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案录:民国那些奇案》第2/19页


  一天,他在西湖边灵隐寺入口处的一块岩石上晒那套由灰色军装改成的服装,一边光着身子藏在水里等着衣服晒干。胡宗南当时是小学老师,带学生来玩。那些学生也坏,其中有人看见石头上的衣服和鞋子就上来捡,然后威胁戴笠:“你要光屁股回家了。”戴笠很着急,小孩子做事情可是没有谱啊。戴笠于是忙叫喊起来,让他们把衣服放下。那位教师发现戴没穿游泳衣,便叫自己的学生把衣服放回岸边晒干。尽管这两个人没有交换语言,但对水中人的尴尬他们相互抱以微笑。
  过了一会儿,等学生和老师走了以后,戴笠穿上了衣服。等到有了机会,他便去当地的小学感谢胡宗南的周到。不久,胡便进入了黄埔军校,成了蒋介石宠爱的“天子门生”之一。于是,早在胡变成“西北王”、戴笠变成蒋的秘密警察头子以前,这两人就发现他们之间情投意合,更不用说他们的勃勃野心了。
  戴笠的另一个重要机遇——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天意——是他在上海与蒋介石的会面。虽然会面的具体时间不详,但可能是在1921年。当时蒋正同包括戴季陶、陈果夫在内的一帮朋友在上海经营股票贸易市场,为孙中山集资。就此,戴笠认识了这些人。
  当时这些革命派把他当作“小瘪三”。当他们需要人跑腿时,戴笠就受到差遣。当他们要泡热茶时,戴笠就被招进屋里。戴季陶很快就发现,这个竭力想讨好他们的跑腿跟他同姓,于是他开始询问这个年轻人有什么生活目标。戴笠意识到这些人可不是一般的记者或生意人。由于那时名为“光棍”、实为革命党信使的人们来往频繁,戴笠便猜想他们是孙中山在广州的特工人员。但他不敢把这些说出来,于是他一开始回答戴季陶说:“只要我有饭吃,什么都行。”后来他终于告诉戴季陶,他那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的欲望是如何使他来到了上海过“打流”生活的,于是这个长者对“小瘪三”的态度开始转变了。蒋介石注意到戴季陶对戴笠这么好,这个年轻人已经开始称老戴“叔叔”了,他也开始交给戴笠更重要的任务。当然,很久之后戴笠才成为总司令的亲信,但他们的密切关系可以追溯到这个秘密警察头子当年在上海街头“打流”的日子。
  不仅如此,虽然戴笠很讨厌别人谈论他的这些往事,但他自己却喜欢讲那时他完全靠自己本事吃饭的故事。他谈起自己为了生存而不择手段的往事的时候,经常放声大笑。在他看来,那段日子是“陶冶”阶段,就像一件瓷器成形,一块金属受到冶炼一样。他惟一的遗憾是没有更快地看出蒋介石后来会晋升得如此之快,所以没有马上在这个未来的国民党领袖身上下他的赌注。
  官场得意的人自然不愿情场失意,可天性好色的戴笠在私生活上却是一团糟。贬低戴笠的人说,戴笠不仅总与某个女特务有纠葛(如邹志英),而且还不断地威胁他部下的妻子或姐妹,所以只要他对这些家属发生兴趣,他的部下会马上告诫这些女人躲开。邹志英是杭州人,戴笠多年的情妇。起初她以为戴笠是真心爱自己,后来却发现自己只不过是他偶尔寻开心的玩具,而且长期不许见面。邹伤心失望之余,跑到军统局大吵大闹。戴为顾及颜面,下令将邹逮捕,先送重庆集中营,因过度刺激以致精神失常,后又被转息烽集中营长期囚禁。邹在狱中毫无顾忌,大谈戴笠的艳事与丑闻,闹得不可开交。为避免丑闻扩散,集中营主任周养浩受戴笠之命为被凌辱的女犯专建一小屋,四周栽植花木,生活上给予优待。直到戴笠死后,她们才获得自由。
  据说戴笠尤其热衷于类似1934年在天津租界刺杀军阀孙传芳的施剑翘这类当代女侠客。施剑翘的父亲施从滨是孙传芳部队在安徽的一个师长,被孙杀死,所以她所做的一切就是为父报仇。结果,施剑翘为了复仇大胆刺杀孙传芳,使她成了一个广得人心的名人:侠义孝女,合二为一。当时的人把她比做游侠小说《儿女英雄传》中的女英雄何玉凤。而公众则认为她是戴笠军统的一个高级特务,这似乎是误解。
