最初的几个早晨，她醒来时看见自己睡在一张陌生的床上，四周是陌生、奇怪的粉红色。她迷迷糊糊地听到从街上传来的隐约的嘈杂声，很久都不能想起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身在何处，以至于长时间处于昏昏然的恍惚之中，就像童话中一个欢乐的小姑娘，一觉醒来便已来到一个全新的一无所知的王国。这时候，她才完全清醒过来，一种既喜又悲的感觉涌上心头。她便一再对自己说：卓娅，你现在不在克拉科夫，你现在是在美国。然后起来，重又面对乌烟瘴气的地铁，布兰克斯托克的那些病人，以及布鲁克林那绿色的美景；面对温馨的，富裕的，污秽的等等一切不可思议的东西。 耶塔公寓离希望公园很近，那儿成了苏菲的一个避难所。对一个孤独、美丽的金发女郎来说，那是个散步、沉思的安全去处。阳光穿过树林洒在小径上，斑斑点点，到处花粉飞扬，巨大的洋槐和榆树巍巍耸立在起伏的草地上，似乎已准备好为瓦都或弗拉冈德的野餐图提供荫凉。在空余时间或是周末，苏菲总是长时间地流连于此。她带着美味可口的午餐，舒服地呆在这些树下。她后来向我承认说，因为过于敏感害羞，她十分克制自己的食欲。一到这座城市，她像从铰链上被解脱下来，可以大吃特吃了。但她知道，她必须培养谨慎进食的习惯。在难民营时，从瑞典红十字会来的负责照料她的医生说，她患了严重的营养不良，这对她的新陈代谢将长时间有或多或少的损伤。他提醒她必须谨防饮食过量，尤其不要吃太多的脂肪，不管它的诱惑力有多大。但对她来说，饮食变成了一场愉快的游戏。在一次午饭时间，她走进弗兰特布西一家琳琅满目的熟食店，为希望公园的野餐买点食物。整个采购过程让她感到一种肉体上的痛苦。有那么多好吃的东西，品种繁多，应有尽有。她在那香气四溢的面包酸味中屏住呼吸，眼睛像扫描仪似的热切地看着那些食品，煞费苦心地慢慢挑选着：一个腌鸡蛋，一根意大利腊肠，半块裸麦粗面包，上面浇满面浆，烤得焦黄油亮，格外香甜；鲜肉腊肠，熏肝香肠，一些沙丁鱼，热五香烟熏牛肉，熏鲑鱼，再来一个酥饼……她抓着棕色纸袋，脑子里一下冒出警告声："记住伯格斯特罗姆医生的话，不要暴饮暴食。"然后她总是慢慢地走向公园的幽深处，或是来到湖畔僻静的草地上，在那儿大口嚼着，仔细品味着各种美味，不时被一种新发现的美味所吸引；同时把《朗伯尼根三部曲》翻到第350页。 她摸索着往前走，确确实实体验到再生的感觉，但常常像一个新生婴儿一样感到无助。她笨手笨脚，像截瘫病人重新使用他们的四肢那样笨拙。一些小事--很小很小的事，都会难住她。她甚至忘了怎样把别人给她的那件夹克衫的拉链拉到一起。她为自己的笨拙而吃惊。有一次，她想从一个普通的塑料管里挤出一点面霜，却一不小心挤出一大堆来，弄得到处都是，还糊在了她的新衣服上。她差点就要哭出来了。偶尔她的骨头还会痛，主要是踝关节，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地有些不稳。这似乎与她的疲乏有关。她常觉得困倦乏力，心里恨不得快点把它们赶跑。但只要呆在阳光下，她就会觉得舒适安全，远离了黑暗的深渊。她差点就被黑暗吞蚀掉。严格算起来，到集中营解放时，她在里面还未呆上一年，但她一直不愿去回忆那最后几小时的情形：神志模糊的她躺在干草铺成的狗窝一样的地方发着烧，浑身是汗；一个低沉柔和、很有穿透力的俄国男低音传进了她的耳朵："我想这个也没救了。"那时，即使在半昏迷之中，她也明白自己还没完。而现在她可以轻松地说出当时的情形了。此时，她躺在湖边草地上，闻着泡菜、芥末以及黑麦面包的香味，肚子发出快乐的咕咕声。这让她十分难堪，更让她觉得饥饿难耐。 但六月的一个下午，她平静的生活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原因便是那地铁，这是城市生活在她印象里最糟的一部分。她痛恨纽约的地铁，又脏又闹，更痛恨那么多肉体挤在一个紧闭的铁笼子里，几个小时填在里面，人挨着人，肉贴着肉。这虽然没有让她寻觅已久的个人空间完全消逝，至少也抵消了一大半。她不明白，在有了集中营的那些经历之后，她怎么还会如此敏感，急切地想要远离那些陌生的异国人的肉体接触？在瑞典难民营的那段日子，她采用的是逃避的方法，尽量避开大庭广众，避开又吵又闹的喧哗场面。但现在，她无法摆脱，这就是她新生活的一部分。一天傍晚，她从诊所出来，挤上了地铁。车厢里比以往更挤，又热又闷，弥漫着汗臭味，到处是穿着汗衫、光着脖子的布鲁克林人。她默默地忍受着煎熬。一会儿，一群穿着棒球衫的中学男孩子在市中区站尖叫着一轰而上，像强盗般地在车厢里挤来挤去。她发现自己被挤到了车厢的连接处，被两个人紧紧地夹在中间。她想看看是两个什么样的人，这时火车突然发着刺耳的尖叫声停了下来，灯也熄了。她一下子感到不安、害怕。车厢里发出一阵懊恼的叹息声，但马上被那群男孩子沙哑的欢呼声淹没了。起初，苏菲只是默不作声地站在漆黑的车厢里，她知道叫也没用。正在这时，她感到身后有只手正滑向她的裙子下面。 苏菲后来想，如果一定要找一点点安慰的话，便是那种痛苦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被堵在又热又闷的黑暗车厢里的惊慌。她本可以像别人一样大叫起来，但那只手用它硬硬的中指急迫、武断地前行着，像外科大夫似的动作娴熟、方向准确。它所带来的与其说是痛苦，不如说是一个突遭手指强奸的人的恐怕与惊吓。那手的动作十分老练，一下子便探到了她的阴道，然后不停地扭动摸索，像一条毒蛇似的一下子全插了进去，把她弄痛了。但这痛并不比把她从催眠中惊醒时更难受。迷迷糊糊地，她感觉到了那手指，听见自己气喘吁吁地说着"求求你"之类的蠢话。整个过程持续了不到三十秒钟，那只令人恶心的爪子才从里面抽出来。她站在那儿，浑身颤抖，到处是令人窒息的黑暗，好像光明永不再来。她不知道过了多久，五分钟还是十分钟，车灯才重新亮起来，地铁又拖着又笨又重的身躯缓缓行驶。她不知道是谁攻击了她。她四周有十几个男人，围着她的全是男人的背、肩和腆着的肚子，那人便消失在这中间。她在下一站逃也似的下了地铁。 她后来想，那种真正的、传统的强奸对她的精神以及身体造成的伤害可能会小一些，不会让她如此惊恐和嫌恶。在过去的五年里，她所见过的任何暴行，所遭受的任何凌辱，所有能回忆起的伤害，都不像这次下流粗鲁的侵犯让她几乎失去知觉，变得麻木。那种面对面的强奸尽管令人厌恶，但至少能让你知道攻击者的样子，并且能用那张痛苦的脸、瞪着的泪眼看着他：仇恨、恐惧、诅咒、厌恶，或许只是嘲笑。但这次攻击却发生在黑暗中，那根细长的脱离身体的手指从后面袭击了她，就像一次卑鄙的从后面的掠虏，让你永远无法知道谁是侵略者。不，她宁愿遭受那种传统的攻击。(几个月后，她把这事告诉了我，那时她已能用嘲弄、幽默的口吻说这事儿了。)这事真是糟透了，她在以后的岁月里用相当的叙述力陈述了这事带给她的痛苦。但现在她的痛苦是，它打破了她重新获得的心灵平静。这种对灵魂的劫掠(不仅是对她身体的劫掠)，把她重新推回到她曾小心翼翼试图逃离的梦靥。 她曾长期无衣可穿，裸露着身体。到布鲁克林的几个月里，她煞费苦心地重新穿衣、打扮，让自己恢复自信和理智，可这事儿却毁了一切。她又一次感到灵魂深处的彻骨寒冷。她没有讲任何理由，也没对任何人说起这事，包括对耶塔.齐墨尔曼。她向布兰克斯托克请了一周的假，然后便一头栽到床上。一天接一天，在夏日最迷人的那段时节，她就那样蜷在床上，关上百页窗，只让一丝阳光透进来；不听收音机，只吃一点点东西，什么书也不读，只在想喝热茶时才爬起来。在阴暗的房间里，她听见公园里男孩子们打棒球时的叫声和击球声，迷迷糊糊地想起孩提时爬进那像子宫一样的座钟里，吊在弹簧上晃来晃去，仔细看着那些杠杆、齿轮和红宝石的情形。她感到害怕的是，集中营的幻象和阴影又重新出现在她的脑海里。她早已把"集中营"这个词从大脑里赶跑了，很少再提到或想起。她明白，只有在濒临死亡，或是说有丧失生命的威胁时，她才会让自己去想这些。如果还会进集中营，她还能经受住那种折磨，或者说还能又一次抓住一根救命稻草吗？这次不会再笨手笨脚了吧？这些问题帮她度过了那几天的日子。她躺在那儿盯着天花板，斑斑点点的阳光像一群小蝌蚪在上面游动。
教授的女儿第22节 她觉得自己快要发疯了
