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风筝的人》第32/37页
“不用了，谢谢。”我说，“我得回去了，爸爸在等我。”
“哦?”塔赫里太太说，显然，她被我礼貌地婉拒她的得体举止打动了。“那么，给你，至少带上这个。”她抓起一把猕猴桃，还有几个桃子，放进纸袋，坚持要我收下。“替我问候你爸爸，常来看看我们。”
“我会的，谢谢你，亲爱的阿姨。”我说，我用眼角的余光看到索拉雅正望着别处。
“我还以为你去买可乐了呢。”爸爸说，从我手里接过那袋桃子。他看着我，神情既严肃，又戏谑。我开始找说词，但他咬了一口桃子，挥挥手:“别费劲了，阿米尔。只要记得我说的就行。”
那天夜晚，躺在床上，我想着闪烁的阳光在索拉雅眼里舞动的样子，想着她锁骨上方那美丽的凹陷。我在脑里一遍又一遍回放着我们的对话。她说的是“我听说你是个作家”还是“我听说你写作”?是哪句呢?我捂紧被子，盯着天花板，痛苦地想起，要度过连续六个漫漫的雅尔达之夜，我才能再次见到她。
好几个星期都是如此这般。我等到将军散步离开，然后走过塔赫里的货摊。如果塔赫里太太在，她会请我喝茶、吃饼干，我们会谈起旧时在喀布尔的光景，那些我们认识的人，还有她的关节炎。她显然注意到我总是在她丈夫离开的时候出现，但她从不揭穿。“哦，你家叔叔刚刚才走开。”她会说。我真的喜欢塔赫里太太在那儿，并且不仅是由于她和善的态度，还因为有她母亲在场，索拉雅会变得更放松、更健谈。何况她在也让我们之间的交往显得正常――虽然不能跟塔赫里将军在场相提并论。有了塔赫里太太的监护，我们的约会就算不能杜绝风言风语，至少也可以少招惹一些。不过她对我套近乎的态度明显让索拉雅觉得尴尬。
某天，索拉雅跟我单独在他们的货摊上交谈。她正告诉我学校里的事情，她如何努力学习她的通盐程，她在弗里蒙特的“奥龙专科学校”就读。
“你打算主修什么呢?”
“我想当老师。”她说。
“真的吗?为什么?”
“这是我一直梦想的。我们在弗吉尼亚生活的时候，我获得了英语培训证书，现在我每周有一个晚上到公共图书馆教书。我妈妈过去也是教师，她在喀布尔的高级中学教女生法尔西语和历史。”
一个大腹便便的男人头戴猎帽，出价3块钱，想买一组5块钱的烛架，索拉雅卖给他。她把钱丢进脚下那个小小的糖果罐，羞涩地望着我。“我想给您讲个故事，”她说，“可是我有点难为情。”
“讲来听听。”
“它有点傻。”
“告诉我吧。”
她笑起来,“好吧，在喀布尔，我四年级的时候，我爸爸请了个打理家务的佣人，叫兹芭。她有个姐妹在伊朗的马夏德。因为兹芭不识字，每隔不久，她就会求我给她姐妹写信。每当她姐妹回信，我会念给兹芭听。有一天，我问她想不想读书识字。她给我一个大大的微笑，双眼放光，说她很想很想。所以，我完成自己的作业之后，我们就坐在厨房的桌子上，我教她认字母。我记得有时候，我作业做到一半，抬起头，发现兹芭在厨房里，搅搅高压锅里面的牛肉，然后坐下，用铅笔做我前一天夜里给她布置的字母表作业。”
“不管怎样，不到一年，兹芭能读儿童书了。我们坐在院子里，她给我念达拉和沙拉的故事――念得很慢，不过全对。她开始管我叫‘索拉雅老师’。”她又笑起来，“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孩子气，但当兹芭第一次自己写信，我就知道自己除了教书，别的什么都不想做。我为她骄傲，觉得自己做了些真正有价值的事情。您说呢?”
“是的。”我说谎。我想起自己如何愚弄不识字的哈桑，如何用他不懂的晦涩字眼取笑他。
“我爸爸希望我去念法学院，我妈妈总是暗示我选择医学院。但我想要成为教师。虽然在这里收入不高，但那是我想要的。”
“我妈妈也是教师。”我说。
“我知道，”她说，“我妈妈跟我说过。”接着因为这句话，她脸上泛起红晕。她的答案暗示着，我不在的时候，她们曾经“谈起阿米尔”。我费了好大劲才忍住让自己不发笑。
“我给你带了些东西，”我从后裤兜掏出一卷订好的纸张，“实现诺言。”我递给她一篇自己写的小故事。
“哦，你还记得。”她说，笑逐颜开,“谢谢你!”我没有时间体会她第一次用“你”而非用较正式的“您”称呼我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突然间她的笑容消失了，脸上的红晕褪去，眼睛盯着我身后。我转过身，跟塔赫里将军面对面站着。
“亲爱的阿米尔，抱负远大的说故事的人，很高兴见到你。”他说，挂着淡淡的微笑。
“你好，将军大人。”我嗫嚅着说。
他从我身旁走过，迈向货摊。“今天天气很好，是吗?”他说，拇指搭在他那间背心的上袋，另一只手伸向索拉雅。她把纸卷给了他。
“他们说整个星期都会下雨呢。很难相信吧，是吗?”他把那卷纸张丢进垃圾桶。转向我，轻轻地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我们并排走了几步。
“你知道，我的孩子，我相当喜欢你。你是个有教养的孩子，我真的这么认为，但是……”他叹了口气，挥挥手，“……即使有教养的男孩有时也需要提醒。所以，我有责任提醒你，你是在跳蚤市场的众目睽睽之下做事情。”他停住，他那不露喜怒的眸子直盯着我双眼，“你知道，这里每个人都会讲故事。”他微笑，露出一口整整齐齐的牙齿,“替我向你爸爸问好，亲爱的阿米尔。”
他把手放下，又露出微笑。
“怎么回事?”爸爸说，接过一个老妇人买木马的钱。
“没事。”我说。我坐在一台旧电视机上。不过还是告诉他了。
“唉，阿米尔。”他叹气。
结果，刚才发生的事情没有让我烦恼太久。
因为那个星期稍晚一些时候，爸爸感冒了。