  戴笠还对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产生过兴趣,她曾在热河一带女扮男装指挥过伪政府骑兵队与游击队作战。但是,假如这些关于他的桃色新闻可信的话,那么戴笠对任何种类或年龄的女人都会发生兴趣。不管是佣人还是他最优秀的学生,是女特务还是医生,是朋友的妻子还是合法或非法的妓女,只要他看上了就行。
  前军统特务说,戴笠在许多地方有住宅的原因之一,就是供他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玩弄女性。戴笠的婚姻是不幸福的。他与毛秀丛在1915年秋天结婚,他形容他的妻子是个“乡下人”。据说她非常固执僵硬,勤劳节俭,正直而胸无大志,甘于平庸的生活。虽然早在30年代她就疑心戴笠有风流韵事,但她怕他如同怕虎,从来不敢跟他争执。最终因为他的外遇,他们分居了。分居后,毛秀丛就病了,并于1939年死于上海。戴笠的助手们宣称,他们对于戴笠玩弄女性感到非常尴尬。每次他坐车外出视察特务站,总有各种女性陪同,而他的随从官则被迫做起中间人来。一位前秘密特务说:“我虽四次做过他的随行人员,却从没有人敢提起他这些有关污辱女性的事。”
  但他并非跟所有的女人都这么随便。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他生活的后期,戴笠似乎变得比较稳定并且有点重感情起来。在他战前活动的高峰期,据说他有两个主要的情人:赵霭兰和叶霞翟,他经常同时携她们俩外出。比如,每当外地情报组送来紧急报告时,戴笠会从他所在的任何地点亲自连夜坐车去南京向蒋介石汇报。在这些长途夜行中,通常有两个司机轮换开车,戴笠往往在后座的赵霭兰和叶霞翟的中间休息。
  叶霞翟毕业于浙江警察学校特训班。她在三机无线电学校当事务员时,戴笠看上了她。她成了戴笠的崇拜对象后,他便决定让她住到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杨虎的公馆里,学一套上层风度。戴笠是杨家的密友,也是杨家在环龙路公馆的常客,他对这位国民党将军能够在身边围起一大堆女人替他应付社交的能力非常羡慕;而他对杨虎的情妇们能够牺牲色相,并奉命对将军的要客给予性便利印象非常之深。在叶霞翟学会了这方面的做法后,戴笠替她安排了到美国学习政治经济学。她回国后,他又安排她在成都华西大学教书。后来据一个对戴笠最苛刻的传记作家称,戴笠把叶霞翟嫁给了他最好的朋友胡宗南当妻子。
  这事是真是假且不说,但戴笠把自己的另一个情妇也许配给了一个朋友。赵霭兰最终嫁给了军统电讯处处长魏大铭。但这些联姻对这些女人来说并不总是如意。1940年戴笠又引诱他的英文秘书余淑衡,虽然这个年轻的湖南女人已经与军统的一个重要特务订了婚。戴笠说要跟余结婚,但两年后他迷恋上了影星胡蝶,马上用送她去美国学习的方式把已经怀孕的余淑衡抛弃了。
  这里或许有夸张的成分,但戴笠在生命的最后年月里的确为这位女演员所倾倒。戴笠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头子,胡蝶是著名电影皇后,他们两人的同居曾经有过许多街谈巷议。
  抗战期间,电影皇后胡蝶原来居住于香港。1941年香港被日本军队占领,她和她的丈夫仓皇出走,先到广东韵关,再由韵关到桂林,最后抵达山城重庆。
  这时,他爱上了胡蝶,软硬兼施,终于把她占为己有。在这之中,戴笠钻了一个空子。原来,日本军队占领香港后,胡蝶因不想躲来躲去,疲于奔命,打算滞留在香港。不料日本人却找上门来,邀她赴东京拍一部《胡蝶游东京》的影片,宣扬所谓“中日友善”的思想。胡蝶这才意识到继续留港的严重性,决定绕道回内地。行前,胡蝶夫妇将历年积存的财物装成30只箱子,托当时在香港秘密负责接送工作的杨惠敏女士代运回国。不料,当胡蝶夫妇抵达广东韶关时,却得到30箱财物在东江被劫的消息。