幸运的是，音乐像从前那样，又一次振救了她。在第五天还是第六天--她只记得是星期六，她从噩梦中醒来，习惯性地伸手打开床头柜上的微型收音机。她其实并不想打开它。几天来她一直没去动它，因为她极度沮丧，无法忍受美妙无比的音乐与难以名状的痛苦之间无比绝望的强烈对比。她不知道，她早就应该打开它，接受莫扎特魔术般的神秘治疗。刚一开始，那伟大的《降E大调协奏曲》的第一乐章便令她喜悦无比，浑身颤栗。突然，她明白过来，这乐曲之所以令她如此感动，是因为那响亮高贵的旋律中始终萦绕着一缕特殊的充满寒意的不和谐音，这令她全身松弛，充满快乐。这正是她十年以来一直在寻求的音乐。记得还是在德奥合并的前一年，维也纳的一支乐团来克拉科夫演出，差点让她激动得发疯。她坐在音乐厅里第一次听这乐曲，整个人处于恍惚之中。她极力张开心灵的窗扉，任凭那华丽、缠绵、沁人肺腑的和声，以及那缕不合谐音尽情地流入心灵深处。这是她在少女时代的音乐体验中新发掘出来的音乐财富，也是她最崇高的一次体验。但此后她却再也没有听到过这首曲子，因为就像其他的音乐作品一样，莫扎特这首中提琴和小提琴忧伤甜蜜的对话，还有悠鸣的长笛、低沉的黑管，都随着波兰的战争风暴一扫而光。罪恶与毁灭窒息了一切，任何一种音乐都成了可笑的奢侈品。 于是在那几年里，先是在被轰炸的华沙，后来是在集中营，她对那乐曲的记忆慢慢消失了，甚至连那曲名，后来也常常与她所喜爱的其他乐曲混淆着。一切都成了克拉科夫岁月里被玷污却美丽的不可再有的回忆。但那天早上，从那台廉价的收音机传出的乐声，让她一下子从噩梦中惊醒，心脏急速地跳动起来，唇边有一种她早已不再熟悉的感觉。她意识到自己在微笑。有一段时间，她就坐在那儿听着，笑着，颤抖着，完全陶醉其中。失去的不可再有的欢乐又重新回来了，慢慢地与她强烈的痛苦融合在一起。当音乐声停下时，她仔细听着播音员播报的曲名，然后走到窗前，拉开窗帘，出神地看着公园边上的棒球场。她盘算着，只要有足够的钱，就去买一台留声机和一张《降E大调协奏曲》的唱片。她意识到，这样的想法意味着她正在走出阴影。 但想到这儿，她知道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音乐或许能支撑起她的精神，但她的身体由于长期躲在黑暗中而变得虚弱无力。直觉告诉她是因为吃得太少，但无法解释的一些现象吓坏了她：无食欲，疲倦，胫骨像刀割似的疼痛，尤其在月经期间。月经总是提前许多天到来，并且像洪水般汹涌而下。她猜想会不会是因为那次手指强奸？她打算第二天回去上班时，问问布兰克斯托克医师，最好让他给她做个身体检查，并制订一个治疗方案。苏菲还算有些医学常识，意识到求这位按摩医师来诊治她的妇科病有点讽刺的味道，但她不会责怪她的雇主，因为她太需要这份工作了。她知道，至少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而且在他诊室中进进出出的那些痛苦的病人(包括很多警察)中，至少有一部分人经过他的拉、扯、揉、捏后，感到舒服多了。更重要的一点是，她知道他是那种可以帮助自己的人。所以，除了那微不足道的工资外，她在其他方面也可以向他求助。她用一种非常乐观、容忍的态度与医师相处。 布兰克斯托克，五十来岁，体魄强健，长相英俊，举止优雅，有些谢顶。他属于为数不多的上帝宠儿中的一个，命运将他从贫困的俄国占领下的波兰带到了富足繁华的美国。他是个十足的喜欢享受的花花公子，衣柜里挂满了绣花马甲、印花薄绸领带和粉红色的胸花。他还是个喜欢说笑的人，用依地语大讲特讲笑话。他十分乐观，整天乐滋滋的，快乐的神情像漂浮在光团中的蜡烛一般光彩四溢。他还是个不错的魔术师，常用那些小玩艺取悦于人。他给他的病人，给苏菲，给任何想看他表演的人表演灵巧的魔术。苏菲当时正处于过渡时期的痛苦中，这样高昂的饱满的快乐情绪令她感到惊讶，那些粗野的玩笑与恶作剧则让她有些难受。但在这一切背后，她看见的是一种孩子般渴望被爱的愿望，以至于她不可能拒绝它；而且，他是这么多年来第一个让她真正欢笑起来的人。 他还是个坦率的人，能十分坦白把他的个人财富告诉别人。也许只有那种善良真挚的好心肠的人，才能在对自己的收入如数家珍时，不至于令人作呕。他用那种傲慢的喉音说着南腔北调的英语，苏菲的耳朵已能分辩出里面的布鲁克林口音。他说："一年四万美元收入，税前；圣阿本大街最佳地段的一处房产，价值七万五千美元，完全私产，每个房间铺满地毯，无影照明；三辆汽车，包括一辆配置优良的卡迪拉克，一辆三十二英尺的克莱斯勒一辆别克；所有这些外加一个上帝赐予我的最亲爱、最可爱的妻子。而我，一个饥饿的犹太青年，一个登上艾利斯岛时身上只有五美元的穷光蛋，一个举目无亲的异乡人。你说说看！你说我为什么我不应该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为什么我不该让大家像我一样欢笑？"什么原因也没有，苏菲想。那是个冬天的早晨，她正坐在布兰克斯托克的卡迪拉克上，随他从圣阿本街的家里返回诊所。 她是跟他到设在家里的那间办公室去找一些文件的。在那儿，她第一次看见了他的妻子，一个丰满的金发碧眼的女人，叫希尔维亚。她穿着一条花哨的汽球一样的丝绸裤子，像个土耳其的肚皮女郎。她带苏菲参观屋子，这是苏菲到美国后踏进的第一个家。那正是正午时分，无处不在的玻璃纱在发红的阳光下呈现出光怪陆离的色彩，整个房间让人感觉像个半透明的坟墓；一个手持弓箭的小爱神在红色的钢琴上裂嘴傻笑着；椅子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包装盒，透明塑料上反射着太阳光；浴室里的瓷器乌黑锃亮。后来，坐在前门印上姓名开头字母的卡迪拉克车上，苏菲看着医师使用车载电话。这令她惊讶无比。在当时，这种电话还只是一种试验性的产品，但在布兰克斯托克手上，便成了他表达爱意的非凡工具。以至她很久以后还记得他那次与圣阿本家中的通话，至少记得其中的一部分："茜儿[1]甜心，我是海密，你听得清楚吗？我爱你，宝贝。吻你，亲爱的。我们现在正在自由大道，正在经过海湾公墓。我爱你，亲爱的。送你一个吻！咂！咂！我几分钟后就回家，甜心。"一会儿又说："茜儿亲爱的，是我，海密。我爱你，宝贝儿。现在我已开到林顿大街和尤迪卡大道的交叉路口。这儿正塞车！吻你，亲爱的。咂！咂！我吻你一千次。什么？你要去纽约商店买东西，给海密买些漂亮的衣服？我美丽的心肝儿，我爱你，亲爱的。噢，亲爱的，我忘了，你开那辆克莱斯勒去，别克的油箱裂了。好了，我说完了，宝贝儿。"然后他瞟了苏菲一眼，用手抚弄着话筒说："多么惊人的通讯工具！"布兰克斯托克确实是个幸福的人，他爱希尔维亚胜过自己的生命。有一次他告诉苏菲，除了没有孩子这个遗憾之外，他是世上最幸福、最快乐的人。 正如在适当的时候将会看见的那样，苏菲在那年夏天对我说了许多谎话。知道这一点对整个故事非常重要。也许我应该说她在逃避某些东西，而为了能保持内心的平静，或者说为了保持头脑的清醒，她那时的确有必要这样做。我当然不会责怪她，因为从事后我才认识到的某些原因来看，她的谎话似乎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她对克拉科夫的早期生活的描述，我曾尽量搜寻我的记忆，将她的叙述准确地加以转达。我敢肯定大部分都是真的，但有一两处谎话，还有一些关键点是空白。这些最终都会弄清楚的。事实上，回过头去重读我写下的这些东西，我注意到，在苏菲与内森那次可怕的争吵瀑发后，她曾绝望地看着我，说内森是她丈夫以外惟一的男人。尽管这并不重要，但终究不是真实的(很久以后她向我承认说，在丈夫被纳粹枪杀后，她在华沙曾有过一个情人--这是实话)。我提起这件事并非出于对绝对诚实的要求，而是想借此指出苏菲对性这个问题的谨慎态度，这也是她想对医师讲她那可怕的身体不适时感到那么难以启口的原因。她想那病痛是因在地铁遭受的淫奸所致。 她一直为要不要说出她的秘密而辗转不安，即使是告诉布兰克斯托克这样一个医生，更何况他还是她能够吐露心事的人。从孩提时候起，苏菲就是一个波兰天主教徒，在清教徒的约束中长大，对性的压抑和禁忌如同任何一个亚拉巴马教的处女一样坚定。而在经历了长达两年之久的集中营里的一切残暴事件，以及每日赤身裸体的非人生活之后，对苏菲来说，性早已退化成一种污秽(她后来告诉我，是内森的开放、热情让她产生了性冲动，而此前她连做梦也想不到她会拥有这些)。所以这事让她觉得丑恶无比，那种发自灵魂深处的被玷污感超过了此前的一切羞辱。再加上那种畸形的强暴方式，更让她感到无以言状的羞耻。