  胡蝶失宝,极为伤心,但戴笠却喜之不尽,认为是天赐良机。为了赢得胡蝶的好感,戴笠先是百般安慰,然后又信誓旦旦地保证要破案。于是他将杨惠敏和她的情夫抓来严刑拷打,得知的确是土匪抢劫之后,又派一批强干的办案人员赴广东全力侦破劫案。由于兵荒马乱,劫匪如麻,任凭有通天之能,此案也无法侦破。
  戴笠情急之中心生一计,按胡蝶开的丢失珠宝、衣物的账单,派人去外国购置,然后谎说是追回了一部分财物。胡蝶是见过世面的人,一看这些“追回”的珠宝,衣物虽不是原物,但款色更新,价值更贵,于是对戴笠说了许多感激的话。
  1943年7月4日戴笠跟美国方面的梅乐斯签署了中美合作所协议,之后和胡蝶同居于中美合作所内的杨家山公馆。此公馆布置得相当豪华,但胡蝶还是讨厌这个地方,屋前是山,屋后是山,连一个供散步的花园也没有。戴笠听见胡蝶这样一讲,立即下令在公馆前速造一所大花园,限一个月内完成。戴笠还亲自设计,在斜坡上用石块镶成了“喜”和“寿”两个大字,空隙处栽上各种奇花异草。据说,仅花卉和树木一项,就花去法币一万多元。胡蝶与戴笠同居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迫的,所以一天到晚总是郁郁不乐。戴笠是个杀人魔王,他要杀死一个人,比踩死一只蚂蚁还容易。因此,胡蝶表面上不得不应他,心中却在思念自己的丈夫潘有声。而戴笠为了霸占胡蝶,特地送给潘有声一张特别通行证,让他在滇缅公路上运输货物,通行无阻。因而潘有声行踪不定,时而这里,时而那里,使戴笠有机可乘。
  戴笠为博得胡蝶的欢心,想方设法在生活上满足她。于是在附近的神仙洞畔,又造了一所更华丽的公馆,作为他和胡蝶的新居。为了使胡蝶不爬坡,把平坦的马路一直修到胡蝶的房门口。戴笠的部下沈醉为了讨好她,采用强制的办法,逼迫工人们通宵达旦地赶工。因为疲劳过度,精力不集中,3名石匠被砸死,12名工匠被砸成重伤,轻伤则天天不断。潘有声从外地归来,得知娇妻已被“鸠占鹊巢”,非常恼火,就直奔中二路罗家湾19号军统局本部,但连去几次,都吃了闭门羹,又打听不出胡蝶的住所。有一天,他正在皇后饭店生闷气,戴笠的秘书王汉光去找了他,明确指出:“你要把胡蝶女士带回去,这点万万做不到,你还是拿些钱,做个官算了,聪明人不吃眼前亏。”潘有声知道鸡蛋碰不过石头,就独自悻悻回到了上海。
  抗日战争胜利了。戴笠准备与胡蝶正式结婚,嘱咐胡蝶飞往上海,先与潘有声办理离婚手续。潘有声迫于权势,同意与胡蝶解除婚姻关系。胡蝶掉着眼泪对丈夫说:“姓戴的只能霸占我的身体,却霸占不了我的心。有声,我的心永远属于你。”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戴笠因飞机失事摔死于南京近郊,与胡蝶结婚即刻成为泡影。以后,胡蝶便与潘有声一起,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上海到香港去了。
  1946年3月17日下午1时13分,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有中国的希姆莱之称的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乘座的专机坠毁,机上人员无一幸免。
  戴笠死后,关于死因有不少民间传闻。戴笠一生十分迷信,疑神疑鬼,号称东方的盖世太保。早年困苦潦倒,有一次找人算命,算命先生说他“八字属于双凤朝阳格,但因缺水,故早年命运蹉跎,仕途难登。”于是就改名戴笠,字雨农,意思是雨中戴笠的农夫,水足得很,后果然青云直上,当上了军统局局长。戴笠每次出去时,起的化名都是带水字旁的,如“涂清波”、“沈沛霖”、“洪淼”等,一向平安无事。然而,1945年底,军统局秘书室助理袁寄演是位青年书生,接受了一些科学知识,替戴笠起工作化名时,故意不用水,而拟了一个缺水多山的化名:“高崇岳”。戴笠正好不在局本部。去了天津,无法知道新化名的拟定,而毛人凤也一时糊涂,没有好好想一下,竟马马虎虎的批准使用。但这一次却是命中注定难逃一劫。本来,他从北平起飞就有一点勉强,因为气候原因部属都劝他取消这次飞行。可是戴笠此时正与大名鼎鼎的电影女演员胡蝶打得火热。据说当天或是次日是胡蝶的生日,戴笠答应她一定赶到上海为她庆贺生日,所以强行起飞。又由于上海下雨,戴笠才改飞南京,目的仍是下机后便于乘车及时赶赴上海。哪里想到他匆匆忙忙赶的竟是一条不归的黄泉路。结果他的飞机撞在戴山掉入戴湖,这不能不说冥冥之中有一种不可逆转的巧合。
  对关于戴笠专机失事的原因,人们一般认为是天气恶劣所致;但新近披露的史料也提出了另一种说法。
  1928年7月2日,刚刚被蒋介石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的孙殿英,一夜之间将慈禧和乾隆两座墓掘开,将墓内陪葬的金银珠宝等洗劫一空,这就是著名的东陵盗宝案。
  在孙殿英所盗得的宝物中,最珍贵的当数乾隆墓中一柄九龙宝剑。这柄剑长5尺,上雕9条紫金龙,象征“九九归一”。剑鞘用名贵鲨鱼皮制成,嵌满红蓝宝石及金刚钻。
  孙殿英是个有名的兵痞,被蒋介石收编不久,就干下了盗清朝皇陵的重大事件,一时全国舆论哗然。然而,老于江湖的孙殿英将盗陵得来的赃物,买通了当朝权贵,结果轰动一时的盗宝案最后不了了之。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任命孙殿英为冀察游击队总司令。但由于他出身于臭名远扬的杂牌军,因而始终难得蒋介石的青睐。于是,他想到了蒋介石身边的红人、军统特务总头目戴笠,通过关系与戴笠成了拜把子兄弟。后经戴引荐,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和任用。
  为表示对戴笠的谢意,孙殿英将从乾隆墓中盗得的九龙宝剑交给戴笠,由戴转献给蒋介石。戴笠把宝剑随手交给了军统特务马汉三,要他设法将宝剑送往重庆,呈献给蒋。马汉三接过宝剑后,知道这是一件无价之宝,立即起了贪宝之心。
  戴笠回到重庆后,迟迟不见马汉三将宝剑送来,于是发电给马汉三询问。马汉三撒谎说:为安全计,宝剑仍留在孙殿英处,容日后再做计议。
  1940年初,马汉三以商人身份到张家口一带活动时,被当地日谍机关逮捕后暗中投敌。宝剑先后落入日本大特务田中隆吉与女间谍川岛芳子手中。
  马汉三被田中释放后,几年中在军统内步步高升。尽管如此,私自藏留宝剑的阴影始终笼罩在脑海中,成了他的“心病”。他经过多方打听,了解到宝剑落到了川岛芳子手上。抗战胜利后,马汉三通过活动,被戴笠任命为军统北平办事处主任。马汉三到北平后,第一件事就是将川岛芳子逮捕,在川岛芳子住宅的地窖中找到了宝剑。
  几年后,戴笠到北平检查肃奸工作。在提审川岛芳子时,意外地得悉了九龙宝剑的下落和马汉三投日之事,多年来萦绕在戴笠脑海里的疑问终于有了答案。
  戴笠从马汉三手中索回九龙宝剑后,并没有一句责备马汉三的话。相反,戴笠还故意留下一封信,让他转交文强,以示对马汉三的信任,以稳住马汉三。马汉三自交出宝剑后,死亡的巨大阴影笼罩着他。他感到,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向这个无人能敌的头号杀手挑战。
  1946年3月16日,戴笠由北平去天津,随即转飞青岛。马汉三找来心腹死党刘玉珠,命他先期赶到青岛,设法在戴笠的专机上安置定时炸弹,制造空难事故。
  第二天,戴笠决定上午11时飞往上海。刘玉珠获悉戴笠登机的时间后,立即驱车来到机场,向警卫戴笠专机的军统特务提出要登机检查安全。由于刘玉珠有华北督导员的身份,警卫没有怀疑。刘玉珠登上专机后,将一颗高爆定时炸弹放入一个木箱之中,并将引爆时针拨到飞机飞临上海上空时爆炸,以造成飞机降落时失事的假象。