她窘迫之极，几乎无法向医师讲出这件事。她是那么孤独无助。 但终于，在又一次去圣阿本街时，坐在卡迪拉克车上，她用生硬、正式的波兰语向他说出了她对身体的担心，她的衰弱，她腿上的疼痛，以及流血不止等等，最后，几乎像讲悄悄话似的，她说出了地铁里发生的事。正如她所预料的，布兰克斯托克并没有马上明白她的话是什么意思。停了一会儿，她吞吞吐吐地加以解释，总算让他明白，那动作不是以一种普通方式完成的，但这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导致的远不是厌恶和心灵的伤害。"医生，难道你还不明白吗？"她小声地用英语说，"甚至更为恶劣。"她说着，眼泪涌了出来。他能明白她的意思吗？"你是说，"他打断她，"用手指？他没用他的……"他识趣地打住了，没有继续往下说。因为涉及到性的话题，布兰克斯托克并不是一个粗俗的人。等苏菲又一次证实她所讲的一切后，他用同情的目光看着她，十分痛苦地咕哝着："噢，多么丑恶的世界。" 这一切的结果是，医师很快明白她所遭受的暴行，并认为这种不同寻常的摧残完全可能引起那些症状，尤其是大量出血。他诊断的结果是，她在骨盆处的损伤导致骶椎轻微错位，但这个问题不可轻视，因为这可能导致第五腰椎神经或第一骶骨神经受到压迫，也许两个部位同时受到压迫；而其中任何一种情况都会直接导致食欲不振、疲乏和骨骼疼痛等等症状。严重出血则是另外的症状。他告诉苏菲，很明显，她需要接受一个疗程的脊椎按摩治疗，以恢复正常神经功能，让她重获"丰润的健康"。甚至对苏菲并不老练的耳朵来说，这说法也显得十分动听。医师向她保证说，只需经过两个星期的按摩治疗，她便会恢复得很好；而且，她差不多已是他的亲戚，他不会收她一分钱的。为了让她高兴起来，他非要让苏菲看他变一个最新学来的戏法：手里抓着一束五颜六色的丝巾，往空中一抛便消失不见了，然后马上变成一串微型美国国旗，在他从嘴里拉出的一根线上慢慢展开。不管怎样，苏菲还能发出笑声，但同时她却觉得沮丧难受之极，以至于她觉得自己快要发疯了。
教授的女儿第23节 戏剧性的邂逅
内森有一次曾说，他和苏菲的相遇就像电影情节，是那种"戏剧性的邂逅"。他是想说，他们不像一般人在学校、办公室或社区之类的常见环境中结识，比如青梅竹马、邻居、同学或同事，而是像好莱坞白日梦中的那些陌生男女一样，在非常偶然、十分愉快的气氛中相遇，从第一眼偶然的相望中，他们的命运便就此交织在一起。比如约翰o加菲尔德和娜拉o泰勒，从他们在路边咖啡店相遇的那一瞬间，便注定了他们不幸的命运；威廉o鲍威尔和嘉洛丽o兰巴德的相遇更为离奇，在珠宝店里，他们的手和膝盖在取一枚钻石时无意间碰到了一起。但苏菲却把他们的相遇归之于按摩治疗的失败。她后来想，如果布兰克斯托克的治疗以及他那年轻助手斯莫尔o凯茨(下班后病人太多时他会留下帮忙)的护理奏效的话，如果那根手指引起的骶椎错位和第五腰椎神经受压在经达两周的捶击、牵引和敲击后能产生令人欣慰的奇效的疾，只会发生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形。 如果这样的话，她永远不会遇上内森。决不会的！但问题是，在经过所有这些刚劲有力的按摩治疗后，她觉得情况更糟了。这让她十分恐慌。明知道这会挫伤医师的自尊心，她还是鼓足勇气告诉他，她的那些症状一点也未消退，相反还越来越厉害。"可是，我亲爱的姑娘，"布兰克斯托克叫起来，一边摇着头，"你已经在好转了！"苏菲尽量不让自己说什么。整整两周过去了，她很不情愿地向医生提议说，她需要一次真正的医学诊断。听了这话，这位性情温和、宽厚仁慈的医师突然勃然大怒，苏菲从未见他生这么大的气。"你要找一个医生？他们只会骗你的钱！我亲爱的姑娘，你直接找兽医得了！"更让她着急的是，他马上建议她接受电激器的治疗。这是一种新研制出来的结构复杂的治疗仪，形状像一台小型电冰箱，里面有许多导线和仪表，据说可以用来重新排列脊椎骨的细胞组织。这东西是他刚刚从俄亥俄还是爱荷华(她总是把这两个词搞混)的一个按摩疗法总部买来的。"花了大价钱的。"他说。这给苏菲的英语词汇增添了一个地道的英文词。 在准备接受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电子仪器治疗的前一天早上，她醒来时感到特别虚弱，不舒服的感觉比以前强多了。那天正好是休息日，于是她迷迷糊糊地一直睡到中午时分，醒来时已差不多十二点了。她后来清楚地记得，在那天昏昏沉沉的半梦半醒中，遥远的克拉科夫和布兰克斯托克笑容可掬的脸以及那双工匠一般的按摩师的手神秘地缠在一起，与她那神情严肃、令人生畏的父亲一起在梦里纠缠着她。父亲穿着衣领浆得很硬的衬衣和那件满是雪茄烟味的羊毛外套，戴着椭圆形的无框眼镜，一付学者派头。他用德语训斥着她，腔调与她从小听惯了的一样沉闷。他好像在警告她什么？他很关心她的病吗？但当她挣扎着醒来时，他的话像泡沫一样从她脑海中消失了，只留下那幽灵般的身影，严肃，冷漠，甚至有些令人恐惧。最后，主要是想要抛开那无所不在的幻象，她强迫自己下了床，去面对风和日丽、生机勃勃的美丽夏日。她的腿软弱无力。她意识到她又没有食欲，吃不下任何东西了。她早就知道自己十分苍白，但那天早上在浴室镜子里一照，着实吓了她一跳，一下子感到一阵难过：那张毫无生气的脸，惨白得像她在意大利教堂的地下墓穴中看到的那些古代教士们白森森的头骨。 一阵彻骨的颤栗传遍她的全身，浸透了每根骨头，一直到那毫无血色、瘦骨嶙峋的十指尖。她的心一下子凉透了，有些喘不过气来。她赶紧闭上眼睛，不敢再看。她深信自己就要死了，而且还知道这病的名字。她想，我得了白血病，我就要死了，就像我的表兄泰德兹那样患白血病而死；布兰克斯托克的治疗不过是善意的欺骗。他知道我要死了，却假装一切来哄骗我。在躲过了无数的劫难后，我却要死于一种莫名其妙的疾病，这真是一种讽刺。想着这里，一种不知是痛苦还是狂喜的歇斯底里的感觉抓住了她：难道只有痛苦和绝望，才能使我的身体通过这种残酷的方式走向毁灭，而这种方式是她自己无法亲手实现的。 不过，她还能把握自己，把这些病态的不健康想法通通抛开。她缓缓地从镜子前挪开，又回头瞥了一眼她熟悉的、十分固执地驻扎在那苍白外表下的美丽。这让她感到一些安慰。那天刚好是她到布鲁克林大院上英文课的时间，为了能承受住可怕的地铁旅途，还能有精力上课，她强迫自己吃下了一些东西。这让她觉得恶心，想吐，但她知道她必须吃下去：鸡蛋，火腿，一个面包，脱脂牛奶等等。这些东西她都存放在那个狭小的厨房里。她正吃着，突然产生一种灵感--至少有一部分是马勒的交响曲带给她的。当时，这音乐正在WQXR电台的中午音乐时段播放。说不清是为什么，乐曲中间部分有一段忧郁的和弦，让她想起一首十分美妙的诗歌。那是几天前的那次英文课快结束时，老师在课堂上朗诵的。这位老师是个热情、认真、耐心、肥胖的刚毕业的研究生，都叫他年轻的斯坦老师。毫无疑问的是，由于苏菲对其他语种的精通，使她在这个刻苦学习的各语种混杂的学习班里出类拔萃。这些人大都是欧洲各地来的难民，说着各种语言，但大部分是依地语。苏菲优异的成绩引起了斯坦老师的注意；不过她也意识到，她的美貌也是吸引这个年轻人的一大原因。 他显然被她迷得神魂颠倒。他在她面前手足无措，腼腆羞赧，除了十分笨拙地在每次课后请她留下一会儿，对她谈上一些他称为"文学精髓"之类的东西，还未敢做其他的接近。每一次，他都用紧张异常的声音，慢慢地逐字逐句从惠特曼读到爱伦o坡，再读到普罗斯特，以及其他作家。他嗓音嘶哑，呆板生硬，读不出这些诗歌的优美节奏，不过还算清晰。她认真仔细地听着，常常被这些诗深深打动，并时常能从中感觉到一些新的细微的语言差别。而年轻的斯坦先生对她的那种缩手缩脚的笨拙激情，他从棱柱镜般的高度近视眼镜片后流露出的那种半人半神般的注视，也令她的心有所触动。她发觉自己对这个乳臭未干、昏头昏脑的年轻人的感情既感到温暖，也感到痛苦，她只能对诗歌做出反应。因为，他比她至少小十岁，不过二十岁左右，而且在外表上也毫无吸引力：除了那双长错位置的奇形怪状的眼睛之外，他还出奇地肥胖。不过，他对诗歌的理解十分透彻，几乎能将它们的精华感悟出来，并传递给苏菲，特别是一首令人感动同时也令人困惑的有着美妙韵律的诗歌。开头是这样的： 因为我不能为死亡停留， 他便好心地为我止步； 马车载着的只有你和我， 还有永恒……
教授的女儿第24节 这样看上去很美
她十分喜欢听斯坦朗读这首诗歌。她甚至想用已学得不错的英语亲自朗诵这首诗，以及这位诗人的其他作品，这样便于她背诵下来。不过，苏菲犯了一点小小的错误。她听漏了一个音，以为写出这些令人心醉的精练诗句的美国诗人，与世界上另外一位流芳百世的小说家的姓一模一样。 因此，现在她在耶塔公寓里，听着马勒忧伤的旋律，又一次想起这首诗。她决定在上课前先去布鲁克林大学图书馆，浏览一下这位了不起的作家的作品。她同时认为，这肯定是一位男性作家。后来她对我说，就是这个无关痛痒的小问题，成为她和内森相遇的场景中十分重要的一幕。 她十分清楚地记得，她从令人嫌恶的热哄哄的地铁中走出，来到阳光明媚的校园。绿草茵茵的草坪，来来往往的学生，四处的鲜花和绿树，无不让她产生一种自在平静的感觉。这是布鲁克林其他地方不能给她的一种美妙感觉。这所学校与她过去住过的那所古老的雅基罗尼大学十分相似：闪闪发光的天文钟上的长满苔藓的日昝仪，成群结队的自由自在的学生们，课间的嘈杂、拥挤，以及浓郁的学术气氛。这些都让苏菲觉得舒适，放松，就像回到家里一样充满安全感。校园里的花园十分宁静，像嘈杂混乱繁华的巴比伦城里的一片宁静的绿洲。那天，她穿过花园一角向图书馆走去，无意中的一瞥永远留在了她的记忆中。她不知道这是否与内森急不可待地出现在她的生活中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她所看见的并不算什么奇事，即使用最正派的布鲁克林大学的标准，或四十年代最保守的眼光来看，都不是什么值得惊讶的事。然而苏菲的内心却像被猛烈地搅动了一下。她十分震惊，好像这幕小小的，十分快速的，不顾一切的，带有色情味的场景在她体内重新点燃了一团火，而她本以为这团火永远不会再燃烧了。那场景只是一闪而过，像一幅彩色快照：两个年轻漂亮的学生靠在一棵树干上紧紧地拥吻。他们像两头饥饿的动物一样，如饥似渴地吮吸着对方，舌头在对方嘴里贪婪地搅动。透过女孩子瀑布般浓密的黑发，他们的情欲清晰可见。 苏菲赶紧把目光移到别处。她觉得胸口像被针扎了一般。她急忙走到拥挤的人行道上，觉得自己的脸烧得通红，心跳得很快，一股炽热的性兴奋涨满了她的全身！这真是无法言喻！她在绝望的气氛中生活了那么久，麻木了那么久，而此时此刻，她欲火中烧。那团火在她的内部，在靠近子宫的地方熊熊地燃烧起来。她已好多年没有体验到这种强烈的欲望了。 但这种难以置信的激情很快便消失了。一走进图书馆，面对着桌后的那位图书管理员--一位纳粹分子，它便消失了。不，他当然不是个纳粹分子。这不仅因为那张黑白分明的胸牌上清楚地写着他的名字：索罗姆o维尔斯，还因为，唔，难道在布鲁克林大学图书馆里一册一册分放人类文明智慧结晶的会是一名纳粹分子吗？但是，这个三十来岁的男人，这个脸色苍白、郁郁寡欢、长着一副好斗面孔、带着一只绿色眼罩的索罗姆o维尔斯，简直就是一个冷漠无情、笨重迟钝的德国官僚的翻版。这是她在华沙被占领后，在那里见得最多的一种人。此时，这种形象无疑对她产生了很大的刺激，使她一下子精神崩溃下来。她重又觉得极度虚弱。她胆怯地问索罗姆o维尔斯，她在哪个地方能找到十九世纪美国诗人"艾米o狄更斯"的作品目录。 "在目录室，左边第一道门。"维尔斯面无表情地说，停了好一会儿又加上一句，"但是，你不会找到任何东西。" "找不到？"苏菲随着他的话音迷惑不解地问。沉默了一会儿，她又问："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查尔斯o狄更斯是英国作家，没有叫狄更斯的美国诗人。"那声音十分刺耳，充满敌意，好像雕塑发出的声音一样空洞。 苏菲突然一阵眩晕，两腋像被许多针扎一般一阵刺痛。她漠然、奇怪地看着维尔斯的脸，那张愠怒、僵硬、像雕塑一样的脸轻飘飘地，好像要从他的脖子和领口上飘起来。像对着一个无形的医生，她自言自语地说：我病了，病得很厉害。但她又挣扎着对那图书管理员说："我确信一定有一个叫狄更斯的美国诗人。"她想，那些荡气回肠的诗句，那悲切的死亡与时代的旋律，任何一位图书管理员都会十分熟悉的，就像熟悉他家里的陈设，熟悉国歌，熟悉他自己的肉体一样。苏菲感觉自己张嘴在念那首诗："因为我不能为死亡停留……"她晕得太厉害了，已无法意识到在索罗姆o维尔斯狭隘的目空一切的眼里，早已认定她是那么笨，那么蠢。她还没念完这句诗，便听见他的声音从很遥远的地方响起，阴森森地回荡着。那是一种强压着愤怒的嘶哑的声音，带有十分明显的恶意："听着，我来告诉你，"那声音说，"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人！你想要我给你画出来吗？我现在就告诉你，听见了吗？" 索罗姆o维尔斯完全应该知道，他的话几乎杀了苏菲。她极度虚脱，倒在了地上，过了一会儿才清醒过来，而他的话仍在她的脑海中回荡。她模模糊糊地想起，他冲她大叫后，她便晕了过去。一切都是那样糟糕，她差点儿搞不清自己在哪里。图书馆？是的，是在图书馆。她似乎极不舒服地躺在一张长椅或是窗下的椅子上，就在离她刚才倒下之处不远的地方。她觉得全身瘫软，身上有一股令人作呕的臭烘烘的酸味。后来，从外套胸前湿漉漉的痕迹，她才知道自己把刚才吃下的东西都吐了出来，胸前满是呕吐物，像一滩肮脏恶臭的污泥。 但她的知觉开始慢慢恢复。她把头无力地动了动，注意到一个声音--一个男人的声音，洪亮，有力，正气愤地对着一个畏缩的人影怒吼着。那人影斜对着她，不过从额头上斜带着的那只绿色眼罩，她隐约认出那是索罗姆.维尔斯。而那人的声音严厉、威严，听上去十分愤怒。从她的角度她几乎无法看见他。她觉得一种好奇的快意浸到背部，尽管她还是那么虚弱无力地躺着。"我不知道你是谁，索罗姆.维尔斯，不过你的行为太可耻了！我听见你对她说的那些话。我就站在这儿！"他吼叫道，"我听见你对那女孩讲的每一句粗鲁的话，还有那些脏字！你难道看不出她是个外国人吗？你他妈的蠢猪！"几个人围了过来。苏菲可以看见那图书管理员哆嗦着，像狂风中的稻草一样瑟瑟发抖。"你是个猪，维尔斯，犹太猪！你让犹太人背上了这个骂名！那姑娘，那可爱的姑娘有点小小的语言困难，问你一个完全合乎情理的问题，你却像地痞一样地对待她。我真想揍你这该死的！你该去当一个管子工，而不是在这里与书本打交道！"苏菲突然大吃一惊，她看见那人猛地把维尔斯的眼罩拉了下来，那东西像胶片一样吊在那儿摇摇晃晃。"你这肮脏的蠢货！"那声音充满蔑视与嫌恶，"你真让人恶心！" 苏菲一定又失去了知觉，因为后来她记得的，便是内森那温柔、有力、极富感染力的手指在急速地移动。那手指沾着她吐出来的脏东西，把一个湿湿的冰凉的东西轻轻地放在她的额头上。"你会没事儿的，亲爱的，"他小声说着，"你会没事儿的，别担心。噢，你真美。你怎么这么美？别动！你没事儿，只不过是晕了一下。好了，现在感觉怎么样？想喝点儿水吗？不，不，别说话，放松，过一会儿你就会好的。"那声音一直喃喃说着，像一个温柔的独白，像一首轻柔的催眠曲，把一种平静的感觉注入她的身体。仅仅过了一小会儿，苏菲就不再为那陌生人沾上她的呕吐物而觉得难堪了，但她后悔的是，她睁开眼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居然那么傻："噢，我想我要死了。""不！你不会死的。"他又用那坚定有力的、耐心的声音说道，手指不停地往她额头上放一种凉凉的东西。"你不会死的，你会长命百岁。你叫什么名字，甜心？不，不用现在告诉我，就这么躺着。你这样看上去很美。你的脉搏很平稳。来，喝点儿水……"
霍布斯农场第24节 父亲的一封来信