  21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首先刊登了戴笠专机失事的新闻。戴笠的死因,就此成为定论。一件弥天大案就此掩盖了过去。
  戴笠专机失事后的第四天,军统总务处长沈醉赶到失事现场,从当地百姓手中追回了两件宝物,一件是一只一尺多高的宋代羊脂玉白九龙杯,一件就是戴笠从马汉三手中讨回的九龙宝剑。
  负责办理此案的保密局司法处长李希成从清理戴笠的遗产和飞机失事的遗物入手,一步一步追查,终于弄清了马汉三藏留宝剑,投敌叛变,暗杀戴笠的全部事实真相。毛人凤认为将此结果公布出去,而且将马汉三等人的事实真相公开,对国民党及军统局本身形象亦不利,于是决定马汉三案真相不许公布。1948年9月27日,马汉三、刘玉珠被秘密处决。就这样,戴笠死亡的真相就被掩盖了起来。
  蒋介石跟戴笠的关系,是很有意思的。蒋介石非常倚重戴笠,甚至很怕戴笠。这其实非常容易理解。特务,不过是抓人隐私,以控制人,戴笠就是这么一个帮助蒋介石控制人的人,他做得很成功,很有一手,蒋介石当然倚重他。他太成功了,抓了太多的隐私,包括蒋在内的四大家族的隐私,都抓得清清楚楚,蒋介石当然怕他。所以,戴笠不得不死。
  这时,民间流传出一首与戴笠之死有关的打油诗,有人推断这是一处巧合,是天意:
  三五三十七,骑鹤去辽西。
  不怕南来一只虎,就怕北来一支机。
  这首诗事出有因:原来,戴笠在北平会上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李某,李某当时是某军旅长,自幼曾受异人传授,精于看解手相,并且非常灵验。那天给戴笠看了手相,嘱咐戴笠多加小心,戴笠不以为然。后来戴笠死亡后,李某曾惊呼太灵验,为戴笠之死可惜。“三五三十七”,意思是民国35年的3月17日那天要出大事,叫大祸临头,若在家中不出门,就躲过了灾难,这天正好是1946年3月17日。骑鹤去辽西,是人死后驾鹤飞往无边的西方。这里的辽西,不是辽宁。后二句说明戴笠乘飞机而死,戴(岱山之岱)落笠(泥)沟,是戴笠人生注定的归宿之所,上天早有安排,在劫难逃。这样一看,是宿命论的思想,正说明戴笠该死。
  戴笠死后,这时,国民党元老张群,素知在场的章士钊先生与杜月笙交谊不浅,与戴笠也有很多交往,于是极力推荐章士钊主笔。在众人的一致附和下,章士钊先生自知已不好推辞,稍加思索后,一挥而就:
  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
  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章士钊廖廖数十字,入木三分地刻画了戴笠一生的特点。
  1946年,戴在南京江宁县坠机身亡,据说蒋介石愁肠九转,创巨痛深。亲临重庆“四一”军统纪念大会,与参加会议的特务一同悼念戴笠;6月在南京亲自为戴笠的葬礼主祭,蒋介石在挽联上写着:“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绩,苛祸从天降风云变幻痛予心”;8月,蒋介石亲自到了戴笠摔死的地方,并在戴山山脚一座不大的戴家庙中,对军统大特务们训话。他要给戴笠找一块风水宝地,所以戴笠、戴局长、戴将军的大柩,一直未安葬,停在灵谷寺。而毛人凤深知蒋介石专程研究过各种术数,卜卦算命看风水,样样精通。半个月后,蒋介石来到南京。此回,他是一个人来的。蒋委员一身短衣,一顶草帽,还戴了一付浅色墨镜。在一干大特务的尾随之下,他拄着手杖一直走到灵谷寺后山的山顶之上,左看看右看看。跟随之人,谁也不知他在玩什么玄虚,无一人吭声,默默跟着。蒋介石也不管一帮侍卫和随从,径直从山顶又转到烈士公墓山头之上,仔细察看,接着,顺烈士公墓小道下山。