住进粉红色寓所几个星期之后，我又收到父亲的一封来信。当时我还未意识到这封信会对那个夏天发生的所有乱七八糟的事，以及我和内森、苏菲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但这信本身已很令人称奇。它和我引用过的有关玛利亚.亨特的那封信一样与死亡有关，又与父亲更早的那封与阿提斯特有关的信一样，给我带来有关遗产的一些消息。我摘录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 儿子，十天前，我亲爱的朋友兼政敌弗兰克.霍布斯在船厂的办公室里猝死。事情很突然，我想是因为脑血栓发作。他刚满六十岁，正是刚刚开始对生命有所领悟的黄金时段。他的死令我极度震惊，我感到深深的遗憾和痛惜。当然，他的政见也十分可悲，我应该说他比墨索里尼还´右´十英里呢。但不管怎么说，他还是那个在我们乡下备受称颂的"好家伙"。我失去了一位笨重、慷慨还有些执拗的伙伴。弗兰克在许多方面都称得上是一个悲剧人物。他是一个鳏夫，孤孤单单，一直为失去惟一的儿子而悲哀。可能你还记得，就在不久前，他的儿子小弗兰克在阿尔伯.桑德的一次捕鱼事故中溺水而死。老弗兰克身后没留下一个亲人。这是我写这封信的主在原因，我想让你明白我为什么先要写这么多。 弗兰克的律师几天前来拜会我，并通知我说，我是弗兰克遗产的主要继承人。这太让我吃惊了。弗兰克没有什么积蓄，也没有投资。他和我一样，不过是靠工资吃饭的高层人士，一直在有如巨大的远洋轮一样的风险四伏的生意场上跌跌绊绊。这也是我的后悔之处，我早该给你寄去一张金额足够的即付支票，以减轻你在文学园地里辛勤耕耘的压力。多年来，弗兰克一直是南安普顿县一个小型农场的"遥控"地主；自南北战争以后，那里便成为霍布斯家族的领地。弗兰克留给我的就是这个农场。他在遗嘱里说，我当然可以随意处置农场，但最好能像他那样继续种植。这六十英亩花生地不仅能带来一些微薄的利润，还拥有令人愉快的葱郁的田园风光，以及一条鱼肥水美的美丽小溪。那个地方我曾去过好几次，弗兰克一定知道我是多么喜欢它。 不过，弗兰克这个非同寻常令人感动的决定却让我左右为难，因为即使我愿意遵循弗兰克的遗愿，尽我所能不卖掉农场，但却不知道在经过这么多年之后，我是否还适合经营农场(虽然在北卡罗来纳蛙，还是孩提时代的我曾十分熟练地使用过锄头和铁锹)。即使像弗兰克那样只做个"遥控"农场主，也需要付出相当多的精力和心血。弗兰克对农场十分珍爱，可谓费尽心血；而我现在在船厂也干得得心应手。但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这都是个很诱人的建议。那儿有两个能干、可靠的黑人佃户，农场的设备也还不错。住房也修缮一新，就靠近那条满是鱼儿的小溪。花生现在也是一种赚钱的经济作物，尤其是在战后，这种豆科植物开发出了许多新用途。我记得弗兰克把收获的大部分花生卖给苏福克的种植园主，让那些饱食终日的美国馋猫们饱享花生油(酱)的清香。当然还有一些猪，都制成了最好的火腿。另外种有几公顷大豆和棉花，都能卖个好价钱。所以你该明白，这些经济因素，再加上田园美景与休闲生活的吸引力，使我在告别牲口棚和农田四十余年后，又一次想重操旧业。当然，我不会因此而富裕起来，因为你那些在北卡罗来纳的姑姑们已快把我榨干了，但收入总会有一点点增加。不过，前面提及的那些疑惑和困难又让我望而却步。斯汀戈，我因此想到，你可以解决这个两难问题。 我的意思是说，你到这农场住下来，我不在时由你充当农场主。我几乎可以想象出你看到这儿时的懊恼，你的眼神中肯定已流露出"可我一点儿也不懂那该死的花生是怎么种的"之类的意思。我很清楚这一切对你是多么不适合，尤其是你在北方世界里已选择了文学之路后。但我还是请你考虑这个意见，不是因为我不允许你独自旅居野蛮的北方，而是出于对你的牵挂。从你最近写来的几封信中，我可以看出你在精神上并不快乐，而在经济上似乎也未能超凡脱俗，不为其所困。你不必为这个农场操一点点心，因为雨果和刘易斯这两家黑人已在那儿呆了很多年，经验很丰富。你只须表现得像个文明的农场主，然后做你想做的事就行了。我想，你想做的一定是写小说，你告诉过我你已开始着手。还有，你不必付房租。而且我保证，我可以为你增加一点额外的补贴，还有……(现在我不想多说)。我想请你考虑的最后一个也是最诱人的因素，就是古代的预言家那特曾住在离这农场不远的地方，这个神秘的黑人曾使弗吉尼亚备受惊吓。没人比我更了解你对先知那特有多着迷。我一直无法忘记，当你还是一个高中生时，就那样整天忙着摆弄那些地图、图标一类的东西，以及你能收集到的有关这个非凡人物的所有资料。霍布斯农场离这个预言家作他那恐怖的血腥布道的地方仅一步之遥。我想如果你在此定居，一定能为你的创作获取更丰富的素材，并能亲身体验更浓厚的故事氛围。我始终相信你最终能写成这本书的。请一定考虑这个建议吧，孩子。当然，我不必掩饰我个人对此事的兴趣和想法。如果要留下这个农场的话，我确实迫切需要一个人帮我照看它。然而，如果你能实现我曾那么渴望但未曾实现的作家梦，能有这么一个机会住在那块土地上，去亲身感受、触摸、欣赏给予那个悲哀、杰出的黑人以生命的土地，我同样无法掩饰我的快乐。 无可否认，在某种程度上它确实是诱人的。父亲还在信中附寄了几张柯达胶卷拍的照片，整个农场被茂密的山毛榉林笼罩着，一幢十九世纪中叶的农舍坐落其中。除了需要为它刷上一层油漆之外，那里的一切对一个想成为传统南方农场作家的人来说，都显得那么舒适、惬意。到处飘着高梁的清香，一群鹅摇摇摆摆地从夏日茂盛的草丛中走过来，带有回廊的门厅寂静无声，老雨果或刘易斯从泥泞的拖拉机车轮那儿冲着我咧嘴一笑，雪白的牙齿和粉红的牙龈尽显无遗。一连串南方的田园风光在我的脑海里闪现，这种诱惑确实令人难以拒绝。我忍不住又把信看了两遍，心里盘算着那幢房子，还有那片草场。所有这些似乎都像悬浮在半空中的田园诗画，有一种过度感光的胶片效果。这封信打住了我的心，但我也知道，我应该从现实出发，克制自己，我必须回绝父亲的邀请。如果这封信早几个星期寄到我手中，特别是我刚被麦克格雷炒了鱿鱼，正落泊、失意的那个时候，或许我会去试一试的。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而我也心甘情愿地忍受周围的环境，于是我只好给父亲回信婉拒他的好意。现在再回头看那段日子，我发现有三种因素使我突然产生那种令人惊奇的满足感：第一，我的创作前景突然涌现出一线光明，而此前则一直处于黯淡之中；第二，我发现了苏菲和内森；第三，我第一次预感到，即将开始的新生活可能会在真正意义上满足我对性的渴望。 我想从我准备着手写的那本书开始说起。在我的作家生涯中，我总是钟情于那些可怕的题材--自杀，强奸，凶杀，军旅生活，畸形婚姻，以及奴隶制等等。即使在早期，我也意识到我的第一篇作品就会充满某种病态的情感--一种浸透在我的骨髓里的情感，或许可以叫它"悲剧情结"。但说实话，这仅仅是个模糊的打算。这些东西令我十分冲动，想要写它。而且，一个有价值的故事因素--地点已在我的脑海中浮现。那风景、声音、气味、阴影，还有潮汐的涨落，都在催促我快点把它们用文字描述出来，而我也几乎抑制不住强烈的创作冲动。这个故事或许能让我把这些生动的形象与过去的生活联系起来。然而，我却没能找到故事的内容和人物。我只有二十二岁，自我感觉不过是一个瘦骨嶙峋，六英尺高，一百五十磅，神经质的，找不到什么要说的家伙。我知道自己缺乏逻辑和谋篇布局的才能，所以原本只打算做一个可怜的模仿者，像詹姆斯.乔伊斯在他那令人惊叹的微观世界里曾经做过的那样，描绘一个难以名状的南方小镇。就我那时的年龄来说，这个野心并非一钱不值，问题是即便我的追求十分有限，似乎也无法创造出斯蒂芬.迪道拉斯的新奥尔良爵士乐和不朽的勃拉姆斯的复制品。 但那时--噢，确实有许多作家的成就建立在他人的悲剧之上--玛利亚.亨特来了(或者说去了)，正在我的灵感最需要惊人的心灵震撼时死去了。于是，当死讯传来几天，震惊渐渐消退，她那奇异的结局能够令人正视之时，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寓言般的感觉。我一遍又一遍地研究父亲寄来的剪报，发现玛利亚和她的家人完全可以做我的小说人物。女人气的父亲，因长期酗酒而健康极度受损；有些神经质的母亲，一个冷漠的虔诚的基督教徒，与丈夫的情人长期相安无事，并因此在中产阶层、乡村俱乐部和高极基督教徒中享有盛名；最后是那女儿，可怜的死去的玛利亚，一个误会、仇恨和复仇的牺牲品。这个中产阶级家庭一直处于极端痛苦的境况之中。这个构思让我感到好一阵兴奋和激动。我想，我的上帝，这真是天赐的礼物！我高兴而又不自觉地发现，这篇小说的第一部分已经构思好了；我把那篇珍爱至极并翻旧了的《列车之行》又读了一遍，读得十分专注，然后放进我的主人公的身影，让它完成女主人公的尸体从纽约的公共墓地挖掘出来，然后用列车运回她出生城市的死亡之旅。这太完美了，根本不像是虚构的。唉，作家们是多么倾向于不动声色地叙述这些恐怖的情节啊！
霍布斯农场第25节 摇来晃去的人
在最后一次放下父亲的来信之前，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心中升腾起一股美妙的感觉，接下来的故事情景触手可及，像一个即将孵化而出的圆圆的金蛋。我马上扑到我的黄本子上，抓起了铅笔。火车将抵达河滨车站--一个闹哄哄的令人心烦的又热又挤又脏的车站。失去女儿的悲伤父亲正等在那里，还有唠唠叨叨、喋喋不休的女主人，一副棺材，一个操办丧事的人，也许还有别的……一个忠实的仆人，一位女人，一个老黑奴？我的铅笔在黄色的纸上沙沙地滑动着。 我清楚地记得刚在耶塔公寓住下的那几周的情形。从一开始，我的创造激情就十分高涨。我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轻松地写下五六十页。我从来没有如此轻松而迅速地写作过，这次也不例外，因为即使在那时，我也得搜肠刮肚地寻找合适的字眼，还得苦苦推敲韵律和那些华丽、精彩的文字。然而，我突然充满自信，那是一种奇怪的无所畏惧的自信。我高兴地开始猛写起来。在闷热潮湿、令人有些头晕眼花的夏日空气里，我笔下的那些人物在闪烁着怪异色彩的三色胶片上充满活力。现在我是那么珍爱我那时的形象啊：在那间深粉红色的房间里，我伏身在那张书桌上，口里悄声念着音调悦耳的(就像我现在这样)自己创造的优美词句。我就像一个贩卖文字的家伙一样，用嘴唇试着它们的声音，从中感到无穷的快乐与满足。不管它是否完美，它都将是人类极富想象力的令人敬畏的精神产品--那该诅咒的小说，神圣的小说，上帝的小说！噢，斯汀戈，我是多么羡慕你在那遥远的创作生涯初期所拥有的那些下午时光啊(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虚弱空虚，无所事事，对小说极其厌烦，听任自己被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与野心弄得精疲力竭)，那种不朽的渴望激励着你写好每一个字和每一个标点符号，而你也像孩子一样坚信自己一定能有所作为。 在那段日子的另一件事，是我在耶塔新发现的平静与安全感--我相信，这是我与内森和苏菲成为朋友的结果。我是那个周日在苏菲的房间里感受到这一点的。在麦克格雷繁忙喧闹的办公室里，我用一种近乎病态的自虐把自己和别人隔离开，躲进一个孤独的幻想世界里。就我本人而言，这是不正常的，因为我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喜欢与人为伴，真心地渴望友情，惟恐受到孤独那令人恐惧的重击。正是这种恐惧使得人人迈入婚姻的殿堂。在布鲁克林，我对朋友的需求感尤为强烈，而我也找到了他们，这不仅抚慰了我那被抑制的焦虑感，也使我能够投入写作。显然，只有最虚弱孤僻的人才能在寂静无声、四面秃壁的房间里不假思索地一天接一天地写作。等我从失去亲人的孤寂以及被葬礼搅得心烦意乱的写作情绪中松弛下来后，我觉得我应该到苏菲和内森那儿去喝杯咖啡，分享他们的友谊了。 但还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至少几个星期后，我才会被卷入那命中注定要爆发的我的新朋友们的感情漩涡里。在我们初次相遇时，这种极度紧张的情绪差点毁了我们大家。当这风暴再次爆发时--这不是那种为琐事而发生的争吵--十分可怕，比我曾经看到的还要凶猛，差点把我打懵。不过，这是后来的事。而此时，我住在那间有如牡丹花盛开一般的粉红色房间里，感觉舒服极了。另外一点，我无须再为楼上做爱的声音而心烦意乱。在那段时间里，苏菲和内森还住在二楼，以一种相当随意的方式同居着。每人有自己单独的房间，需要时就睡在一起。在谁的房间方便，就睡在谁的房间里。 这也许是因为那还是一种道德观念极为严肃的岁月。尽管耶塔对性的态度还算宽容，但苏菲和内森仍不得不分开来住--虽然距离不过是亚麻布铺就的走廊那么几步之遥，而没有搬进某一个人的宽敞房间里，无须掩饰地投入忘情的性爱游戏之中。那依然是一个婚姻至上的年代。还有，这是在弗拉特布西，一个既体面又像任何一个美国中部城镇那样热衷探听隐私和秘密的地方。如果两个人在耶塔公寓未婚同居，那它就会得到一个坏名声。于是，在苏菲和内森两个房间之间的那条过道便成为分割他们的中心点。现在这里非常宁静，因为我那两个朋友很快就要搬到内森的房间，到那儿去做他们那惊天动地的爱情游戏了--那里虽然不如苏菲的房间生动活泼、令人愉快，但如内森所说，夏天要来了，那里更凉快些。谢天谢地！我想，再也不会有什么来打扰我的写作与安宁了。 在最初几个星期里，我成功地掩饰了我对苏菲的暗恋。我小心翼翼地把热情埋在心底。我敢肯定，他们俩谁也没能察觉我每次见到苏菲时所遭受的那份煎熬。一方面，那时我还十分幼稚，从未对一个把心交给别人的女人有过性方面的幻想。另外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内森比我年长。这当然是一个关键问题。在二十多岁时，年长几岁比在以后的岁月里有价值得多。那时内森快三十了，而我才二十二岁，他在我面前无可非议地是一个"长者"；当我们都四十多岁时，这一点就变得微不足道了。同样需要指出的是，苏菲和他年龄相仿。考虑到这些因素，再加上我极力装出来的漠然态度，我确信内森从未想到过我会是他在感情上的一个竞争者。朋友，是的。情人？这会让他们捧腹大笑的。正因为这样，内森在我和苏菲单独相处时从未有过顾虑。事实上，当他离开后，他还愿意由我来陪伴她。他确实也有理由相信我们，至少在头几个星期里，苏菲和我从未有过身体上的接触，哪怕是手指头碰一下，尽管我对此充满渴望。我成了一个很好的听众。我相信，正因为这种纯洁的超然心态，使我最终能对苏菲本人以及她的过去有更多的了解，远远超过内森所了解的东西。 "我欣赏你的勇气，伙计。"一天清早，内森在我房间里这样说道，"我真的很欣赏你干的事儿，打算写写南方别的事情。" "你什么意思？"我问道，心里觉得很奇怪，"什么叫写南方的勇气？"我倒了两杯咖啡。那是我们刚从康尼岛回来的那个星期的某一天早上。好几天来，我一反以往的起居习惯，每天黎明时分就起床，然后伏在书桌上一口气写上一两个钟头。有意思的是，每当完成不可思议的冲刺后--差不多写完一千字，内森刚好在我想歇口气的时候敲响了我的房门。他去上班路过我的房间，于是我便热情地邀他进来喝杯咖啡。好几天来都是这样，而我呢，乐得利用他顺路进来的时间休息一下。他这几天也起得很早。他解释说，他要去普费泽的实验室做一些很重要的细菌培养情况观察。他很想详细地给我解释他的实验，比如羊膜水和兔胎盘，以及稀奇古怪的酶、离子转移之类的东西。看我听得目瞪口呆、完全不明所以的样子，他很理解地哈哈一笑，不再往下说。这不是内森的错，他的表达能力相当强，只怪我不够聪明，尤其缺乏抽象思维能力，不能把他说的这些东西联系起来变成有意义的句子。我对自己感到痛惜，同时十分嫉妒内森的博学识广，比如他可以从生化酶一下子转到纯文学的话题上来。他现在正在这样做。 "我不认为写南方的事对我来说有什么大不了的，"我接着说，"家乡的棉花地，是我最熟悉的地方。" "我不是这个意思，"他回答说，"我只想说你为之奋斗的那个目标正在走向没落。你可能认为我对南方一无所知，我在上星期天对你吼的那些有关博比.韦德的话也的确十分残酷而且不可原谅。但现在我说的是另外一回事--写作。作为一种文学流派，南方文学在这几年大势已去，另一个流派将取而代之。这就是我说你有勇气写南方的原因所在。" 我感到有些恼怒，不是因为这番话的逻辑性与真实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而是因为一个药房里的生物学家居然发表这样一套有关文学流派的定论。这关他什么事！但当我玩笑似地委婉做着文学唯美主义的抗辩时，他从侧面又一次向我发起攻击。 "内森，你他妈的确实是个细胞学专家，"我说，"你懂什么文学流派与传统观念？" "留克利希斯在《论事物的本质》中提出一个观点，一个科学家如果只关心科学，而不能享受艺术以及为艺术熏陶的话，那他就是个愚钝和不完全的人。我相信这一点，斯汀戈老伙计--这也许就是我关心你以及你的书的原因。"他停了一下，掏出一个看起来很昂贵的银质打火机，把我叼在嘴上的烟点着。"请原谅我鼓励你的这些不良习惯，我带着这个是为了点本生灯[1]。"他嬉笑着，接着又说，"事实上，我隐瞒了一件事。我以前一直想当作家，直到在哈佛读了一半的时候，我意识到我不可能成为陀斯妥耶夫斯基，于是才把我的聪明才智投向那神秘的人类细胞学。" "那么你以前真的想从事写作？"