最后,蒋介石站在一水塘边,对毛人凤说:“这是一块好地,风水不错,模样又好,前后左右,都有讲究,非常吉利。不过,一定要注意,安葬时务须取子午向。”沈醉说:“听来他对这些很内行的样子,这位经常做礼拜,手不离圣经的虔诚基督教徒,原来是一个迷信风水的阴阳家。蒋介石选择好地点,定好方向之后,又叫毛人凤找人看什么时候下葬最适宜,才擦着满头汗珠钻进汽车。毛人凤和许多军统特务,看到他对戴笠这样爱护,莫不为之感动。主仆之间的关系,由这点也可看出很不寻常。”军统局在蒋介石卜定的风水宝地替戴笠营造了坟墓。
  蒋介石曾对人说:戴笠“生也为国家,死也为国家”。为此,蒋介石多次示意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要发动一些文化、教育、法律界的名人,写几幅挽联来悼死抚生,以提高戴笠的身份。为此,陈立夫利用一些名流聚会时,向大家提出了给戴笠送挽联的事。在场的名流们虽然感到钦命不敢违,但想到戴笠其人的黑暗一生,如何能歌功颂德?假使照实写来,岂不有违蒋介石的初衷,很有可能引火烧身自找麻烦。想来想去,一个个相互推诿。去年,南京媒体报道,沉寂了大半个世纪的戴笠墓葬遗址,在中山陵国民革命阵亡将士第三公墓范围内被发现。但由于戴笠墓一直处于人们的视野之外,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遗址的很多部分已经损毁严重,不复本来面目。有关部门正在对戴笠墓进行修缮,最大限度恢复它的原来面貌,争取尽快对游人开放。为此引来媒体争鸣——该不该修缮与开放戴笠墓地?章士钊先生于1946年所作一副挽联,可供研究或批判。“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总而言之,这起发生在南京上空的神秘坠机事件,到底是失事还是谋杀?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一桩未解的悬案,至今依然没有准确的答案。

第二章 韩复榘:荒唐将军人胆寒

  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内忧外患,政党林立,人民深陷水深火热之中。在这场明争暗斗中,有一位颇具“盛名”的“飞腿”将军韩复榘,统治了山东省七年之久,其间轶事百出,笑料不断。山东人民戏称其为“韩青天”,这位“韩青天”于1938年1月24日晚在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军法执行总监部”被枪杀。
  韩复榘所犯何罪,要被蒋国民政府枪决?“韩青天”一词何来?这位“飞腿”将军又是如何骁勇善战?
  韩复榘原是大军阀冯玉祥手下的干将。他非常有趣,虽然大字不识一箩筐,但也有他的过人之处。他最初是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入的伍,投入到冯玉祥门下,因为胆识过人、纵横驰骋,很快成为冯玉祥的一员得力干将。
  随着冯玉祥势力的不断强大,韩复榘的职位也不断上升,到了1920年,韩复榘已当上了旅长。据说当时冯玉祥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大量培养军事人才,韩复榘就曾被保送到北京陆军大学旁听。到蒋介石与冯玉祥合作北伐时,韩复榘已成为冯玉祥辖下的第二集团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与此同时还被任命为冯玉祥势力范围中的河南省省主席,可见冯玉祥对韩复榘的看重。
  可是在后来冯玉祥与蒋介石的冲突中,握有重兵的韩复榘,却被老谋深算的蒋介石所拉拢,导致冯玉祥不战而败。
  冯玉祥与蒋介石的冲突因何而起?韩复榘又为何叛冯投蒋?
  冯玉祥原是直系军阀吴佩孚的部下。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直系与奉系结盟,未及半月,皖系就败下阵来,直系的曹锟、吴佩孚成了北京政府的新主人。冯玉祥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曾为直系立过很大功劳,但自古以来功高盖主都是宾主相处的大忌,冯玉祥也没能躲过吴佩孚的防范。战后冯玉祥就受到了吴佩孚的排挤,冯管辖豫地区不到半年,就被调任为徒有虚名的陆军检阅使,率所部第十一师移驻北京南苑。这时候,冯玉祥已有反吴之心。
  另外,冯玉祥也确实是一位爱国将领。他见新胜之后的直系脱下“爱国”、“进步”的伪装,镇压工人运动,造成“二七”惨案,打着“恢复法统”的旗号,恢复国会,逼徐世昌下台,迎黎元洪复任大总统,继之又对黎元洪“逼宫夺印”,高价收买国会议员,通过贿选让曹锟当上了大总统。这种种令举国哗然、民心动摇的行为,也更令他对吴佩孚失去了信心。与此同时,孙中山又对冯玉祥进行了争取工作,孙中山先生曾数次致书于冯,并赠所著《三民主义》、《建国大纲》等书,使冯玉祥深受教益,逐渐成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冯驻兵西北时,也有感于国内战祸频起,荼毒民众,其间他曾取道蒙古赴苏联考察,并于赴苏途中加入中国国民党。
  因此,冯玉祥的军队已经是属于国民革命军,而非军阀军。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成功,张学良东北易帜后中国统一。蒋介石向来不容手下拥兵自重,况且冯玉祥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因而,冯玉祥与蒋介石因军队编遗问题而起冲突,矛盾愈演愈烈,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战争一触即发。冯玉祥在这个时候集中兵力,令部下通电讨蒋。此时,蒋介石获悉冯玉祥靡下的韩复榘、石友三两人对冯玉祥心存不满,意识到这是拉拢其二人的大好良机。
  原来,冯玉祥一向治军很严,据说是“亲起来如父母,怒起来也如父母”,对于犯了错误的部下毫不留情,处罚严厉,像韩复榘这样的高级将领也不能例外。有一次在郑州召开的直系大会上,众人正商讨着向西运动军队的事情时,韩复榘表示反对,结果冯玉祥当着众多将官的面猛打了韩复榘一个耳光,并责令让他跪着思过。韩复榘怎么说也是方面军的领袖,算得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而且本来就性格粗俗,站了两个小时的岗,面子上挂不住,便心生恨意,对冯玉祥日渐不满。蒋介石得知这个消息后,便乘机派人收买韩复榘、石友三二人,送给他们二人军费各100元,并向韩复榘许诺让他的河南省主席职务不变,同时在以后的每个月将给他们二人军费60万元。
  韩复榘虽然没怎么受过教育,但也是个有算计的人,一切都以自己的利益为核心。蒋介石提出的建议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不战而获,何乐而不为?况且他对冯玉祥早已不满,于是心一狠,便接受了蒋介石的条件,投向蒋介石一方。一瞬间,原来属于冯玉祥部下的讨伐蒋介石的主力军变成了蒋介石的生力军,冯玉祥被迫无奈,只好通电下野,未战先败。
  后来,在阎锡山与冯玉祥联合反蒋之时,蒋介石为了瓦解冯玉祥的势力,不得已给了韩复榘山东省的地盘,但蒋介石和韩复榘一直心存芥蒂。蒋介石曾任黄浦军校校长,文武双全,讲究军人传统风范,内心其实是瞧不起韩复榘这类人的,更不敢委以重任,只好静待时机将韩复榘的势力慢慢瓦解掉。而韩复榘也深知蒋介石老谋深算,不讲“江湖道义”,终有一天会算计到自己的头上,于是便坐拥山东,不断扩充实力,以求伺机而动。这两个人起冲突是迟早的事。
  韩复榘独霸山东长达七年之久,轶事层出不穷,至今流传甚广。所以有必要先讲讲他的那些奇闻轶事。
  韩复榘斗大的字不识一升,虽然才疏学浅,却爱在大庭广众之下显露自己的“才华”。30年代初他当上伪山东省主席后,上任伊始便带领着一帮同僚和各报社记者到济南府趵突泉参观游览。有人请韩“主席”吟诗助兴,以作观感。在一阵热烈掌声和催促下,他终于上阵了,思索了很久,吟道:“趵突泉……”记者在纸上沙沙地写着,然后却是长时间的沉默。正在着急之时,韩灵机一动吐出了下句:“泉趵突……”然后他又继续思索与沉默,一直盯着池中向上冒着的涌泉,憋了半天,终于一边摇着头一边吟道:“三根管子一边儿粗。”诗作到这里,他实在无词可挖,干脆就来一句“咕嘟!咕嘟!”作为结尾。这件事一直被传作笑料。
  像这样的“诗作”,韩复榘还作了挺多首,比如:
  咏闪电
  忽然天空一火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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