我问道。 "一开始不是。犹太母亲们总是对她们的儿子充满希望。在整个童年时期，他们都打算把我培养成一个伟大的小提琴家--又一个海菲兹或梅纽因。但坦率地讲，我缺乏灵感、天分，不过这让我对音乐有了很多认识。后来我决定当一名作家。那时在哈佛二年级有一帮我们这样的人，一帮痴迷于文学和文字的书虫。在剑桥大学一个迷人的微型文学园地里，我像其他的伙伴那样写了一些诗，还有很多糟糕的短篇小说。我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会超过海明威。但最后我明智地认为，作为一个小说家，路易斯o巴斯德是我最好的榜样。然而，我真正的天赋并不在此，于是我马上从文学专业转到了生物学。这是个幸运的选择，我肯定是这样。我现在明白了，我所干的一切都是因为这个事实：我是个犹太人。" "犹太人！"我打断他，"什么意思？" "噢，我的意思是说，我敢肯定犹太文学将在以后的日子里对美国文学产生重要作用。" "噢，是吗？"我有些戒备地说，"你怎么知道？这就是你说我有勇气写南方的事的原因吗？" "我不是说犹太文学是惟一的流派，而是说它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流派。"他轻松坦然地说，"我也不是说你不能给你们的传统写法增添一点有意义的东西。仅仅从历史和种族的角度来看，犹太流派在战后会形成独有的文化风景。仅此而已。有一本小说已经有了这样的地位。它的影响不大，只是一本篇幅短小的小书，但它非常美丽，完全是一部年轻的天才作家的杰作。" "什么书？"我问。我想我的声音有些不对劲儿，于是又加上一句，"作者是谁？" "书名叫《摇来晃去的人》，"他回答说，"作者是索尔o贝娄。" "哦，去他的。"我慢吞吞地说，呷了一口咖啡。 "你看过这本书吗？"他问道。 "当然。"我说，露出一付满不在乎的神情。 "觉得怎么样？"
霍布斯农场第26节 假装出来的哈欠
我忍住一个假装出来的哈欠，说："我觉得它太浅薄了。"实际上，我非常了解这本书，从不怀疑它值得一读，但从未发表过作品的苦恼使我对它心存妒忌。"它是一本很城市化的书，"我又加上一句，"非常独特。你知道，市井味太浓。"但我得承认，内森的话扰乱了我的心。看着他舒服地靠在对面的椅背上，我想，假如这个聪明的犹太人的儿子是对的，我为之奋斗的古老高贵的文学传统正在走向衰亡，那我岂不是会被那老朽的车轮轰隆隆地压个粉碎？内森对很多事物似乎都很有见地，他在这件事上的预言可能也是对的。我眼前突然出现一种奇怪的景象--我仿佛看见自己脸色苍白地在文学跑道上跑着艰难的第十圈，跟在列维和贝娄等一大群人快速跑动搅起的滚滚灰尘中大声咳嗽着。 内森正冲我微笑。那笑容十分和蔼，毫无挖苦之意。但突然间，与他的出现相伴而生的那种感觉再次袭来，他身上又隐隐透露出那种诱人而可怕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凶兆。但这种微妙的感觉转瞬即逝，像一阵风似的在我的房间里来而复去。我立即定下神来，摆脱掉那种可怕的感觉，也冲着他笑了一笑。他穿着一件棕榈滩牌的茶色外套，鞣皮的，剪裁非常精致，看上去价格不菲。这使他看上去像个远道而来的老朋友，与我几天前第一次碰见他时的那种野蛮样子相去甚远。那天他头发散乱，衣冠不整，正在过道里冲着苏菲大发雷霆。突然间，那些大喊大叫的吵闹，那句疯狂的咒骂--把你的大腿在那些江湖骗子医生眼前伸开吧--有如快被忘掉的电影中的那些恶棍们的对话一样，变得有些不真实起来(他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找到答案)。他脸上仍然挂着那种让人捉摸不透的笑容，我明白这人身上的谜要比我以往见到的更加费解，更令人头痛。 "哦，至少你并没有告诉我小说也快衰落了。"我终于开口说道。这时，从楼上传来一阵音乐声，柔柔的，如同从天上泻下一般，浸进我的房间，正好让我们转移话题。 "那是苏菲在放音乐。"内森说，"我让她在不上班的早上多睡一会儿，但她说不行。自从战争后，她就再也无法在早上睡懒觉了。" "现在放的是什么？"那音乐十分耳熟，可又想不起来。是巴赫的什么作品吧？我似乎在孩提时的第一堂音乐课听过，可现在早已忘记了。 "是巴赫的147号清唱曲中的一段，英文标题叫《耶稣，人间的快乐》。" "你那台留声机真令人羡慕，"我说，"还有那些唱片。可它们太昂贵了，一套贝多芬交响乐曲就要花掉我原来一周的工资。"我一下子意识到，在最初那些日子里，是对音乐的共同爱好才使我们之间的友情得以维系。内森只对爵士乐感兴趣；而我呢，总的来说喜欢古典音乐，也就是舒伯特以前的音乐，只有勃拉姆斯是个例外。那时，我和苏菲、内森一样，生活在一个特殊的音乐时代(那时摇滚乐还未出现，乡村音乐也尚未复兴)，音乐对我们来说远不只是一顿饭或一瓶酒，它简直就是麻醉剂。(忘了提到一点，在麦克格雷时，我的大部分空闲时间都是在唱片商店闲逛度过的)。那时音乐对我太重要了，如果音乐带给我的美妙和谐被长期剥夺的话，我可能会毫不迟疑地犯下许多危险的罪行。"你那些唱片真让我垂涎欲滴。"我说。 "你知道，老弟，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去听。"我注意到他这几天开始叫我"老弟"，这让我暗自高兴。我想，我逐渐喜欢上他了。我是一个独生子，没有哥哥，可内森让我看到了某种兄长般的东西。而且，他的优雅和热情也掩盖了那些不可思议的举动，使我一下子把他的那些怪僻抛在脑后。"好了，"他接着说，"你只管把我的窝和苏菲的窝当作是两个……" "你的什么？"我问。 "窝。" "窝是什么？" "窝就是房间。"这是我第一次听见这种说法。我很喜欢那个字。 "好了。苏菲和我上班后，你随时都可以来听唱片。莫里斯.芬克有钥匙。我去告诉他随时让你进去。" "噢，真不知该说什么好，内森。"我脱口叫道，"不过，天哪--谢谢你。"我被他的慷慨所感动--不，已经有些不知所措了。那时，唱片还不是人人都能消费的便宜货，人们对自己的唱片还不可能那么大方。那些唱片十分珍贵，在我的生活中还从未有过如此丰富的音乐。内森的慷慨无疑让我有了一种近乎骄奢淫逸的感觉，令我欢欣、雀跃。我曾有过的对丰满的女性肉体的梦想也未能像唱片这样刺激我的食欲。"我一定会爱惜的。"我迫不及待地说。 "我相信你。"他说，"你当然得十分小心。他妈的，这些塑胶唱片非常易碎。我敢断言，几年后肯定会出现防裂唱片。" "那就太好了。"我说。 "还不止这些。它们不仅防裂，还得是压缩的--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在唱片的一面听完整部交响乐或者一部完整的巴赫大合唱。我相信会有这么一天的。"他说着，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在几分钟的时间里，他从犹太文学复兴讲到唱片的革命性变革。"音乐的黄金时代就要到来了，斯汀戈。" "天哪，我只想谢谢你。"我说，还在感动不已。 "不用客气，老弟。"他回答说，目光顺着音乐传来的方向望去。"别谢我，要谢苏菲。她教我珍惜音乐，就好像它们是她创作出来的，而此前我并不珍惜它们。她也教我爱惜衣物，以及很多别的东西……"他停了下来，眼睛发亮，目光深远，"一切一切，生活！上帝，她真不可思议，是吧？"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崇敬之情，只有谈到崇高的艺术作品时，他偶尔会用这样的口吻。不过我赞同他的看法。我小声地说："她确实是这样的。"内森一点儿也未察觉到我那种充满嫉妒的可怜情感。
霍布斯农场第27节 呼唤苏菲
如前所述，内森鼓励我多陪陪苏菲，于是在他上班之后，我毫无内疚感地站在过道里呼唤苏菲。那是个星期四，是她的休息日。当她的声音从楼梯上传下来时，我问她是否愿意和我一起到公园去吃午餐。她高兴地大叫："太好了，斯汀戈！"然后便不见了。坦率地说，我的脑袋里此时满是女人的乳胸、小腹、臀部，尤其是上周在沙滩上见到的那个美女的肉体--内森愉快地端给我的那"一道不错的菜"。 尽管我淫心大乱，我还是回到书桌前，想再写上一两个钟头。周围差不多一直有动静，但不太明显。公寓里其他人来来回回地走动着。莫里斯.芬克一边打扫前厅，一边嘟嘟囔囔地骂着恶毒的脏话。耶塔从她三楼的房间里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下来，做每日一次的例行巡视。长得像头巨鲸似的莫伊西o穆斯卡特布里特前往他的犹太神学早课，脚步笨重，声震楼宇，可口里居然吹着"驴小夜曲"的欢快旋律，而且两者居然那样和谐，真是不可思议。过了一阵，我停下笔来，站在朝向公园的窗前，看见阿斯特丽德.温斯特恩--两个护士中的一个，刚从金斯县医院值夜班回来。她刚把房间门在我的房间对面"砰"地一声关上，另一个护士利莲.格罗斯曼又忙着从房间出来赶到同一家医院去上班。很难说她们两个谁长得更"朴实"一些：那个大骨骼的阿斯特丽德，哭丧着的扁平脸上总是一付似哭非哭的表情；而利莲就像一个挨饿的小麻雀，瘦得皮包骨头，那可怜巴巴的样子肯定不会让她看护的那些病人产生舒服之感。她们的"朴实"真令人心痛！我想，这令人灰心丧气的房屋毫无色情希望，但倒霉的运气也不会总躲在这房檐下吧。毕竟，我已经有了莱斯丽！我开始冒汗，呼吸也在加快，似乎有什么东西像急剧膨胀的气球一样，胀得我的胸膛隐隐作痛。 这样，我就要谈到性的问题了。这是我以前提到过的，我认为在布鲁克林的新生活中将会出现的非常生动的一个方面。就它本身的情节而言，与苏菲、内森没什么直接关系，因此我本打算把它放在一边，让它在另外的时间、另外的故事里起一些作用。不过，它和洋溢在那个夏天的脆弱气氛融合在一起，如果不让它进入这个故事，就像人的身体被割掉某一部位一样--当然不是重要部位，而是如同断掉一指那样的感觉。除此之外，即使我暂且保留不写，这次经历中蕴含着的某种急切和难以捉摸的意味，以及那绝望的性行为，也将成为那个性迷惑的年月里可能发生的一切有意义的事件的注解。 不管怎样，那天早上，当我中断写作站在那儿，身体有些肿胀。我觉得，以如此的热忱与激情拥抱艺术，我理应获得最高奖赏，正如其他名副其实的作家一样。我也准备收下这份赠礼，作为对艰苦工作的必要回报--像食物和水一样不可缺少--它可以让我那疲乏的智慧得以恢复，让生活充满甜蜜。当然，我的意思是指，到纽约这么多个月来，我终于第一次安全地走出了疑惑，我就要得到一次满足。这一次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在数小时之后，正如春风化绿、落日黄昏一样，我就要刺入那个美丽无比的、性解放的二十二岁犹太姑娘莱斯丽.拉普德斯的身体里了(请押韵"啊，快喂喂我")。 正如我简单介绍的那样，那个星期天在康尼岛时，莱斯丽.拉普德斯实际上已向我保证，我可以得到她美妙的身体。我们约好在下个星期四晚上见面。我一心盼着我们的第二次相见，可能是因为太激动了，在等待的这几天里，我感到有些不适、恶心，甚至还有点低烧。我如此陶醉的主要原因是，我想这次我一定会成功。我肯定行！这回不会有什么障碍；和一个皮肤发烫、腹部性感的犹太姑娘性交的狂喜，女孩那深不可测的眼睛，被太阳晒成黄褐色的腿，等等，这一切都预示着即将到来的不是一个幻想，它是真真切切的！在我短暂而炙热的性生活中，我还从未体验过征服的感觉(不过那时的年轻人几乎都没有)，为星期四的到来而等待的这种感觉真美。或许人们会夸耀调情、追逐的激动喜悦，以及很难实现的诱奸后的兴高采烈，它们的确也都拥有各自不同的独特奖赏。不过，十拿九稳的期待更令人愉快。我知道一切都会准备好等在那儿。所以，在沉醉于创作的那几个钟头里，我一直想着莱斯丽和即将到来的幽会，想象自己吮吸着那犹太姑娘的丰满乳房，那些东西对托马斯o沃尔夫来说是那么地亲切。这情景就像一只南瓜灯一样，在我发昏的脑中闪亮。 还有，我早对这次的期待有一种"正确"的感觉。我认为，无论多么贫寒的艺术家，只要他是真诚的，至少都应该享有它。另外，在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中，如果我出牌正确，不犯下什么大错，让自己继续保持查理一世时代保皇党的那种冷峻态度的话--这使得莱斯丽在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对我产生了疯狂的激情--那么，上帝赐予我的礼物肯定会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甚至排上我每天的活动日程。我将会不分早晚地每天在床上与莱斯丽嬉戏，并使得我的创作质量大大提高，而将那些有关性的高尚化的苍白教条撇在一旁。行了，我本来就怀疑我们的关系里是否有爱，因为从一开始，我被莱斯丽吸引的大部分原因就是她的美貌，完全没有我对苏菲的那种充满诗情画意的理想情感。我将这些深埋在心底。在我的一生中，莱斯丽第一次让我用平静、探索的方式品尝了人体交融的滋味。直到现在，那些狂欢的场面还停留在我的脑际，就像在翻阅一本性知识的百科全书。通过莱斯丽，我终于可以满足酝酿已久的那种原始饥渴了。在我等待星期四的幽会的那段时间里，莱斯丽那清晰可见的形象总是出现在眼前，我们共涉爱河的情形始终在我的脑海里萦绕。我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欲。 我想，对这十年作一个简单的反思，可能对解释莱斯丽对我的最初的摧残性的影响有一定帮助。五十年代的人所写的那些有关性的回忆，大部分充满伤痛。而四十年代则糟糕得多，正是性神厄洛斯最为可怕，我们的先辈竭力想保持的清教徒主义向色情主义过渡的时期。性已走出私室，但如何处理却成为人们普遍头疼的问题。莱斯丽"想尝尝阴茎的滋味"，便是那一时期的集中体现--那活跃的姑娘说出了她同龄的整个一代人的心声，崇尚自由，但同时又无情地坚守着贞操，在获得成功后偷偷溜回房间哭泣。(噢，那未受伤的处女膜！噢，那些残留在丝绸内衣上的指痕！)--那不是谁的错，只怪那个年代。回想起来，那时的人们必须把那种不和谐看作是一个可怕的势不两立的任务去完成。社会第一次极为有限地允许甚至鼓励情欲，但仍然严禁肉体的满足。也是第一次，汽车有了宽敞的加上软垫的后座。这给两性之间的关系创造了一种史无前例的不安与困惑。对那些怀有野心的尤其是既年轻又贫困的剑客们来说，那确实是一个残酷的年代。 当然，那时的人们也很容易弄到一个"职业女郎"，我的大多数同龄人都有过那么一次--通常也只有一次。而莱斯丽的最妙之处，便是她那毫不含糊的承诺和保证。这样的话，她可以将我从曾经经历过的那次感情崩溃中挽救出来。在那次所谓的性交中，尽管我完成了一切，却全然丧失了从十四岁起就"开始练习"的那种激情。我变得十分冷静，冷静得连自己都觉得可怕。简而言之，我怀疑自己不正常，是一个真正的半处女[1]。但问题是我并不是真正的反常，也与讨厌的神经官能压抑没什么关系，否则我也许已经去寻求医生的帮助了。不，情欲的障碍还只是件小事，是我的恐惧与当时那令人窒息的时代精神毁了一切；在20世纪中期的美国，这种时代精神使得性成为一种负罪的噩梦般的藻海。当时我还只是个初入社会的十七岁学生，在北卡罗来纳的一家每晚两美元的廉价旅馆里与一个烟叶地里的老妓女胡搞一通，最后却弄得一团糟。这不仅仅是因为她那愠怒的嘲笑(我就像一只老掉牙的乌龟一样跨在她那衰老的腰上)，也不是因为我喝了太多的啤酒而变得迟钝起来(我喝酒是为了镇静并减轻焦虑)，而是因为我害怕染病而戴上了两个避孕套--当她猛地把我从她身上推开时，我才沮丧地发现这个原因。 除那次事情外，我遇上莱斯丽的那个下午之前的所有经历都不过是毫无价值的垃圾。换句话说，就是典型的四十年代型恋爱。我曾在电影院的包厢里与人接吻，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另一次，我在一个树叶茂密黑漆漆的深巷里，偷偷地用手真正感受了几秒钟的"赤裸的乳房"。我的心狂跳不止，但事情也到此为止。还有一次，我终于摘掉了一个胸罩，却发现那不过是个冒牌货，里面衬了两个球形海绵垫，那胸部像男孩子一样，扁平得像一个乒乓拍。这就是我在布鲁克林那三个月里有关性的记忆。每当我伤感地打开这扇记忆的闸门，里面总充斥着令人不安的黑暗，汗水，低声的责骂，撕开的兴奋剂，悄声说着的那些禁令，压迫的勃起，卡住的拉链，以及受阻的腺体分泌物散发出的湿热的瘴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